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在一条荒凉的大河的岸边，有一座城，是俄国的行政中心之一。城里有一座大堡垒，堡垒里是监狱。二等流放苦役犯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在这所监狱里囚禁了九个月。从他犯罪那天算起，差不多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他的案子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就审完了。犯罪人一旦招供就决不更改，总是讲得坚定，确切，明白。他不混淆实情，不为自己的利益轻描淡写，不歪曲真相，没遗漏极小的细节。他把杀人的整个过程全盘托出，例如，他讲清楚了在遇害的老太婆手里发现的那个抵押品（一块绑着金属片的小木片）的秘密。他详细地叙述了怎样在遇害人那儿取到钥匙，说明了钥匙的形状，说明了那只小箱子是什么样子，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甚至列举了那里面放着的某些个别的财物。他解开了丽扎维达遇害之谜。他讲到了柯赫怎样走来敲门，随后又来了个大学生，他把他们彼此之间所谈的话转述了一遍，还讲到后来他，怎样跑下楼去，听见尼古拉和德米特利大声吵嚷，他怎么走进一个没有人住的寓所里躲着，后来就回家去了。他最后供出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一个院子里靠近大门的那块石头，结果在那下面找到了财物和钱包。一句话，案情很清楚。然而，使得预审官和审判官吃惊的是，他把钱包和财物都藏在石头底下而没有动用，尤其是，他不但记不清楚他本人抢来的财物都是些什么东西，甚至数字也说错了。他一次也没打开过钱包，甚至不知道那里共放着多少钱，这钱的事，认真说来，是没法叫人相信的。后来查明钱包里有三百一十七银卢布和三枚二十戈比的硬币，而且上边几张金额最大的钞票因为在石头下面埋藏过久，受了潮气而损坏不少。法庭花了很多的时间想弄明白，被告既然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概甘愿供认不讳，为什么单单在这件事上，说谎呢？最后，有几个法院人员（特别是善于分析别人心理的）甚至承认他很可能确实没看过钱包里边，因而不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将其埋在石头底下了。不过他们由这一点却立刻得出结论说，这个罪行只可能是在某种暂时的精神病发作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热衷于凶杀和抢劫的病态心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谋取私利的打算。这倒恰好跟最新流行的“暂时疯狂”理论合拍，这种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被人极力应用在某些罪犯身上。再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心境忧郁是由来已久的，这已经由许多见证人、他以前的同学、左西莫夫医师、他的女房东和女仆确凿地申明过了。这些都有力地促成一种结论，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大像普通的杀人犯、强盗或抢劫犯，这是另一种情形。
使得保持这种见解的人大为烦恼的是，犯罪人本身几乎无意保护自己。当别人提出关键的问题，促使他杀人，推动他从事抢劫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却带着极其粗鲁的确切口气，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主要原因就是他处境恶劣，贫困无助，而且他很想弄到至少三千卢布来为他终生事业的最初阶段奠定基础，他原指望在受害人那里可以找到这笔钱。他决定杀人是因为他性格轻浮而怯懦，再加上受到穷困和挫折的刺激。庭上问他，促使他自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真心地懊悔了。他讲这些话的口气几乎可以说是粗鲁的……
不过，这件案子的判决，从所犯的罪行来看，却比人们意料中的宽大，这也许是因为犯罪人不但无意为自己辩护，甚至表现出一种要加重自己罪名的愿望。这件案子的种种奇怪和特殊的情形都得到了考虑。犯罪人在犯罪以前身体有病，生活困苦，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讲到他没有使用他抢到的钱财，那么人们认为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心中生出的懊悔的影响，一部分是因为他在犯罪期间神志不大正常。他无意中杀害丽扎维达，倒成了一个例子，足以说明他神志不正常：一个人犯两次杀人罪，同时却又忘了把房门扣上！此外，他自首恰好是在狂热的教徒尼古拉灰心丧气，提出虚假的供词，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因而闹得这件案子异常混乱的时候，而且是在对真正的罪犯不但没有明显的证据，就连嫌疑也不存在（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充分信守他的诺言）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减轻被告的厄运。
再者，另外还发生了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使得被告大大地得益。往日的大学生拉祖米欣不知从哪儿得到情况，而且提出证据，说是犯罪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当初读大学的时候，用他仅有的一点点钱接济过他在大学里的一个害痨病的穷同学，养活他几乎有半年之久。等到那个同学去世，拉斯柯尔尼科夫又照料死去的同学留在人世的又老又弱的父亲（那个同学差不多从十三岁起就凭自己的劳动收入接济和供养他的父亲）。后来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这个老人送进医院，等老人去世后，又为他下葬。这些情况在决定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命运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就连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前的女房东，也就是他那去世的未婚妻的母亲，文官的遗孀扎尔尼齐娜，也出庭做证说，当初他们住在五角巷另一所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发生火灾，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一个已经起火的寓所里救出两个小小孩，他自己却被烧伤了。这件事经过仔细调查，很多见证人提出了相当好的证词。一句话，最后，庭上考虑到他的自首和几种足以减轻罪名的情况，犯罪人就被判决服二等苦役劳动，为时只有八年。
案子刚一开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就生病了。杜尼雅和拉祖米欣认为在案子审理的整个期间可以让她离开彼得堡。拉祖米欣选定一个在铁路线上的城镇，而且离彼得堡很近，为的是可以经常知道诉讼的进展情况，同时又可以经常跟阿芙朵嘉·罗曼诺芙娜见面。普尔赫莉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得的是一种奇怪的、神经方面的疾病，伴随着类似精神错乱的症状，即使不能算是完全如此，至少也有点这样。先前，杜尼雅最后一次跟她哥哥相会后，回到家来，却发现她母亲已经完全病倒，发高烧，胡言乱语了。当天傍晚，她跟拉祖米欣商量，万一母亲问起她的哥哥，究竟该怎样回答才好。她和他甚至为回答母亲而编了一整套故事，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动身到远方，到俄国的边陲去了，说他去完成一项私人委托的任务，这个任务最后会给他带来金钱和名望。可是使他们吃惊的是，当时也罢，后来也罢，普尔赫莉雅·亚历山大罗芙娜从没问起过这件事。正好相反，她自己对儿子的突然离去也有她自己的一整套说法。她含泪讲起她儿子怎样来向她告别，同时她又漏出口风，叫人明白有许多非常重大和神秘的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说罗佳有很多极有势力的仇人，弄得他甚至只能躲起来。讲到他将来的事业，她也认为，只要某些敌对的情况消除，那他的前途，毫无疑问，是光辉灿烂的。她对拉祖米欣口口声声说，她的儿子终有一天甚至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的论文和他辉煌的写作才能就是明证。她不断地翻看他的论文，有的时候简直朗诵起来，睡觉的时候也几乎带着它上床。至于现在罗佳究竟在哪儿，虽然大家分明避开不谈，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她起疑，可是她倒几乎一声不问。最后，大家渐渐担忧普尔赫莉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在某些问题上那种奇怪的沉默态度了。比方说，她收不到他的信甚至也不抱怨，可是以前她住在那个小城里，生活里没有别的，只是心心念念，巴望着快点收到她疼爱的罗佳的来信。这种情形太不好解释了，使得杜尼雅十分不安。她转念想到，也许母亲已经预感到儿子的命运起了可怕的变化，不敢多问，免得打听出更可怕的情形来。不管怎样，杜尼雅看得很清楚，普尔赫莉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的神志不怎么正常。
不过，大约有两次，她自己却把谈话引到一条路子上，弄得人在回答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如今罗佳究竟在哪儿。别人答话势必不能令她满意，反而使她起疑，于是她突然变得分外悲伤，郁闷，沉默，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杜尼雅看出撒谎和胡编都成了困难的事，就得出最后的结论，觉得某些问题还是索性不提为妙，不过，事情越来越清楚，显而易见她可怜的母亲正在怀疑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杜尼雅顺带想起她哥哥说过，她母亲听见她说梦话来着，那是在最后他去自首的那不幸的一天的前夜，在她跟斯维德利盖洛夫大闹一场以后；莫非当时她母亲听到了什么话？有的时候，这个女病人一连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闷闷不乐，阴沉着脸不说话，默默地流泪；然后，不知怎的，往往现出病态的活泼，忽然开口讲话，几乎讲个不停，述说她的儿子，述说她的希望，述说未来……她的幻想有的时候很离奇，别人听了都凑她的趣，附和她的话（或许，她自己也看得清楚，别人附和她的话只是凑她的趣罢了），可是她仍然讲个不停……
犯罪人自首后，过了五个月，法庭就判决了。拉祖米欣，只要能去，总是赶到监狱去探望他。索尼雅也这样。最后，分别的时刻到了。杜尼雅对她哥哥发誓说，这不会是永别。拉祖米欣也这样说。在拉祖米欣年轻而有热情的头脑里坚定地订出计划，在今后三四年当中尽量为将来的生活打下基础，至少积攒一笔钱，到西伯利亚去居住，反正那边各方面资源都很丰富，只缺劳工、人手和资金。他们一定迁到罗佳所在的那座城市去，然后……同心协力开始过新的生活。他们告别的时候，都哭了。
在最后那几天，拉斯柯尔尼科夫常呆呆地出神，问了许多他母亲的情形，老是为她担心。他也简直太为她痛苦了，这使得杜尼雅很不安。他听到母亲的详细病情后，变得很忧郁。他跟索尼雅相会，不知什么缘故，老是特别不爱讲话。索尼雅藉助于斯维德利盖洛夫留给她的钱，早已打点行装，准备随着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内的那批囚犯出发。在这个问题上，她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从来一个字也没提起过，然而两人都暗自明白，事情一定会是这样。直到最后分手，他听着妹妹和拉祖米欣热情地保证说等到他服刑期满，他们在一起会过得多么美满，他就不由得怪模怪样地笑笑。他还担心地预言说，母亲的病情不久就会发展到灾难的结局。最后，他和索尼雅就动身了。
两个月后，杜尼雅就跟拉祖米欣成亲了。婚礼凄凉而冷清。不过，受到邀请的客人当中，有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和左西莫夫。最近这段时期，拉祖米欣一直显出坚定的果断神情。杜尼雅盲目地相信他的一切打算都会实现，而且也不能不信。这个人显出了钢铁般的意志。顺便说一句，他又到大学去听课，以便读完大学的课程。他俩不断拟定未来的计划，两人都坚定地打算五年后一起迁到西伯利亚去。在那以前，他们就指望索尼雅先去一步了……
普尔赫莉雅·亚历山大罗芙娜高兴地祝福她女儿和拉祖米欣的婚事。可是，婚礼结束以后，她变得好像越发愁闷，越发心事重重了。拉祖米欣为了给她解闷，就给她讲了讲拉斯柯尔尼科夫怎样帮助一个穷大学生和他的老父亲，还讲了讲去年罗佳怎样从大火中救出两个娃娃而自己却被烧伤，甚至病倒了。普尔赫莉雅·亚历山大罗芙娜本来就已经头脑不清楚，听了这两件事，兴奋得几乎如醉如痴。她不断地讲这些事，到了街上也找外人谈（其实杜尼雅经常守在她身边）。在公共马车上，在商店里，她一旦找到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就讲个不停，说起她的儿子，说起儿子的论文，还说到他怎样帮助一个大学生，怎样在火灾中被烧伤，等等。杜尼雅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制止她才好。姑且不谈这种病态的兴奋心理有多么危险，万一有人由于原先审判的案子想起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字，而且说起这件事，那可就糟透了。普尔赫莉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甚至打听到那两个在火灾中得救的娃娃的母亲住在哪儿，一心要去看她。最后，她的不安达到顶峰了。有的时候她忽然哭起来。她常常生病，发高烧，胡言乱语。有一天上午，她直截了当地声明，依她算来，罗佳不久就应该回来了，她记得跟他分手的时候，他说过，等九个月后他一定回来。她就开始收拾寓所，准备迎接他。她把自己的房间装饰一新以让给他住，擦干净家具，洗刷地板，给窗子换上新帘子，等等。杜尼雅心里着急，可是没有开口，甚至帮她布置房间，好接待她哥哥。这一天在不断的幻想中，在快活的梦境和泪水中不安地度过了，到夜里她就生病了，第二天早晨发高烧，呓语不断。热病开始了。两个星期后，她就去世了。她在昏迷中说出许多的话，从中可以断定，她对她儿子的可怕命运的疑虑，甚至比大家推测的要多得多。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西伯利亚定居后，虽然一开头就跟彼得堡的人书信往来，可是他母亲的死亡，他却很久都不知道。通信的事，他交托索尼雅去办，她每月准时写一封信给彼得堡的拉祖米欣，每月准时收到彼得堡的一封回信。起初，杜尼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雅写来的信有点干巴巴，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最后他们俩才发现，那些信写得再好不过了，因为从那些信里毕竟对她那不幸的哥哥的命运，可以得到最充分、最确切的概述。索尼雅的信上满是极其平淡的当前的生活情形，她极其简单明了地描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苦役生活的种种详情。信上丝毫也没写到她本人抱着什么希望，也没推测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也没描写她个人心情怎样。索尼雅无意说明他的心绪和他平素的内心生活，信上只有事实，也就是只有他本人所说的话，关于他身体的详细报告，或者讲一讲在她探视的时候他表达过什么愿望，他要求她办什么事，委托她办什么事，等等。所有这些消息都写得分外细致。最后，她那不幸的哥哥的形象就自然而然地显出来了，刻画得准确而清晰。这方面是不会造成错误的，因为她所写的全是确凿的事实。
不过，杜尼雅和她的丈夫读了那些消息，却得不到什么乐趣，特别是在开头那段时期。索尼雅不断地告诉他们说，他经常阴沉着脸，不爱讲话。她对他叙述她每次从收到的信中得来的各种消息，他听了甚至几乎丝毫不感兴趣。她写道，有的时候他问起他的母亲，后来她看出他已经隐隐猜出真相，就把他母亲死亡的消息终于告诉了他，可是，使她惊讶的是，就连他母亲的死亡对他也似乎没起十分强烈的作用，至少从他的外表来看，她觉得是这样。她还顺便告诉他们说，虽然看来他深思得出神，把其他的人似乎一概不放在心上，不过他对他自己的新生活的态度却很直率，也很简单。他对他的处境了解得很清楚，并不期望最近会有什么转机，也不抱任何轻率的希望（处在他那种地位的人往往会这样）。虽然他周围的新环境跟以前大不相同，他却几乎毫不惊讶。她告诉他们说，他的健康情形倒还令人满意。他经常去做工，既不规避，也不自告奋勇要求多做。他对吃食几乎漠不关心，然而犯人的吃食，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外，实在太糟，因此他终于愿意接受索尼雅给他的一点钱，以便每天给自己买点茶喝。至于别的方面，他却要求她不要操心，口口声声说，这样为他张罗反而惹得他烦恼。索尼雅还告诉他们说，他在监狱里是跟大家住在一起的。她没见过他们的大牢房内都是什么样子，不过她能断定那儿一定很挤，不像样，对健康有害。她说他睡在板床上，身子底下铺一块毯子，另外他就不再要什么东西了。然而，她说他生活得这么马虎和寒酸，完全不是因为他事先有过什么规划和意图，而纯粹是他随随便便，外表上对他的命运显得全不在意罢了。
索尼雅直截了当地写道，拉斯柯尔尼科夫，特别是在开头那段时期，见她来探监，非但不感兴趣，甚至几乎嫌她讨厌，不爱答理她，对她简直不客气，不过后来，这类探监，在他总算成了习惯，甚至几乎成了必要，因此，有一次她生了几天病，没能去看望他，他竟然很难过了。她同他总是在节日见面会谈，或者在狱门附近，或者在卫兵室里，他常给叫到那儿去跟她见面，谈上几分钟。不过，遇上工作日，她就到他做工的地方去看他，或是在作坊里，或是在砖厂，或是在额尔齐斯河岸旁的那些棚子里。
关于自己，索尼雅报告说，她在城里总算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愿意照应她的人。她说她在做女红，恰巧这个城里几乎没有女时装师，所以她在许多人家简直成了不可缺少的人。只是她没有讲到，多亏她疏通，连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受到长官的优待，他的活儿减轻了，等等。
最后，又有消息来了（杜尼雅甚至发觉最近写来的那些信有点特别激动而且不安），索尼雅说他跟大家合不来，说苦役犯监狱里的人都不喜欢他，说他往往一连几天不开口讲话，说他近来脸色变得很苍白。突然，索尼雅在最近一封信上写道，他病得很重，住进医院的犯人病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