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之后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梅尔夫人坐了一辆出租马车，来到温切斯特广场。她下了车，一眼看到餐厅的两扇窗户之间挂着一块精致的大木牌，木牌是新近油漆的，黑底白字，上面写着“吉屋出售”以及欲购者可与何人联系等字样。客人打过大铜门环之后，一边等候开门，一边心想：“他们一刻也没有拖延，这是一个讲实际的国家！”进了屋子，上楼到会客室去的时候，她看到了搬家的种种迹象：墙上的画取下了，堆在沙发上，窗帘拆掉了，地板上也已没有地毯。杜歇夫人立刻出来接见了她，简单明了地告诉她，悼念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多讲。
“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之类。但我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因为我给他表现这一点的机会最多。从这方面说，我想我是一个很好的妻子。”杜歇夫人还说，她的丈夫最后显然承认了这个事实。接着她又道：“他待我很宽大，我不想说，比我希望的更宽大，因为我没有这么希望过。你知道，一般说，我从不希望什么。但我相信，他愿意承认，虽然我大部分时间住在国外，过着——你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外国的生活，但是我从没对任何别人表现过丝毫兴趣。”
“除了你自己，你对谁也不会发生兴趣。”梅尔夫人在心里说，但这样的话，杜歇夫人当然是听不到的。
“我从没有为别人牺牲我的丈夫。”杜歇夫人继续道，她的话照例是简短有力的。
“自然没有，”梅尔夫人想，“你从来不为别人做任何事！”
这些无声的评论带有一些挖苦的意味，这需要稍加说明，特别因为这不符合我们以前看到的——也许只是表面的——梅尔夫人的性格，也不符合杜歇夫人经历中那些确凿的事实；同时，也因为梅尔夫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她的朋友的最后那句话，一点没有暗中攻击她的意思。事实是，她一跨进门槛，就获得了一个微妙的印象，知道杜歇先生的去世产生了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使少数几个人得到了利益，然而她不在这些少数人中间。诚然，这样一件事是必然会产生后果的，她住在花园山庄的时候，已不止一次地想象到这一切。但内心的预见是一回事，实际接触到那大量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关于财产——她几乎想说这是赃物——的分配问题，现在压在她的思想上，使她为自己的被排斥在外，感到闷闷不乐。我完全不想说，梅尔夫人属于贪婪的或嫉妒的一类人，但我们已经知道，她有着从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如果有人问她，她无疑会承认——同时露出美好而高傲的微笑——她对杜歇先生的遗产是不能存非分之想的。她会说：“我们在这世上从没有过往来，可怜的人，从没有过！”然后用拇指和中指弹一个榧子。我还得马上补充一句，这时尽管她心里痒痒的，觉得不是味道，但她非常小心，一点没有露出痕迹。不管怎样，她自己虽然一无所得，杜歇夫人的得还是使她同样高兴。
“他留给了我这幢房子，”那位新未亡人说，“当然，我不会住在这儿，我在佛罗伦萨的房子比这好得多。遗嘱三天前才打开，但是我已经决定把这房子出售了。在银行里，我也分到了一笔钱，但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只能把它留在那儿。如果不，我当然要把它取出来。花园山庄自然归拉尔夫所有，但我不相信他能维持那个地方。他得到的当然不少，但他的父亲已捐掉了一大笔钱，还有一部分遗产分给了佛蒙特州那些隔了三代的远亲。不过，拉尔夫很喜欢花园山庄，夏天完全可能住在那儿，雇一个打杂的女仆和一个孩子做园丁。我丈夫的遗嘱中有一条是很奇怪的，”杜歇夫人接着说，“他给了我的外甥女一笔财产。”
“一笔财产！”梅尔夫人轻轻地重复道。
“伊莎贝尔拿到了将近七万英镑。”
梅尔夫人的双手本来交叉着放在膝上，听到这话，她把它们举了起来，但两只手还是握在一起。她把它们暂时按在胸口，睁大了一些眼睛，注视着她的朋友，喊道：“啊，聪明的小东西！”
杜歇夫人迅速瞟了她一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梅尔夫人的脸红了一下，她垂下了眼睑，“不花一点力气，就能取得这样的收获，这还不聪明！”
“力气自然没有花，不过她从没觊觎过遗产。”
梅尔夫人是不大会弄得手足失措而把话收回的；她的智慧表现在维持原来的说法，却赋予它使人满意的解释上。“我的好朋友，伊莎贝尔要不是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她当然不会得到那七万英镑。她的可爱包括她的极端聪明在内。”
“我相信，她做梦也没想到我的丈夫会给她什么，我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从没把他的意图告诉我，”杜歇夫人说，“她对他不能有任何要求，她是我的外甥女，跟他关系不大。她所得到的一切，都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啊，”梅尔夫人说，“这才是了不起的成就呢！”
杜歇夫人保留她的意见。“这姑娘很幸运，我不否认这点。不过现在她简直给弄糊涂了。”
“你是说她不知道把这些钱怎么办吗？”
“我看她还没想到这点呢。她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一尊大炮突然在她背后放了一炮，她还惊魂未定，正在看她有没有受伤。三天以前，遗嘱的主要执行人才亲自来拜访她，非常殷勤地把这事通知了她。事后他告诉我，他把意思说明以后，她突然哭了起来。这钱还是存在银行里，她可以去支取利息。”
梅尔夫人摇摇头，露出聪明的、现在也是相当慈祥的笑容。“太有意思啦！她这么做过两三次以后，就会习惯了。”沉默一会儿以后，她又突然问道：“你的儿子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遗嘱公布以前，他已离开英国——他又累又伤心，支持不住了，所以匆匆忙忙赶到南方去。他正在前往里维埃拉的途中，我还没有收到他的信。但凡是他父亲做的事，他看来都决无异议。”
“你不是说，他的一份给减少了吗？”
“那完全是他愿意的。我知道，他曾经要他的父亲为美国人民做一些事。他从来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问题在于他把什么人放在第一位！”梅尔夫人说。她继续沉思了一会儿，眼睛注视着地面。最后她抬起头来，问道：“我能不能见见你那位快活的外甥女？”
“你可以见她，但你看到的她不会是快活的。三天来，她的神情一直那么严肃，像契马部埃[1]的圣母像！”于是杜歇夫人按铃召唤仆人。
伊莎贝尔在仆人去请她后，马上就来了。她一进屋，梅尔夫人就想，杜歇夫人的比喻是有些道理的。姑娘脸色苍白而严肃——对死者的深切悼念没有冲淡这种反应。但是她一看到梅尔夫人，她那最欢乐的时刻的微笑又回到了脸上。梅尔夫人走到她跟前，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端详了她一会儿，便开始吻她，好像在回答她离开花园山庄时伊莎贝尔对她的亲吻。这是梅尔夫人以她高尚文雅的姿态对她的年轻女友继承遗产一事眼前所作的唯一表示。
杜歇夫人不想留在伦敦，等待出售她的房屋。她只是从那些家具里挑选了几件，预备运往她的另一个寓所，然后便把其余的一切交给拍卖商处理，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了。她这次旅行，当然由她的外甥女做伴。现在，这位小姐有的是时间，可以反复考虑梅尔夫人向她隐蔽地表示祝贺的那笔意外之财了。伊莎贝尔经常想起接受遗产这件事，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但是我们暂时不想探究她的思想活动，或者解释究竟为什么这种新的意识开头会对她构成一种压力。不过这位小姐没有立即起来迎接她的欢乐只是暂时的，她最终还是承认，富裕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使人可以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总是甜蜜的。对愚蠢的软弱——尤其在女性方面——说来，它是光辉的对立面。虽然在一位娇嫩的小姐身上，柔弱也有它的魅力，但正如伊莎贝尔对自己所说，这毕竟不是最可爱的。确实，在眼前她还不能有太大的作为，她只是给莉莲汇去了一笔钱，也给可怜的伊迪丝寄了一笔钱。由于她穿上了丧服，由于她的姨母新近守寡，两位女士不得不过恬静的生活，这清静的几个月使伊莎贝尔感到欣慰。她所获得的力量，使她变得严肃起来，她怀着又爱又恨的心情注视着这种力量，但她并不急于运用它。事实上，直到她跟她的姨母在巴黎逗留的几个星期中，她才第一次使用这力量，尽管使用的方式无疑是毫不足道的。那是住在拥有世界闻名的大商店的都市中自然而然会采取的方式，而在杜歇夫人的指导下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她在改变她的甥女的外形，使她从贫寒变为富丽这点上，持有极其现实的观点。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她对伊莎贝尔说：“现在你已经身价百倍啦，你必须懂得怎么去扮演这个角色——我是指扮演得出色而言。”她还说，那位小姐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又说：“你还不懂得怎么爱护你的财物，但你必须懂得。”这是伊莎贝尔的第二项责任。伊莎贝尔表示同意，但眼前她的想象力还没有燃烧起来，她还在等待机会，而这些不是她心目中的机会。
杜歇夫人很少改变她的计划，早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前，她已经打算在巴黎度过一部分冬季，现在她觉得没有理由放弃这个计划，更没有理由使她的同伴失去这个机会。虽然她们在服丧期间只能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她还是可以让她的外甥女在小范围内进行非正式的活动，所谓小范围，就是指住在香榭丽舍大街周围的一些美国人。这些移民，有许多是杜歇夫人熟悉的，她与他们有共同的流亡国外的命运，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乐趣，共同的苦闷。伊莎贝尔看到，他们老是到她姨母的旅馆来串门，便尖锐地指责他们，这种指责无疑被认为是她一时心血来潮，激发了人的责任感。她坚决相信，他们的生活虽然奢侈，但很空虚。在晴朗的星期日下午，这些离开了美国的美国人忙于互相应酬的时候，伊莎贝尔公开表示了这个观点，因而招来了一些不满。听到这些话的，都是依靠自己的厨师和裁缝保持着神圣的温和仪表的人，然而仍有两三个人认为，她的聪明虽然博得公认，其实还比不上戏台上那些时髦的台词。她喜欢这么问他们：“你们都这么过日子，这有什么出路？可以说，毫无前途。据我看，这只能使你们感到非常厌倦。”
杜歇夫人觉得，这个问题简直像是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提出的。亨利艾塔当时也在巴黎，伊莎贝尔经常跟她见面，因此杜歇夫人不无理由对自己说，也许她的外甥女还没这么聪明，不至于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标新立异，她那套理论可能是从那位记者朋友那里贩运来的。伊莎贝尔第一次讲这番话是在她跟姨妈去拜望卢斯夫人的时候，后者是杜歇夫人的老朋友，也是她当时在巴黎唯一走访的人。卢斯夫人从路易-菲力浦时代起就住在巴黎，她常常幽默地说，她是一八三○年[2]的一代——这句话的幽默意义往往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的。在人们不理解的时候，卢斯夫人总是解释道：“可不是，我是个浪漫派人物。”她的法语从来没有好过。星期日下午，她照例在家会见客人，周围坐满了跟她情投意合的美国同胞，而且照例是那么些人。事实上，她每时每刻都在家，像奇迹一样，在这个光辉灿烂的城市中这个逍遥自在的小天地里，保持着她在家乡巴尔的摩的生活方式。这使她那位高贵的丈夫卢斯先生，只需要对巴黎的“娱乐”作精神上的赞赏——这是他的一句名言，因为你永远猜不出，他有什么烦恼，使他感到有散心解闷的必要。卢斯先生又瘦又高，头发灰白，穿得整整齐齐，戴一副金边眼镜，帽子略微推在后脑勺上。他的消遣之一，就是每天上美国银行家俱乐部去一次，那里有个邮政所，几乎跟美国乡镇上的邮局一样，是个聚会和闲谈的好场所。天晴的日子，他在香榭丽舍大街旁边一张椅子上消磨一个小时。吃饭他大多在自己家里，饮食很讲究，那里的打蜡地板，卢斯夫人总是得意扬扬地宣称，比法国首都任何一家的都光滑。有时他也跟一两个朋友上英吉利咖啡馆用餐，他点菜的才能不仅是朋友们幸福的源泉，而且使店里的领班侍者大为钦佩。这些就是大家知道的他所有的娱乐，但它们让他消磨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无疑也证实了他常说的话：巴黎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从这些方面看，卢斯先生认为，不论在哪里，都不像这儿富有生活的乐趣。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但必须承认，卢斯先生对这个供他消磨生命的地方，评价已不如早年高。在他的消遣中，政治遐想占有一席位置，不容忽视，因为在表面看来无所事事的许多时刻中，它们无疑仍是活跃的因素。像他一样的移民中，卢斯先生是许多偏激的——或者不如说顽固的——保守分子中的一个。他不支持法国新近成立的政府，不相信它能长期存在，年复一年地向你保证，它的末日已迫在眉睫。他谈到法国人民时，常常说：“他们应该给压下去，先生，必须压下去，只有强有力的手，只有铁蹄，才能有效地对付他们。”他理想的光辉灿烂、英明伟大的政府是不久前被推翻的帝国政府。“巴黎比皇帝[3]时期逊色多了，只有他才知道怎样使一个城市变得舒适愉快，”卢斯先生常常对杜歇夫人说，后者的观点跟他完全一致。他说，一个人苦苦渡过大西洋来到这儿，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摆脱共和国！
“咳，夫人，从前我坐在香榭丽舍大街实业宫对面，总看到从推勒里宫[4]驶出的马车来来往往，一天共达七次。我记得有时还多达九次。可现在你看到什么？说也没用，这种排场都过去了。拿破仑知道，法国人民需要什么，现在笼罩在巴黎——我们的巴黎上空的乌云，要等帝国恢复才会消失。”
到了星期日下午，卢斯夫人的客人中有一个年轻人，伊莎贝尔跟他谈过不少话，发现他肚里装满各种有价值的知识。爱德华·罗齐尔先生——人们称他内德·罗齐尔——出生于纽约，在巴黎长大，他住在那里的时候，由他的父亲管教，事有凑巧，这位父亲跟已故的阿切尔先生是相识多年的知交。爱德华·罗齐尔记得，当年伊莎贝尔还是个小女孩。有一次，阿切尔姐妹几个住在讷沙泰尔一家旅馆里，她们的法国保姆跟一个俄国亲王跑掉了。那时爱德华·罗齐尔的父亲正好带着孩子路过那个地方，也住在那家旅馆里，正是他救了阿切尔姐妹三个，因为那几天里，阿切尔先生一直行踪不明。伊莎贝尔对那个衣冠端正的小男孩也记得很清楚，他的头发上总有一股发蜡的香味，他也有一个法国保姆，只是她在任何引诱下都没有离开他。伊莎贝尔常常与他俩在湖边散步，觉得小爱德华漂亮得像一个天使——这种比喻在她心目中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她所想象的天使，在外形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特征，而她新认识的这位小朋友，正好体现了这些特征。一张小小的粉红色脸庞，头上戴一顶蓝天鹅绒童帽，脖子上围一条绣花硬领，这就是她童年梦想中的天使的外貌。后来有一段时期，她还坚决相信，那些天国居民彼此讲的是又古怪又可爱的英法混合语，他们用它表达最高尚的情绪，因为爱德华就用这种语言跟她交谈。他告诉她，他的保姆为了“保卫”他，不让他靠近湖边，还说一个孩子必须听保姆的话。现在内德·罗齐尔的英语已大有进步，至少那种法语腔调已经减少了。他的父亲死了，他的保姆也辞退了，但年轻人还遵守着他们的教导，从不靠近湖边。他的身上仍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以及一种能给更高级的器官带来快感的气息。他是一位非常斯文的、彬彬有礼的青年，具有风雅高尚的趣味——懂得古瓷器、美酒和书籍的装帧，熟读《戈塔年鉴》[5]，知道高级的商店，高级的旅馆，以及火车时刻表。他点菜的本领几乎可以与卢斯先生媲美，也许，随着经验的增长，他可以成为后者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他也拥护那位先生的严峻的政治观点，只是口气较为柔和而天真罢了。他在巴黎有一所漂亮的寓所，室内装饰着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圣坛花边，这是使他的女朋友们惊羡不止的，她们宣称，他的壁炉架上铺的花边比许多公爵夫人披在高贵的肩膀上的更美丽。然而他每年冬天往往要在波城度过一段时间，有一年还在美国待了两个月。
他对伊莎贝尔很感兴趣，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讷沙泰尔散步的时候她老是喜欢靠近湖边。他仿佛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叛逆性的疑问中也发觉了同样的倾向，但他还是温文尔雅地回答我们的女主人公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许是不配得到这么好的待遇的。“阿切尔小姐，你说这有什么出路吗？嗨，巴黎是四通八达的，路多得很，哪里都能去。每一个到欧洲来的人，必须先通过这里。你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说这能有什么结果吧？但一个人怎么能洞察未来呢？你能告诉我，前面有些什么吗？只要这是一条愉快的路，我就不管它能通向哪里。我喜欢这条路，阿切尔小姐，喜欢这古老而可爱的柏油马路。你不可能对它感到厌倦——哪怕想厌倦也不可能。你认为你会厌倦，实际不会，这儿经常有出乎意外的新鲜事儿。就拿特鲁奥大厦来说吧，那儿一星期总有三四次大拍卖。除了这里，哪儿还有这样的便宜货？不论人家怎么说，我坚持只有在这儿才能买到真正价廉物美的东西，只要你懂得上哪儿去购买。我知道许多这样的地方，但我都保守秘密。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对你破格优待，只是你绝对不能泄漏给任何人。你不论要买什么，先问我一声，我要求你同意这点。一般说，不要上那些林荫大道；在林荫大道上机会是不多的。凭良心说——sans blague[6]——我不相信谁会比我更熟悉巴黎。你和杜歇夫人改天务必到我那儿去吃顿早饭，我可以把我收藏的小玩意儿给你看看，je ne vous dis que a！[7]近来大家谈伦敦谈得很起劲，吹捧伦敦成了风气。可那儿什么也没有——你在那儿什么也找不到，没有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没有第一帝国的风格，有的永远只是安女王时期的式样。这种东西只配放在寝室里，放在盥洗室里，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我把生命消磨在拍卖商场吗？”罗齐尔先生继续说，回答伊莎贝尔的另一个问题。“哦，不，我没有财产。我希望我有，可是没有。你认为我游手好闲，啥也不干，我从你的脸色看出来了，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呢。我这么讲，请你不要见怪，我只是向你提出一个警告。你认为我应该干点儿什么，我也这么想，我总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点。可是一旦认真要做起来，你就看到什么也不能干。我不能回国去，开店当老板。你认为我非常合适？唉，阿切尔小姐，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会买东西，可是我不会卖东西。有时我想出卖一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让别人来买你的东西，比你去买别人的东西，需要大得多的能耐。那些能叫我去买他们的东西的人，我想一定是非常聪明的！唉，不成，我不会开店当老板。我不能当医生，那是一种讨厌的职业。我也不能当牧师，因为我并没有信仰。而且《圣经》上那些名字，我也讲不清楚。它们很难念，特别在《旧约全书》中。我不能当律师，我不懂——你叫它什么来着？——美国诉讼程序。此外还有什么事可干呢？没有了，在美国一个上等人能干的就这些。我倒想当一个外交家，但美国的外交——那也不是上等人干的。我相信，如果你见过前一任部……”
罗齐尔先生大多在下午较晚的时候来拜访伊莎贝尔，那时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往往也在。他讲话的方式就像我上面描写的那样，每逢年轻人讲到这种地方，亨利艾塔便打断他的话，把他教训一通，要他记住美国公民的责任。她认为他极不合人情，比拉尔夫·杜歇更坏。不过这时期，亨利艾塔比以前更喜欢作道德说教，因为她的良心一直为伊莎贝尔感到不安。她没有向这位小姐祝贺她得到了一笔财产，却请她原谅她不能这么做。
“如果杜歇先生跟我商量，要不要给你钱，”她坦率地说，“我会对他说：‘绝对不要。’”
“我知道，”伊莎贝尔回答，“你认为，事实上这只是变相的灾祸。也许是这样。”
“把它送给一个你不太关心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比如说，给你？”伊莎贝尔开玩笑道。接着又用完全不同的口气问：“你真的相信它会毁了我吗？”
“我希望它不会毁了你，但毫无疑问，它会助长你那些危险的倾向。”
“你这是指我爱好奢华，善于挥霍？”
“不，不，”亨利艾塔说，“我是指你的精神方面。我不反对奢侈，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打扮得漂亮一点。请你想想我国西部城市的那种豪华生活，我看这儿根本没法跟它相比。我希望你不满足于粗俗的物质享受，但我并不怕它。你的危险在于你过分沉湎在你梦想的天地中，你跟现实，跟你周围那个辛勤劳动的、努力挣扎的、苦难重重的、甚至可说是罪恶的世界，接触得太少。你又要求太高，你抱着许多美丽的幻想。你新近得到的那几万英镑，正好使你越来越陷入那些自私的、残忍的少数人的圈子中，这些人是巴不得你永远沉湎在这些幻想中的。”
伊莎贝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她未来的这幅可怕的图景。“我有什么幻想？”她问，“我在竭力防止任何幻想呢。”
“得啦，”亨利艾塔说，“你认为你可以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可以过得使自己愉快，也使别人愉快。你会发现你错了。不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必须把整个心灵投入进去，这样才能使它多少有些意义。但从你那么做的一刻起，我告诉你，它就不再是理想了，它变成了严峻的现实！再说，你不能老是使自己愉快，有时你必须使别人愉快。我承认，这是你完全愿意做的。但还有一件事更重要，这就是你常常必须使一些人不愉快。你必须随时准备这么做，你必须决不退缩。那是你根本办不到的——你太喜欢赞扬，你希望别人把你想得很好。你以为我们可以凭不切实际的观念避免那些令人不快的义务——那是你最大的幻想，亲爱的。但是我们办不到。生活中有许多场合，你必须准备你根本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愉快——甚至包括你自己在内。”
伊莎贝尔伤心地摇摇头，她显得烦恼而惶恐。“亨利艾塔，”她说，“对你说来，现在大概就是这种场合之一吧！”
毫无疑问，斯塔克波尔小姐访问巴黎期间，没有生活在梦想的天地中，她业务上的收获比她的英国之行丰富得多。班特林先生开头陪伴了她四个星期，现在已经回英国，何况在班特林先生身上是连一点梦想的影子也没有的。伊莎贝尔从她的朋友那里得悉，他们两人非常投机，而且由于这位先生对巴黎了如指掌，因此这种友谊更使亨利艾塔获益不浅。他向她解释一切，带她参观一切，成了她寸步不离的向导和讲解员。他们一起用早餐，一起用午餐，一起上剧场，一起吃晚饭，实际上就像完全生活在一起。亨利艾塔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的女主人公，说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她从没想到她会对一个英国人发生这么大的好感。伊莎贝尔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她总觉得，《会谈者报》记者和彭西尔夫人的弟弟之间的来往，包含着一种令人发笑的东西；尽管她承认，这从双方说，都是值得称道的，她还是觉得有趣。伊莎贝尔不能消除自己的怀疑，总认为他们有些像在打哑谜，彼此都因单纯而上了当。然而不论就双方的哪一方说，这种单纯仍是可敬的。在亨利艾塔方面，这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她相信，班特林先生是对发展生动活泼的新闻事业，对巩固女记者的地位，发生了兴趣；在她的同伴方面，这也是值得赞美的，因为他认为，《会谈者报》记者的采访活动——他对这份刊物从未形成过明确的概念——如果剥开它巧妙的伪装（班特林先生觉得他完全能做到这点），不过是斯塔克波尔小姐需要满足自己奔放的感情而已。两位独身者在暗中摸索，但他们都提供了对方所缺乏的东西，满足了彼此的需要。班特林先生是一个性情迂缓散漫的人，现在这位果断、敏锐、自信的女人使他感到别有风味，她那对明亮而咄咄逼人的眼睛，那优美整齐的仪表，都吸引着他，在这颗对日常生活感到平淡无味的心灵中，燃起了活跃的情趣。另一方面，亨利艾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同伴，这位先生不愁衣食，无牵无挂，几乎像“鬼差神使”似的来到了她的身边。他的无所事事，一般说来固然不足为训，但对一位到处奔走的伙伴却是绝对有利的。他对她可能提出的任何社会的或实际的问题，几乎都能作出简单明了的、合乎传统的、尽管绝不是十分透彻的答复。她常常发现，班特林先生这些答复非常合用，在争分夺秒赶发美国邮件的时刻，它们可以成为通讯中现成的材料，跟读者见面。伊莎贝尔警告过她，要当心自己在滑向哪里，并希望得到她善意的反驳，现在她才真的担心，她会滑进那神秘的深渊中去。就伊莎贝尔而言，固然也存在着这种危险，但斯塔克波尔小姐如果乐于利用别人的观点，弄虚作假，她就无法指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伊莎贝尔继续好心地警告她，于是彭西尔夫人这位殷勤的弟弟，有时在我们的女主人公嘴上就成了不太光彩的取笑对象。然而亨利艾塔对班特林先生总是温情脉脉，不可动摇，她往往明知要遭到伊莎贝尔的讽刺，还是得意扬扬地畅谈她跟这位熟知人情世故的先生——这称呼在她那里已和以前不同，没有恶意了——一起度过的时刻。她会把她们刚才讲的玩笑话一下子丢诸脑后，情不自禁地提起她在他陪同下出游的经历。她会说：“啊，我现在对凡尔赛的一切已了如指掌，我跟班特林先生到那儿去过。我必须作全面的参观，一到那里，我就关照他，我要全面看一下。因此我们在那儿旅馆里呆了三天，跑遍了所有的地方。那几天天气晴朗，有点像印度的夏季，只是没那么好。我们就住在那一片园林里。真的，关于凡尔赛，你再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了。”看来，亨利艾塔已经跟她那位殷勤的朋友约定，春天在意大利会面。
* * *
[1] 乔万尼·契马部埃（1240—1302），意大利画家，作有《圣母和天使》等名画。
[2] 法国发生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一年，路易-菲力浦于这年接位，建立“七月王朝”。
[3] 指1870年被推翻的拿破仑三世。
[4] 法国旧王宫，拿破仑三世住在这里。
[5] 德国出版商尤斯图斯·佩特斯（1749—1816），自1763年起在戈塔地方出版的一种法文刊物，记载世界各地系谱学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6] 法文：不吹牛。
[7] 法文：其余就不必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