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田园，我何时能一睹你的风采[2]！
维吉尔
于连来到一个客店打尖，店老板问他：先生大概是等去巴黎的驿车吧？
“今天或明天的车对我都无所谓。”于连回答。
他正装作不在乎的时候，驿车到了，有两个空位。
“怎么！是你，我可怜的法尔科兹！”一位从日内瓦方向来的旅客对和于连一起上车的另一位旅客说道。
“我还以为你在里昂[3]附近罗讷河[4]畔一个风景宜人的河谷里定居了呢！”
“好嘛，定居。我正在逃亡呢。”
“怎么！你逃亡？你，圣吉罗，瞧你老实巴交的，会犯罪吗？”法尔科兹大笑着说道。
“老天爷，跟犯罪差不多。我在逃避外省人过的那种讨厌的生活。我喜欢空气清新的树林和安静的原野，这你是知道的。你常常怪我脱离实际。我从来不愿听人谈政治，可现在，政治倒来轰我了。”
“你到底属于哪一党？”
“哪一党都不是，倒霉就倒霉在这儿。我全部的政治就是，爱音乐、爱绘画。找到一本好书，对我就是一件大事，我快四十四岁了。还能活多少年呢？十五年，二十年，了不起三十年？那好！我想，三十年后的部长会稍能干一些，但和时下的正人君子也没什么两样。英国的历史我看就是我们未来的镜子。总会有一位希望扩大自己权力的君王，想当议员的勃勃野心，对虚名的向往，像米拉波那样挣上数十万法郎的欲望使外省的有钱人难以入寐：他们把这叫做自由思想、热爱民众。极端保王党人则希望成为王公大臣。在国家这条大船上，人人都想掌舵，因为这种工作收入不菲。一个普通的乘客难道就永远找不到一席之地？”
“说点实在的吧，你生性平和，说这些未免太可笑了。是不是最近的选举把你从省里赶出来的呀？”
“我的倒霉得从头说起。四年前，我四十岁，有五十万法郎的财产，如今我长了四岁，钱倒可能要减少五万，因为我就要把在蒙弗勒里的别墅卖了，别墅在罗讷河边，位置很好，卖了非吃亏不可。
“在巴黎，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使人人都不得不演着没完没了的喜剧，对此我已感到厌倦。我向往善良和简朴的生活。我在罗讷河畔的群山里买了一块地，世界上没有比那儿更美丽了。
“足足有六个月，村里的代理神甫和缙绅们都来巴结我，我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说，我离开巴黎的目的是一辈子再也不谈，也不听别人谈政治。你们都看得见，我一份报纸也不订，邮差给我送来的信越少我越高兴。
“那位代理神甫却不买账。不久，种种不客气的请求和烦人的事纷至沓来，使我应接不暇。我本打算每年捐二三百法郎给穷人，但他们却要我把这些钱捐献给宗教团体，什么圣约瑟会、圣母会等等，我不干，于是他们对我百般辱骂。我真傻，竟生起气来。结果，每天早上出门欣赏美丽的山景时，总有麻烦的事情打断我联翩的思绪，令我想起那些讨厌的坏人坏事。拿祈求丰年的巡游来说吧，我很喜欢巡游时唱的歌，很可能是一种希腊的旋律，但现在巡游时却不祈求我的田地丰收了，村里那位神甫说，因为这些田地的主人不信神。一个虔诚的老农妇死了一头母牛，说是因为附近有我的一个池塘，而我是一个从巴黎来的不信神的哲学家。一星期后，我发现我所有的鱼都肚皮朝天，被人用石灰毒死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纷至沓来。治安法官是个好人，但是怕丢掉职位，总判我不对。宁静的田园对我无异监狱。大家看见村里教会的首领，那个代理神甫不理睬我，自由派的头头，那位退休上尉也不支持我，便都来欺负我，连一年来靠我周济的瓦匠也如此，甚至车匠给我修犁时也明目张胆地敲我的竹杠。
“为了找个靠山和打赢几场官司，我参加了自由党。可是，像你说的，选举这种鬼把戏来了，要我投某人的票。”
“这个人你不认识？”
“不，太认识了。我不干，这一来便闯下了大祸！从此，自由党也跟我作对了，我的处境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我相信，如果那位代理神甫一时心血来潮，告我谋杀了我的女仆，敌对双方都会有二十个证人出来发誓说亲眼看见我作案的。”
“你想入乡而不随俗，甚至连四邻的唠叨也不想听一听，岂非大错特错！……”
“这个错误终于补救过来了。蒙弗勒里别墅正在出售，必要时，我打算损失五万法郎，不过我很高兴能够离开这个充满虚伪和烦恼的地狱。我要去寻找乡间的清幽和宁静，而在法国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就是巴黎面向爱丽舍田园大街的五层楼上。现在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以向教区提供圣餐的方式在鲁尔区开始我的政治生涯了。”
“如果拿破仑还当政，你就不会这样了。”说这句话时法尔科兹眼里闪烁着愤怒和惋惜。
“说得不错，但你那位拿破仑为什么没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我今天受的苦都是他造成的。”
听到这里，于连越发注意了。他从第一句话便听出，拿破仑分子法尔科兹是德·雷纳先生小时候的朋友，一八一六年被他翻脸不认，而那位哲学家圣吉罗一定是某某省政府厅长的兄弟，那厅长擅长以低价收购公家的房产。
“这一切都是你那个拿破仑造成的，”圣吉罗继续说道，“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就算天下真有这样的人吧，四十岁，又有五十万法郎，竟无法在外省安身，而被当地的教士和缙绅排挤走。”
“噢，请你别说他的坏话，”法尔科兹不禁叫了起来，“他在位十三年间，法国受到各国人民从未有过的尊敬，那时候，不管做什么，的确都很伟大辉煌。”
“让你的皇帝见鬼去吧，”那个四十四岁的男子又说道，“他的伟大只是在战场上，他的确在一八〇二年整顿了财政。但后来又有什么作为呢？整天在杜伊勒里宫与幸臣宴饮游乐、大事铺张，简直是历代帝王庸俗无聊的翻版。版是修过了，还能用上一二百年。贵族和教士们想恢复旧观，但又缺乏铁腕去强迫人民接受。”
“你说这番话真不愧是前印刷厂老板！[5]”
“是谁把我从我的田地里赶出来的？”印刷厂老板怒不可遏地又说道，“是那些教士！拿破仑签订了和解协议把他们请了回来，但既不像政府对待医生、律师和天文学家那样对待他们，又不把他们看做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的生计政府是不管的。如果你那个拿破仑不封那么多子爵和伯爵，今天又哪会有那么多飞扬跋扈的贵族？不，这样做已经过时了。除了教士，就是那些乡绅，我最气不过的就是他们，正是他们逼我成了自由党。”
这样的谈话没完没了，这样的话题在法国还可以谈上半个世纪。既然圣吉罗老说在外省没法活，于连战战兢兢地举出了德·雷纳先生做例子。
“不错，年轻人，你说得好！”法尔科兹大声说道，“他为了不被人鱼肉，便把自己变成一把快刀，而且是锋利的刀。但我看他已经被华勒诺盖过了。您知道华勒诺这个混蛋吗？可真是地道的恶棍。有朝一日，当您那位德·雷纳先生丢了官，被华勒诺所取代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
“和他的罪过牛衣对泣呗，”圣吉罗说道，“年轻人，这样说来，您很熟悉维里业喽？您听着！拿破仑，让他和他那些君主的骗人把戏见鬼去吧，是他让德·雷纳和谢朗之流得了势，导致华勒诺和马斯隆之类上了台。”
这番有关政治黑暗的谈话使于连十分吃惊，暂时未去想销魂蚀骨的往事。
巴黎已经在望，但初见巴黎的他并不太兴奋。刚刚在维里业度过的二十四小时所留下的回忆依然历历在目，为未来命运所构筑的空中楼阁还须经过一番斗争才能取而代之。他暗暗发誓，对他情妇的几个孩子绝不会撒手不管，万一专横的教士建立起共和国，迫害贵族，我一定放弃一切去保护这些孩子。
如果他到达维里业那天夜里，把梯子靠到德·雷纳夫人卧室的玻璃窗上时，发现房间里竟是个陌生人或者是德·雷纳先生本人，那情况又该怎样呢？
最初两小时多么有趣，他情妇诚心诚意地要他走，而他在黑暗中坐在情妇身旁为自己申辩！
像于连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回忆。至于这次相会的其余细节，则已经与十四个月以前他们相爱之初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了。
突然间，于连从沉思中惊醒，因为车子刚刚驰进卢梭街驿站的大院，停住了。一辆有篷的双轮马车靠过来，他说了一声：“我要去马尔美宗。[6]”
“这个时候去？先生，去干什么？”
“这不关您的事，走吧。”
任何真正的激情总是只想着这份激情。所以我觉得激情在巴黎显得十分可笑，那儿的邻居总以为你很惦念他。到了马尔美宗，于连的激动就不用说了。反正他掉下了眼泪。怎么？尽管那一年修建了难看的白色围墙，把花园分割成一块块，他还是如此激动？——是的，先生，对于连和后世人来说，阿尔科勒[7]、圣赫勒拿和马尔美宗是毫无区别的。
晚上，于连犹豫了很久才走进剧场，对这个使人堕落的地方，他有些古怪的想法。
深深的疑虑使他没法欣赏眼前这个活生生的巴黎，只有他心目中那位英雄留下的历史建筑才能打动他的心。
我现在已置身于阴谋和虚伪的大本营！统治这里的都是弗里莱神甫的后台。
尽管他打算在去见彼拉尔神甫之前先到处看看，但到了第三天晚上，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神甫冷冷地把到了德·拉摩尔先生家将会怎样生活述说了一番。
如果几个月之后人家不要您了，您可以堂堂正正地回神学院。您未来的居停主人是位侯爵，是法国最大的贵族之一。您要穿黑色的衣服，像戴孝的人而不像是修士。我要求您每星期去一个神学院上三次神学课，我会派人介绍您去。每天中午，您到侯爵的藏书室，他打算要您给他起草一些打官司和其他事物的信函。每收到一封信，侯爵都在旁边批上几个字，指出该如何答复。我夸下过海口说不出三个月，您一定能应付裕如，送去给侯爵过目的信，十有八九侯爵会同意签发。晚上八点，您给他整理办公室，十点以后，您就没事了。
彼拉尔神甫接着又说：“很可能有某位年纪大的夫人或者男子甜言蜜语地答应给您一些使人垂涎的好处，或者干脆许给您钱，要您将侯爵收到的信给他们看……”
“那可不行，先生！”于连红着脸大声说道。
“这就怪了，”神甫苦笑了一下，说道，“您那么穷，又在修道院过了一年，居然还生气，不愿做此缺德的事。您准是瞎了！”
“难道是天生如此？”神甫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奇怪的是，”他看着于连继续说道，“侯爵认识您……真是莫名其妙。刚上工便给您一百路易薪水。他这个人做事都凭一时任性，这是他的毛病，和您一样，耍孩子脾气。他一高兴，您以后的年薪可能会高达八千法郎。”
“但您也感觉得出来，”神甫语调尖刻地又说道，“他给您这么些钱并非是因为您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您要对他有用才行。我如果处在您的地位，一定会少开口，尤其是不知道的事便绝口不谈。”
“对了！”神甫说道，“我替您打听到一些情况，刚才我忘了德·拉摩尔先生的家庭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十九岁的儿子。这位幺子风流倜傥，落拓不羁，是个正午不知道两点该干什么的人物，但是他机灵、勇敢，在西班牙打过仗。不知道为什么，侯爵希望您成为这位年轻的诺尔贝伯爵的朋友。我说过您是个了不起的拉丁文专家，也许他打算要您教他儿子几句有关西塞罗和维吉尔的现成句子哩。
“我若是您，就绝不让这位少爷开我的玩笑。他主动接近您的时候尽管很有礼貌，总会有点讽刺意味，我会要他一再表示才和他接近。
“不瞒您说，年轻的德·拉摩尔伯爵一开始肯定看不起您，因为您不过是个小市民。他的祖先却是朝廷显贵，一五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因卷进一项政治阴谋，被光荣地砍了头，而您只不过是维里业一个木匠的儿子，还是他父亲花钱雇来的。权衡一下这些区别，研究一下莫雷里[8]的著作中这个家族的历史吧。所有到他们家吃晚饭的阿谀奉承之辈都往往会巧妙地作出这方面的暗示。
“诺尔贝·德·拉摩尔伯爵是轻骑兵队的队长，法国贵族院未来的议员，他和您开玩笑，您要注意回答的方式，别事后来向我抱怨。”
“我觉得人家既然看不起我，我甚至不必搭理他。”于连说着脸色涨得通红。
“您还不理解，这种看不起只是当他言过其实地恭维您的时候才显露出来。如果您是傻瓜，便会上当，假如您想发迹，就必须故意上当。”
“如果有一天我认为这一切对我不合适而返回我在神学院那间103号的斗室时，别人是否会认为我忘恩负义呢？”
“很可能，”神甫回答道，“府里那帮溜须拍马的人全都会说您的坏话，但我会出面。Adsum qui feci[9]。我会说是我出的主意。”
于连心里不好受，因为他觉得彼拉尔神甫的口气很勉强而且几乎是很不高兴，把话里的好意都破坏了。
事实上，神甫是心里不安，觉得不应该偏爱于连，而且这样直接插手一个人的命运，实在有乖宗教的规定。
“您还会看见，”他依然用勉强而又不得不说的语气继续说道，“您还会见到德·拉摩尔侯爵夫人。那是一位个子高高的金发女人，虔诚、倨傲、非常讲究礼貌，但她的角色无足轻重。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以贵族偏见著称的老公爵肖尔纳。这位贵妇是她那个阶层妇女突出的缩影。她并不讳言自己只尊重那些祖先参加过十字军的人。至于金钱却并不重要。这一点您觉得奇怪吗？咱们已经不是在外省了，我的朋友。
“在她的客厅里，您会看到不少大人物，谈起咱们的王公贵族，其语调仿佛不值一提。至于德·拉摩尔夫人，每当提到某位亲王，尤其是某位郡主时，都要压低声音以示尊敬。我劝您在她面前千万别说菲力普二世[10]或亨利八世[11]不是东西。因为他们做过国王，永远有权受到所有人，特别是像你我这样出身寒微者的尊敬。可是，”彼拉尔神甫接着又说道，“咱们是教士，她会把您看成是教士，有了这种头衔，她便会将咱们当作是她灵魂得救所不可少的奴仆。”
“先生，”于连说道，“我想，我在巴黎待不长的。”
“好极了。不过您要注意，像咱们这种穿教士袍的人，要出头非走达官贵人的门路不可。您的性格里有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至少我认为是如此，所以，如果您不能飞黄腾达，便会被踩在脚下，您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别自欺欺人了。您不喜欢别人跟您说话，这一点，人家可看得出来。在这个重交际的社会，如果您得不到尊重，就非倒霉不可。
“要不是德·拉摩尔侯爵一时心血来潮，予以提拔，您在贝藏松会落到什么田地？总有一天，您会明白他因何对您另眼相看。如果您不是像草木一样无情，就一定会永远感谢他和他一家的大恩大德。多少可怜的神甫，学问比您高，想当年在巴黎就靠做一次弥撒挣十五个铜板，到索邦神学院讲一次道挣十个铜板艰难度日！……您要记住去年冬天我给您讲过杜布瓦[12]红衣主教那个坏东西早年潦倒的情形。您总不会自负到以为自己比他更有本事吧？
“拿我来说吧，我生性淡泊，人也平庸，本来打算终老空门，我思想幼稚，一心如此。可是，当我就要被撤职的时候，我主动提出了辞呈。您知道我当时有多少财产吗？总计五百二十法郎，不多也不少。连个朋友也没有，认识的人也只有两三个。从未见过德·拉摩尔侯爵，但正是他拉了我一把。凭他一句话，我便获得了一个本堂神甫之职，辖下的教民都是毫无粗鄙之行的富有人家，我的收入与我的工作简直不成比例，使我受之有愧。我之所以和您唠叨了一大堆，无非是想让您心里有数。
“还有一句，我糟就糟在脾气暴，很可能您我会彼此不再说话。
“如果侯爵夫人的倨傲态度或者她儿子开的恶意玩笑使您感到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我劝您到离巴黎百里以外的某个修道院去完成您的学业，宁可往北走，不要往南走。北方文明多一些而不平的事较少，还有，”他压低声音又说道，“我必须承认，只要接近巴黎的报纸，那些太子爷便会胆战心惊。
“如果咱们还乐意彼此见面，而您又不愿在侯爵府上待下去的话，我就建议您做我的助理司铎，堂区的收入，我和您平分。这是我欠您的情，我欠您的还不止这个，”他不容于连感谢，又继续说道，“在贝藏松，您异乎寻常地愿意解囊相赠，要是当时我不是还有五百二十法郎，您就真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了。”
神甫的语气已经不再严厉，于连心中惭愧，不禁热泪盈眶，真想一头扑进朋友的怀里。他再也压抑不住，尽量装出坚强的样子对神甫说：
“我父亲从小就恨我，这是我最倒霉的一件事，但我已经不再抱怨命运，因为我又找到了一位父亲，那就是您，先生。”
“好！好！”神甫不好意思地说道，接着又说了一句当神学院院长时所说的话：“千万不要说命运，孩子，要说天意。”
车子停住了。车夫敲了敲一扇大门上的铜环：那就是德·拉摩尔府。生怕过路人不清楚，门楣上还用黑色大理石刻着这几个字。
于连不喜欢这种装腔作势。他们太害怕雅各宾党人了！在每道篱笆后面仿佛都看见罗伯斯庇尔带着囚车来，惊恐之状令人捧腹，但门上却又刻上字，惟恐发生动乱时暴民认不出他们的家而不来抢劫似的。于连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彼拉尔神甫。
“唉！孩子，您很快便要做我的副手了。怎么竟有这样可怕的想法！”
“我觉得这种想法再普通不过了。”于连说道。
看门人仪表庄重，尤其是院子十分整洁，使于连赞叹不已。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这样的建筑真气派！”于连对他的朋友说道。
其实那是一座正面平淡无奇的宅第，大约在伏尔泰去世那个时代[13]建造的。虽云时髦，但绝说不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