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会忽然想到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我们会想，他现在在做什么啊?突然间，我们记起来，他已经不在马路边人行道上散步了，他的声音已经从人世间的笑语嘈杂的大合唱中消失了，他已经永远离开了人生的舞台，正长眠在城门外某处地下。
施推威英家的姑娘，布登勃洛克参议夫人，高特霍尔德伯伯的未亡人已经死了。这位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家庭不和祸根的女人最后也被死亡召唤去，生前的罪愆被一笔勾销。她的三位千金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和菲菲感到有十足的理由摆出一副受尽委屈的面孔来回答亲族的吊唁，那神情似乎在表示：“你们看吧，她是活活让你们逼死的！……”不过她们的母亲可以说是已经终其天年了……
凯泰尔逊太太也已永远安息了。临终前几年她一直为风湿病痛所苦，但最后怀着赤子般的信仰，平静地、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这件事很为她那位有学问的妹妹羡慕，因为后者总是要不断同理智的诱惑作战，而且，虽然她的背越来越驼，身体越来越萎缩，她那顽强的体质却注定她继续留在世界上受罪。
彼得·多尔曼也被召唤去了。他已经把财产全部吃光，最后沦为匈牙利苦矿水的俘虏，只留给女儿一笔每年二百马克的年金。临死以前他表示，希望社会上能出于对多尔曼这一姓氏的敬重，把他的女儿收留进圣约翰修道院去。
尤斯图斯·克罗格同样也与世长辞了。这真是件糟糕的事，如今再也没有人拦着他那位性格柔弱的太太卖掉最后一件银器给失去继承权的亚寇伯寄钱了。亚寇伯现在仍然在外边什么地方过着荒唐的日子。
讲到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人们在城里再也找不着他了：他已经不住在这个地方了。他是在他的议员哥哥死后不到一年移居汉堡的。在汉堡他和一个女人，和那个早已盘踞在他心头的女人，阿林娜·普乌格尔小姐，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结了婚。再没有人能阻拦他这桩亲事了。在这以前母亲留给他的那笔遗产的利息，大半也是流到汉堡去的。如今这笔遗产（这就是说，他过去没有挥霍完的那一部分）虽然根据布登勃洛克议员遗嘱的安排暂时由议员的生前好友施台凡·吉斯登麦克保管着，但是克利斯蒂安在其他事情上却完全获得了自由……当克利斯蒂安结婚的消息传来以后，佩尔曼内德太太立刻给汉堡的阿林娜·布登勃洛克太太写了一封充满敌意的长信。这封信以“夫人”一词开始，接着就用精心挑选的恶毒词句宣布，佩尔曼内德太太永远也不想把对方以及对方的子女当作亲戚往来。
吉斯登麦克先生是遗嘱的执行人、布登勃洛克家财产的监督人和小约翰的保护人，这几个职务他都执行得很出色。这些事务构成他生活中极端重要的活动，如今他在交易所里可以问心无愧地摆出一副劳累不堪的神情搔头发，可以凿凿有据地对人说，他正在精疲力竭地为人奔走忙碌……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由于出了这一番力，他可以从布登勃洛克家进款中毫厘不差地抽取百分之二的酬金。但是他在商务上运气并不太好，不久以后就引起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不满了。
买卖需要清理，公司需要歇业，而且要在一年之内办妥，这是议员临死前的意旨。佩尔曼内德太太对这件事大为震惊：“不是有约翰，有小约翰吗?不是有汉诺吗?！”她问道……她的哥哥竟这样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没有把唯一的后嗣看在眼里，没有为他把公司保存下来，这件事使她感到非常失望，非常痛苦。这个公司的令人起敬的招牌，这个四世相传的珍宝竟被这样视作等闲地抛弃了。明明这里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这家公司的历史竟要宣告结束了。她不知道为这件事哭了多少个钟头。但是后来她又安慰自己说，公司的结束绝不等于这个家族的终结，她的侄儿将来一定会创建一家新公司来恪尽自己的天职，就是说，保存祖先的光辉名誉，使这家人重新振兴起来。他和他的曾祖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的。
且说这家公司的清理事务是在吉斯登麦克先生和老马尔库斯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进行得异常糟糕。预定的期限很短，必须严格遵守，时间是非常紧迫的。需要处理的事务件件都是在很不利的条件下急急忙忙地办下来的。一批货物卖得过于匆忙，折了本，下一批货物依旧如此。货栈和粮仓忍受着极大的牺牲换来了现金。如果某项交易侥幸没有毁在吉斯登麦克的过度急躁上，也一准被老马尔库斯先生的犹豫迟缓弄糟。城里的人都传说，冬天马尔库斯出门之前，不但要把大衣、帽子，而且要把手杖在火炉前边烤暖。遇上这样一个人，即使出现了有利时机，也一定由于他的耽误而白白错过……总而言之，亏损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在他的遗嘱上留下来的财产是六十五万马克，遗嘱宣读后才一年，大家就发现，现存的资本已经远远不足这个数目了。
人们中间流传着关于公司折本清理的各种夸大失实的谣言，特别是当盖尔达·布登勃洛克想把自己住的那所大房子出手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更使得各种谣言纷纭而起。人们谈论着各种荒诞不经的故事，谈论什么事迫使她走这一步，谈论布登勃洛克家财产的这种令人起疑的消失，久而久之，渐渐在城中制造出一种气氛，就是议员的未亡人坐在家中也能清楚地感觉出来了。最初她对这种气氛感到惊奇、陌生，后来则越来越气愤。有一天她告诉她的小姑说，有一些手艺匠和商人很不客气地催逼她还清几笔较大的欠款。佩尔曼内德太太愣了半天，最后则令人毛骨悚然地放声大笑起来……盖尔达·布登勃洛克非常生气，甚至表示（虽然她并没有完全决定）想带着小约翰离开这座城市，搬到阿姆斯特丹她父亲那里去，再跟他演二重奏。但是这却引起佩尔曼内德太太的一阵暴风雨般的抗议，使得盖尔达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这一计划。
不出所料，佩尔曼内德太太对于出卖她哥哥亲手盖起来的这所房子的事也提出了抗议。她对于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唉声叹气，抱怨说，这对于这家人的名声威信将是另一个打击。但是最后她也不得不承认，继续住在这里，继续维持这样一所宽大、华丽的住宅（这本是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奢侈的爱好）是不实际的，而盖尔达的愿望，要搬到城外林荫中一处舒适的小别墅里，倒是正确的……
对于高什先生，对于经纪人塞吉斯门德·高什说来，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件重要的事使他垂暮的残年重新放出一线光辉，他的四肢甚至有好几个钟头停止了颤抖。事情是，他出现在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客厅里，坐在她对面的一把靠背椅里，跟她面对面地磋商房子的价格。他的银白头发纷披在脸上，下巴凛然地向前翘着，眼光从下面紧紧盯着对方的脸。这次他的样子看去十足像个驼子了。他的语音仍然咝咝不绝，但是语调则冷漠、干枯，一丝也没有流露内心的激动。他表示愿意把这所房子接过手来，他伸出一只手，带着诡谲的笑容递了八点五万马克的价。这个价钱是蛮可以接受的，出售这样的房子，损失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吉斯登麦克先生的意见也非听取不可，这样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就只好把高什先生打发走，没有能跟他做成这笔交易。事后发现，原来吉斯登麦克先生对于自己的职权范围绝对无意让别人插手干涉。高什先生递的价钱他一点也没有放在眼里；他大肆嘲笑了一通，发誓说，他一定能卖上比这个更高的价钱。就这样他一直跟人发誓，直到最后，为了使这件事告一段落，他不得不接受七点五万马克的价钱把这所房子卖给一个已有相当年纪的单身汉，这人刚从外地旅行回来，准备在本地定居下来。
新居的购置也是吉斯登麦克先生一手承办的。这是一所舒适的小别墅，价钱也许高了一点，但是却很合盖尔达·布登勃洛克的心意，坐落在布格门外一条两旁栽着栗树的林荫路上，包围在美丽的花园和果木园中间……就在1876年的秋天，议员夫人和她的儿子、仆人以及一部分家具搬到了这所新房子里去。至于另外一部分家具则在佩尔曼内德太太的哀悼叹息声中留在老宅子，连同房屋一起转让给了那位新房主。
然而变化还不止这一些！永格曼小姐，在布登勃洛克家待了四十年的伊达·永格曼也不再为这家人服务了。她已经回到她的西普鲁士故乡去，和亲族一起度晚年去了。说实话，她是被议员夫人打发走的。当前一辈人已经长大，不需要她照料以后，这个善良的灵魂马上就找到了小约翰。她看顾他，照管他，给他讲格林童话，给他讲那个死于噎食症的叔父的故事。可是现在小约翰也已经不小了，他已经是个十五岁的少年，虽然身体一直很羸弱，可是她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此外，永格曼和他的母亲长久以来关系处得并不太好。小约翰的母亲走进这个家远在她之后，因此她从来不曾把这个女人当作一个真正的、正统的布登勃洛克家人看待。而另一方面，随着年纪的增长，一个老仆人的骄傲自负日甚一日，她的权限也开始逾越了自己的身份。她的这种妄自尊大和对家务屡屡越俎代庖，常常引起主仆间的龃龉……这种情况难以维持下去了，有时甚至出现了公开争执的场面，虽然佩尔曼内德太太施展她伶俐的口才极力为她劝说，正像她当初为那座大房子和家具乞求一样，老伊达还是被打发走了。
当最后时辰来到，要和小约翰告别时，她哭得非常伤心。小约翰和她拥抱过以后，就把手背起来，一只脚支着身子，另一只脚尖触地，目送着她走远。他那对金棕色的、罩着一圈青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仍是那种沉思的、反躬自视的表情，正像他看到祖母的尸身、父亲去世、旧居瓦解以及很多别的事情时一样（虽然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意义不如上述的重大）……他已经经历了一连串的离散、死亡、收场、分崩，在他的思想中，和老伊达分别不过是这一类事件中的最后一件而已。这些事情并没有使他惊奇过。有的时候，他把他那生着淡黄色鬈发、嘴唇永远稍微扭曲着的小脑袋抬起来，纤秀的小鼻翼敏感地稍稍张开，仿佛是他正非常小心地吸着包围他的空气，他生怕闻着那股奇异而熟悉的香味，那次他祖母的灵床上虽然有那么浓的花香，也掩盖不住那股香味……
每次佩尔曼内德太太来拜访她的嫂子，总要把侄儿拉过来，给他讲布登勃洛克家过去的历史和这一家人的光辉未来。这一家人的未来，佩尔曼内德太太说，除了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以外，完全指望着小约翰一个人了。现实生活越令人忧愁，她越热心描述当年她父亲和祖父在世时家里的豪华场面。汉诺的曾祖父怎样坐着四匹马的马车周游全国……有一天她的胃忽然剧痛起来，原因是弗利德利克、亨利叶特和菲菲异口同声说，哈根施特罗姆一家子是社会的精华。
克利斯蒂安的消息也很令人寒心。这次结婚对他的身体似乎没有什么好处。他过去那种精神恍惚、时常看见可怕幻景的老毛病越来越严重，现在他已听从妻子和一位医生的劝告进了一家精神病疗养院。他在那里很不愉快，给家里人写了很多封诉苦信，表示迫切希望脱离这家病院，看来那里对待病人并不是很近人情的。可是那家病院把他看管得很严，对他说来可能这是个最好的方法。不管怎么说，这样至少能使他妻子无拘无束地照旧过从前的独立生活，而又无碍于结婚给她带来的实际和道德两方面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