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道：“我要是说肉丸子，她就不懂，因为他们这里叫‘小肉团’；她有时说‘硬花甘蓝’，我想无论是谁也想不到她说的是花椰菜；要是我说‘煎马铃薯’，她就不住嘴地喊：‘啥?啥?’……非要我改口说‘炸马铃薯’不可，因为他们这里就是这样叫，‘啥’是什么的意思。这已经是第二个人了。第一个名字叫卡蒂，已经被我打发走，因为这个人很粗鲁，至少我觉得如此。我现在慢慢地看出来，可能是我弄错了，因为这里的人对人说话的态度，究竟是客气还是粗鲁无礼，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现在这个人叫芭贝塔（这里人叫芭贝特），外貌很讨人喜欢，生有一些南方人的特征：黑头发、黑眼睛，牙齿也很让人羡慕。这种长相的人在慕尼黑这里是非常多的，她人也听话，已经学会了按照我的指点做几样我们的家乡菜了。譬如说，昨天她就做了一道加葡萄干的酸模菜。可是这盘菜却给我惹来一场麻烦，佩尔曼内德因为这盘菜跟我大发脾气（虽然他已经用叉子把葡萄干都挑出来了），整个下午不跟我说话，只是一个人唠叨着。我可以告诉您，母亲，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啊！”
可惜的是，使冬妮的生活痛苦不堪的并不只是“小肉团”和酸模菜……蜜月还没有过完她就受到一次打击，遇到一件没有料到的、突如其来的、简直叫人无法理解的事，这件事几乎把她生活的乐趣一扫而光，而且她再也不能恢复欢乐的情绪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佩尔曼内德夫妇在慕尼黑定居了几个星期之后，布登勃洛克才把他妹妹根据父亲的遗嘱应得的陪嫁费——一点七万泰勒，从资金里抽出来。这笔款项在折成金币之后，终于平平安安到了佩尔曼内德先生手里。佩尔曼内德先生把它存放到一个安全的能生息的地方。但是在这件事办完以后，他竟若无其事地、老着脸皮对他妻子说：“冬内尔，”——他叫她冬内尔——“冬内尔，我知足了。再多我们也用不着了。过去我已经卖够了命，从今以后我要歇歇手，过个安静日子了，老天爷。咱们把下边两层房子租出去，剩下的房子还可以住得挺舒服，吃上顿猪肉，咱们用不着讲究排场……晚上我可以到皇家酿酒厂去喝两杯。我不想挥金如土，不想死命抓钱，我就想享受一点安乐。从明天起我就把一切事情结清，专靠利钱过日子了！”
“佩尔曼内德！”她大声喊道，这是她第一次用叫格仑利希的名字时的那种奇怪的喉音叫佩尔曼内德。可是这位却只回答说：“去你的，别多嘴！”于是两个人争吵起来，虽然才新婚燕尔，这场口角却这么严重，这么激烈，一个家庭的幸福就这样被永远断送了……他是这场口角的胜利者。她的激烈反对在他追求安乐的欲望前粉碎了，结果佩尔曼内德先生还是把他投在忽布业中的资本提了出来，而诺普先生也就把他片子上的股份公司用蓝笔涂去……冬妮的丈夫每天晚上要到皇家酒店去，在一张固定的桌子上喝三升啤酒，跟几位朋友玩纸牌。现在他也和这些朋友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只把自己的活动限于以房东的资格涨房租和安分守己地剪息票的工作中了。
这件事佩尔曼内德太太在给老参议夫人的信中简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从给她哥哥的信里，人们却很清楚地看出她的痛苦……可怜的冬妮！她最提心吊胆的事也远没有这件事这么严重啊！事前她虽然看到，佩尔曼内德先生一点也没有她第一个丈夫表现出的那种活动力，但是她仍然对他抱着希望，而且在订婚前夕，她还对永格曼小姐谈论过她的这种希望。佩尔曼内德竟会这样完全辜负了她的期待，这样一点也不看重和布登勃洛克家姑娘结婚所承担的责任，这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
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而且从她的来信中，家中人也看到，她如何在命运前低下了头。她相当单调地跟她的丈夫，跟伊瑞卡过日子；伊瑞卡每天上学，她主持家务，跟楼下的几家房客客气地来往着，此外就是圣玛利广场的尼德包尔家了。有时候她也到宫廷剧院去看戏，陪她去的是她的女友伊娃，因为佩尔曼内德先生不喜欢这类消遣。佩尔曼内德先生虽然在他可爱的慕尼黑住了四十多年，却从来不知道绘画陈列馆内部是什么样子。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自从佩尔曼内德先生拿到陪嫁费马上就退休那一天起，冬妮对于这次新生活也感觉不到真正的乐趣了。她不再有任何希望。她永远也不能报告给家里人一件成就，一件事业上的新进展。直到她生命终了那一天，生活再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每天都将和现在一模一样，虽然没有忧虑，然而却处处受限制，毫无“高贵”的事情。她的心里像压着一副重担。从她的来信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正是因为这种低沉的情绪使她不能习惯于南部德国的环境。在一些细琐的事情上自然还过得去。譬如说，她已经学会了跟侍女、跟送货的人交谈，学会了用小肉团代替肉丸子，当她丈夫把果子汤叫作刷锅水以后，她再也不给她的丈夫做果子汤了。但是从大处看，她在这个新地方一直是个陌生人。这里招待一位布登勃洛克家的姑娘竟丝毫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对她说来是一个无时不在的屈辱。有时她在信里诉说，一个泥水匠一只手端着一杯啤酒，另一只手倒拿着一个红萝卜，怎样在街上招呼她说：“几点钟了，邻居太太?”虽然她写这件事用的是诙谐的语气，可是从字里行间却看得出她如何愤懑，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她当时的样子，怎样把头一扬，不但不回答人家，而且根本不屑于看一眼问话的人……但是使她感到陌生，感到受人冷淡的倒也不单单是由于别人这种不重礼貌，不拘形式。问题是，她并没有深入到慕尼黑的生活与活动里去，却已经被慕尼黑的空气包围起来。这是一种住满了终日无所事事的艺术家和市民们的大城市的空气，一种略带着些道德败坏的空气，而她的心情却常常不允许她以幽默的态度把这种空气吸进去。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最终展露了一线幸福的曙光，而且这正是布来特街和孟街的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这就是：1859年过了没有多久，冬妮第二次要做母亲的希望已经成为确凿不移的事了。
在她的信里欢乐的情绪跃然纸上，长久没有读到的那些恣意的、幼稚的、煞有介事的词句又复比比皆是。老参议夫人现在除了夏天到外地去避一避暑，已经不喜欢旅行了，而且就是避暑也差不多只限于到波罗的海海滨去，因此她对于这次不能到女儿那里去，感到是一件憾事，但是她在信里却替她祈求上帝保佑。老夫人虽然不能去，汤姆和盖尔达却写信说他们要去参加孩子的洗礼。而冬妮的脑子里也充满了各种计划，准备“高贵不俗”地款待一下娘家的人……可怜的冬妮！可惜这次款待竟落得凄惨无比，而她幻想中的用花朵、糖果和巧克力点缀的，作为一次迷人的小小节日的洗礼也竟成为画饼——因为婴儿，一个女孩儿，刚刚出世就夭折了。她只活了短短的一刻钟，在这一刻钟内，大夫虽然用尽力气想使这个细弱的小生命维持下去，但终究没能成功。
布登勃洛克参议和他的妻子到慕尼黑的时候，发现冬妮本人也还没有脱离危险。她卧在床上，情况比第一次严重得多。她本来就已经常常害神经性的胃弱症，这次更差不多一连几天完全不能摄取食物。可是最后她还是渐渐痊愈了。在她的娘家人动身的时候，她的健康情况已经不用担心，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很有值得担忧的地方，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特别是参议的观察力很敏锐，这件事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即使是佩尔曼内德夫妇这次共同经历的灾难也无法再使这对伉俪感情融洽起来了。
佩尔曼内德先生的软心肠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他从心里感到悲痛，看着这个停止了呼吸的婴孩，一颗又一颗大泪珠从他红肿的小眼睛里挤出来，顺着他的鼓蓬蓬的面颊流到带穗的胡须上。他一再唉声叹气地说：“唉，真是罪孽！真是罪孽！”但是据冬妮观察，他的安逸生活并没有受到很长的干扰，他晚上在皇家酒店消磨的钟点不久就使他忘却了苦恼，在他那句“唉，真是罪孽”的口头禅里也就包含着他的宿命观点。他就是在这种安适、乐天、发一点牢骚又带一些麻木不仁的宿命观点里继续悠悠荡荡地混日子。
但是冬妮的信从那时候起却一直没有断绝悲观和诉苦的语调……“唉，母亲，”她写道，“我受了多少罪啊！最初是格仑利希破产的事，后来又是佩尔曼内德退休，又是孩子的死。我有什么罪过要遭到这么多不幸啊！”
参议在家里一读到这样的表白，就忍不住微笑起来，因为尽管这些话里隐藏着那么多痛苦，他在字里行间却可以读到冬妮的几乎令人发笑的骄傲感。而且他很清楚，冬妮·布登勃洛克不论是格仑利希太太也好，是佩尔曼内德太太也好，一直没有脱掉孩子的心态。她对自己一切成年人的经历最初几乎不相信其为真实，尔后却又以孩子式的认真、孩子式的煞有介事，特别是以孩子式的反抗来承受。
她不了解自己有什么罪过要受这么多苦，因为她虽然嘲笑她母亲的虔诚，自己却也是充满了这种思想，笃信世上有所谓因果报应……可怜的冬妮！她的第二个女儿的夭折既不是她受到的最后一次，也不是最残酷的一次打击……
1859年年尾，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