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空荡荡的，售票的窗口却开着，一个身穿灰色工作服的搬运工挥动着扫帚在扫地。我买好车票，上了车。车子里面漆成了红色和镍色，只有两个乘客坐在后部。突然我感到好似在做梦。原来是那个老兵在向我点头、招呼。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守护员。
“欢迎你，年轻人，”他叫道。“想想吧，克伦肖先生，”他对着那位守护员说，“我们路上有个伴了。”
“早上好，”我迟迟疑疑地应道。我四下看了一看，想找个离他远远的坐位。哪知道虽然几乎是一辆空车，但只有后面的坐位是专给我们这些人的。没法子，只好走到后面和他们坐在一起。我并不乐意和他们同坐。在我竭力从意识中抹去的经历里，这个老兵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跟诺顿先生谈话的那种样子就预示着我的厄运——果然应了我当时的预感。现在我已甘心接受处分，所以凡是与特鲁布拉德或金日酒家有联系的事我都要忘它个一干二净。
克伦肖身材比休珀卡戈瘦小得多。他一言不发，不像是个护送疯癫病人的守护员。开头我心里还暗暗高兴。可是后来一想这老兵也只有那么一张嘴巴，爱胡说八道，疯疯癫癫，高兴的心绪也就顿然消失了。他这张嘴巴已经给我惹了一身祸。现在我只盼他那张嘴巴不要去对准白人驾驶员，那样可能会断送我们的性命。可是他上这汽车干什么呢？天啊，布莱索博士行动竟如此迅速？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矮胖子。
“你的朋友诺顿先生可好啊？”他问道。
“他还好，”我答道。
“不昏厥了吧？”
“不了。”
“他可曾因为那些事儿训过你？”
“他并没有指责我，”我回答说。
“好。我估计他在金日酒家看到的一切都比不上我那些话使他震惊。但愿我没有给你惹祸。学校不会那么早结束吧，对不？”
“是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我提前离校，想去找个工作。”
“好极了！是回家去找吗？”
“不，我想去纽约，也许可以多挣些钱。”
“纽约！”他接着应了一句。“那可不是一个现实的地方，而是个梦幻中的城市。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芝加哥也是这个样儿。现在年轻的黑人都往纽约跑。跳出了火炉，又进了煎锅。我能想象你去哈莱姆区呆上三个月以后会怎么样。你讲的话就不一样了。你会大谈其‘学院’，你会去男子寄宿舍听种种演讲……你甚至还可能结识几个白人。听着，”他说着，身子向我歪了过来，“你甚至还会和白人姑娘跳舞。”
“我去纽约工作，”我说，向周围看了一眼。“我没那个时间。”
“你会有时间的，”他逗弄地说。“你听说北方自由，你内心深处在想，你要试它一次，看看你听说的是不是真的。”
“除了那些垃圾白种老女人外，还有其他自由，”克伦肖说。“他可以去看上一场戏，上大馆子吃上一顿饭。”
老兵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嗨，当然啦。不过，克伦肖，你得记住他只在纽约呆几个月。绝大部分时间他得工作，所以他那些自由只能是象征性的。他也好，或者别的什么男人也好，轻易可得的自由的象征是什么呢？啊，当然是女人。他可以把在其余时间里忙得无法享受的全部自由在二十分钟里统统倾注在这个象征上面。他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我试图改变话题，便问道：“你上哪儿去？”
“到华盛顿特区，”他说。
“这么说你是痊愈了？”
“痊愈？治不了啦——”
“他转院了，”克伦肖说。
“对，我被送往圣伊丽莎白医院，”老兵说。“当局办事实在难以捉摸。我要求转院有一年了，今天早晨突然通知我整理行李。我不能不猜想这会不会跟我同你那位朋友诺顿先生的谈话有点儿关系。”
“他跟你转院怎么会有关系呢？”我一面说，心里却记起了布莱索博士的威胁。
“他同你目前坐上这趟汽车又会有什么关系呢？”他说。
他眨了眨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吧，忘掉我这些话。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学过透过表面现象观察事物，”他说。“年轻人，从那团迷雾中走出来吧。记住，不一定要傻得一点头脑也没有才能取得成功。你可以跟着起哄，可千万别上当——为你自己着想，你得这样。即使把你当成疯子，给你穿上拘束衣，或者关进四周装上软垫的病房，你心里也别相信那一套。顺应潮流，可是你还得自行其是——至少部分时间里你得如此。你去较量吧，孩子，不过你得准备赌注。要掌握其中种种花招，还得掌握你自己该怎么行事——我真巴不得有时间能给你讲讲。虽然我们民族迟钝得要死，说不定你能占上风。这实在是一种粗野之极的行径，简直和文艺复兴前一样——对此，已经有人作过分析，还写成了书。不过，这儿人们忘了去留心这类书籍，这倒给了你一个机会。即使在开阔的旷野你也能藏身，就是说，只要你意识到这种机会，你就能办得到。他们不会发现你，因为他们不会料到你还懂什么东西。他们自以为一向是留神的……”
“喂，你唠唠叨叨地讲‘他们’、‘他们’，你是指谁啊？”克伦肖问道。
老兵有点不耐烦。“他们？”他重复说。“他们？他们？不就是我们通常指的那个意思吗？就是白人、当局、老天、命运、环境——驾驭得我们不甘再受驾驭的力量。大人物总是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
克伦肖不以为然地作出副怪相。“你讲得他妈的太多了，”他说。“你讲了半天，啥也没有说出来。”
“哦，我要说的多着啦，克伦肖。有些事大多数人有所感觉，即使略有所感，也总是感觉到了，而我却能用言语明白地表达出来。不错，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爱唠唠叨叨，可我并不是傻瓜，我实在是个小丑，”他边说边把放在膝上的报纸卷成了个纸筒，“可是，克伦肖，你还不清楚我们讲的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年轻朋友第一次上北方去，这是头一遭，对不对？”
“不错，”我应道。
“是嘛。克伦肖，你去过北方没有？”
“我全国都跑遍了，”克伦肖回答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行事我全都了解。而且我也明白该如何应付。再说，你又不上北方去，不是到真正的北方去。你是去华盛顿，那不过是另一个南方城市。”
“这我有数，”老兵说，“不过替这个年轻人想想，这对他有多大的意义啊。他自由自在地走了，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独自一人。我记得过去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最初被迫犯罪，或者根本没干过什么就被指控有罪之后；哪里敢早晨动身，都是黑夜赶路，再快的汽车也嫌慢——是不是这样，克伦肖？”
克伦肖本来在剥一块棒棒糖的糖纸，此刻住了手，眼睛一眯，狠狠地盯住他。“见鬼，我怎么会知道？”
“对不起，克伦肖，”老兵说。“我想你这样有阅历的人……”
“嗯，那种经历我可没有。我是自己决定上北方去的。”
“难道这种事你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耳闻不算经历，”克伦肖说。
“这倒不错。不过既然自由里面总包含有一点犯罪的成分……”
“我可没有犯过罪！”
“我并不是说你犯过罪，”老兵忙说。“对不起，请不要放在心上。”
克伦肖狠狠地咬了一口糖，闭着嘴巴在咀嚼。
“但愿你能早点处于抑制状态，那样也许你就不会这么啰啰嗦嗦。”
“对，医生，”老兵带着嘲讽的口吻说。“我很快就要处于抑制状态了。不过，你这会儿吃着糖就让我嚼嚼舌头吧。话里总有点内容吧。”
“啊，别卖弄你的学问了，”克伦肖说。“你还不是跟我一样坐在汽车后边的黑人专用座上啦。再说，你还是个疯子。”
老兵朝我眨巴眨巴眼睛。车子开动了，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我们终于上了路，汽车在环绕学校的公路上疾驶，我最后一次从后窗长久地凝视着校园。学校慢慢地模糊了；太阳已经爬上了树梢，那些坐落在低处的楼房，布局整齐的场地都沐浴到阳光中。不一会儿，一切都不见了。不到五分钟，我心目中可与任何最好的地方媲美的那片土地便无影无踪，消失在一片荒野之中。公路旁边不知什么一动，我眼睛跟了过去，原来是一条毒蛇沿着灰白水泥路面急速地向前蠕动，爬了一段，钻进了路边的一段铁管里。一块块棉花田，一间间小屋，从眼前一闪而过，我不由地感到我正进入一个未知的天地。
老兵和克伦肖准备在下一站换车。下车之前，老兵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和蔼可亲地看着我，与往常一样，仍然笑容可掬。
“现在该给你一点父辈的嘱咐了，”他说着，“不过，还是免掉的好——因为我猜想我不会做谁的父亲，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父亲而已。这也许可以作为我给你的赠言：做自己的父亲，年轻人。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只是你要去寻找发现。最后，别去理会诺顿先生那种人吧。你要是不懂我的意思，就好好想想。再见。”
我看着他跟在克伦肖的背后，穿过一群候车的乘客。他那矮小、滑稽的身形掉过头来，挥了挥手，然后穿过到站的红砖大门，消失了。我往椅背上一靠，舒了口气。然而乘客一上车，汽车重新上路之后，我又感到了沮丧和孤独。
车子穿过泽西乡间的时候，我的心绪才开始好转，接着恢复了我从前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心里盘算着怎样安排我将在北方度过的日子。我要努力工作，为我的雇主效劳，这样他就会向布莱索博士说许许多多我的好话。我要积蓄些钱，等到秋天，我就带着纽约的文化修养返回学校。我将成为校园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也许我将出席市政会议。这个会议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说过。我得学习那些主要发言人登台演讲的诀窍。而且我得充分利用我各方面的关系。带信去见那些大人物的时候，我将举止大方，谈吐文雅，语气随和，面带讨人喜欢的笑容，处处彬彬有礼。我将记住他（“他”指任何一位大人物）若谈到我不熟悉的话题（我绝不主动提出话题），我只含笑表示赞同。我的鞋子将擦得锃亮，衣服熨得笔挺，头发梳得服帖（但发油不可太多），在右面分开；指甲干干净净，腋下得用解臭剂——哪怕最细枝末节的小事也得留意，可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有一股子臭味。心里一想到我将跟这些人接触，不由得产生了一种老于世故、通晓人情的感觉。再摸摸口袋里的七封重要信件，不禁飘飘然、洋洋自得起来。
我陷入了遐想之中，茫然地眺望着窗外的风景，直到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搬运工瞪着我的时候，才回到现实中来。“伙计，你下车不下车？”他问道。“下车的话，你好准备走了。”
“哦，我当然下车，”说着我就站起身来。“噢，请问上哈莱姆区该怎么走？”
“这可容易，”他答道。“一直往北走。”
我随手取下了行李袋，还有那只作为奖品的公文包（还跟格斗那天晚上一样锃亮），他指点我怎么乘地铁。于是我就挤进了人群。
进入地铁，我就不由自主地被黑压压的人群拥着往前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身材和休珀卡戈相当的粗壮的服务员一把抓住我的后背，把我连人带物一下给塞进了车。车厢里拥挤不堪，乘客都给挤得仰着头、瞪着眼，活像小鸡听到了大祸临头的响动，吓懵了似的。车门关上了，我被挤得紧靠在一个穿黑衣服的大块头妇女身上，她摇摇头，笑了笑。她那油光光的白皮肤上长着一粒色痣，像雨水润湿的平原上兀立的一座黑乎乎的小山，我看了感到难受。我全身上下都可以感到她身体软绵绵的，富有弹性。我既不能往边上歪又没法向后退，就连旅行袋也没法放在地上。我就被夹在那儿，跟那妇女贴得那么紧，头一低，嘴唇就会碰着嘴唇。我拼命想举起手来向她表示我这是不得已。我一直以为她会喊起来，幸好车子突然往前一冲，开动了，我这才能把左手往上挪动。我闭着眼，手紧紧地抓住上衣的翻领。列车轰隆隆地往前开，不时地左右晃动，把我紧紧地贴在那女人身上。我偷偷地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人们压根儿也没有注意，就连她也只顾想自己的事，没有介意。火车仿佛顺坡而下，猛然一停把我摔到了月台上面，好像是从发狂的鲸鱼肚里被反刍出来了似的。我拖拉着行李袋，随着人群上了阶梯，来到热烘烘的街道上。我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其余的路我宁可步行。
我在一个橱窗前面站了一会儿，凝视着玻璃上反映出来的我的身影。刚才在车上我被挤得靠着一个女人，此刻我想恢复一下。我周身发软，衣服潮湿。我对自己说：“你来到了北方，不错，是北方。”可是假如她叫了起来，那……下次乘地铁，上车我就要双手抓住上衣的翻领，下车之前，手绝不松开。哎呀，老天呀，这种事情肯定会常常惹出乱子来，可我怎么没有在书上读到过？
这里有砖砌大楼、霓虹灯商标、玻璃橱窗和喧哗的交通。我从没见到过这么多黑人，即使随辩论队上新奥尔良、达拉斯或伯明翰去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这里黑人到处都是。他们人数很多，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声音嘈杂。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去庆祝什么节日还是去参加一场街战。廉价物品商店里居然有黑人姑娘站柜台。交叉路口，甚至有黑人警察在指挥交通——来往车辆有的是白人驾驶，照样服从黑人警察发出的信号，似乎这是世界上最平常不过的事。这更使我吃惊。不错，过去我曾听说过，这回可是千真万确地亲眼所见呀！我又感到充满了勇气。这才真是哈莱姆区，有关这城中之城的种种传说一下在我脑子里活跃了起来。老兵说的不错，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城市，而是一个梦幻中的城市；也许这是因为我一向只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在南方的缘故。此刻我一步步挤过人群，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影影绰绰地呈现在我面前，好像在这闹市的喧嚣之中，隐约可以听到一个微弱声音。我大睁着眼睛向前走，五花八门的印象尽收眼底。后来我止了步。
迎面传来一阵愤怒而刺耳的声音。一听我就感到一阵震惊和恐惧，就像小时候突然听到了爸爸说话的声音，我感到心口突然空荡了许多。原来前面聚集着一伙儿人，几乎把路都堵塞了。一个矮墩墩的人高高地站在梯子上，正在愤怒地大声叫喊。梯子上面还挂了许多小的美国国旗。
“我们得把他们撵出去，”那人叫喊道。“叫他们滚！”
“跟他们说个明白。拉斯，伙计，”有人叫道。
我看见周围的人抬头望着那个五短身材的男人，只见他挥舞着拳头，操着西印度群岛的口音，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人群随之气势汹汹地叫喊了起来。看起来，随时可能会发生骚乱，但是究竟针对谁，我也弄不清楚。他的话对我的感染，人群显而易见的愤怒都使我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黑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发泄他们的怒气，可是别人从他们身边走过，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走到人群旁边，看到两个白人警察在悄悄地交谈。不知什么趣事使他们大笑了起来，把身子也掉转了过去。即使那帮只穿衬衫不穿外套的听众慷慨激昂地表示赞同演讲人的某句话时，他们也全不在意。我简直给弄糊涂了，站在那儿怔怔地看着那两个警察，行李袋就放在人行道的当中。其中有一个偶然看到了我，用肘子轻轻碰了碰懒洋洋地嚼着口香糖的伙伴。
“伙计，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那个警察问我。
“我想知道……”我觉得说得不对头，可是话已经出了口。
“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怎样上男子寄宿舍，先生，”我答道。
“就这个事？”
“是的，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真的只有这个事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个外地人，”另一个警察说。“刚来这儿，伙计，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回答说，“我刚下地铁。”
“你刚下车，嗯？那好，可得小心一点。”
“哦，我是要小心的，先生。”
“这个想法对头。别去沾边，”说着他告诉我去男子寄宿舍怎么走。
我道谢之后，赶紧朝前走。演讲人的言辞更加激烈了，而且是针对政府的。街道上平平静静，只有那个演讲人的声音怒气冲天，显得很不协调，格格不入。我小心翼翼，不敢掉头，唯恐见到发生骚动。
我满身大汗地走到了男子寄宿舍，登记之后，立即就去我的房间。对哈莱姆区我得一点一点儿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