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好，”约阿希姆说，“这是你在上边睡的第一夜。满意吗？”
表哥已做好外出的准备，穿着一身运动服，脚蹬一双缝制得很结实的皮靴，腕子上搭着他那件双排扣的上衣，大衣侧面的口袋上隐隐可见装在里面的扁瓶子的轮廓。今天他仍然没有戴帽子。
“谢谢，”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还行。我只能这么讲。夜里做了些乱七八糟的梦；再就是这房间有个很不隔音的缺点，实在是讨厌。外面花园中那个穿黑衣服的女的，她是什么人？”
“啊，那是‘两个全都……’”他说，“咱们这儿的人都这么叫她，因为大伙儿从她嘴里听见的，就只有这几个字。墨西哥女人，你知道，一句德语不会，法语也几乎等于零，只能讲几个破碎的短句。来山上陪她的大儿子已五个星期了，已经完全没有指望，很快就会咽气儿的——他全身都是病灶，给彻头彻尾感染上了，可以这么说，那情形到了晚期大致像斑疹伤寒，用贝伦斯的话来讲——对于一切有关的人无论如何是挺恶心的。十四天前，她的第二个儿子也上山来了，说是想再见一见哥哥——小伙子模样儿长得很英俊，他哥哥也是——哥儿俩都是美男子，一双黑眼睛火辣辣的，女士们一见全得灵魂出窍。喏，小的一个在山下已经咳嗽过几声，可平常还挺精神。一上山来，你说怎么着？就发烧啦——而且一下子三十九度五，温度高得不能再高，你懂不懂？马上卧床休养，要是还能好起来，贝伦斯说，那多半是他运气，而不是他聪明。无论怎么讲，他说，小伙子上山已经晚了……是的，从此那位母亲便这么转悠起来，多会儿只要她不守在他们身边；大伙儿跟她讲话她永远只是说‘两个全都’，因为别的她一点不会，而眼下此地又谁都不懂西班牙语。”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汉斯·卡斯托普说，“如果我去结识她，她对我是否也会这么讲呢？真叫人有些奇怪——我的意思是说，既滑稽又可怕。”他说，一双眼睛又有了昨天的神气。他感觉它们好像在发烧，眼皮沉甸甸的跟哭了很久一样，昨天那位马术师的怪咳在他眼中点燃的火焰又烧了起来。一句话，他感到现在才与昨天的经历接上了头，好似重新进入了现实的情景之中，而一觉刚醒来时却不是这样。他已准备好了，他对表兄讲。与此同时，他给手帕滴上几滴拉文德尔牌香水，在额头和眼睛下边的脸上搌了搌。“你要没意见，咱们就‘两个全都’吃早饭去吧。”他开了这么句玩笑，感到得意之极；约阿希姆却瞪了瞪他，奇怪地一笑，像是既带着哀愁，又含有嘲讽——为什么呢？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汉斯·卡斯托普弄清楚了自己已经带上足够抽的烟，随后便拿起手杖、大衣和帽子。是的，还有帽子，在这点上他很固执，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都太清楚，不可能如此容易地仅仅三个礼拜就适应一些陌生的新习惯。——他们就这么出了房间，往楼下走去；在走廊上，约阿希姆指着这间那间房门，告诉他住的人的名字，德国名字和带着各式各样异国音调的名字，并且加上对他们的个性和病情的简单说明。
他们也碰见一些已经用完早点回来的人；约阿希姆对谁道早安，卡斯托普便礼貌地掀一掀帽子。他有些紧张而神经质，就像一个小伙子要去许多陌生人面前亮相，而恰恰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双目无光，脸红筋涨，因此深以为苦。这么讲当然只对了一部分，卡斯托普的脸并不通红，而是很苍白。
“别让我待会儿忘记了！”他突然急切地说，令听的人莫名其妙，“你可以把我介绍给花园里那位夫人，只要正好方便，我一点不反对。让她尽管对我讲‘两个全都’吧，我完全不在乎，作好准备了嘛，再说也懂得它的意思，会用适当的表情去对付。相反，那对俄国夫妇我希望不要认识，你听见了吗？我坚决不愿意。这两个人太没教养，如果我一定得挨着他们住三个礼拜，没法作出其他安排，那我也不愿意认识他们，这是我的权利，我请你千万千万别……”
“好的，”约阿希姆回答，“他们已经这么讨厌了吗？不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些野蛮人，一句话，不懂文明，这我预先已经告诉你了。那男的经常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皮上衣来进餐——我给你说已经很旧。我一直奇怪贝伦斯怎么不出来干涉。还有女的也不怎么讲究，别看她戴着顶羽毛帽子……不过你完全可以放心，他们坐得离我们很远，在那个差劲儿的俄国席上，要知道还有桌好样儿的俄国席，坐的都是些上等俄国人——你几乎不可能和他们聚在一块儿，即使你自己愿意。人们在这里压根儿很难结交，因为疗养客中外国人这么多就不容易，我自己也只认识很少几个人，尽管我来这里已有很长时间。”
“他们俩到底谁有病？”汉斯问，“他还是她？”
“他，我想。是的，只有他。”当哥儿俩在餐厅门外的衣架前脱外套的时候，约阿希姆显然漫不经心地回答。随后他们便走进那拱顶平缓的大厅，只听得人声杂沓，餐具叮当，“餐厅的女儿们”端着冒汽的咖啡壶四处奔忙。
餐厅中摆着七张桌子，多数顺放，只有两张打横。这是些每张能坐十个人的大餐桌，虽然并非所有的座位上都放齐了餐具。只往厅中斜插进去几步，汉斯·卡斯托普就到了自己的座位前：为他安排的位子是在餐桌的挡头，整个餐桌处于大厅中央靠前的部位，夹在两张横放的桌子之间。卡斯托普笔直地站在自己的椅子后边，向约阿希姆如仪地介绍给他的同桌人鞠躬。他动作拘谨，态度却友善，眼睛几乎没有注视对方，更别说留心他们的名字了。唯有施托尔太太的样子和名字被他记住了，知道她有一张红彤彤的脸，一头灰黄色的浓发。她那表情显得如此固执而无知，你可以认为对她的教育曾有过重大的失误。接着，卡斯托普坐下来，同时高兴地发现，这儿的人对早晨第一餐是很重视的。
桌上备有一罐罐的果酱和蜂蜜，一碗碗奶粥和燕麦糊，一碟碟炒鸡蛋和冷火腿；黄油摆在那儿听凭自取，有人揭开已经流泪的瑞士乳酪上面的钟形玻璃罩，正要用刀子去切；桌子中央，放着一盆新鲜水果和果干。一位白衣黑裙的餐厅女人询问卡斯托普愿意喝什么：可可，咖啡，还是茶？她个子小得像个孩子，却长着一张长长的老脸——卡斯托普大吃一惊，原来是个侏儒。他望着自己的表哥，可这位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扬了扬眉毛，好像在说：“是的，唔，那又怎么样？”于是，他只好承认现实，以特别有礼貌的态度要了茶，就因为来问他的是个女侏儒。随后，他便往奶粥里加了些肉桂粉和糖，开始吃起来，眼睛却越过另外那些让他享用的食品，去打量坐在七张桌子前的食客们，他们都是约阿希姆的伙伴和命运相同的病友，身体内部都有问题，都在一边进早餐一边喋喋不休地交谈。
大厅的装潢符合新时代的口味，在简洁实用之中加上了一点想象的色彩。与其宽度相比，进深不见得很大，四面由一条回廊包着，回廊上摆着些上菜桌，通过一扇扇大拱门进入放餐桌的厅内。厅中的柱子下半部装了涂有檀香木色油漆的护板，上半部光光的，刷成了白色，跟整个墙壁的上半截和天花板一样；柱子上还嵌了一些彩条，都是些单调、滑稽的老样式，一直向上延伸，与平缓拱顶上远远辐射开去的装潢条连在一起。为大厅增辉的还有几个大吊灯，电气照明，白铜铸造，形状为上下重叠的三个圆圈，由一种精巧的编织物连成一体，在最底下的铜圈上装着一圈乳白灯泡，形同一个个小月亮。厅内有四扇玻璃门：两边相对的横头各一扇，出去便上了厅前的阳台；第三扇在左前部，直通前厅；最后就是汉斯从走廊上进来时经过的那扇，因为今天早晨约阿希姆领他下的又是另一道楼梯。
在他的右手边，坐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肤色微黄，两颊泛红，模样寒酸，一看就像个女缝纫工或上门服务的女裁缝。大概因为她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就着咖啡吃黄油小面包吧，在汉斯·卡斯托普的想象中，一个女裁缝总是跟咖啡和黄油小面包联系在一起的。他左手边坐着一位英国小姐，同样已经上了年纪，且面貌丑陋，手指干枯僵硬，正在一边读来自家乡的写得长长的书信，一边喝一种血红色的茶水。她旁边是约阿希姆，再旁边就是穿着苏格兰呢上衣的施托尔太太。她左手紧握着撑在脸颊旁边，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显然想使自己的表情变得文雅一点，正努力用上嘴唇遮盖她那又细又长的门牙。一个年轻人长着两撇细长的小胡子，脸上的表情就像嘴里含着什么味道难吃的东西似的，一来就坐在她旁边，只顾闷声不响地进早餐。他进餐厅时汉斯·卡斯托普已坐好了，只见他走起路来下巴抵着胸脯，对谁也不理不睬，走到桌前便一屁股坐下，仿佛想表示坚决不愿跟新来的桌友认识。也许他病太重，再也顾不上这些繁文缛节，对自己周围的事已不感兴趣。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卡斯托普正对面坐了个非常瘦削的淡黄色头发的年轻女孩儿。她只把一瓶酸奶酪倒在自己碟子里用勺儿舀着吃，吃完马上就走了。
席间的交谈并不热烈。约阿希姆应付着施托尔太太，问她病况怎样，听她说不够好便得体地道一声惋惜。她抱怨浑身无力：“唉，我真是软绵绵的啊！”说时拖长了声调，想装文雅却弄巧成拙。还有，她刚起床体温即已高达三十七度，到了下午可咋个得了。女裁缝宣称自己体温也这么高，不过声明说，她测量时倒是感觉有些激动，心里就像面临着什么特别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时那样紧张不安，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纯属一种没有心理原因的身体的激动。原来她不是女裁缝，因为她说起话来非常准确，准确得近乎文雅。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微不足道的人，那所谓的激动以及有关它的一席话，在卡斯托普看来有些不相称，不，应该说几乎不成体统。他依次问女裁缝和施托尔太太，她们在山上已经住了多久——前者住了一个多月，后者已住了七个多月，然后搜索枯肠地操着英语向他左手边的女人打听，她喝的是什么茶？——这是野蔷薇果茶——味道还好吧？她几乎是急不可待地说“好、好、好”，说时望着人来人往的大厅。
第一次早餐并不严格要求病员一齐来享用。
卡斯托普原本有些担心会见到种种可怕景象，结果却失望了。餐厅里气氛非常愉快，你简直没有在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的感觉。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女哼着歌子走进来，和餐厅的女孩们拉着话，胃口绝佳地吃着喝着。也有一些中年人，一些夫妇，以及一个讲俄语的带着几个孩子的家庭，还有一些半大少年。女士们几乎全部穿着用羊毛或丝织成的紧身上衣，所谓Sweater[1]，白色的或者彩色的，烟囱领，两侧有口袋，站着交谈时把两手插在袋中，那模样很是潇洒。在有些桌子，大伙儿正在传看照片，毫无疑问是新拍摄并自行冲印的；另一桌在交换邮票。大家谈论着天气，还有睡得怎么样，早晨起来口内测定的体温多高等等，多数人都快快活活的——多半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由于眼前无可担忧，而且又这么多人待在一起。自然也有那么几位手撑脑袋坐在桌边，望着面前发呆。不过大伙儿都不去理睬他们，让他们发呆就是了。
突然，汉斯·卡斯托普身子猛地抽搐一下，像是受到了激怒和侮辱。原来是一扇门给乓的一声关上了，正是左前方直通大厅的那扇门——有谁随手放开了它，或者甚至是出去以后有意用力一摔，那声音是卡斯托普宁死也不愿忍受的，从来就痛恨的。这恨也许产生自他的教育，也许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特异反应。总之，他讨厌这么摔门，谁要以这样的罪过扰乱他的听觉，他就恨不得揍谁。加之这门的上部装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玻璃，那响声就更加震耳：那是一种哗啦哗啦的噪音。见鬼，汉斯·卡斯托普愤怒地想，竟有如此该死的混账！由于那会儿正好是女裁缝在对他说话，他无暇弄清楚坏蛋是谁。然而，在他金黄色的眉宇间已添上了皱纹，在回答女裁缝的话时，脸也扭歪了，表情显得挺尴尬。
约阿希姆问，医生们是否来巡视过了。是的，第一次已经来过，有人回答——差不多正好是在表兄弟进来的那一眨眼工夫，他们出了餐厅。既然这样，约阿希姆说，他们就不用等了。要介绍，这一整天还有的是机会。谁知在门口他们竟和快步走进来的贝伦斯宫廷顾问险些撞了个满怀，他背后还跟着克洛可夫斯基大夫。
“哎哟哟，小心点儿，先生们！”贝伦斯说，“闹不好你我脚上的鸡眼都可能遭殃。”他说话带着很重的下萨克森口音，好像总包着一大口东西在咀嚼，“哦，是您，”他冲着约阿希姆双脚立正地向他介绍的卡斯托普说，“喏，非常高兴！”他向年轻人伸出手来。这是一只大如铁铲的巨手，他骨骼突露，比克洛可夫斯基高出三个脑袋，头发已经全白，脖子前凸，一双充血的蓝色大眼睛鼓鼓的，眼里泪水汪汪，鼻子撅得很厉害，八字胡修剪得很短，斜着往上翘起，那是他的上嘴唇老往一边抽动的结果。约阿希姆对他的脸颊发过的议论证明完全属实，它们的确发青；这样，在他那外科医生的白大褂映衬下，他的脑袋更显得色彩斑斓。他的大褂儿束着腰带，长得盖过了膝头，下边仅露出带条纹的裤子和一双穿着系黄色鞋带的旧皮靴的大脚。克洛可夫斯基也穿着工作服，只不过他的大褂儿是黑色的，质地为一种黑色的有光呢料，衬衫样式，袖口装了松紧带，也同样衬托出他面色的苍白。他的举止完全符合助手的身份，压根儿没参加众人的寒暄，只是那张绷紧了的嘴，使你看出他对自己作为下属的地位感觉奇异。
“表兄弟？”贝伦斯问，同时用手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来回指点着，用充血的蓝眼睛从脚到头地打量……“喏，难道他也想入伍当兵？”他问约阿希姆，脑袋同时朝卡斯托普一歪……“哎，上帝保佑——什么话？我可是一眼就看出，”——这时他直接对卡斯托普说道，“您是个普通老百姓的样子，过的是舒适生活——一点儿也没有这位军官身上的那种勇武气。您能成为一个比他更好的病人，我敢担保。我一眼便能断定谁能不能成为合格的病人，因为这也需要天才，干什么都需要天才；这儿这位阿喀琉斯[2]手下的勇士一点儿没有这种天才。出操训练也许有，这我不清楚；可生病一点儿没有。他老吵着要走，您不肯相信吧？老是想走，老是来催我，折磨我，迫不及待地要去山下受那份罪。真叫性急得过了头！半年这么点点时间都不肯给我们。再说，山上咱们这儿不是挺美吗——您自己说说，齐姆逊，咱们这儿是不是挺美！喏，您的表弟会给我们更多的面子，会好好乐一乐。而且女人也有的是——顶顶漂亮的女人哪。至少从外边看有几位美得像画儿上似的。不过您得给自己添几分血色，听我说，否则在女士们那儿身体会亏损的！生活的金树纵使可以常青[3]，脸色发青却不完全对。当然是严重贫血。”他说，同时径直走到汉斯·卡斯托普面前，用食指和中指一下翻开了他的眼皮，“当然严重贫血，我说对了。您知道吗？您做得一点儿不笨，您离开了汉堡一段时间。汉堡这座城市很值得我们好好感谢，它气候那么湿乎乎的，不断给我们送来一批批可亲的客人。不过，如果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您提个建议，不一定算数——完完全全免费，您知道——您待在山上的期间，最好您表兄干什么您也干什么。处在您的地位，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过一段像患了轻度肺炎一样的生活，增加点蛋白质。在我们这儿蛋白质的新陈代谢确乎不寻常……虽然消耗的总热量提高了，体内蛋白质却有增无减……喏，您睡得挺好吧，齐姆逊？不错，是不是？好，现在开始散步了！不过别超过半个钟头！回来就去含那水银柱雪茄！结果都得好好登记，齐姆逊！公事公办！一丝不苟！礼拜六我要查曲线的变化。您表弟也得一块儿量。量体温啥时候都不会有害处。再见，先生们！祝你们玩得开心！再见……再见……”说完他就在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尾随下往餐厅里走，两条胳膊摇摇摆摆，掌心完全向后，同时不住地向左右两边问睡得是否“挺好”，而回答都不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