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欢乐就是看到一群继承人
大失所望，他们念完了长长的遗嘱，
吓得目瞪口呆，垂头丧气，
他们脸色发白，大吃一惊，发现
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声晚安，一个嘲笑。
我相信，我还要特地从另一个世界回来，
看看他们那副愁眉苦脸的狼狈相。
——勒尼亚尔：《遗产继承人》[5]
当各类牲畜一对对进入方舟时[6]，可想而知，这双双对对的牲畜都在窃窃私语，它们心想，饲料就这么一些，要靠它养活的牲口却这么多，这势必减少分配的口粮。（我想，那些秃鹫在这场合扮演的角色，恐怕很难用笔墨形容，它们在吃的方面一向贪得无厌，而且生来就不讲客气和礼貌。）
那些笃信基督的食肉动物，在参加彼得·费瑟斯通的葬礼时，自然也难免产生这类想法。大多数人都把眼睛盯着那一笔有限的财富，都指望得到最大的一份。天经地义的血亲，外加姻亲，已经为数不少，而且每人又存在各种可能性，这就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园地。对文西家的嫉妒，使具费瑟斯通血统的全体家族联合一致，采取敌对立场，何况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血亲中某一人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权利，这样，长腿少爷弗莱德·文西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大家担心田产会给他一人独吞，此外还有些人，如玛丽·高思，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嫉妒的对象，遭到了不少人的仇视和攻击。在宗族内部，索洛蒙忽然发现，乔纳无权分取遗产，乔纳则指责索洛蒙贪心不足；简恩作为长姊，认为玛撒的子女不能与小沃尔们享有同等权利，但玛撒对长子长女的优先继承权抱怀疑态度，觉得简恩已经“太多”了。这些都是关系最密切的亲属，他们对堂兄弟姊妹，以及堂兄弟姊妹的子女，也企图乘机捞一把油水，自然觉得岂有此理，一直在心中盘算，如果这些人如此之多，那么哪怕是小小的赠与，一笔笔加起来，也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数目。前来听取遗嘱宣读的，还有两个表兄弟，两个表侄。表侄中的一个便是特朗布尔先生，另一个是米德尔马契的绸布商人，他态度文雅，讲话时送气音特别多。两个表兄弟是从布拉辛来的老人，一个认为他平时省吃俭用，不时积攒些钱，买了牡蛎等等食物，孝敬有钱的表兄彼得，他理应从他的遗产中得到些好处；另一个却铁板着脸，一言不发，把手和下巴搁在手杖上，认为他的权利不是建立在小恩小惠上，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这两个德高望重的公民虽然来自布拉辛，却与乔纳·费瑟斯通水火不容。这也难怪，一个才子只能在亲族以外的人中得到尊敬。
“不用说，特朗布尔自己也相信，他会拿到五百英镑，这简直毫无疑问，我甚至猜想，我的哥哥已亲口答应过他。”索洛蒙说，跟两个姊妹在一起合计，这是出殡的前一天晚上。
“我的天哪！”穷苦的妹妹玛撒喊道，她一听到几百镑，顿时习惯地想起了她欠下的租金。
但是到了当天早上，由于一个奇怪的吊唁者的到达，几天来的猜测活动全给打乱了。这人好像从月球上突然降临到了他们中间，他就是卡德瓦拉德太太形容过的青蛙脸的陌生人，大约三十二三岁，眼睛鼓鼓的，嘴唇薄薄的，嘴巴向下弯成弧形，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的，脑门从眉毛起蓦地塌陷，这一切自然使这张脸具备了蛙类的呆板神情。显然，这也是一个遗产继承人，要不，他怎么会老远的赶来吊唁？这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引起了一些新的疑问，几乎使送葬的马车里变得鸦雀无声。如果有一件事完全背着我们在进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它却逍遥自在地活动着，也许还在暗中窥视着我们，那么我们一旦发现了它，谁不会感到气愤呢？这个奇怪的问题人物，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只有玛丽·高思曾看见他光临过斯通大院两次，每次费瑟斯通先生都在楼下，与他单独谈了几个小时。但其他，她也一无所知，她找机会把这事告诉了她的父亲；也许除了律师，只有凯莱布没有用厌恶或猜疑的眼光，只是用探询的眼光看待这个陌生人。凯莱布·高思对遗产不抱希望，也不像别人那么贪心，但他对证实自己的猜测很感兴趣。他坐在那里，露出安详的神态，似笑非笑地摸摸下巴，两眼炯炯发亮，射出明智的目光，宛如在估量一棵树的价值，这使他与别人脸上那种惊慌或轻蔑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个谁也不认识的吊唁者，据说名叫李格，他走进镶护壁板的客厅，便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坐了下去，等待遗嘱的宣读。索洛蒙先生和乔纳先生刚才跟律师一起上楼寻找遗嘱了。沃尔太太看到她和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中间隔着两个空位子，便挪到了那位权威人士旁边，后者正在拨弄挂在表链上的印章，用手指抚平衣服，决心不表示任何诧异或惊讶，以免损害他精明能干的声誉。
“我猜想，我故世的哥哥所做的一切安排，你全都了解，特朗布尔先生。”沃尔太太说，把嘶哑的嗓音压得极轻极轻，连那顶披黑纱的帽子也凑到了特朗布尔先生耳边。
“我的好太太，凡是告诉我的话，都是绝对保密的。”拍卖商说，还举起了一只手，好像要掩盖那个秘密似的。
“不过那些自以为交了好运的人，还是难免失望的。”沃尔太太继续道，从这句话中找到了一些安慰。
“希望往往是靠不住的。”特朗布尔先生说，依然保持着莫测高深的外表。
“啊！”沃尔太太应了一声，向对面文西家的人瞪了一眼，挪回了玛撒妹妹身边。
“可怜的彼得老是守口如瓶，实在奇怪，”她说，声音仍压得低低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只求老天保佑，他不致比我们想的更坏，玛撒。”
可怜的克兰奇太太生得肥胖，老是气喘吁吁，哪怕是低声耳语也很响，像一只破旧的手摇风琴，随时会走调。她顾虑重重，尽量使自己的话四平八稳，无懈可击。
“我从来不是一个贪心的人，简恩，”她答道，“但我有六个孩子，还埋葬过三个，而且我嫁的不是有钱人家。我最大的孩子便坐在对面，他才十九岁，一切就不必我说了，你想象得到。股票总是亏本，田地收成又坏。我除了向上帝祷告，简直没有别的办法，尽管一个哥哥是单身汉，另一个结过两次婚，但没有子女……这困难，谁都想象得到！”
这时，文西先生望了望李格先生那张不动声色的脸，掏出鼻烟匣，用手指轻轻叩了两下，又把它放回了口袋，没有打开，仿佛这种享受尽管能使头脑清醒，在眼前这场合却不太适宜。“我相信，费瑟斯通是明白事理的，不像我们大家猜想的那么坏，”他凑在妻子的耳边说，“这次丧事证明，他想到了每一个亲友。一个人要求他的亲友送他入土，这应该是好兆，即使他们穷一些，他并不认为他们丢了他的脸。要是他留给我们一些小小的产业，我就更满意了。这对生活不太富裕的人，还是大有补助的。”
“这排场也是够体面的了，黑纱、绸缎，一切应有尽有。”文西太太满意地说。
但是我很遗憾，弗莱德这时却拼命想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要不，那真是比他父亲的鼻烟匣更不合时宜了。原来，乔纳先生正在谈什么“私生子”，这句话给弗莱德无意之中听到了，那个陌生人的脸又正好对着他，他越看越觉得滑稽，差点笑出声音。玛丽·高思发现他的嘴巴在抽搐，弄得他无法可想，只得干咳了几声，于是她灵机一动，赶紧设法搭救，跟他换了个位子，让他坐在隐蔽的角落里。弗莱德踌躇满志，对所有的人，包括李格在内，都心平气和，他觉得别人都不如他幸运，因此对大家有些怜悯，绝对不愿自己在行动上有什么失着。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些忍俊不禁。
但是律师和两位兄弟的入场，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
律师就是斯坦迪什先生，他今天早上来到了斯通大院，他相信，他对一切了如指掌，不到天黑，某些人会心花怒放，某些人则不免大失所望。他为费瑟斯通先生立过三份遗嘱，现在要宣读的是最后一份。斯坦迪什先生的举止是固定不变的，他的嗓音总是那么深沉，对每个人总是彬彬有礼，一视同仁，好像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别，谈的话不外是干草的收成今年“一定很好！”或者“最近公报上宣布的国王，他本是克拉伦斯公爵[7]，一个道道地地的水手，由他来统治英国这样的岛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老费瑟斯通生前时常坐在屋里，望着炉火，心想总有一天，斯坦迪什也会发现他上了大当。当然，要是他临终前如愿以偿，销毁了另一个律师替他写的那份遗嘱，他就不能跟他开这个玩笑了，不过他生前还是为这事得意过一阵。今天，斯坦迪什先生真的吃了一惊，但并没有不高兴，相反，他倒觉得很有趣，萌发了一点好奇心，因为第二份遗嘱的出现，势必使期望中的费瑟斯通家族的惊讶有增无减，更加强烈。
至于索洛蒙和乔纳的情绪，那还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在他们看来，第一份遗嘱仍保持着一定的效力，可怜的彼得显然有前后两种打算，它们交织在一起，以致为无休无止的“打官司”创造了条件，谁要捞到好处，先得通过这道手续——这自然要费些周折，但至少可以做到利益均沾。因此两兄弟跟随斯坦迪什先生进屋时，什么表情也没有，严守中立。但是索洛蒙又掏出了他的白手帕，他觉得，不论哪一份遗嘱，都有一些伤心的词句，而且为了悼念死者，尽管没有一滴眼泪，从习惯上说，手帕还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在这个时刻，心跳得最厉害的还是玛丽·高思，因为她意识到，实际上是她保存了这第二份遗嘱，而它却可能对在场的某些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她本人，没有人知道最后一夜发生的事。
斯坦迪什先生在屋子中央的桌子旁边就座之后，神色不慌不忙，连咳嗽也慢条斯理的，似乎要把喉咙先打扫干净。最后他开口道：“我手里拿的这份遗嘱，是由我起草，然后由我们故世的朋友在一八二五年八月九日签字生效的。但我发现，这以后还有一份我从未知晓的文件，它的日期是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日，离前一份还不到一年。”这时，斯坦迪什先生又戴上眼镜，仔细地在一份文件上看了一会儿，说道：“那最后一份遗嘱还有一份附录，它的日期是一八二八年三月一日。”
“我的天哪！”玛撒妹妹突然说，她并不想让人听到，只是在这些日期的刺激下，嗓子自然发出了这些声音。
“我先念较早的一份遗嘱，”斯坦迪什先生继续道，“因为鉴于他没有销毁这份文件，它仍表现了死者的意愿。”
遗嘱的绪言部分有些冗长，坐在索洛蒙旁边的几个人伤心地摇摇头，注视着地面——这时每个人的眼睛都避免跟别人接触，不是盯着桌布上的某一点，便是望着斯坦迪什先生的秃顶，唯一的例外是玛丽·高思。在大家目不斜视、正襟危坐的时刻，她正可以趁此机会观察所有的人。听到“兹将遗产分配如下”时，她看见每一张脸都发生了不易觉察的变化，仿佛有一条微弱的电流从它们上面掠过。只有李格先生依然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可是大家都给更重要的问题吸引住了，谁也不再理会他。人人全神贯注听着遗产的分配，不论它们会不会在第二份遗嘱中被取消。弗莱德涨红了脸，文西先生觉得再也不能不把鼻烟匣掏出口袋，虽然还是没有把它打开。
开头是小额遗产的赠与。尽管大家知道，还有另一份遗嘱，故世的彼得很可能改变初衷，但厌恶和愤怒还是越来越大，几乎无法克制。人们喜欢在所有的时间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得到公正的对待。可是彼得居然在五年以前，只留给他的亲兄弟和亲姊妹每人两百镑，亲侄儿侄女和亲甥儿甥女每人一百镑，高思家的人一个也没提到，但文西太太和罗莎蒙德却每人也有一百镑。特朗布尔先生得到了那根金柄手杖和五十镑钱，其他表侄和在场的堂表兄弟们，每人也都得到了相同的数目，正如那位脸色死板的表兄弟所说，这种遗赠简直令人发指。这类引起不快的小额赠与，还有不少是分送给没有出席的人的——这些人的身份不明，可能都有疑问，说不定还是下等人。匆匆估计一下，总数大约已达三千镑。那么其余的钱，彼得预备给谁呢？还有田地呢？其中又有哪些会取消，哪些不会取消？这些改变是变好还是变坏呢？一切情绪都是有条件的，最后可能证明并不正确。好在人是相当坚强的，在这种混乱的猜疑状态中，仍可以安然坐着，保持平静。有的人垂着下嘴唇，有的人翘起了下嘴唇，按照他们肌肉的习惯，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只有简恩和玛撒在这些疑问的冲击下开始哭了。贫穷的克兰奇太太之所以哭，一半是由于感动，因为她不花丝毫力气，便得到了几百镑，一半也是因为她觉得她分到的太少了。沃尔太太却牢骚满腹，觉得她作为一个亲姊妹，得到的却这么少，那些不相干的人得到的又这么多。现在普遍的想法是，那“大部分”都会落到弗莱德·文西手里，不过文西家的人听到宣布价值一万镑的特种投资款项归他所有时，仍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但还有田地呢，是不是也会给他？弗莱德拼命咬嘴唇——要不露出笑脸是不容易的。文西太太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母亲，取消的可能性在这迷人的景象面前，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还剩下一部分动产和全部田地，但是所有这一切全都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啊，谁想得到！啊，对守口如瓶的老人寄予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啊，人们的愚蠢是哪怕用千言万语也无法充分表达的！总之，其余一切财产的继承人便是乔舒亚·李格，他也是唯一的遗嘱执行人，从目前起，他的姓便改为费瑟斯通。
屋子里出现了一片窸窣声，人人像都在发抖似的。大家又瞪起眼睛，望着李格先生，可是他显然一点也没感到惊异。
“这真是对遗产别开生面的安排！”特朗布尔先生喊道，现在他宁可大家相信，他对这一切事先并不知情了，“但还有第二份遗嘱，那是更重要的文件。我们听到的还不是故世者的最后意愿呢。”
玛丽·高思却觉得，他们即将听到的，并不是最后的意愿。第二份遗嘱取消了一切，只保留了前面提到的对一些下等人的赠与（这方面的某些改变记在附录里），全部位于洛伊克教区的田产，全部股票和房屋家具，全归乔舒亚·李格一人所有。其余的财产则作为兴建一所养老院的费用和基金，它将命名为费瑟斯通救济院，设在离米德尔马契不远的一个地点，那块土地已由立遗嘱人专为这个用途买下。据遗嘱所述，他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对上帝的感谢。所有在场的人都分文未得，只有特朗布尔先生拿到了一根金柄手杖。一时大家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玛丽不敢看一眼弗莱德。
文西先生使劲吸了一会儿鼻烟，这才第一个开了口。他愤愤不平地大声道：“这种不可理喻的遗嘱，真是闻所未闻！我得说，他立这遗嘱时一定神志不清。我认为，最后这份遗嘱是无效的。”他又道，觉得这句话对事实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斯坦迪什，你说呢？”
“我认为，我们故世的朋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斯坦迪什先生说，“一切完全正常。这里有一封信，跟遗嘱放在一起，它是布拉辛的克莱门斯写的。遗嘱便由他起草。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
“我从未发现已故的费瑟斯通先生有任何精神错乱，任何心理失常的现象，”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插口道，“但我得说，这份遗嘱是违反常情的。我一向心甘情愿为老人办事，但他明确告诉我，他会在他的遗嘱中向我表示他的谢忱。把一根金柄手杖看作这种表示，那是可笑的，不过幸好我从来不把金钱放在眼里。”
“我看，大家对这件事不必大惊小怪，”凯莱布·高思先生说，“哪怕一份遗嘱像人们所希望的，出自一位胸怀磊落、正直无私的人，你们也可以找出许多理由对它表示怀疑。从我来说，我但愿世上根本没有遗嘱这东西。”
“说真的，这种意见竟出自一个基督徒之口，实在太奇怪了！”律师说，“我倒想请教，你怎么说明你的观点，高思！”
“哦。”凯莱布应了一声，把身子向前倾了一点，细心地把两只手的指尖对准，若有所思地望着地面。他始终觉得，讲话是最困难的一件“工作”。
但这时，乔纳·费瑟斯通先生开口说话了：“好吧，我的哥哥彼得，他一辈子都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装得仁义道德。现在，这份遗嘱撕下了他的一切假面具。要是我早知道，哪怕用六匹马的马车，也休想把我从布拉辛拉到这儿来。明天我就要戴上白礼帽，穿起呢上装，再也不给他戴孝了。”
“我的天哪，”克兰奇太太哭道，“我们花了路费，从老远跑到这儿，我的可怜孩子还在这屋里白坐了那么多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的哥哥彼得居然希望感谢上帝。但是我不得不说，他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残酷的，此外我没什么好讲了。”
“他这么做，对他死后也是没有好处的，这就是我的信念，”索洛蒙说，他的憎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的口气免不了仍是狡猾的，“彼得活着的时候就居心不正，救济院也帮不了他的忙，要知道，他最后还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他合法的家族，他的兄弟姊妹，甥儿甥女，一向真心对待他，他要上教堂，大家就陪着他坐在那里，”沃尔太太说，“照道理讲，他应该把这么一份正当的家私，留给那些从来不知道挥霍、从来不会胡作非为的人才对，这些人并不穷，他们懂得怎样节省每一文钱，使这份家产越积越多。我不怕麻烦，时常上这儿探望他，尽姊妹的责任，谁知他心里总是把我当外人，想起来谁都会感到寒心。但是如果全能的上帝允许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他是一定会惩罚他的。索洛蒙哥哥，我得走了，请你用车子送我一下。”
“我再也不想踏进这所房子，”索洛蒙说，“我自己也有田地，也有家产，我才不稀罕呢。”
“人间太不公平了，”乔纳说，“哪怕你辛辛苦苦，也得不到幸福。你还不如做一个守财奴，自己不用，也不给别人。不过那些活着的人，应该吸取教训。一个家族里出了一个傻瓜已经够了。”
“傻瓜何止这一种，还多着呢，”索洛蒙说，“我不想把我的钱丢在阴沟里，也不想把它送给非洲来的野小子。我喜欢的是货真价实的费瑟斯通家族，不是那种改头换面、冒名顶替的家伙。”
这些话，索洛蒙是拉开嗓子向沃尔太太讲的；他站了起来，陪她走了。乔纳兄弟觉得，要说几句比这更尖刻的话也并不难，但再一想，何必得罪斯通大院的新主人，这对自己没有好处，除非这人一毛不拔，既想占用他的姓，又不把这位才子放在眼里，那他就不客气了。
但是那些含沙射影的话，乔舒亚·李格先生根本不放在心上，他马上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冷冰冰地走到斯坦迪什先生面前，不动声色地提出了几个事务性问题。他嗓音尖细，吱吱喳喳的，叫人听了讨厌。弗莱德看到他，再也不想笑，只觉得他是他所见过最不要脸的混蛋。弗莱德这时心里确实很难过。米德尔马契的绸布商人找了个机会，上前跟李格先生搭讪，他想知道，斯通大院的新主人打算置办多少条新裤子；利润总是比遗产更可靠的。而且绸布商人作为表侄，相当心平气和，没有失去他的好奇心。
文西先生发了一顿脾气以后，便不再做声，保持着高傲的缄默，但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很不服气，没有想到离开。最后，他发现妻子走到弗莱德身边，握住宝贝儿子的手呜呜啜泣，当即一跃而起，背对着大家，小声对她道：“露西，克制一下，不要在这些人面前出丑，亲爱的。”然后又用平时的嗓音喊道：“弗莱德，去吩咐套车，我还有事呢。”
这以前，玛丽·高思已准备跟父亲回家。她在门厅遇到弗莱德，现在第一次有勇气看他。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这是年轻人难免出现的神情。她跟他握手时，发现他的手非常冷。玛丽也心神不定，她意识到，虽然她不是故意要害他，但是她的行为也许大大改变了弗莱德的命运。
“再见，”她说，口气温柔而伤心，“勇敢一些，弗莱德。我相信，你还是没有钱的好。你瞧费瑟斯通先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讲讲当然容易，”弗莱德怨气冲天地说，“现在你叫我怎么办？我只能进教会做事了。”（他知道这会使玛丽苦恼，那很好，让她告诉他，他还能做什么吧。）“我本来以为可以把欠你父亲的债马上还清，把一切好好安排一下呢。你连一百镑也没拿到。今后你打算怎么办，玛丽？”
“另外找个饭碗呗，当然，越快越好。我父亲手头事情不少，他可以养活其余的人，不必靠我帮忙。再见。”
不一会儿，那些货真价实的费瑟斯通家族，以及经常上门问候的其他客人，全都离开了斯通大院。在米德尔马契附近，又多了一个外地人，但是就李格·费瑟斯通先生这件事而言，目前大家主要只是对已经出现的局面感到不满，还没有时间考虑，他的到来会在将来产生的影响。谁也不是未卜先知，能够预先看到，随着乔舒亚·李格到来的将是什么。
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怎样提高一个低级主题的问题。在这方面，历史的类比显然是值得借鉴的。这种类比的主要障碍，只是勤奋的叙事者可能觉得篇幅不够，或者（那往往也是同一回事）哪怕对细节作简单的交代，也不易办到，尽管从哲学上他相信，对它们的描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为了提高故事的意义，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似乎还是指出：对我所叙述或即将叙述的低等人物，都可以当作寓言，让他们连升几级，成为高等人士，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能用寓言的形式出现，例如，你可以借一只猴子表现达官贵人，反之亦然。这样，书中如果写到任何不良习性和丑恶行径，读者不妨假想，这些人只是外形上并不高贵实际绝非等闲之辈。要知道，我讲的虽然只是一些愚夫愚妇的故事，读者的想象力却不必受此束缚，可以设想这都是高贵人士。那些金额尽管微不足道，哪怕破产的贵人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指望靠它养老送终，但你不妨把它扩大几倍，看作大笔的商业交易，反正这毫不费力，只要相应的加上几个零就成了。
谈到外省的历史，它的代表人物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时期，那还是在第一次改革法案以后好久才到来的，但你们看到，彼得·费瑟斯通的去世和安葬，还是葛雷勋爵[8]担任首相以前几个月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