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我手中的文件信函，我都有一种非读不可的渴望，这也是对布莱索和校董们的仇恨驱使我这样做；否则，我早就把这封信丢在一边了。信封上没贴邮票，在上午的邮件里很不起眼。
兄弟：
这是一位朋友给你的忠告，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你。别跑得太快了。要继续为人民工作；不过你得记住你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别忘了，如果你爬得太高，他们会拉你下来的。你是从南方来的。你也知道，这世界是白人的。因此，听听朋友的忠告吧：慢慢地来，这样你才能继续为有色人种谋利益。他们不要你跑得太快。你如果不听，他们就会拉你下马。放聪明点……
我猛地跳了起来，手中的纸像响尾蛇那样簌簌作响。什么意思？谁会寄这种东西给我？
“塔普兄弟！”我叫道。这封信的笔迹波浪起伏，似乎在哪儿见过。我又看了一遍信。“塔普兄弟！”
“怎么啦，孩子？”
我抬起头来，又一次愣住了。门开处，灰蒙蒙的晨光透了进来，我祖父似乎正在那门框里面朝我看。我骤然倒抽了一口气。接着，我们两人默对无言，听到的只是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他泰然自若地望着我。
“出了什么事？”他一瘸一拐地进了屋子。
我伸手拿起信封。“这封信哪儿送来的？”我问。
“怎么了？”他不慌不忙地从我手中接了这封信。
“信上没贴邮票。”
“嗯，不错，我早发觉了，”他说。“我猜是有人昨天晚上把信塞到邮箱里了。我把它跟邮件一起取了出来。这封信难道不是给你的？”
“不是给我的，”我避开了他的目光。“可是，信上也没写日期。我在纳闷，这封信什么时候到的——你干吗盯着我看？”
“因为我还以为你见到了鬼呢。你不舒服吗？”
“没什么，”我说。“只是有些不痛快。”
接着我们都没出声，都感到有点尴尬。他站着。我鼓起勇气再次朝他的眼睛看，这次已看不到我祖父的影子，只看到他神色自若但目光敏锐。我说：“坐会儿吧，塔普兄弟。你既然来了，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的，”他倒在一把椅子上。“说吧。”
“塔普兄弟，你常在外面来往，对会员很熟悉——他们究竟对我有什么看法？”
他把头一歪。“嗯，对了——他们认为你会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这是他们的看法。我想不妨告诉你。”
“可是别人会怎么样看呢？”
“哪一些别人啊？”
“那些不太瞧得起我的人。”
“我没听说有这种人，孩子。”
“可是肯定有人对我不怀好意，”我说。
“对了，我想一个人总免不了有人反对。不过我从没听说兄弟会里有人不喜欢你。至于说到这儿的黑人，他们认为你干那个很合适。你听到有什么不同看法？”
“没什么。只是我在琢磨，长期以来，我总认为他们不成问题，现在我看，我还是弄弄清楚比较好，这样才能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个，你不用着急。到目前为止，与你有关的事，几乎件件都使黑人高兴，即使有些事他们起初不赞成。就拿那个说吧。”他指着我办公桌边的墙说。
这是一张富有象征意味的宣传画，上面出现一群英雄人物：一对美国印第安人夫妇，代表被剥夺了的过去；一位金发碧眼的兄弟（穿着工装裤），还有一位领头的爱尔兰姐妹，代表被剥夺了的现在；还有托德·克利夫顿兄弟和一对白人夫妇（光有克利夫顿和一位姑娘大家认为不妥），周围有一群不同种族的孩子，代表未来。这张彩色照片上的人物皮肤肌理光洁，对比悦目。
“真的？”我直愣愣地望着这幅神话般的图画；它的标题是：
“斗争过去以后：美国未来的彩虹。”
“你第一次提议搞这张宣传画的时候，不是有些会员反对你？”
“确实是这样。”
“对。当那些年轻会员走下地铁，把画贴在便秘药广告之类的东西边上的时候，他们嚷翻了天——可是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他们找到反对我的碴儿了，因为有些小伙子被抓了，”我说。
“反对你？见鬼，他们到处吹牛说反对你，可是我得说，他们拿了这张彩虹宣传画，把它贴在自己家的墙上，尽管两旁贴的是什么‘愿主保佑吾家’和‘祷告辞’。他们简直喜欢得着了迷。那批激进派的人也是这样。孩子，别着急，他们可能不赞成你的一些想法，可是当我们不走运的时候，他们可是站稳了脚跟，和你站在一起。外面有些人反对你，我琢磨，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妒忌你一步登天，而且你开始真正在干一些事——其实这些事在好多年以前早该做了。如果有人找你的碴，你又何必在意？这不正说明你做出了成绩？”
“我也想这样看问题，塔普兄弟，”我说。“只要人民和我在一起，我就坚信我的工作是正确的。”
“对，”他说。“情况困难的时候，你这样想就会使你感到有人民在支持你——”他停了下来。虽然实际上他只是在办公桌前面平视着我，我感到他仿佛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怎么啦，塔普兄弟？”
“你从南方来，对不对，孩子？”
“对。”
他在椅子里转了转身子，一只手插进了口袋，另一只手撑着下巴。“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刚才想到的表达出来，孩子。你瞧，我来这儿以前，曾经在南方住了好长时间。我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追捕我。我的意思是说，我是逃出来的。我不得不逃。”
“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逃出来的。”
“你是说，他们也在追你？”
“塔普兄弟，不是真的有人追；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嗯，这可不一样，”他说。“你注意到我是个瘸子了吗？”
“是的。”
“嗯，我以前可不瘸，而且现在也不是真瘸，因为医生找不出那条腿有什么病。他们说，那条腿结结实实，像根钢棍。我的意思是说：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因为我过去一直带了脚镣！”
无论从他的脸上，或者从他的声音里，都没法知道他曾经长期戴过脚镣，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一没胡编，二不想惊吓我。我摇了摇头。
“当然啰，”他说。“没人知道这件事。他们还以为我得了风湿病，实际上是那脚镣在作怪。我戴了十九个年头，闹得现在我走起路来还是拖着脚。”
“十九年！”
“十九年六个月零两天。实际上我干了什么事呢？就是说，当初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过了那么多年就变了样了，仿佛真的是如他们所说的一件严重罪行。全是时间使这件事成为罪行。为了这件事，除了我还没死以外，什么都丢了。我的妻子，几个儿子，还有那块地都没了。所以一开始只是两人之间的争论，后来却变成了罪，关了我十九年的牢。”
“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塔普兄弟？”
“有人要从我这儿夺走一样东西，我说不行。说一声‘不’就得付这样的代价。即使到了今天，我还没有还清这笔债。按照他们的条件，我永远也还不清。”
我感到咽喉阵阵抽痛，一种麻木的绝望感涌上心头，十九个年头！而此刻他却在安详地叙述着。肯定这是他第一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可是，为什么告诉我？我想，为什么挑中了我？
“我说了声‘不’，”他说。“我说，见鬼，不行！在我挣断脚镣逃走以前，我一直在说‘不行’！”
“怎么逃的？”
“他们有时让我和狗在一起，这就给了我机会。我和狗交上了朋友，我等待时机。在南方，你确实能学会等待时机。我等了十九年。一天早晨，河水上涨，我就逃走了。他们还以为大堤垮了以后，我和别人一样淹死了，实际上我敲断了脚镣逃了。我站在泥里，手里拿着一把长柄铲，我问自己：塔普，你行吗？我心里说行，我四周的河水、泥土，还有雨水都说行，于是我就逃了。”
突然他高兴得大笑一声，使我吃了一惊。
“我还以为这件事我说不好呢，”他说着，在口袋里一摸，掏出一个包，像是只油布烟袋，又从里面取出一件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孩子，打那以后，我一直在追求自由。有时我干得还可以。在这儿我的日子并不好过，而以前我干得挺不错，要知道我这个人身体不那么好。可是即使我在走运的时候，我还记得牢牢的，因为我忘不了那十九年。我把这个留着当作纪念品，它可以时刻提醒我。”
这时他把手帕打开，我则在盯着他那双老人的手。
“我想把这件东西传给你，孩子。喏，”他说着把东西递给我。“作为礼物，这东西有些怪；可是我认为它意味深长，能帮助你记得我们在跟什么作斗争。我并不认为用两个词‘是’或者‘不是’就能说明它的含义。它含义还挺深……”
我看到他把手搁在办公桌上。“兄弟，”他第一次叫我“兄弟”，“我要你收下。这东西可能会带来好运。不管怎么说，我把它锉断了以后就逃了。”
我把它拿起来。这是一段粗重的钢制脚镣，又黑又油；已经用锉刀锉过，扭开后又被使劲扭回到原来的大体形状。我看到表面有一些砍痕，好像用斧头砍过。我在布莱索的办公桌上看到过同样的脚镣，不过那只外表光滑，而这只上面有暴力和匆忙的痕迹，仿佛它在勉强屈服以前承受过百般攻打。
我瞅着他；当他费解地盯住我时，我摇了摇头。由于一时找不到话再问下去，我把脚镣往腕上一套，使劲敲了一下办公桌。
塔普兄弟格格笑了一声。“我倒从来没想到这玩意儿可以派这个用场，”他说。“好得很，好得很。”
“可是为什么你把它送给我，塔普兄弟？”
“因为我想我就得送给你。好了，别想要我说我没法说的话。你能说会道，我可不行，”他说着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向门口走去。“这玩意儿曾经给我带来好运，我想它也许能给你也带来好运。留着吧，常常拿出来看看。当然啰，如果你腻了，就把它还给我。”
“哦，不会的，”我在他背后喊道，“我需要它。我想我能理解。谢谢你送给我。”
我朝腕上这副黑钢圈看了一眼，随即把它丢在那封匿名信上。我并不需要它，也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当然我得好好保存，即使不是为了别的，至少因为我感觉到塔普兄弟把它送给我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深长，我不得不对此表示敬意。也许就像一个人把祖父的表传给儿子，而儿子接受这块表并不是因为这只老式表本身有什么用，而是因为父亲的行为里含有未声明的严肃庄重的色彩，这行为能把他和他的祖先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在人生旅程中此刻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也为他那模模糊糊、混沌一片的未来增添了几分具体的色彩。现在我记起来了，如果我当时不到北方来而回了老家，父亲就会把祖父的那块老式的汉密尔顿牌怀表传给我，我还记得，表上的那根长长的上弦转柄的顶端挺粗糙的。好吧，现在我弟弟将会得到它，不过我从来也没想要过。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我陷入了沉思，一股怀乡之情油然而生。
我感到有一阵热浪从窗口扑向颈部。早晨咖啡的香气里夹杂了一个低沉的嗓音在唱歌，歌声亦庄亦谐：
别在大清早来
白天太热也别来
为了洗清我罪孽
晚上凉爽请你来
这时各种回忆纷至沓来，可是我都丢置脑后。没时间回忆，因为回忆勾起的形象都是属于过去岁月的。
从我把塔普兄弟叫进来询问有关那封信的情况到他离开为止只有几分钟时间，可是我似乎已掉进一口时间的深井，已经过去了好多年。我平静地注视那封信，它曾一时动摇了我整个信念。高兴的是我叫进来的是正在附近的塔普，而不是克利夫顿或其他人，否则我的惊慌会使我在他们面前不好意思。塔普就不同，他走的时候，我既头脑清醒又信心十足。他恢复了我观察问题的能力，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在他眼睛里看到祖父的形象时发了愣怔，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声音是那样泰然自若，也许是因为他提起了他的过去和那段脚镣的来历。
他是正确的，我想；那个写信的人不管是谁，反正想迷惑我。我一向有南方黑人所固有的不信任感：怕被白人出卖；有的敌人就想挑动这一点以破坏我的信念，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阻止我们前进。他似乎知道布莱索的信带给我的遭遇，他想利用这一点，不但想把我毁了，也想把整个兄弟会毁了。可是那不可能，现在认识我的人中间没有一个知道我的那段经历。那只是一段可憎可恨的巧合而已。如果我能紧紧卡住那个笨蛋的咽喉就好了。在国内，只有在兄弟会里，我们才感到有自由；在这儿，我们得到一切鼓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他却想破坏这个组织！不，他担心的不是我怎么样，而是怕兄弟会有一个大发展，而兄弟会需要的正是大发展。我不是刚接到命令要我拿出主意来，以便能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吗？“白人世界”恰恰是兄弟会所反对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建设一个人人皆兄弟的世界。
可是谁寄来这封信——“规劝者”拉斯？不，不像他。他更直截了当，绝对反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任何合作。是别人，一个比拉斯更阴险的人。不过是谁呢？我琢磨着。随即我强迫自己停止猜想，因为我还得处理手头的工作。
早晨工作开始后，就有人问我怎样申请救济金；有些会员进来问我分散在大厅各个角落里开的小型委员会会议应当怎样进行；有个妇女，丈夫由于打她而被关进监狱，这时却来问我有没有办法使她的丈夫恢复自由。我刚把她打发走了，雷斯特拉姆兄弟走进了房间。互相打过招呼以后，我不安地注视他慢腾腾地在一把椅子里坐了下来，眼睛扫过我的办公桌。在兄弟会里他似乎有些权威，可是他的确实作用不很清楚。我感到他像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他刚坐定就盯住我的办公桌看，又指着一堆文件问道：“兄弟，你那儿放的是什么东西？”
我慢慢往椅背上靠，同时正视他的眼睛。“那是我的工作，”我冷静地答道，暗暗决定一开始就不能让他横加干预。
“我是说那个，”他的手还在那儿指着，眼睛开始冒火了，“那边那个东西。”
“工作，”我说，“这都是我的工作。”
“那个也是吗？”他指着塔普兄弟的脚镣说道。
“那只是件私人礼物，兄弟，”我说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问的不是这个，兄弟。那是什么？”
我拿起脚镣递了过去。从窗口斜射进来的阳光使这块油滋滋的金属奇怪地发出像皮肤一样的颜色。“你愿意仔细看看吗？我们有一位会员拖了十九年脚镣。”
“见鬼，我不看，”他身子一缩。“我是说，谢谢，我不看。不过，兄弟，我想我们不应该把这种东西放在这儿。”
“你这样看吗？”我说道。“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
“我并不强调任何东西。这是我的个人物品，它只是偶然搁在这张桌子上。”
“可是别人看得见！”
“不错，”我说道。“可是它能提醒我们，我们的斗争对象是什么。”
“不，先生！”他摇摇头说。“不，先生！对兄弟会说来，那玩意儿最糟不过了——因为我们要使老百姓想起我们之间的共同点，那才对兄弟会有利。我们应该改一改这种老是强调我们之间差异的说法。兄弟会里人人都是兄弟嘛。”
我暗自感到好笑。很明显，他之所以感到不安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需要忘掉差异，而是由于别的更深刻的原因。恐惧就在他的眼神里面。“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兄弟，”我说道，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摇晃那段脚镣。
“可是你会感到有必要那样想的，”他说道。“我们得约束自己。凡是对兄弟会没有利的都应该坚决根除。要知道，我们有敌人。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因为我绝对不愿意使兄弟会难堪——这是个顶呱呱的运动，可我们得使运动好上加好啊。我们得检点些，兄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太容易忘记我们能加入这个组织是很荣幸的。我们常常会说一些毫无好处、只会引起误解的话来。”
我在想，他怎么会这样唠叨？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会不会那封信是他送来的？我把脚镣放下，从文件堆下取出那封匿名信，手持一角信纸，把信举在斜射阳光下面。那阳光照透了纸背，使那歪歪斜斜的字母显得轮廓分明。我聚精会神地瞅着他，这时，他正趴在桌上望着那张纸，可是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他见过那封信。我把信纸往脚镣上一放，与其说松了口气，不如说更感到失望。
“兄弟，说句知心话，”他说，“我们中间有人并不真的信奉兄弟会的主张。”
“真的？”
“他妈的当然！他们参加进来只是为了利用组织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有人当面叫你兄弟，等你一转身，你就成为黑狗养的！你可得注意他们。”
“兄弟，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人，”我说。
“你会遇到的。到处有毒蛇啊。有些人不愿意和你握手，有些人不喜欢和你常见面；可是，妈的，进了兄弟会，不愿意也得愿意！”
我瞅着他。我从没有想到兄弟会会强迫任何人跟我握手。他竟然以为这是可能的，并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这真是既可憎，又令人震惊。
他蓦地笑了。“是啊，妈的，他们不愿意也得愿意！我，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如果他们想做兄弟会员，那就得像个兄弟的样子。哼，我可是铁面无私的，”他说着，脸上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我是铁面无私的。我每天都要问问自己：‘你做过不利于兄弟会的事吗？’一发现有，我就坚决根除。一个人被疯狗咬过，就会用火灼那伤口，就得那样烧。做一个兄弟会员得全心全意，得心地纯洁，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守纪律。兄弟，你懂了我的意思吗？”
“懂，我想我懂，”我说。“有些人信奉宗教就是那样的。”
“宗教？”他眨了眨眼。“你我这样的人老是信不过别人，”他说。“我们已经堕落了，因此有些人很难相信兄弟会的主张了。有些人还想报仇！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得根除这种想法！我们得学会信任兄弟会其他成员。不管怎么样，不正是他们创办兄弟会的吗？不就是他们走过来向我们黑人伸出手说，‘我们希望你们成为我们的兄弟’？不正是他们这样做的吗？你说，是不是他们？不正是他们挺身而出，把我们组织起来，支援我们的斗争？当然是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记住这一点啊。兄弟会。这个词得时时刻刻在我们眼前出现。好，我这次来正要和你谈一个有关的问题。”
他往后一坐，两只大手抱住膝盖。“我有个计划想跟你谈谈。”
“什么计划，兄弟？”我说。
“唔，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某种形式显示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有旗帜之类的东西。专门归我们黑人兄弟使用。”
“喔，我明白了，”我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那么你为什么认为这很重要？”
“因为这对兄弟会有利，原因就在此。首先，你总记得吧，我们的人在游行、出殡、跳舞，或者诸如此类的活动中，你总能看到他们带着旗子啊、横幅啊的，即使这些旗帜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能壮声势。别人会停下来看看，听听，打听一下‘这儿在干什么’。可是你、我都知道他们根本不曾有过真正的旗帜——‘规劝者’拉斯倒可能有几幅，可是他自称是埃塞俄比亚人或者非洲人。所以他的旗子不属于我们，我们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大旗。他们需要一面真正的大旗，一面不但能代表他的，也能代表一切人的大旗。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懂。”我记得过去有人举旗打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有一种与己无关的感觉。它使我想到，我和他们无缘。一直在我找到了兄弟会以后，这种想法才有了改变……
“当然你是理解的，”雷斯特拉姆兄弟说。“人人需要旗子。我们需要的是一面代表兄弟会的大旗，我们还要有能佩戴的标志。”
“标志？”
“别针或者像纽扣一类的东西。”
“你是说徽章？”
“对了！一件能佩戴的东西，别针之类的东西。这样一个会员遇到另一个会员，他们就能互相认识。那样，托德·克利夫顿兄弟遇到的事就不会发生……”
“什么事不会发生？”
他往后一靠。“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这件事最好忘掉，”他把身子靠过来，两只大手一抓一放。“不过你瞧，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几个流氓想破坏这个会。打架的时候，托德·克利夫顿兄弟错把一个白人兄弟当作流氓，抓住就打。那种事太糟了，兄弟，太糟了。可是如果有了徽章，那种事就不会发生。”
“这么说，真的出了事了，”我说。
“是啊。那个克利夫顿兄弟发作起来简直不得了……那么，我的意见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应该向委员会汇报，”我小心翼翼地说。这时电话铃响了，“对不起，兄弟，我接一下电话，”我说。
电话是一份新创刊的画报的编辑打来的，他希望能对“我们最有成就的青年人之一”进行一次访问。
“你过奖了，”我说，“不过我怕我太忙，没时间接待你。不过，我建议你访问我们的青年组织领袖托德·克利夫顿兄弟；你会发现他比我更有吸引力。”
正当雷斯特拉姆在一旁使劲摇头说“不行，不行”的时候，那位编辑说：“可是我们想会见你，你已经——”
“你知道，”我打断了他，“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肯定一些人是有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想访问你。你已经成为有争议的代表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想把这类问题介绍给读者知道。”
“克利夫顿兄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我说。
“不，先生，只有你才行。你应该让我们把你的经历介绍给青年读者，这对你是责无旁贷的，”他说。这时我注视着雷斯特拉姆兄弟把身体凑了过来。“我们感到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直到胜利。不管怎么说，你经历了斗争的道路，新近成了一位领导人。所有的英雄人物，只要我们有办法，我们都要访问。”
“可是，”我拿着听筒笑了起来，“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是什么领导人；我是机器里的一个齿轮。在兄弟会里，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我说。这时我看到雷斯特拉姆兄弟在点头赞许。
“可是你得承认，我们黑人中有了你，我们的人民才注意到了兄弟会，是这样吧？”
“在我之前，克利夫顿兄弟至少已积极活动了三年。况且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个人起不了多大作用；主要是靠集体的意志，集体的行动。在我们这儿，为了集体的成就，人人都放弃了他个人的雄心壮志。”
“好，那太好了。人民希望听到这种话。我们的人民需要有人把这些话讲给他们听。你为什么不同意我派个记者来呢？我叫她二十分钟以后就到。”
“你可真有点固执，我很忙啊，”我说。
要不是雷斯特拉姆兄弟一直不停地打暗号指点我怎么说，我真会拒绝的。可是我还是答应了。我想有一点友好宣传也无碍大事。在我们的声音不能到达的地方，许多胆小怕事的人会读到这本杂志。我只要记住少谈些我的经历就行。
“兄弟，我很抱歉中断了我们的谈话，”我放下话筒说，一面盯住他那双好奇的眼睛。“我将尽快把你的想法汇报给委员会。”
我站起来表示这场谈话已告结束，他也站了起来，样子很激动，仿佛还想谈下去。
“好吧，我自己也得去看看别的兄弟，”他说。“我会马上再见你。”
“任何时间都行，”我说。为了避免和他握手，我伸手取了几张纸。
他刚要走出去，又回过头来，手扶门框，蹙着眉头说：“兄弟，别忘了我说的关于桌子上那件东西的那些话。那种东西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引起思想混乱。应该把它收起来，不让别人看见。”
他走了我很高兴。他怎么竟然想到要指点我说这说那的，而这场对话他只能听到一部分！很明显，他不喜欢克利夫顿。而我不喜欢的却是他。瞧他看到脚镣时的那副蠢相，是那么害怕！塔普戴了十九年还能笑呵呵的，而这个大个子——
后来我就把雷斯特拉姆兄弟忘了，直到两星期后，在市区机关里召开的一次讨论战略问题的会上，我才又注意到他。
我到之前别人都已在场。房间里烟雾弥漫，热气腾腾，一头摆着几张长凳。通常在这种会议上人声喧闹，仿佛是在拳击场上或者在吸烟室里；可是这次，人人静默不语。白人兄弟们似乎不大自在，而哈莱姆区来的兄弟却看上去斗志旺盛。他们并没有给我时间考虑。我一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杰克兄弟就用木槌敲了一下桌子，冲着我开了腔：
“兄弟，对于你的工作和最近的作为，有几个兄弟似乎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他说道。
我茫然地瞪着眼瞧他，心里在琢磨他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对不起，杰克兄弟，”我说，“不过我不理解。你是说我工作中出了差错？”
“差不离，”他说，脸上毫无表情。“有人提出了指责……”
“指责？是不是我没有贯彻指示？”
“对于这一点是有些怀疑。不过最好让雷斯特拉姆兄弟谈谈这一点，”他说。
“雷斯特拉姆兄弟！”
我感到震惊。那次谈话以后，他可一次也没来过。他坐在桌子对面，有意躲开我的目光，可是我盯住他的脸看。我看到他懒洋洋地站了起来，口袋里露出一卷纸。
“是的，兄弟们，”他说，“我提出了指责，尽管我非常不愿意这样做。不过我一直在注意工作的情况，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再不立即止住，这位兄弟将要把兄弟会变成一个笑柄！”
我听到了三三两两的抗议声。
“是的，我是这么说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坐在这儿的这位兄弟是我们运动从未遇到的一个最大危险。”
我瞅着杰克兄弟；这时他正在一本拍纸簿上涂写，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仿佛挂着一丝微笑。我感到越来越激动。
“兄弟，讲具体些，”一位叫加纳特的白人兄弟说。“这些指责很严厉，而我们都知道这位兄弟的工作很出色，讲具体些。”
“当然我会讲具体的事，”雷斯特拉姆瓮声瓮气地说。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打开后向桌上一扔。“这就是我要说的！”
我走上一步。这是一本杂志上的一张我的照片。
“这从哪儿搞到的？”我说。
“就是这玩意儿，”他的声音低沉。“还装作从没见到过！”
“可是我没见到过，”我说。“真的没见到过。”
“别对这些白人兄弟撒谎，不许撒谎！”
“我没撒谎。我生平从没有见到过。不过即使我见到过，那又有什么过错呢？”
“你知道错在什么地方！”雷斯特拉姆说。
“请注意，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是你让我们大家都到这儿来，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讲，请你快讲出来。”
“兄弟们，这个人是一个——一个——机会主义者！你们只要读一下这篇文章就明白了。我指控这个人想利用兄弟会运动来追求他个人的私利。”
“文章？”这时我想起那次访问来了，原来我早就忘了。其他人的目光在我和雷斯特拉姆之间来回打量，我望着他们的眼睛。
“它说我们什么来着？”杰克兄弟指着杂志说。
“说？”雷斯特拉姆说。“什么也没说。全是关于他的事。他想些什么，他干些什么，他准备干什么。我们创建了这个运动，为运动的事业奋斗，可当初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现在他却一个字也不提我们。如果你们以为我在撒谎，那么你们一念就知道了。请看吧。”
杰克兄弟转向我说：“是真的吗？”
“我没看过，”我说。“我已经忘了我被记者访问过。”
“可是现在总记得了吧？”杰克兄弟说。
“是的，现在记得了。来约我的时候，他刚好在办公室。”
他们默不作声。
“糟透了，杰克兄弟，”雷斯特拉姆说，“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他想给人一个印象，仿佛他就是整个兄弟会运动。”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要编辑访问托德·克利夫顿兄弟，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既然你对我的工作一无所知，为什么不讲讲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在揭发一个两面派，这就是我在干的。我在揭发你。兄弟们，这个人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分子！”
“好吧，”我说，“你要揭发尽管揭发，可是不准诬蔑。”
“我就是要揭发你，”他一挺下巴颏儿。“我会揭发的。兄弟们，我说的件件属实。我还有件事要告诉大家——他想一手遮天，让大家都原地不动，除非他下命令。大家想想，几星期前他去了菲利。我们想组织一次群众大会，可是怎么样？只有两百来人参加。他想把他们训练得只听他的话。”
“可是，兄弟，我们不是得出了结论，认为那次号召措辞不当吗？”一个兄弟插嘴道。
“是的，我知道，可是那不是……”
“但是委员会分析了号召并且——”
“我知道，兄弟们，我不是想跟委员会争论。可是，兄弟们，因为你们不了解这个人，所以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那样。其实，他在暗中行动，他有某种阴谋……”
“什么阴谋？”一个兄弟凑过身去，隔着桌子问道。
“就是阴谋呗，”雷斯特拉姆说。“他的目的是想控制市北区的运动。他想做一个独裁者！”
房间里，除了电扇在嗡嗡作响外，一片寂静，在他们望着他的目光里有一种新的关切。
“这些指控很严重啊，兄弟，”两个兄弟异口同声地说。
“严重？我知道是严重的，所以才把它提出来。这个机会主义分子以为他比别人多受了点教育，就比任何人都强。他就是杰克兄弟所说的那种渺小——渺小的个人主义者！”
他用拳一击会议桌，绷得紧紧的脸上，两只眼睛又小又圆。我真想朝他脸上猛击一拳。这已经不是一张真脸，而是一副面具，可能真脸躲在后面暗笑，笑我也笑别人。因为他不可能相信自己说过的话。他才是个阴谋家，而从委员们脸上一本正经的神情看来，他的诡计会得逞。这时几个兄弟不约而同地开了腔，杰克兄弟不得不敲木槌要大家遵守秩序。
“兄弟们，请安静！”杰克兄弟说。“一个一个来。关于这篇文章你了解什么情况？”他对我说。
“不很多，”我说。“杂志编辑打来个电话，说他想派一位记者采访。记者问了几个问题，用一架小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么些。”
“你有没有给记者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材料？”
“我只给了她几份我们的正式文件。我既没有告诉她该问什么问题，也没说她该怎么写。当然，我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如果一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我，却能起到为运动争取朋友的作用，我认为那样做是我的职责。”
“兄弟们，这件事是有预谋的，”雷斯特拉姆说。“让我告诉你们，那个女记者对他的访问是由这个机会主义分子自己安排好的。他安排了这次访问，又对她说该写些什么。”
“这是无耻的撒谎，”我说。“你当时在场，你明明知道我要他们去访问克利夫顿兄弟！”
“谁撒谎？”
“你撒谎，你这个蠢无赖。撒谎的人不配做我的兄弟。”
“他在骂人啦。兄弟们，你们都听见了。”
“大家别动肝火，”杰克兄弟平静地说。“雷斯特拉姆兄弟，你提出了严厉指控，你有证据吗？”
“有，你们只要看一看这本杂志，就能看到我的证据。”
“我们会看的。还有什么？”
“你们只要听听哈莱姆区里的人说些什么话。他们谈来谈去尽是他，从来不谈我们这些人干了些什么。兄弟们，让我告诉你们吧，这个人已经构成哈莱姆区人民的威胁。应该把他赶出去！”
“那得由委员会决定，”杰克兄弟说。然后他对我说：“兄弟，你能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辩护？”我说。“没什么可说的。我不用辩护什么。我一直想把工作做好，如果兄弟们不了解，那现在说也太迟了。我不明白这背后究竟是什么花招；不过我还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控制杂志的记者。我也没想到我是来受审的。”
“这不是什么审查，”杰克兄弟说。“我希望你永远也不会受审，不过万一你受审，我们会通知你的。同时，既然这件事紧急，委员会要求：在我们阅读和讨论这篇访问记的时候你退场。”
我离开屋子，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愤怒和厌恶在内心沸腾。在兄弟会的一个高级委员会里，雷斯特拉姆一下子把我拉回南方，我感到自己赤裸裸的。在众人面前，他逼我参加一场幼稚的争论——我真想掐死他。可是我不得不全力还击，以他能理解的语言还击，虽然我们争起来就像歌舞滑稽戏中两个角色在动真刀真枪。也许我应该提起那封匿名信，不过转念一想，会不会有人以为这说明了我没有得到我的地区人民的全力支持呢？如果克利夫顿在这儿，他就会知道怎样来对付这个小丑。是不是因为他是黑人，他们就当真相信他？他们究竟怎么啦，难道他们看不出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小丑？不过我想，如果他们当时笑了起来，哪怕是微笑一下，我也会受不住垮下来的，因为他们在讪笑他的同时，不可能不同样在讪笑我……不过如果当时他们真的笑了，反而会使这场戏显得更真实些——我到底在哪儿？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一个兄弟叫我；我走进去聆听他们的决定。
“哦，”杰克兄弟说，“兄弟，我们都看了这篇文章，我们高兴地告诉你，我们没发现它有什么害处。当然啰，如果能更多地提到哈莱姆区的其他会员，那就更好。不过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你与此有关。雷斯特拉姆兄弟搞错了。”
我看到他那和蔼的神态，又想起他们花时间搞清了问题，我心中的怒火全消了。
“我得说他搞错是有罪的。”
“不是什么罪，而是热心过了头引起的，”他说。
“依我看来，既是热心过了头，也是犯罪，”我说。
“不，兄弟，不是犯罪。”
“可是他败坏了我的名誉……”
杰克兄弟微微一笑。“那可是出于他真诚的动机，兄弟，他考虑的是兄弟会的利益。”
“那为什么诽谤我呢？我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杰克兄弟。我不是敌人，这一点他明明知道。我也是一个兄弟嘛。”我又看到他微笑。
“兄弟会有很多敌人，对兄弟们犯的善意的错误不能太严厉。”
这时我看到雷斯特拉姆脸上愚蠢而腼腆的表情，态度缓和下来了。
“很好，杰克兄弟，”我说。“我想我应该高兴你们认为我无罪——”
“就那篇杂志文章而言，”他用手指向空中一戳。
我后脑勺什么东西在抽紧，我站了起来。
“就文章而言！你的意思是说你还相信别的想入非非的胡说臆测？是不是大家今天在看‘迪克·特雷西’23？”
“这跟迪克·特雷西毫无关系，”他厉声说道。“运动有许多敌人。”
“这么说我成了敌人了，”我说。“大家怎么啦？你们的态度仿佛是谁也没有和我有过丝毫的接触。”
杰克把眼睛盯着桌子上说道：“兄弟，你对我们的决定感兴趣吗？”
“嗯，不错，”我说。“我感兴趣。我对各式各样的古怪行为都感兴趣。这并不难理解。我曾经认为这间屋子里的人是全国的俊杰，可是一个狂人竟然能使他们郑重其事地相信他的话！我当然感兴趣，否则我早就会当个聪明人，跑出会场了！”
我听到有些人抗议，这时脸色绯红的杰克敲敲桌子要大家安静。
“也许我应该对这位兄弟说几句话，”麦克阿菲兄弟说。
“讲吧，”杰克兄弟的声音有点沙哑。
“兄弟，我们理解你的感情，”麦克阿菲兄弟说，“不过你得懂得运动有很多敌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不得不为了组织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感情，兄弟会高于我们任何个人。当组织的安全成了问题，个人就微不足道了。同时请你相信我们所有的人对你本人完全出于善意，你的工作一直很出色。这件事有关组织安全，而且我们有责任对所有这类指控进行彻底调查。”
我突然感到空虚；他的话有一定的逻辑性，我不得不接受。他们是错了，但是他们有义务发现这个错误，让他们调查吧。他们将会发现所有指控都是无稽之谈，而我是无辜的。究竟为什么老是想到四面受敌呢？我凝视着一张张烟雾缭绕的脸；我进兄弟会以后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认真地疑虑过。在此之前，我感到我的工作和方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感；甚至在那受骗的大学生活阶段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兄弟会是一个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组织，那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我的力量所在；而这种完整感保证了这个组织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对这一点我是全心全意地坚信不疑的，可是现在，虽然我内心仍然认为我的信仰是正确的，我感到受到了摧残性的打击，因此我不想再进一步为自己辩护了。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候他们念决定。有人用手指在敲鼓似的连击桌面。我听到薄纸发出的枯叶一般的沙沙声。
“请确信委员会是公正明智的，”托比特兄弟的声音从桌子一头飘了过来，可是烟把我们隔开了，我看不清楚他的脸。
“委员会决定，”杰克兄弟的声音很清脆，“在所有指控尚未澄清以前，你可作如下抉择：或留在哈莱姆区，但不得进行活动；或去市南区工作。如果你愿去市南区，你必须立刻结束你目前的工作。”
我感到两腿发软。“你是说我得停止工作？”
“除非你愿意去别的地方为运动服务。”
“可是你们难道没看到——”我望着他们一张张脸，看到的是他们眼睛里木然而又无商量余地的神色。
“你如果决定仍然工作，你的任务是，”杰克兄弟说，一面伸手去取木槌，“在市南区就妇女问题发表演说。”
突然我感到像一只被人转动的陀螺。
“什么问题？”
“妇女问题。我那本《论美国妇女问题》的小册子将是你工作的指南。兄弟们，现在，”他两眼向屋子里一扫，“休会。”
我站在那儿，他敲木槌的声音依然在我耳中回荡，妇女问题这个词也依然在脑中萦绕。他们鱼贯从房间走向过道的时候，我仔细察看他们的脸，看看有没有得意讪笑的神色；我倾听他们的话音，听听有没有哪怕是很轻的掩嘴而笑的声音。我站在那儿，不愿想到我刚才成为一场无耻玩笑的笑柄，我尽力把这种想法压下去。当我看到他们脸上丝毫没有显示出已经觉察到这是一场玩笑，便更不愿这样想了。
我内心拼命强使自己顺从。已经无法挽回了。他们将调动我的工作，将进行调查，而我却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决定，因为我仍然是个信徒，仍然屈从于纪律。现在肯定不是停止活动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接触到这个组织中某些我毫无所知的方面（例如一些上级委员会，一些从不露面的领导人，以及和我们的事业毫不相关的团体中的一些同情者和盟友）。因为这个组织的权力机构里有很多隐情，一直对我保密，仿佛诡秘异常，现在则似乎渐渐透露了点消息，这个时候不能停止活动。不，虽然我愤怒，我厌恶，但是我的雄心壮志不让我轻易投降。况且我何必限制自己，孤立自己呢？我是一个演讲人——我为什么不能就妇女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发言呢？我们的意识形态范围包罗万象，对一切问题都有一定的政策，而我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个运动中一步一步上升。
离开大楼的时候，我虽然依然感到被别人粗暴地摆弄了一番，但是渐渐乐观起来了。调离哈莱姆区对我是一场震动，不过虽然我受了委屈，对他们也同样不利；因为我已经弄清楚了一点：哈莱姆区所需要的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对兄弟会的价值丝毫不小于那些最有用的联系人对我的价值：这是因为我在表达区里黑人的希望和憎恨、恐惧和意愿时十分坦率和诚实，而这一点对兄弟会很有好处。有话和委员会讲，同和黑人区讲是一样的。在市南区，无疑我也能做到这一点。新任务是场挑战，也是一次机会，它能测试出哈莱姆区工作的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了人民自己的一片热忱。不管怎么样，我对自己说，这个工作任务证明了委员会的善意。把我挑出来充当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权发言人，在社会上其他一些场所，本来是个忌讳的题目，现在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在重申他们对我的信任，重申对兄弟会原则的坚信，从而证明即使在妇女问题上他们也没有种族界限吗？他们当然要调查对我的指控，但是这次委派说明他们并不感情用事，他们想申明对我的信任。在热烘烘的街上我不寒而栗。我原来并没有让自己的想法在脑中清晰成形；南方古老的落后意识我原以为在我身上已不复存在，可是有一阵子几乎让它毁了我的事业。
然而，要我离开哈莱姆区仍然是件遗憾的事。我不忍心对任何人告别，即使对塔普兄弟或克利夫顿兄弟都没法说声再见——更别提那些向我提供有关区内底层人民情况的人。我只是把文件往公文包里一塞就走了，就好像我是去市南区开一次会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