米德尔马契 第六十七章

现在灵魂中间爆发了内战,

需要开始闹事,决心给撵下了

神圣的宝座,大丞相骄傲签订了

屈辱的和约,为饥饿的叛逆者

充当了折冲樽俎的使节,

能言善辩的谋士。

幸亏利德盖特在弹子房里初战失利,没有赢钱,因此也没有勇气重整旗鼓,再向命运发动进攻。相反,第二天他还对自己十分生气,因为他把赢的钱全部输光不算,还倒贴了四五英镑。他一想起自己扮演的角色,便满肚子的委屈,他不仅跟绿龙酒家那些人混在一起,而且竟跟他们同流合污了。一个哲学家走进赌场,不见得会比那里的市井小人高明多少,主要的不同只在于他事后会反躬自问,利德盖特那天的反躬自问是很不愉快的。他的理性告诉他,只要那个场所稍稍换一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比如,要是他去的是一家正式的赌场,那就得用两只手拼命搏斗,而不是用拇指和食指提起棒子轻轻打一下了。然而,尽管理性扑灭了赌博的欲望,他还是怀有一种情绪,觉得只要有必胜的把握,能赢到需要的钱,他宁可赌博,也不愿采取另一个办法,尽管现在看来,这已经不可避免了。

那个办法就是向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求情。利德盖特曾多次对自己,也对别人吹嘘,说他和布尔斯特罗德毫无关系,他之支持他的计划,仅仅因为它体现了他自己对医疗工作的设想,有利于国计民生而已。诚然,他们有不少私人来往,但他认为这也是为了社会的公益,只得利用那位炙手可热的银行家;这想法满足了他的自尊心。至于那位银行家的意见,他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动机在他看来也只是荒谬的混合物,包含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他还认为,他的理想已为自己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足以阻止他在一切重大场合,为个人利益提出任何要求。

然而到了三月初,他的境况终于面临了危急关头,到了这地步,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起的誓言只是出于无知,不得不看到,他们认为对他们说来是不可能的行为,变得显然可能了,向多佛所作的见不得人的抵押,眼看就要到期,自己的业务收入却只够支付过期的债务,最坏的是连日常供应也几乎无法赊账了,尤其是罗莎蒙德的绝望和不满,一直像魅影一样跟踪着他,这一切使利德盖特开始看到,他终于不得不向什么人低头求援了。起先他考虑是否写封信给文西先生,但一问罗莎蒙德,他发现不出他所料,她已找过她父亲两次,最后一次是在高德温爵士拒绝接济之后,爸爸说,利德盖特应该自己想办法。“爸爸说,现在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他不得不靠借债维持,债也越借越多,连他自己也只能节衣缩食过日子,要从家庭开支中哪怕省出一百镑也办不到。他说,让利德盖特找布尔斯特罗德商量吧,他们一向很有交情嘛。”

确实,利德盖特自己也已得出结论,要是他非得向人借一笔不用担保的贷款,那么他跟布尔斯特罗德的关系,至少比跟别人深一些。他向他提出要求,从外表上看似乎也不尽是为了个人。他业务上的失败,布尔斯特罗德负有一部分间接的责任,他作为医生参加他的计划,也给他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们假如处在利德盖特现在的地位,谁又愿意承认他得依靠别人,不尽量使自己相信,他的要求名正言顺,并不丢脸呢?是的,布尔斯特罗德近来对医院似乎有些冷淡,兴趣不如从前了,但这是由于他的身体变坏了,出现了一些根深蒂固的神经衰弱的迹象。在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改变,还是那么彬彬有礼。不过利德盖特一开始就发觉,他对他的婚姻,以及其他私人状况,抱着明显的冷漠态度,好在他一向不愿他们的关系太密切,宁可冷淡一点。他一天天拖延着,没有把这意图付诸实施,因为他对各种可能的结局及其后果怀有戒心,这使他按照自己的结论行事的习惯打了折扣。他时常见到布尔斯特罗德,但他不愿为私人目的利用这些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想:“我不如写信给他,这比任何转弯抹角的谈话都好。”另一次他又想:“不,还是当面谈好,只要他有一点不乐意的表示,我可以马上退却。”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既没写信,也没专门约他面谈。他不愿投靠布尔斯特罗德,他受不了这种耻辱,这样,他对另一条出路发生了兴趣,尽管这更不符合他一贯的想法。他不知不觉开始考虑,罗莎蒙德那个幼稚的意图常常弄得他不能忍受,但它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这就是离开米德尔马契,免得看到情况继续恶化。但问题是:“现在我的业务值不了几个钱,有没有人想买它呢?而且卖得的钱必须够我们动身才成。”

对于这一步,他情绪上是鄙视的,认为这是抛弃眼前的工作,又有点像临阵脱逃,把实际存在的、可能还有发展前途的有益活动丢下不管,在缺乏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一切从头开始。何况还有这个困难,他的业务即使还能找到买主,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再说,以后呢?罗莎蒙德住在简陋的寓所里,哪怕在大城市,或者最遥远的地方,她对那种生活也未必就会称心如意,她还是要唉声叹气,还是要责备他害了她。一个人命运不济,落到了生活的底层,不论他的能耐多大,很可能要长期忍受这样的厄运。在英国的社会条件下,科学头脑与带家具的简陋住所不是不能调和的,不能调和的主要是科学家的抱负和反对那种住所的妻子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他犹豫彷徨的时候,机会来替他作决定了。布尔斯特罗德写信来,请利德盖特上银行看他。最近,银行家的性格中出现了多疑症的症状;还有失眠——这实际上只是对习惯性消化不良症稍稍夸大的说法——也使他十分不安,认为这是健康正在恶化的迹象。他要利德盖特那天上午立即给他诊断一下,但除了以前讲过的以外,他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利德盖特为了消除他的顾虑,尽量安慰他,他听得很仔细,其实这些话以前都已讲过。这时,利用布尔斯特罗德怀着欣慰心情听取诊断意见的机会,把个人的要求向他提出,自然比利德盖特原来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他一向坚持,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对银行的业务,最好少操一些心。

“人们看到,精神紧张,不论程度怎么轻,对虚弱的身体也难免发生影响,”利德盖特说,这时,他的诊断已从具体病例进入一般论述了,“因为忧能伤神,这种影响,哪怕年轻力壮的人,一时也无法避免。我天生体质很强壮,但近来由于烦恼逐渐增多,也有些支持不住了。”

“像我现在这样,身体正处于敏感状态,要是霍乱袭击我们这个地区,我一定特别容易感染,成为它的牺牲品。它已在伦敦附近出现,我们应该聚集在上帝的宝座前面,祈求保佑才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并不是故意回避利德盖特的话,他确实为自己提心吊胆,无暇顾及其他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为全城百姓未雨绸缪,采取了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利德盖特说,可能由于银行家对他的话不理不睬,缺乏同情,因此对他那种不伦不类的隐喻和不合逻辑的宗教观点,更加不以为然,十分不满。但是他的心理已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要争取援助,现在不可能一下子打消主意。他接着说道:“城里已进行了妥善的消毒,添置了必要的设备,我想,万一霍乱蔓延到这里,哪怕我们的敌人也得承认,我们医院所作的安排,对公众是有益的。”

“确实这样,”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依然冷冰冰的,“利德盖特先生,你提到我应该多休息、少操心这点,最近我也考虑过了,打算这么办,而且下了决心。我想,至少有许多事,包括商业方面和慈善事业方面,我可以暂时不必过问。我还想换一下居住环境,外出一个时期,也许我得关闭灌木别墅,或者把它出租,到沿海什么地方暂住——当然还得听听医生的意见,看这对健康是否有益。你觉得这些措施怎么样?”

“这当然好。”利德盖特说,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对银行家那双心神不定、暗淡无光的眼睛,那种只顾自己、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十分厌恶,几乎克制不住。

“近来我常常想,最好把这个问题跟你谈一下,它跟我们的医院是有关的,”布尔斯特罗德继续道,“按照目前我提到的状况,当然,我不宜再亲自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而对于我无法进行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支配的事业,继续大量投资,这是违反我有关责任的观念的。因此,一旦我最后决定离开米德尔马契,我认为,我只得取消我对新医院的进一步支持。当然,这医院主要是我出钱建造的,为了它的顺利发展,我还投入过大量资金,这些钱会继续发挥作用,我不会收回。”

在布尔斯特罗德按照习惯,略微停顿的时候,利德盖特的想法是:“他最近大概赔了不少钱。”这是对那一席话的最合理的解释,那些话对他的希望无异是当头一棒。他回答道:

“我看,医院的亏损恐怕很难弥补。”

“是的,”布尔斯特罗德答道,用的仍是不慌不忙、柔和悦耳的声音,“除非对计划作适当改变。现在只有一个人肯定愿意对它增加补助,那就是卡苏朋夫人。我跟她谈过这问题,正如我要向你指出的一样,我已向她指出,必须改变新医院的体制,让它赢得更普遍的支持。”

他又停了一会儿,利德盖特没有做声。

“我说的改变是指与老医院合并,这样,新医院就成了老医院的一部分,是它的扩充,它们属于同一个董事会。两个医院的医疗管理工作也必须合并。这么一来,我们的新机构便得以合理维持下去,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全市的医疗救济工作也可以统一了。”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又停顿了,他的眼睛从利德盖特的脸上移到了他的外套纽扣上。

“从经济方面看,这么做当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对策,”利德盖特说,声调中带有一点嘲笑的意味,“但是要我马上欢迎它,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其他医务人员推翻或阻挠我所推行的措施,反正凡是我主张的,他们都要反对。”

“你知道,利德盖特先生,我对你一心推行的新方针能不受干扰,得到实施的机会,是十分重视的,我承认,原来的计划也是我根据上帝的意旨,一直挂在心上的。但是既然上帝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放弃它,我只得放弃。”

布尔斯特罗德在这场谈话中表现的,毋宁说是一种惹人生气的能耐。那不伦不类的隐喻,那不合逻辑的动机,引起了谈话对方的蔑视,但是用这方式表达那些事实,倒是完全合适的,它使利德盖特既愤怒又失望,却又不便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经过迅速的思考之后,他只是问道:

“卡苏朋夫人怎么讲?”

“那正是我要继续向你说明的,”布尔斯特罗德道,他已胸有成竹,准备好了一套使人满意的答复,“你知道,她是一个十分慷慨的女人,恰好又掌握着一份财产,当然不能说太富裕,但要捐助一些钱还是绰绰有余的。她告诉我,她的收入的主要部分虽然已另有用途,她还是愿意考虑,能否全部承担我对医院的责任。但是她希望慢慢来,让她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问题。我告诉她,这事不必急,事实上,我的打算也还没有完全决定。”

利德盖特几乎想说:“要是卡苏朋夫人愿意接替你的位置,那我倒是因祸得福了。”但是他的心上还压着一块石头,这使他不能把快乐坦率地表现在脸上。他答道:“那么我想,我可以跟卡苏朋夫人商讨这件事了。”

“一点不错,这正是她明确提出的希望。她说,她的决定大多得看你介绍的情况怎样。但现在不忙,据我所知,她目前正要出门旅行。我收到了她的信。”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边说,一边掏出信,念道,“‘我目前另有急事,’她说,‘我得与詹姆士爵士及彻泰姆夫人前往约克郡,查看该处的一块田地,查看结果如何,将直接影响我对医院的资助能力。’由此可见,利德盖特先生,在这件事上不必太急,我只是让你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事先心里有数罢了。”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把信放回了旁边的口袋,改变了姿势,好像他的事情已经谈完。利德盖特对医院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使他对危害这希望的问题更加不能容忍,他觉得,如果他必须争取帮助,就应该趁现在这个时候,理直气壮地提出。

“你把情况全部通知了我,我对你非常感激,”他说,声音中包含着一种坚决的意向,然而说了一句,又停顿了一下,仿佛不想讲似的,“就我而言,我的最高目的便是我的职业,我是把医院看作目前能充分发挥我的专长的场所的。但是充分发挥我的专长,跟经济上的成功并不始终一致。凡是使医院不得人心的事,都跟其他原因纠缠在一起——我认为,这些原因都与我在职业上的严格要求有关——影响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现在我的病人大多是付不起钱的。如果我没有负担,不必付钱给别人,我倒宁愿这样。”利德盖特停了一下,但布尔斯特罗德只是点点头,凝神注视着他,于是他又说了下去,口气仍断断续续的,好像有些话难以出口似的:

“我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除非哪一个信任我和我的未来的人,肯不要担保借一笔钱给我。我到这儿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财产。我也没有希望从我的亲族那里得到什么。我的开支,由于结婚,已比预计的大得多。到了现在,我非得有一千镑不能还清债务。这样,我为最大一笔债款作抵押的物品,才不致拍卖,还能了结一些其他账目,最后留下一点钱,使我们可以靠小小的收入再维持一个时期。我知道,我的岳父决不会借这么一笔钱给我。因此我把我的境况告诉……告诉你,因为只有你可以说是与我的成败荣辱休戚相关的。”

利德盖特讨厌自己这些话,但他还是讲了出来,准确无误、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慌不忙,但毫不犹豫地做了回答。

“我很难过,不过我承认,利德盖特先生,我对这情况并不感到奇怪。拿我来说,我是不赞成你跟我内兄的家庭攀亲的,这家人家一向挥霍浪费惯了,现在能够维持这样的局面,已不容易,大多是靠我的接济。利德盖特先生,我对你的劝告是,不要再在债务中越陷越深,继续作没有指望的挣扎,还是干脆宣布破产的好。”

“那并不能改善我的境况,”利德盖特说,站起身来,声音万分沉痛,“何况这本身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始终是一种考验,”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但是,亲爱的先生,考验是我们在世上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必要的矫正措施。我希望你好好考虑我的劝告。”

“谢谢你,”利德盖特说,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占用了你不少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