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上，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沿岸村镇的时候，这个世界里的男男女女又回到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纵情欢笑。
“他是个贩卖私酒的。”年轻的女士们一边闲聊，一边在他的鸡尾酒和鲜花丛中来回走动。“有一次他杀了一个人，因为那人发现他是兴登堡［1］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给我一枝玫瑰，亲爱的，再往我那水晶杯子里倒一点儿酒。”
有一次我在一张时刻表上的空白处写下那年夏天到过盖茨比家的客人名字。现在那张表已经很旧，折叠处快要裂开了，表头上印着“本表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生效”。不过我还是能够看清那些褪色的名字，它们比我笼统的描述更能给人鲜明的印象，让你知道都是谁接受了盖茨比的款待，并报以微妙的回敬——自始至终对他一无所知。
从东卵村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和利奇夫妇，还有一个叫本森的男人，我是在耶鲁的时候认识他的。另外有韦伯斯特·西维特医生，他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溺水而死。还有霍尔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和布莱克巴克一大家人，他们总是聚在一个角落里，不管谁走近，他们都会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子。此外还有伊斯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或者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克先生和克里斯蒂太太），和埃德加·比弗，据说有一个冬天他的头发无缘无故变得像棉花一样白。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迪是从东卵村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色的灯笼裤，在花园里跟一个叫埃蒂的小流氓打了一架。从岛上更远的地方来的有钱德勒夫妇和O.R.P.施罗德夫妇，佐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艾布拉姆夫妇，还有费什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内尔夫妇。斯内尔在入狱前三天还来过，他喝得烂醉躺在石子车道上，尤利西斯·斯韦特太太的汽车从他右手上碾了过去。丹西夫妇也来了，还有年近七十的S.B.怀特贝特，以及莫里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鲁加和他的女儿们。
从西卵村来的有波尔夫妇、马尔雷迪夫妇、塞西尔·罗巴克、塞西尔·舍恩、州议员古利克和掌握着卓越影片公司的牛顿·奥基德。埃克豪斯特、克莱德·科恩、小唐·S.施瓦兹和阿瑟·麦卡蒂，都与电影界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还有卡特里普夫妇、班姆堡夫妇和G.厄尔·马尔东，就是后来掐死自己妻子的马尔东的兄弟。投资商达·方丹来过这里，还有爱德·勒格罗、詹姆斯·B.费里特（绰号“劣酒”）、德·琼夫妇和厄内斯特·利利——他们是来赌钱的。费里特漫步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输光了，第二天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又会跌涨一番。
一个叫克里普斯普林格的男人是那里的常客，待的时间又长，所以大家都叫他“房客”——我怀疑他是不是没有别的家。至于戏剧界人士，来的有格斯·维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梅尔、乔治·德克韦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从纽约来的还有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夫妇、拉塞尔·贝蒂、克里根夫妇、凯利赫夫妇、迪尤尔夫妇、斯卡利夫妇、S.W.贝尔彻、斯默克夫妇、现在已经离婚的年轻的奎因夫妇，还有亨利·L.帕默多，他后来在时代广场跳下地铁自尽了。
本尼·麦克莱纳汉总是带着四个女孩来。每次来的都不一样，但因为实在长得太像，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来过似的。我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乔奎因，我想应该是，要不然就是孔苏埃洛，或者格洛丽亚，或者朱迪，或者琼。她们的姓要么是好听的花名或月份名，要么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国大资本家的姓氏，如果你追问，她们会承认自己正是这些资本家的远亲。
除了这些人之外，我还记得福斯蒂娜·奥布莱恩来过至少一次，还有贝达克姐妹和年轻的布鲁尔，他的鼻子在战争中被枪打掉了。另外有阿尔布鲁克斯堡先生和他的未婚妻海格小姐、阿迪泰·费兹-彼得夫妇和曾经当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P.朱厄特先生，以及克劳迪娅·西普小姐和一个据说是她司机的男伴，还有一位某个地方的亲王，我们叫他公爵，如果我曾经知道他的名字，现在也忘掉了。
以上这些人，那年夏天都来过盖茨比的家。
七月末的一天早上九点，盖茨比的豪华轿车沿着石子车道一路颠簸到了我家门口，然后三个音符的喇叭发出一阵悦耳的声响。这是他第一次来看我，尽管我已经参加过两次他的宴会，乘坐过他的水上飞机，而且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时常去他家海滩上玩。
“早上好，old sport。今天你要跟我共进午餐，我想我们就一起坐车进城吧。”
他站在汽车的挡泥板上保持着平衡，表现出美国人特有的灵活敏捷。我想这是由于年轻时不干重活的缘故，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些紧张剧烈的运动练就了一种自然的优雅。这种特质很不安分，时不时打破他谨小慎微的姿态。他一刻都不安静，总是用脚轻轻打拍子，要么就是手不耐烦地握拳又张开。
他看见我羡慕地瞧着他的车。
“很漂亮，是吧，old sport？”他跳下来，让我看得更清楚一点，“你以前没见过吗？”
我见过。人人都见过。车子是浓郁的奶油色，镀镍的地方闪闪发亮，奇长的车身上有好几处突起，是内设的放帽子、晚餐和工具的暗箱，设计很巧妙。前前后后、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映射出十几个太阳。我们坐在层层玻璃后面绿色皮革装饰的车厢里，向城中驶去。
过去一个月里，我跟他交谈过五六次。让我失望的是，我发现他的话很少。因此，以为他是某个重要人物的第一印象已渐渐消退，我只把他当成隔壁一家豪华餐厅的老板而已。
然后就是那次让我心绪不宁的同行。我们还没到西卵村，盖茨比就把说了半截的文绉绉的话打住，犹豫不决地拍打着他淡褐色套装的膝盖处。
“我说，old sport，”他出人意料地脱口而出，“说说你对我是什么看法？”
我有点不知所措，只好泛泛而谈应付一下。
“好吧，我来给你讲讲我的身世。”他打断了我，“我不想让你听信那些传言，对我产生误解。”
原来在他家客厅里为人们增添乐趣的那些流言飞语，他全都知晓。
“上帝作证，我要告诉你实情。”他突然举起右手，随时准备接受上天的惩罚，“我是中西部一个富裕人家的儿子——家人都去世了。我在美国长大，但是在牛津上的学，因为很多年来我的先人都是在那儿接受教育的。这是家族传统。”
他斜着眼朝我看看——我这才明白乔丹·贝克为什么会觉得他撒谎。“在牛津上的学”这句话他说得很快，含混带过，口齿不清，似乎这个说法曾经困扰过他。有了这个疑点，他的整个一番话就经不住推敲了，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终究有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中西部什么地方？”我漫不经心地问道。
“旧金山。”
“哦，知道了。”
“我家人都不在世了，所以我继承了很多钱。”
他的声音很肃穆，仿佛全部家人突然离世的记忆仍然萦绕在他脑海中。有一会儿我怀疑他在耍弄我，但我瞟了他一眼，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我就生活得像个年轻的王侯一样，到巴黎、威尼斯、罗马，欧洲各国的首都收集珠宝，主要是红宝石；捕猎一些大个儿的动物；画点东西。一切纯粹是为了自己消遣，试图忘记很久以前发生的那些伤心事。”
我极力克制着，没有因为怀疑而笑出来。他的措辞很是陈腐，我脑海里只能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个包着头巾的“角色”，在布伦园林［2］里追着一只老虎，身体里塞的木屑不住地往外漏。
“后来就打仗了，old sport。这倒是个解脱的大好机会，我想尽办法去死，但我命中好像有老天保佑一样。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被任命为中尉。在阿尔贡森林的战役里，我带领机枪连的残余部队向前挺进，结果长达半英里的两翼都没有掩护，因为步兵无法跟上来。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等到步兵终于赶来，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章。我被提拔为少校，每个同盟国政府都颁发给我一枚勋章——甚至包括蒙特内格罗，亚得里亚海边那个小小的蒙特内格罗王国！”
小小的蒙特内格罗王国！他说这个词的时候提高了音量，并且微笑地点点头。这微笑意味着他了解蒙特内格罗那艰难的历史，同情蒙特内格罗人民的英勇斗争。这微笑也表示他充分理解这个民族的一连串处境，正是这处境让它从温热的小小内心向他发出如此敬意。我的怀疑此刻已被惊讶淹没，就像在迅速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把手伸进口袋，然后，一枚系着缎带的金属徽章落在我的手掌上。
“这就是蒙特内格罗那一枚。”
令我诧异的是，这东西看上去像真的一样。“丹尼罗勋章”，上面刻着一圈铭文，“蒙特内格罗国王，尼古拉斯·莱克斯”。
“翻过来。”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英勇无双。”
“我还有一样东西经常随身带着。牛津时代的纪念物，是在三一学院照的，我左边那位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照片上有六个年轻人，穿着运动夹克，在拱门下悠闲地站着，越过拱门可以望见许多塔尖。盖茨比也在其中，比现在略微年轻一点，但并不明显，他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棒。
这么说，这些都是真的。我仿佛看见他在威尼斯大运河旁的豪宅，一张张虎皮挂在墙上光彩炫目；我仿佛看见他打开一箱红宝石，用它们耀眼的绯红光芒来治愈他那颗破碎而痛苦的心。
“我今天要请你帮个大忙。”他说着，心满意足地把纪念物放回口袋，“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对我有些了解。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无名小辈。你知道，我常常置身于陌生人中，因为我想四处游荡，以忘掉那些伤心事。”他犹豫了一下，“今天下午你会知道的。”
“午餐的时候？”
“不，是下午。我碰巧知道你要约贝克小姐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贝克小姐了？”
“不是的，old sport，我没有。不过好心的贝克小姐同意跟你谈谈这件事。”
我压根不知道“这件事”指的是什么，不过我没什么兴趣，倒是觉得厌烦。我约乔丹喝茶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的。我敢肯定他的求助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会儿我很后悔不该踏上他那人满为患的草坪。
他没有再说什么。离城里越近，他就越严肃起来。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一艘涂了一圈红漆的远洋轮船。然后我们沿着贫民窟的一条石子路疾驰而去，两旁排列着阴暗却仍有人光顾的酒馆，是二十世纪褪色的镀金时代的产物。然后，灰烬之谷在我们两旁伸展开来，我从车上瞥见威尔逊太太正在加油泵旁气喘吁吁地干活，散发着活力。
汽车飞驰起来，挡泥板像张开的双翅一样，我们为半个阿斯托里亚街区带来光芒——只是半个，因为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穿行时，我听见一辆摩托车发出熟悉的“突——突——噼啪”声，接着看到一个气急败坏的警察行驶在我们车旁。
“好啦，old sport。”盖茨比说道。我们放慢速度。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白色卡片，在那个人眼前晃了晃。
“好吧，”警察满口应承，轻碰帽檐以示歉意，“下次认识您了，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牛津的照片？”
“我帮过警察局长一次忙，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大桥之上，阳光透过钢架照得川流不息的车辆闪闪发光，河对岸的城市高楼耸立，但愿这些如糖块般堆积的白色建筑是用没有铜臭味的钱建造的。从皇后区大桥远眺，纽约城永远像初次出现在眼前，那第一次的惊艳蕴含着世上所有的神秘与瑰丽。
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上堆满鲜花，后面跟着两辆拉着窗帘的马车，还有几辆亲友搭乘的车，气氛略为轻松些。死者的亲友朝车外望着我们，从那忧郁的神情和薄薄的上唇可以看出他们来自东南欧。我很欣慰在他们肃穆的送葬车队里还能看见盖茨比的豪华轿车。经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一辆高级轿车从我们身旁经过，司机是个白人，车里坐了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他们冲我们翻了翻白眼，一副想要比试一番的傲慢神情，惹得我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这座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想，“什么事都有可能……”
连盖茨比这样的人物也会出现，不必大惊小怪。
炎热的中午，我和盖茨比相约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共进午餐。我眨眨眼，让外面街道上的光芒从眼前散去，然后模模糊糊地在休息室里认出了他，他正跟另一个人说话。
“卡拉韦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鼻子扁扁的矮个子犹太人抬起大脑袋打量着我，他的鼻孔里长着两撮浓密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所以我瞅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说着，热切地跟我握了握手，“你猜我做了什么？”
“什么？”我礼貌地问道。
不过很明显他不是在跟我说话，因为他松开我的手，将他那表情丰富的鼻子朝向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给了凯兹堡，我说：‘好吧，凯兹堡，他要是不住嘴，你一分钱也别给他。’他立刻就闭嘴了。”
盖茨比挽住我们两人的胳膊，朝餐厅走去。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咽下了刚想说的一句话，坠入梦游般的状态中。
“要苏打水威士忌吗？”领班的侍者问。
“这家餐馆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边说边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不过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来几杯苏打水威士忌。”盖茨比应道，然后对沃尔夫山姆说：“那儿太热了。”
“又热又小——没错，”沃尔夫山姆先生答道，“不过充满了回忆。”
“是哪家餐厅呢？”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忧郁地沉思着，“曾聚集过多少已经消逝的面容，多少已不在身边的朋友。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六个人围坐一桌，罗西整个晚上都在大吃大喝。天快亮的时候，侍者表情怪异地走到他跟前，说外面有人想跟他说话。‘好吧。’罗西说着站起身，我把他拉回椅子上。
“‘要是那些浑蛋想找你，就让他们进来，罗西，但是你，拜托，千万不要离开这屋子。’
“那是早上四点，如果我们把窗帘拉开，就会看到天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当然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愤怒地朝我掀了下鼻子，“他在门口转过身说：‘别让那侍者把我的咖啡撤走了！’然后他走到人行道上，他们冲他吃饱的肚子开了三枪，开车跑掉了。”
“其中四个坐了电椅。”我想起来，说道。
“五个，包括贝克。”他鼻孔转向我，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我听说你想找关系做生意。”
这两句话连起来让我吃了一惊。盖茨比替我作了答：
“哦，不是，”他大声说，“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山姆有些失望。
“这只是个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另找时间谈那件事。”
“对不起，”沃尔夫山姆说，“我搞错人了。”
一盘美味的肉丁土豆泥端了上来，沃尔夫山姆忘了老大都会那令人伤感的回忆，开始津津有味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眼睛还在慢慢转动，环视着餐厅——甚至转过身打量坐在我们正后方的客人，让视线完成一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我在场，他或许还会往我们桌子下面瞧上一眼。
“听我说，old sport，”盖茨比向我凑过身来，“今天早上在车里我恐怕惹你不高兴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微笑，不过这一次对我不起作用。
“我不喜欢神秘兮兮的。”我答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坦诚一点，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都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向我保证，“贝克小姐是个了不起的运动员，你知道，她从来不会做不正当的事。”
突然，他看了一眼手表，跳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和沃尔夫山姆留在了桌边。
“他得打个电话。”沃尔夫山姆说，目送着他离开，“多好的人，是不是？英俊潇洒，完美的绅士。”
“对。”
“他是个牛津［3］人。”
“哦！”
“他在英国上过牛津大学。你知道牛津大学吧？”
“我听说过。”
“那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有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回答，“战争刚刚结束，我就有幸认识了他。但是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我对自己说：‘他是那种你想带回家介绍给妈妈和姐姐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我瞧见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没看，现在反倒注意了。它们的象牙材质看上去眼熟得奇怪。
“是用最好的真人臼齿打磨成的。”他告诉我。
“哟！”我打量着它们，“这创意很不错啊。”
“是啊。”他把衬衣的袖子缩进外衣里，“没错，盖茨比对女人还是很规矩的。朋友的太太他从来不会多看一眼。”
这时候，这位在直觉上让人信任的对象回到餐桌旁坐了下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一口喝掉他的咖啡，站起身来。
“午餐吃得很愉快，”他说，“我得走人了，再待下去可就让你们年轻人厌烦了。”
“别急啊，迈耶。”盖茨比并无热情地说。沃尔夫山姆举起手，做了一个祝福的动作。
“你们很客气，但我是另一代人了。”他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们坐着吧，聊聊你们的运动，你们的年轻姑娘，你们的——”他又挥了挥手，以代替那个想象中的名词，“我呢，我已经五十岁了，也不想硬掺和在你们中间。”
他跟我们握完手转过身去的时候，那感伤的鼻子在颤动。我不知道是不是说了什么冒犯他的话。
“他有时候很多愁善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也是个人物——百老汇的老主顾。”
“那他是什么人，演员吗？”
“不是。”
“牙医？”
“你是说迈耶·沃尔夫山姆？不，他是个赌徒。”盖茨比犹豫了一下，然后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他是一九一九年幕后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道。
这个说法让我感到震惊。当然，我记得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被人非法操纵，但即使我想起过这件事，也只会觉得它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是一连串事件的必然结果。我从来没有想到是一个人愚弄了五千万人——像窃贼一样，凭一己之力就撬开了一个保险箱。
“他怎么会干那个？”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只是看到了机会。”
“可他为什么没进监狱？”
“他们抓不着他，old sport。他是个精明的人。”
我坚持要埋单。当侍者找回零钱时，我在拥挤的餐厅另一头看见了汤姆·布坎南。
“跟我过去一下，”我说，“我要跟一个人打声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迈开大步朝我们走来。
“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他热切地问道，“你没打电话来，黛西很生气呢。”
“布坎南先生，这是盖茨比先生。”
他们随意地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浮现出一种少见的紧张而尴尬的表情。
“你最近怎么样？”汤姆问我，“怎么跑这么远来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来这儿吃午餐。”
我向盖茨比先生转过身去，可他已经不见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那个下午，在广场酒店花园的茶室里，乔丹·贝克挺直身板坐在一把直靠背的椅子上，讲起了“那件事”——我正沿着路边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一只脚踩着人行道，另一只脚踩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踩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从英国买的鞋，鞋底的橡皮疙瘩会咬住柔软的地面。我身上穿了一条新的格子呢裙，风一吹，裙子就会轻轻扬起，而各家房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也会随风伸展，不情愿地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
黛西·费伊家的旗子和草坪都是最大的。她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当时路易斯维尔所有年轻女孩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她穿一身白色衣服，开一辆白色小跑车，房间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的那些年轻军官都迫切地渴望当晚能有与她独处的荣幸。“无论如何，给我一个小时吧！”
那天早上我走到她家对面时，那辆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跟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中尉军官坐在车里。他们聊得全神贯注，直到我离她只有五英尺远，她才看见我。
“你好，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叫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令我备感荣幸，因为她是比我大的所有女孩中最让我敬慕的一个。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她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们，她那天去不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就一直看着她，每个女孩都会希望有人用这样的眼神注视着自己。这一幕对我来说太浪漫了，所以我一直都记得。他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我有四年没再见过他——甚至在长岛遇到他时，我都没有意识到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追求者，而且我开始打比赛，所以不常见到黛西。她交往的是一群稍大一点的人——如果她还同谁交往的话。流言飞语总是环绕在她周围——有人说一个冬天的晚上，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纽约跟一位要赴海外的军人道别。她被拦了下来，但却为此几个星期都没有跟家人说话。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跟军人交往了，而只和城里一些平足近视，根本没资格参军的小青年待在一起。
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跟以前一样朝气蓬勃。停战之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她跟一个新奥尔良来的人订了婚。六月，她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婚礼的奢华隆重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陪他来的一百多位客人包了四节车厢，又在摩尔巴赫酒店租了整层楼，婚礼前一天，他还送给她一串价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项链。
我是伴娘。在喜宴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缀满花朵的裙子，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美好——她烂醉如泥，一手拿着一瓶索泰尔纳酒，一手拿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喃喃说道，“从来没喝过酒，可是，噢，这酒可真好喝。”
“怎么了，黛西？”
我吓坏了，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副样子。
“给你，宝贝儿。”她从拿到床上的废纸篓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那串珍珠项链，“拿下楼去，是谁的就还给谁。告诉他们所有人，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开始放声大哭，哭个不停。我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女仆，然后我们把房门锁上，让她洗了个冷水澡。她怎么也不肯放开那封信，把它带进浴缸里，捏成湿淋淋的一团，直到看见它碎得像雪花一样，才让我放到肥皂碟里。
但是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们给她薰阿摩尼亚精油，把冰块放在她的前额上，然后帮她把衣服穿好。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走出房间，珍珠项链已经戴在她颈前，那场风波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五点钟，她跟汤姆·布坎南完婚，没有任何意外。接着他们动身去南太平洋，开始了三个月的旅行。
回来之后，我在圣巴巴拉遇见了他们，我想我从没见过一个女孩对自己丈夫那么痴迷。汤姆离开房间一分钟，她就会不安地四处张望，念叨着：“汤姆去哪啦？”脸上满是恍惚的神情，直到看见他走进门来。她会在沙滩上坐一个小时，让他把头偎在她怀里，用手指轻抚他的眼睛，怀着无限欣喜深情地看着他。他们俩在一起的场景令人动容——让你莫名向往，会心而笑。那是在八月。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之后，一天夜里汤姆在文图拉公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撞飞了他汽车的一只前轮。跟他同车的女孩也上了报，因为撞断了手臂——她是圣巴巴拉酒店里一个打扫房间的女侍者。
第二年四月，黛西生下一个女孩，他们去法国待了一年。有一年春天我在戛纳见过他们，后来在多维尔也遇到过，然后他们就回到芝加哥定居。黛西在芝加哥很受欢迎，你知道的。他们跟一帮固定的人来往，都是些有钱又放荡的年轻人，但她的名声却一直无可挑剔。可能是她不喝酒的缘故。在一群酒鬼中间，滴酒不沾是很大的优势。你可以少说话，而且稍稍有点越轨的小动作也没关系，其他人都喝得酩酊大醉，要么看不见，要么不在意。也许黛西对风流韵事从来都不感兴趣——可她的声音里却总有那么一点味道……
后来，大概六个星期以前，她多年来第一次又听到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上次我问你，还记得吗，我问你认不认识西卵村的盖茨比。你回家之后，她到我房间把我叫醒，问我：“哪个盖茨比？”我当时迷迷糊糊的，等我描述一番之后，她用非常古怪的声音说，一定是她以前认识的那个男人。直到那时，我才将这个盖茨比和白色跑车里那个军官联系起来。
乔丹·贝克讲完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广场酒店半个小时了，正坐着一辆敞篷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太阳落到了两城五十几号街高大的公寓楼后面，那是电影明星们的住所。小女孩们已经像蟋蟀一样聚集在草坪上，她们清脆的声音穿透闷热的暮色在耳畔响起：
我是阿拉伯的酋长，
你的爱放在我心上。
深夜当你睡意正浓，
我会爬进你的帐篷——
“这是个奇怪的巧合。”我说。
“但这根本不是巧合。”
“为什么？”
“盖茨比买下那幢房子，是因为黛西就住在海湾对面。”
这么说，在那个六月的夜晚，他所向往的不仅仅是天上的星星了。在我心里，盖茨比似乎突然从他那空虚的奢华中降生，有了生命。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你愿不愿意找个下午邀请黛西到你家，然后让他也过去坐一坐。”
这个请求是那么谨小慎微，我为之一惊。他居然等了五年，买了一座豪宅，将星光洒给过往的飞蛾，为的就是能在某天下午到一个陌生人的花园里“坐一坐”。
“他就需要这么一点帮助，有必要告诉我一切吗？”
“他害怕，他等得太久了。他觉得你可能会介意。要知道，他心底里还是很执著的。”
我有点放心不下。
“为什么他不让你来安排一次见面呢？”
“他想带她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道，“而你就住在隔壁。”
“哦！”
“我想他大概原本指望黛西某天晚上会光临他的宴会，”乔丹继续说，“可她从来没有。然后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有没有人认识她，我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在那晚的舞会上，他请人叫我过去，你真该听听他是怎么费尽心思才转入正题的。当然了，我马上就建议大家在纽约一起吃顿午餐，可他却疯了似的，‘我不想干什么出格的事！’他说道，‘我就想在隔壁见见她。’
“当我提到你跟汤姆是特别好的朋友时，他又马上打消了全部主意。他对汤姆不怎么了解，尽管他说他好几年来都看一份芝加哥报纸，只为能有机会看到黛西的名字。”
天色已经黑了，当我们钻进一座小桥底下，我伸出手臂搂住乔丹金黄色的肩膀，把她拉向我怀里，邀她共进晚餐。突然间，我想的不再是黛西和盖茨比，而是这个清爽、健美、不太动脑筋、对一切都抱怀疑态度的女孩，她正扬扬得意地靠在我的臂弯里。此时，一句话开始在我耳边回响，令人心醉神迷：“世间只有追求者和被追求者，忙碌的人与疲倦的人。”
“黛西的生活里应该得到点安慰。”乔丹对我低语道。
“她想见盖茨比吗？”
“这件事先不告诉她。盖茨比不想让她知道。你请她过去喝茶就可以了。”
我们经过一排黑压压的树林，五十九号街的建筑上，有一束柔和的光线照进公园里。不像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南，我眼前不会出现什么情人的面容在黑暗的檐口和耀眼的招牌上恍惚浮动，所以我将身边的女孩拉得更近，搂得更紧。她嘴角挂着一抹疲惫而轻蔑的微笑，于是我将她拉得再近一些，一直贴到我的脸上。
* * *
[1]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战期间任德军总司令。
[2]法国巴黎郊外的一个公园。
[3]原文为“Oggsford”，是“Oxford”（牛津）的讹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