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哪怕你有太阳神的骏马，
哪怕你有第一流的驭者阿波罗[1]！
随你怎样，我敢用脑袋打赌，
我可以逢凶化吉，大获全胜。”
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笔债压在弗莱德·文西的心头，尽管这种无形的负担，从来不会使这位逍遥自在的大少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而跟这债务有关的一些细节，却使他一想起它便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债主是班布里奇先生，这一带的马贩子，在米德尔马契，他是“一心寻欢作乐”的年轻人特别喜欢结交的人物。到了假期，弗莱德自然需要更多的娱乐，以致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好在班布里奇先生宽宏大量，不仅租马可以赊账，有一次骑坏了一匹出色的猎马也可以暂缓赔偿，而且还借了一些钱给他，让他清理在弹子房欠下的赌账。他的借款总数是一百六十镑。班布里奇对这笔钱完全放心，他相信，到时候自然有人替文西少爷还债，但他要求有一张凭证，弗莱德起先写的借据由他自己出面。三个月后，借据转期，增加了凯莱布·高思的签字。办这两次手续时，弗莱德都毫不怀疑，他自己有力量还清债务，按照他的逻辑，大笔的钱正在等着他。这种自信，当然很难说有什么客观事实作根据。我们知道，自信是一种比较光滑可爱，也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使我们满怀希望，相信上天的明智，或者亲友的愚蠢，不可思议的命运，或者更加不可思议的我们个人在宇宙间的崇高价值，终究会带来圆满的结局，不致辜负我们这一身衣冠楚楚的外表，我们在饮食起居上的高雅情趣。弗莱德深信不疑，他的姨父会送他一笔钱，命运也不会亏待他，凭着“交换”这法术，一匹价值四十镑的马，可以逐步升级，变成一匹随时可以在市场上卖一百镑的马，因为“鉴别能力”同样值钱，它始终等于一笔数目未定的现款。不论怎样，哪怕一切落空——但这是只有不健全的理智才可能想象的——到那时，弗莱德也有他父亲的口袋作最后的依靠，因此在他心中，希望的源泉总是涓涓不断，永无枯竭之日。至于他父亲的口袋究竟有多大，弗莱德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何况买卖总是变化多端，一年亏损，第二年就可以扭亏为盈，不必挂虑。文西家一向生活优裕，不愁衣食，虽然并无与众不同的排场，但足可维持家庭的习惯和传统，因此孩子们不懂得节约为何事，稍大一些的，也还保持着儿童的观念，认为他们的父亲只要愿意，能够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文西先生过着米德尔马契式的阔绰生活，在赛马、名酒、宴会上花钱不少，妈妈也是商人们的老主顾，他们的账单给她带来快感，让她意识到，她可以得到一切，不愁无力支付。但是弗莱德知道，限制子女的花费是父亲们的通病，因此如果他有一笔债不得不公开，那么他的挥霍必然引起一场风波，而弗莱德是不喜欢在家庭里刮暴风的。他太孝顺，不能不尊敬他的父亲，对后者的大发雷霆从不顶撞，相信一会儿就会雨过天晴。可是他受不了母亲的眼泪，也不喜欢老是哭丧着脸，不能随意说笑，因为他天性随和，如果挨了训斥，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那主要也只是由于理该如此，不得不然。总之，很清楚，比较简便的办法，还是借一个朋友的签字，让借据先转期再说。那为什么不照此办理呢？既然他的希望层出不穷，万无一失，他有什么理由不让别人先替他抵挡一阵？可惜的是，有些人的名字虽然多少管用，这些人大多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尽管相信这位青年绅士天性乐观，却并不相信，世上所有的事都可以让他乐观。
我们有求于人的时候，难免要把朋友们排一下队，对他们宽厚的一面给予公正的肯定，又把他们冒犯过我们的地方一一予以勾销，这样依次鉴定一遍，然后得出结论，哪个人比较热心，我们要求帮忙的急切心情，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同情的反应。然而这样鉴定的结果，总有不少人遭到否定，因为他们还不太热心，只能留待别人都拒绝以后再说。现在，弗莱德发现，所有的朋友那里，他都不便开口，只有一个人，他觉得不论他对整个人类抱什么看法，这个人至少是可以信任的，不会对他袖手旁观，让他下不了台。在弗莱德眼中，任何丢脸的事，比如，穿的裤子由于缩水变得太小，吃冷羊肉，没有马骑，只能步行，以及诸如此类“见不得人”的寒碜相，对他说来都是荒谬的，也与大自然赋予他的称心如意的直觉不能相容。想到自己给小小一笔债逼得走投无路，让人瞧不起，他便心里发毛。这样，他最后选中的那个人便是凯莱布·高思，他的最穷困，也是心肠最好的朋友。
高思一家都很喜欢弗莱德，他也喜欢他们，因为当他和罗莎蒙德还是娃娃的时候，高思一家境况还不错，费瑟斯通先生的两次结婚（第一次娶的是高思先生的妹妹，第二次娶的是文西太太的姊姊），使两家沾了一点亲，但父母之间不如孩子之间关系融洽，孩子们从一只玩具杯里喝茶，整天在一起游戏。玛丽是调皮的小姑娘，弗莱德才六岁，已认定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用一只铜指环跟她定了终身，那只铜指环是他从一把阳伞上拆下来的。后来进了学校，不论在哪个阶段，他都对高思家保持着好感，经常上他们那儿，把它当作了他的第二个家，尽管两家的大人早已不再来往。哪怕在凯莱布·高思境况不错的时候，文西家也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和他的妻子，因为在米德尔马契等级观念还是壁垒分明的，尽管那些老制造商不能像公爵一样，除了同等身份的人，跟谁也不发生关系，但他们具有一种先天性的社会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虽不能从理论上得到证明，在实践中却极其明确，是毫厘不爽的。高思先生当过测量员、估价人、代理商，但一事无成，后来又从事营造业，不幸也失败了，有一个时期，他只得把所有权让与别人，完全为受让人工作，生活极端拮据，但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终于还清了全部债务。许多人认为，他能够做到这点，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他问心无愧的努力也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尊敬。但是不论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漂亮的家具，没有成套的金银餐具，单凭正直是不能跟人平起平坐、交际应酬的。文西太太对高思太太向来看不顺眼，谈到她总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靠自己挣钱过活的女人——这是指高思太太结婚以前是当教员的。在那个时代，精通林德利·默里的文法和曼格奈尔的《问答集》[2]，不过跟布商能识别花布的商标，导游人懂得一点外国的风土人情差不多，生活还过得去的妇女是不需要那种学问的。自从玛丽给费瑟斯通先生管理家务以后，文西太太对高思家的不满更有了明确的内容，因为她担心，弗莱德会跟那个一无可取的姑娘私订终身，而她的父母却“过着那么寒酸的生活”。弗莱德明白这点，在家中从不提起他去看望高思太太的事，这种拜访近来日趋频繁，这是由于他对玛丽的热情正在增长，使他欲罢不能，更喜欢与她家的人来往。
高思先生在城里有一个小事务所，弗莱德便是带着他的要求到那里找他的。他不费力气便达到了目的，因为凯莱布·高思的痛苦教训虽然不少，他还没有引起警惕，对自己的事变得谨慎一些，或者对那些还没有证明不值得信任的朋友，变得小心一些。他一向十分器重弗莱德，相信“这孩子诚恳老实，心地善良，将来有些出息，对他可以一百个放心”。凯莱布的心理状态便是这样。他是那种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总是为别人的过错感到惭愧，从不愿意提起它们；看来他宁可埋头研究木材结构的最好方式，或者其他巧妙设计，也不愿去设想那些过错。在他不得已要责备别人时，他先得把面前的纸整理一番，或者用手杖在地上画几个几何图形，或者在口袋里数一数他的零钱，这才开口。要他责备别人办坏了事，他宁可自己动手重做。据我看，他恐怕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
弗莱德把他负债的情形谈了一遍，说他希望不惊动他的父亲，把债还清，他不久就有把握得到一笔钱，因此不会连累任何人。凯莱布推上眼镜，望着这位宠儿清澈年轻的眼睛。他相信他，不懂得过去的诚实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信用。但他觉得，这是进行友好的规劝的机会，在他签字以前，应该先发表一篇严厉的训词。这样，他拿起借条，移下眼镜，衡量了一下纸上的空白地位，伸手拿了笔，瞧了瞧笔尖，蘸了蘸墨水，又瞧了瞧它，然后把纸从面前推开一点，重新推上眼镜，在浓密的眉毛两端露出了深深的皱纹，这使他的脸变得特别慈祥（原谅我写得这么详细，如果你们认识凯莱布·高思，你们就也会喜爱这些细节了[3]），然后他用安慰的口气说道：
“这是不幸，唉，马的膝盖摔断了？还有，你遇到了一个精明的马贩子，你跟他交换马，上了当。我的孩子，下一次可得聪明一些呀！”
于是凯莱布拉下眼镜，着手签字，笔迹一丝不苟，这是他办事的一贯作风。不论他做什么，只要是一件工作，他总是认真对待。他把头稍稍侧在一边，朝着那些写得端端正正的大型字母和字后的尾巴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借条交还弗莱德，说了声“再见”，马上又埋头研究詹姆士·彻泰姆爵士的新农舍建造计划了。
也许由于他把心思全部集中在这工作上，以致把签字作保的事丢到了脑后，也许由于别的只有他自己明白的原因，总之，关于这事，高思太太一直蒙在鼓里。
这事过去以后，弗莱德的天空起了变化，它改变了他对未来的看法，他的姨父费瑟斯通的赠款之所以重要，原因也在这里，以致他的脸才红一阵白一阵，先是觉得希望极大，继而又感到了相应的失望。他的毕业考试没有合格，这使他在学院里背下的债，更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家庭里刮起了一场空前的大风暴。文西先生发誓道，要是再遇到这种事，他非把弗莱德赶出家门，让他自谋生路不可。他至今还没有对儿子恢复和善的口气，尤其使他恼怒的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居然还说他不愿当教士，宁可不“那么过活”。弗莱德明白，要不是他的家人像他一样，暗中都相信他是费瑟斯通先生的继承人，他的日子会更不好过。老人为他感到的自豪，对他的明显宠爱，比他自己品行端正作用更大，就像一位年轻的贵族偷了珠宝，我们便说这是盗窃癖，还露出了一抹富有哲理的微笑，决不至于想到要把他送进教养院，像对待偷了几只萝卜的衣衫褴褛的穷小子一样。确实，在米德尔马契，大部分人相信，费瑟斯通将给他的甥儿留下一份遗产，他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弗莱德·文西的。至于他自己，他也认为，到了危急关头，费瑟斯通姨父自然会接济他，他也一定会逢凶化吉，这是他的幸运的体现，这个观念始终在他心头构成了一个渺茫的希望，一种无限广阔的前景。然而他那次得到的钞票，却只是有限的几张，跟他的负债相比，还差了一大截，必须靠弗莱德的“鉴别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幸运来弥补。由于那件所谓借钱的小插曲，已使他不得不请父亲出面，要求布尔斯特罗德写信作证，现在他不便再央求父亲，说他真的欠了债，需要偿还。弗莱德看得很清楚，愤怒会使人混淆界线，那么一来，他否认曾公然依仗姨父的遗嘱向人借钱一事，就变得不可信了。他找父亲谈了一件麻烦事，却隐瞒了另一件，事到如今，又不得不把全部真相向他招认，这势必引起一个印象：他以前并不老实。弗莱德一直自我标榜，说他从不撒谎，连耍些小花招也不干，还时常耸耸肩膀，装出郑重其事的怪相，谈他所谓的罗莎蒙德的花招（把这种罪名加在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身上，那是只有她的亲兄弟才干得出的）。他宁可吃些苦头，少花几个钱，也不愿背上弄虚作假的恶名。正是出于内心的这种强大压力，弗莱德才采取了明智的步骤，把八十镑交给了他母亲保管。可惜他没有马上把它交给高思先生，但那是他想先把另外六十镑凑足以后再说；他便是抱着这个目的，把二十镑揣在口袋里当作种子，要让它们在判断力的栽培下，幸运的灌溉下，生长出三倍的谷子。然而打这算盘的却是一位大少爷，他有的只是一颗不着边际的心，因此尽管他掌握了各种数字，他的运算并不准确。
弗莱德不是一个赌徒，他没有生过这类特种病，以致把全部神经活动集中在一次投机或一次冒险上，像酒鬼见了酒便会忘乎所以。他有的只是一种逢场作戏的赌博方式，这种倾向不具备酒精的威力，而是靠乳糜哺育的健全血液培植的，它保持着无忧无虑的想象力，按照愿望构思事实，对自身的遭遇不以为意，对别人在这场鏖战中取得的利益，也只会啧啧称奇。好在任何冒险都能给希望提供乐趣，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永远存在，而抛出尽量多的赌注，可以使这种乐趣带有更多慷慨的性质。弗莱德喜欢玩乐，尤其是打弹子，正如他喜欢打猎或越野赛马一样。由于他需要钱，希望赢钱，这种爱好更是不可抑制。但是二十镑谷种钱投在诱人的绿台面上，顿时变得无影无踪——至少除了零星花掉的以外，全都丢在这儿了。弗莱德发现，还债的日期已近在眉睫，可是他的口袋却空空如也，只有八十镑还安然无恙，放在母亲身边。他骑的那匹患气喘病的马，代表了费瑟斯通姨父很久以前赠予他的一笔钱——他的父亲允许他养一匹马，因为文西先生本人的爱好使他相信，哪怕对一个老是叫父亲怄气的儿子说来，这要求也不算过分。那匹马便是弗莱德的唯一财产，现在他既然有了燃眉之急，需要还债，他决心牺牲他的所有权，尽管失去了马，生活会变得毫无价值。他怀着英雄气概，作出了这一决定，但这是不得已的，原因只在于他怕失信于高思先生，也在于他爱玛丽，怕引起她的反感。他打算上亨斯利，那儿明天早上有马市。那么，是不是单单把马卖了，带着钱搭驿车回家？可是那匹马还卖不了三十镑，何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去碰碰运气，未免太傻了。机会是难得的，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他越想越觉得，机会还是要靠自己争取，如果没有勇气，不敢一试，那才是坐失良机呢。他要跟班布里奇和霍罗克一起上亨斯利，霍罗克也是个行家，到时候，哪怕他们一声不吭，他也能估摸到他们的意思，从中捞到一些好处。出发以前，弗莱德把八十镑从母亲那儿取了出来。
弗莱德骑了马，跟班布里奇和霍罗克一起离开了米德尔马契，这自然是前往亨斯利马市场，凡是看到他们的人，大多认为小文西仍像平时一样，是去玩的。确实，要是没有那件大事压在心头，弄得他寝食不安，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像一个快乐王子在到处游荡。弗莱德不是粗野庸俗的人，对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的年轻人的言谈举止，毋宁说是瞧不起的，何况他写过牧歌和高雅的诗篇，还会吹笛子，因此，他跟班布里奇和霍罗克这么如鱼得水，未免不可思议，哪怕对马的爱好也不足以解释这点，但是人们的议论发挥了神秘的作用，因为任何名称往往能规定我们对事物的态度。正由于有了“玩”这个名义，与班布里奇和霍罗克在一起才不致变得索然无味。说真的，要不是这个名义对弗莱德的精神起了支持作用，仿佛这次跋涉只是为了“寻快活”，那么在一个濛濛细雨的下午，跟两个马贩子一起来到亨斯利，在一条煤灰飞扬的街上下了马，走进红狮饭店的餐厅，弗莱德一定会觉得大失面子，很不自在。这里的全部陈设只有一幅积满灰尘的本郡地图，一张简陋的画——画的是马厩中一匹没有名头的马——一幅乔治四世陛下的全身立像，以及一些大小不一的铅痰盂。
霍罗克先生总是显得高深莫测，仿佛可以为想象力提供广阔的天地。他的装束叫人一看，就不由得联想到马（只要提一下帽边就够了，它有一点向上翘起，那角度正好使人不致怀疑它会向下弯折）。大自然赋予他的脸，由于生着一对蒙古人的眼睛，鼻子、嘴和下巴又似乎在效法帽边，略微向上翘起，因此脸上始终有一种强自克制的怀疑论者的嘲笑，这对一颗敏感的心灵是最严峻可怕的表情，它在相应的沉默的配合下，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人具有举世无双的理解力，无边无际的幽默感——不过已经干得没有水分，也许还凝结成硬块了——以及深刻敏锐的鉴别力，凡是他的裁决，如果你三生有幸得以知道的话，一定万无一失。在各行各业的人中，都能看到这样的相貌，但最使英国的年轻人折服的，大概还是那些评马专家。
弗莱德提起他的马的马蹄球节，向霍罗克先生请教，后者从马鞍上斜过眼去，端详了一会儿马的行动，时间共三分钟，然后旋转身子，拉了拉缰绳，依然保持沉默，脸上不多不少仍是一副怀疑论者的神色。
霍罗克先生在谈话中扮演的这路角色，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弗莱德只觉得心里有两种情绪在交战，一种是恨不得把他揍上几拳，逼他把意见讲个明白，另一种是想不如留些交情，以后还可利用。不论怎样，到了一定的时刻，霍罗克总会透露几句价值不小的话的。
班布里奇先生的态度比较开朗，他似乎从来没有舍不得发表他的高见。他身强力壮，嗓音洪亮。有时人家骂他“胡作非为”，这主要是指他喜欢骂人，喝酒，打老婆。有的人上过他的当，说他为人阴险，但他认为贩马是一门奥妙的艺术，因而振振有词地向你证明，它跟道德毫不相干。不可否认，他生意兴隆，一帆风顺，喝了酒比别人不喝酒的时候还清醒，总的说来，他像一棵常绿的月桂树，欣欣向荣。但是他的谈话范围狭窄，三句不离本行，正如那首古老优美的民歌《喝几口白兰地》，隔一会儿便回到了原来的旋律上，这样回荡反复，身体虚弱的人听了，甚至会头晕目眩。但是在米德尔马契的某些圈子里，班布里奇先生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的出现可以影响整个气氛和情绪。他在绿龙酒家的酒吧间和弹子房里，是个头面人物。他知道跑马场上那些好汉们的轶事，侯爵和子爵的各种新奇花招，这似乎证明，哪怕在骗子中间，贵族也高人一等。但是他那纤毫不爽的记忆力，主要表现在他经手买卖的马上。直到几年之后，他还能告诉你，它们一口气可以跑多少英里；谈起这些，他总是眉飞色舞；为了促进听众的想象力，他还一本正经、赌神发咒地说，这样的事他们是从未见过的。总之，班布里奇先生是一个开心人，也是一个有趣的朋友。
但是弗莱德也很有心计，他没有告诉两位朋友，他上亨斯利是打算卖他的马的。他想先从侧面探听一下，他们对它的价值的真实看法。他不明白，要从这些大行家打听他们的真实意见，那是比登天还难的。无缘无故奉承别人，这不是班布里奇先生的缺点。说真的，他以前从没发现，这匹倒霉的栗色马会呼哧呼哧喘气，它坏到什么程度，除非用尽地狱里最不中听的话，才能讲清楚。
“你上当啦，你要买马，就得找我，文西！可不是，除了那栗色马，你从没骑过更好的马呢，你就把它当宝贝啦。你让它跑一下试试看，那倒像二十个木匠在锯木板。我一辈子还没见过喘气喘得更凶的马，只有一次，那是一匹花斑马，它是粮食贩子佩格韦尔的，七年前他老是用它驾车，他要我买它，我对他说：‘谢谢，佩格，我不是做喇叭生意的。’我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一句笑话，后来它传遍了全国。但是，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匹马比起你这匹来，还算是一只小喇叭呢。”
“喂，你刚才还说，他的马喘气喘得比我的更凶呢。”弗莱德说，今天他比平时更容易生气。
“那么我是哄你的，”班布里奇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两匹马半斤八两，分不出好坏。”
弗莱德用踢马刺催马快跑，几匹马跑了一小段路。等马慢下来以后，班布里奇先生又道：
“不过那匹花斑马跑起来还是比你的好。”
“我可是对它的步子相当满意，”弗莱德说，他必须提醒自己，他是跟他们一起来玩的，这才没有发脾气，“我认为，它跑得非常利索，霍罗克，你说呢？”
霍罗克先生望着前面，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倒像是哪位大画家画的一幅肖像。
弗莱德放弃了获得真实意见的荒谬希望，但仍在回味他们的话，他发现，班布里奇的贬抑，霍罗克的沉默，其实都含有赞美的意思，这说明他们对马的评价，并不像嘴上讲的那么坏。
真的，市场开始以前，当天晚上，弗莱德就看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把他的马善价脱手，这使他对自己的先见之明暗暗庆幸，因为他没有忘记把八十镑随身带着。一个青年农民，是班布里奇先生认识的，来到红狮饭店，偶然谈起他有一匹猎马要出售，他说，那就是叫金刚钻的那匹马，言下之意，这是一匹名马，无人不知。但他自己只要一匹实用的马，有时能拉拉车子就成了；他快要成家，不想再玩打猎了。猎马寄在一个朋友的马厩里，离这儿不远，先生们如果要看，天黑以前还来得及。到朋友的马厩去，得经过一条偏僻的小巷，那里臭气熏天，在那个不卫生的时代，那些阴暗的小街大抵如此，你要是不用一点药，很容易中毒。弗莱德不像他两个朋友喝过白兰地，不怕臭气，但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了有利可图的马，机会不可错过，以致他兴致勃勃，第二天早上一起身，便又往那儿跑，他断定，如果不跟农民马上成交，班布里奇会抢先下手。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当机立断，他开动脑筋，作了多方面的推测。班布里奇曾把金刚钻试骑了一段路，要是他不想买它，何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他朋友的马）。凡是见过这牲口的，显然都对它的优点留下了深刻印象，连霍罗克也不例外。跟这号人打交道，要想得到好处，就得用心体味他们的话，不能像傻瓜一样，光从字面上理解。这是一匹有深灰色花斑的马，弗莱德刚好知道，梅德利科特勋爵的听差在物色这样一匹马。试骑以后，班布里奇在当天晚上，等那个农民一走，便露出了一句话，说他看到过一些比这坏的马，也卖了八十英镑。当然，他的话前后矛盾了二十来次，但只要你懂得辨别它们的真假，你就知道他赞成什么。弗莱德对自己鉴别马的能力还是有些信心的。农民也对弗莱德那匹虽然不时喘气，但还不错的马，端详了好久，这说明他认为它还值得考虑，很可能他愿意要它，让它与金刚钻交换，只要再贴上二十五镑。如果这样，那么弗莱德带着他至少值八十镑的新马离开的时候，他口袋里还有五十五镑，他就可以有一百三十五镑还他的债，暂时得由高思先生垫补的亏空，至多二十五镑。早上，在他匆匆忙忙穿衣服的时候，他已胸有成竹，相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决不可失之交臂。尽管班布里奇和霍罗克都劝他别干，他可不能上当，对他们的意图作直截了当的理解；他必须认识到，这些家伙诡计多端，不可能真的替一个年轻人着想。在马的问题上，不信任他们还是唯一可靠的方针。但是我们知道，怀疑一切是行不通的，否则生活就会停止不前，总有一些事是我们必须相信和照办的，不论这有些事叫作什么，它实际就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哪怕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对别人最奴性的依赖。弗莱德相信，这笔交易是万无一失的，因此集市还没正式开张，他已把那匹深灰色花斑马弄到了手，代价是他原来那匹马另加三十镑——比他的预料只多了五镑。
但是他觉得有些厌烦和疲倦了，也许这是由于思想斗争的缘故，因此他没有逛马市，便独自踏上了十四英里的归途，打算安安静静地回家，也让他的马保持充沛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