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一把冰冷坚硬的白椅子上，一个男人看着我，他的脑门当中有一只闪闪发光的、明亮的第三只眼在窥视着我。他伸出手，小心地摸摸我的脑壳，说些鼓励的话，就好像我是一个小孩似的。他的手指移开了。
“把这个吃下去，”他说。“这对你有好处。”我吞了下去，突然感到浑身皮肤发痒。我穿着新的工装裤，一条奇怪的白色工装裤。我觉得满口都是苦味。我的手指直打哆嗦。
一个额角上戴着反射镜的人轻轻地问：“他怎么样？”
“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仅仅是晕过去了。”
“现在要送他回家吗？”
“不，只是为了有把握起见，我们要留他在这里呆几天。要对他进行观察。然后他可以离开。”
这时我躺在一张帆布床上，虽然那个人已经走了，可是那面明亮的镜子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屋子里静悄悄的，我身上有些发麻。我闭上了眼睛，结果又给叫醒了。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人问。
“我的头……”我说。
“唔，可是你的名字呢？你的地址呢？”
“我的头——那面灼人的镜子……”我说。
“镜子？”
“肚子，”我说。
“立刻给他升高，进行X光检查，”这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我的头……”
“当心！”
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架机器开始发出嗡嗡的声音，一对男女向我俯下身来，我信不过他们。
他们紧紧地抓住我，这使我感到热烘烘的，而在这一切之外，我老是听见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开场的基调——三短一长的嗡嗡声，以不同的响度再三地重复着，我挣扎着，想挣脱他们的控制，要起来，结果却发现自己仰天躺着，两个脸色红润的男人朝着我笑。
“现在需要安静，”其中一个坚决地说。“你就会好的。”我抬起眼睛，看见两个模糊不清的穿白衣服的年轻女人向下看着我。第三个女人坐在一张装着成排的线圈和标度盘的控制台旁边，一阵火烫的热浪从那边送过来。我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的身子底下，远远地传过来理发椅转动的声音，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从地板上传来的声音中向上升起。这时一张脸和我的脸处在同样的高度，这个人仔细地看着我，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什么东西呼呼地转动起来，静电干扰发出劈啪劈啪的响声，突然之间我好像被地板和天花板压碎了。两股力量在猛烈地撕扯着我的腹部和脊背。一阵灼人的辐射热烤着我。我被电的毁灭性的压力接连不断地敲打着，在通电的两个电极之间，我被拨弄得像演奏者手中的手风琴那样剧烈地喘着气。我的肺部被压缩得像一只风箱，每当我恢复呼吸的时候，我就大叫大嚷，喊声不时地把那有节奏的电流波节的作用打断。
“别响，该死的，”其中一张面孔命令道。“我们正要给你重做。现在闭嘴！”
这颤动的话音带有冷冰冰的说话算话的口吻，我沉默了，尽量忍住疼痛。这时我发觉自己的头部被一块冰冷的金属箍着，那东西就像坐电椅的人头上所戴的铁帽一样。我要挣扎，要大声喊叫，可是都办不到。那些人态度如此冷漠，根本不管我身上的痛楚。一张脸在灯光照到的范围内进进出出，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会儿，然后又消失了。一个戴着金边夹鼻眼镜、满脸雀斑、长着红头发的女人出现了；接着又来了一个前额上装着一面圆镜的男人——他是医生。是的，他是医生，而那些女人是护士；这点是愈来愈清楚了。我是在一家医院里。他们会照顾我。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减轻我的痛苦。我心里感到宽慰。
我尽量想回忆我是怎样被弄到这儿来的，可是什么也记不起来。我的脑子空空的，就像刚开始生活似的。当第二张脸出现的时候，我看见那双眼睛在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眨着，好像他是第一次注意到我那样。
“你好了，孩子。没问题了。你只要忍耐就行了，”那个人说，由于意味深长的超然口气，显得虚伪空洞。
看来我可以走了；灯光像一辆在黑暗的乡间道路上奔驰的汽车的尾灯那样暗淡下来了。我看不清楚，只觉得肩膀上有一阵刺心的剧痛。我朝天躺着扭过来扭过去，和那看不见的什么东西争斗着。隔了一会儿，我的视力恢复了。
这时一个男人背朝我坐着，熟练地操纵着控制台上的标度盘。我想叫他，可是那《第五交响曲》的节奏折磨着我，而他看上去似乎过于安详，过于冷淡了。我们中间隔着一道光亮的金属栅栏，而当我使劲转动脖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躺在手术台上，而是躺在一只用玻璃和镍制造的那种箱子里，箱盖是撑开着的。为什么我在这里面？
“医生！医生！”我叫着。
没有回答。我想，也许他没有听见，于是再喊，我觉得那台机器使人感到刺痛的脉冲又开始了，觉得自己在向下沉没，我挣扎着，然后又升上来，这时我听见脑后有几个人在谈话。静电干扰的声音，轻微地、单调地、嗡嗡地响着。音乐的旋律，一种星期天的曲调，从远处飘过来。我闭上眼睛，尽量少呼吸，用这个办法来抑制疼痛。话声单调、低沉而且和谐。我听到的音乐是无线电播的，还是留声机放的？还是一架藏在什么地方的管式风琴的拟人声响？如果是这样，那么那是什么样的风琴，而且又在哪里呢？我感到暖和起来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么一幅图画：青葱的树篱，上面点缀着炫目的红艳艳的野玫瑰，树篱呈柔和的曲线无限地向前伸展开去，向清澈、湛蓝的空间伸展开去。一幅幅夏日浓荫覆盖的草地的景色，在眼前缓缓地移过；我好像看见一队穿着制服的军乐队彬彬有礼地排列在一起，每个乐师的头发梳得油光光的，我听见好像是从远处飘过来的喇叭吹奏《圣城》的悦耳的曲调，配上一组加了弱音器的喇叭的合声；而高过它的，是模拟一只模仿鸟的伴奏。我感到头晕目眩。空气似乎由于许多白色的小虫子而变得浑浊不堪，这些小虫子充塞我的视野，密密麻麻地上下飞舞，以致那黑皮肤的号手把它们吸进金煌煌的喇叭管里去，然后又把它们排出来，一大群活的白虫子随着调子的变化而在呆滞的空气上面浮动。
我的记忆恢复了。单调、沉闷的说话声仍然从我的上方传来，这使我感到厌恶。他们为什么不走开？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哦，医生，我昏昏沉沉地想着，你曾经在早饭前在一条小河里蹚过水吗？你可曾嚼过甘蔗？你可知道，医生，在同样的一个秋天的日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一群猎狗追赶着一队身穿囚衣、戴着镣铐的黑人，祖母和我坐在一起，眨着眼睛唱道：
“万能的上帝创造了猴子
万能的上帝创造了鲸鱼
万能的上帝又创造了鳄鱼
鳄鱼的尾巴长满了肉疙瘩……”
或者说你，护士，你知不知道，当你穿上粉红色蝉翼纱制的衣服，戴着宽边的花式帽，在成行的海角茉莉之间蹓跶，对你的情人喁喁私语，说得慢吞吞、甜腻腻的，我们这些黑男孩子正好舒适地隐藏在灌木丛中，我们大声呼喊，声音响得你连听都不敢听：
“你可曾见过玛格丽特小姐烧水？
嗨，茶炊嘶嘶作响喷出一股奇妙的蒸汽，
蒸汽升高十七又四分之一英里，
嗨，你只看得见蒸汽而看不见茶炊……”
但是此刻音乐变成了隐隐约约的女性的痛苦的呜咽。我睁开眼睛，只见玻璃和金属在我上面浮动着。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孩子？”一个人说。
一双眼睛透过像可口可乐瓶底那么厚的镜片向下凝视着我，眼睛凸出，炯炯发光，脉络显露，就像保存在酒精里的一只年代久远的生物标本一样。
“我挤得慌，”我愤怒地说。
“哦，这是治疗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我要宽敞一点，”我坚持着。“我被束缚住了。”
“别担心，孩子。等一会你会习惯的。你的肚子和头部怎么样？”
“肚子？”
“是的，还有你的头部呢？”
“我不知道，”我说，心里明白除了在头部周围和一触即痛的身体表面上的压力以外，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可是我的各种感觉似乎突然集中起来了。
“我没有什么感觉，”我惊恐地喊道。
“啊哈！你们看！我的小小的新发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他突然喊起来。
“我不知道，”另一个声音说，“我认为还是做外科手术好。特别是这个病例，这样的，唔……背景，我不敢那么肯定，我不相信单纯的祈祷的效力。”
“胡说八道，从现在起，对我的小小的机器祈祷吧。我要发布这个疗法了。”
“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在更先进的条件还在讨论中的情况下，假设适用于，唔……早期病例的各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各种疗法——是，唔……是有同等效力的，如果这样，那就是错误的。假如这是一个有哈佛背景的新英格兰人，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现在你是谈论政治问题了，”第一个人开玩笑地说。
“哦，不，但这确实是个问题。”
听着谈话声逐渐模糊起来，终于成为窃窃耳语，我心里愈来愈不安了。他们所谈的那些简单不过的话，和在我的头脑中出现的许多概念一样，指的似乎是别的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他们在谈论我还是在谈论别人。有些话听上去好像是讨论历史问题……
“这台机器会产生前额脑叶切除手术的效果，而没有开刀的消极的影响，”那个人说。“你看，我们没有切除前额脑叶，一叶也没有切除，那就是说，我们对神经控制的主要中枢施加适度的压力——我们的概念是完形心理学——而结果是个性的完满的改变，把罪犯改造成为和蔼可亲的人，就像你会在你那些著名的神话故事般的病例中经过血淋淋的一次脑手术所发现的那样。更重要的是，”那个人继续得意洋洋地说，“病人无论是在肉体方面，还是在神经系统方面都是完整无缺的。”
“可是对他的心理又有什么影响呢？”
“完全无关紧要！”那个人说。“病人因为必须活着而将要活下去，而且是绝对完整地活下去。谁还会要求别的呢？他将遭受不到动机的严重的冲突，而更妙的是，社会不致由于他的缘故而遭受损失。”
谈话停了一下。只听见笔在纸上涂写的沙沙声。接着话声又起来了：“为什么不阉割，医生？”有人打趣地问，这使得我蓦地一惊，周身感到一阵剧痛。
“你又来爱动刀的那一套了，”第一个人笑着说。“外科医生的那个定义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心怀鬼胎的屠夫’？”
他们笑了。
“这不是那么好笑的事。设法给这个病例作出解释，那就更符合科学规律了。三百来年中，外科一直在发展着——”
“解释？让它见鬼去吧，老兄，那个我们全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不试着多加些电流？”
“你建议试试？”
“我建议试试，为什么不呢？”
“可是那是不是有危险……”话声逐渐低下去了。
我听着他们走开；听到他们碰撞椅子的声音。机器嗡嗡地响着，我敢肯定他们是在谈论我，我壮起胆子准备经受电击，但是我还是被电击倒了。电脉冲迅速地、断续地传过来，逐渐增强，直到我简直在电流波节之间摇晃为止。我的牙齿咔嗒咔嗒地打战。我闭上眼睛，咬着嘴唇忍住不叫喊。我满嘴都是热血。我透过眼缝，看见围成一圈的手和脸，在灯光下显得眼花缭乱。有人在图表上潦草地作着记录。
“看，他在摇晃，”有人叫道。
“不会吧，难道这是真的？”
一张油滑的脸凑了上来。“摇晃得真有节奏呢，你看是不是？使劲儿，孩子！使出劲儿来！”他笑着说。
突然我的惶惑不安的心情暂时消失了，我要的是愤怒，极度的狂怒。但是不知怎么地，那猛击着我全身的电脉冲使得我不能那样做。有什么东西被弄得支离破碎了。尽管我过去很少运用发怒和愤慨的能力，但是毫无疑问我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而且像一个被人骂做畜生的男子汉那样知道必须去搏斗，不管他有没有发怒，我试着想象自己发怒了——结果却发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冷漠的意识。我已经不感到愤怒了。我只是手足无措而已。上头那些人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要避开电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随着那颤抖的电流翻滚着，然后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那些灯仍然亮着。我在玻璃板的下方躺着，感到有些泄气。我的四肢好像都被截掉了。天气很暖和。朦胧的白色天花板，在我上头向远处扩展开去。我两眼噙着泪水。原因呢，我可不知道。这使我发愁。我想敲玻璃板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我动弹不了。甚至连最轻微的尝试，差不多仅仅是一种希望，就使我累坏了。我躺着，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正处在一种模糊的变化过程中。我好像已经丧失了有关比例的一切感觉。我的身体究竟伸展到哪里为止，而那清澈的、白色的世界又从哪里开始？思想回避着我，隐藏在洁白的、茫茫的病房的空间里，我似乎仅仅是由于正在暗淡下来的光线才和空间保持着一点联系。除了缓慢的脉搏的跳动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睁不开眼睛。我好像孑然一身，生活在别的什么世界里；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俯下身来，把一种暖热的流汁灌进我的嘴里。我作呕，然后咽了下去，感到液体缓慢地流进身体里面模模糊糊的部位。我好像被一只彩虹色的大气球裹了起来。几只手轻轻地在我身上移动着，给我带来模糊的回忆。他们用暖和的液体给我洗澡，几只手在我那感觉模糊的肉体上轻柔地四处触摸着，然后用一条消过毒的质地轻软的被单把我给裹住了。我觉得自己跳了起来，像一只掷过屋顶进入薄雾之中的球那样飘开去，撞到一堆破机器旁边的一堵不显露的墙上，又弹了回来。这得要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但是此刻，我听见在活动着的手的上方传过来一个人的亲切的说话声，说着一些我所熟悉、但是意义不清的话。我热切地倾听着，知道句子的结构和韵律，领会得到这时在相继进行的提问和说明的声音之间细微的节奏上的区别。可是它们的意义仍然湮没在茫茫的白色之中，而我自己也在这里面消失了。
别的说话声响起来了。好几张脸在我上方张望着，就像那不可理解的鱼瞪着缺乏辨别力的眼睛，朝着养鱼缸的玻璃壁往外凝视一样。我看见他们一动不动地停留在我的上方，接着有两个动起来了，先是他们的头部，然后是他们那鳍形的手指尖恍惚地从箱顶上移开去。他们像缓慢的潮汐的波涛那样来来去去，完全令人不可思议。我看那两个人起劲地动着嘴巴。可是我不懂。他们再说一遍，我仍然不理解他们的意思。我担心起来了。我看见一张笔迹潦草的卡片挂在我的上头，全是一堆乱糟糟的字母。他们在热烈地商量着。不知怎么地，我心里有点明白了。一阵孤独的恐怖感攫住了我；他们好像在扮演一幕神秘的哑剧。而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受到妨碍的。他们看上去像是十足的傻瓜，我不喜欢这个。这不合适。我看得见一个医生的鼻子上有污点；一个护士长着松软的双下巴。另外的几张脸凑上来了，他们的嘴巴由于无声的愤怒而抽搐着。可是我们都是通人情的，我想着，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一个穿黑衣服、留长头发的男人出现了，他的表情亲切友好，那双敏锐的眼睛俯视着我。他时而盯着我看，时而查阅图表，而其余的人则在他的四周徘徊，他们的眼睛流露出焦虑的神色。然后，他在一张大卡片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接着猛地把卡片送到我的眼前：
你叫什么名字？
一阵恐怖的感觉使得我心绪不宁；这就好像他突然给了那在我的头脑中游移不定、模糊不清的思想一个名称，并且把它组织起来了似的，我被突然发生的羞耻心所压倒了。我明白我连自己的名字也忘掉了。我闭上了眼睛，悲伤地摇了摇头。这是他们第一次热情地尝试和我谈话，可是我回答不出来。我搜索枯肠再作了一次努力，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除了疼痛以外，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又看见了那张卡片，他慢慢地逐个字逐个字地指点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思想深处拼命地作着回忆，直弄得浑身发软、疲惫不堪为止。这就好比一根血管被切开了，我的精力也随着消耗殆尽；我只能默默无言地瞪着眼。但是他突然以一种恼人的敏捷的动作，做手势要了第二张卡片，写上：
你……是……谁？
我的肚子里有一种缓缓的刺激，这使得我感到恶心。这个问题的提法，好像使得一连串微弱的、隐约的、遥远的灯光变得显眼起来了，而使那儿的另一个曾经放射出一星电花的问题，随之熄灭了。我是谁？我问自己。但是，这就好比想找出在我身体内那没有感觉的血管里循环着的某一个特殊的细胞那样困难。可能我就是这个阴郁、慌张和痛苦本身，但是这种回答似乎比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的更不像样。
那张卡片又出现了：
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母亲，谁是我的母亲？母亲，那个当你受苦她哀叫的人——但她是谁呢？这样问是愚蠢的，你总是记牢你母亲的名字的。是谁在哀叫？是母亲吗？但是叫声来自那台机器。难道我的母亲是一台机器？……显然，我是神志不清了。
他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是哪里出生的？想想你叫什么名字。
我试着，白白地想起许多名字，可是看来一个也不对头，然而不知怎么地，仿佛我和所有这些名字多少都有点关系，而且已经被它们所淹没，终于消失了。
你必须回忆，小牌子上写着。但是这一点用处也没有。每次我发觉自己在凝聚不散的白雾中恢复过来，我的名字就在嘴边，但是说不上来。我摇摇头，看着他离开了一会儿，然后领着一个五短身材、一副学者派头的同伴回来，这个人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情盯着我看。我见他拿出一块孩子用的石板和一支粉笔，在上面写着：
你的母亲是谁？
我看着他，一种厌恶的情绪蓦地涌上心头，我有点逗笑地想着，我不说你父母的坏话。可是你的妻子今天怎么样？
想
我瞪着眼，看见他皱起眉头，写了好久。石板上写满了毫无意义的名字。
看见他的眼睛流露出厌烦的神色，我微笑了起来。那张熟悉的友好的脸说了些什么。那个新来的人写了一个问题，我眼神狂暴，诧异地盯着它看：
谁是胆小鬼俄亥俄州人14？
我的思绪异常纷乱。为什么他竟然会想到那个上去？他一字一字地指点着那个问题。我在内心深处，在心底里笑着，而且由于自我发现的喜悦和想把它掩盖起来的欲望而感到眩晕。不晓得什么缘故我成了胆小鬼俄亥俄州人……或者过去曾经是胆小鬼俄亥俄州人，小时候我们打着赤脚，在满是尘土的街上又是跳又是唱：
俄亥俄州人胆小鬼
摇摇它，摇摇它
俄亥俄州人胆小鬼
打破它，打破它……
然而，我不能使自己承认它，这太可笑了——而且不知怎么也太危险。他偶然说中了过去的某种身份，这是令人烦恼的。我摇了摇头，见他噘起嘴巴，目光敏锐地端详着我。
孩子，谁是胆小鬼兄弟？
他是你母亲的情夫，我想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当你年纪轻轻的，把自己藏在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后面的时候，你是“俄亥俄州人”；而等你上了年纪，你就成为“兄弟”了。但是为什么他拿这些孩子气的名字开玩笑呢？难道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成？他们为什么不放开我呢？如果他们让我从机器里出来，我很快就会回忆起许多事情来的……一只手掌啪啪地敲打着玻璃，但是我对那些人已经厌倦了。当我的目光集中到原先那张亲切的脸上的时候，他似乎露出高兴的样子来。我弄不懂这个，可是他就在那里，微笑着和新的助手离开了。
我独自一个人躺着，为自己的身份发愁。我怀疑我真的在和自己开玩笑，而且他们也参与了。这有点儿像一场格斗。事实上他们和我一样知道，我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正视它。这是气人的，而且使我感到有些躲躲闪闪，小心提防。停一会儿我就要解开这个谜。我想象自己像一个企图抓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的老人那样，在自己的脑子里急速地回旋着，心里想着，我是谁？这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乡下佬。我总不可能既是罪犯又是密探——虽然连为什么是罪犯，我也不知道。
我开始考虑起把机器弄成短路的方法来。如果我把身子转过来，让两个电流波节并在一起，说不定就成了——可是不行，这不仅是因为没有地方，转不过身来，而且是因为那样可能会把我电死。我不寒而栗了。不管我是另外的什么人，反正我不是什么大力士。我不想毁灭自己，即使这样做能把机器毁掉；我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破坏。可是不管我想出什么主意，总有一个弱点存在着——那就是我自己，这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了。任你怎么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一点。我想不起自己的身份，我也逃脱不了这一点。我想，也许这两件事是互相关联的吧。当我发现自己是谁的时候，我就会获得自由了。
我要逃脱的念头，好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往上看，看见两个神态不安的医生和一个护士，心想现在已经太晚了，我躺在一身汗水之中看着他们操纵控制器。我打起精神准备承受惯常的电击，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相反地，我倒看见他们那放在箱盖上的手，正在开着插销，而在我能够作出反应之前，他们已经打开了箱盖，把我拉了起来。
“出了什么事？”看见护士停下来看着我，我开始问道。
“怎么啦？”她说。
我的嘴巴抽动着，可是没有说出话来。
“得啦，快说吧，”她说。
“这是什么医院？”我问。
“这是工厂的医院，”她说。“现在别出声。”
这时他们围在我的身边，检查着我的身体，我看着，脑子愈来愈糊涂了，心里想，工厂的医院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肚子上被猛地拉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医生拉着缚在腹结上的电线，这使得我猛不防向前一冲。
“这是什么？”我问。
“拿大剪刀来，”他说。
“好，”另外一个说。“别浪费时间。”
我心里感到害怕，好像这根电线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似的。接着他们把电线解下，护士把腹带剪开，再把沉甸甸的结节拿下。我张口说话，但是一个医生朝我摇摇头。他们干得很快。那些结节脱掉了，护士用擦身酒精仔细地替我擦洗。这个完了以后，他们叫我从箱子里爬出来。我一张脸一张脸地看过去，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看来他们好像要放我，可是我不敢相信。倘使他们要把我转移到另一台使人更加痛苦的机器上去，那可怎么办呢？我坐在那里，不肯动。我得和他们斗吗？
“拉他一把，”其中一个人说。
“我自己来，”我说着，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
他们叫我站着，用听诊器仔细地检查我的身体。
“关节怎么样？”当一个医生检查我的肩膀的时候，另一个拿着图表的医生问道。
“完全正常，”他说。
我感觉得到肩膀上紧绷绷的，可是并不痛。
“考虑到具体情况，可以说他的身体结实得惊人，”他说。
“要叫德雷克塞尔来吗？他这么强壮，好像是相当少见的。”
“用不着叫他，只要在图表上记下就行了。”
“好啦，护士，拿衣服给他。”
“你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我说。她递给我干净的内衣裤和一条白色的工装裤。
“别问，”她说。“赶快穿好就是了。”
机器外边的空气似乎非常稀薄。当我弯下身来系鞋带时，我感到好像会昏过去，可是我熬了过来。我摇摇晃晃地站着，他们上下打量着我。
“好啦，孩子，看来你好像是痊愈了，”其中一个人说。“你恢复健康了。你完全脱险了。跟我们来，”他说。
我们慢慢地走出房间，经过一条长长的白色的走廊进入电梯，然后飞快地下了三层楼，到达一个摆着一排排椅子的接待室。正对面有几间装着毛玻璃的门和隔墙板的私人办公室。
“坐在那里，”他们说。“主任马上要接见你。”
我坐着，看着他们走进一个办公室去，隔了一会儿又出来，一声不响地从我面前走过。我像树叶子那样打着哆嗦。他们真的会放我吗？我的头晕了。我看着身上的白色工装裤。那个护士说这里是工厂医院……为什么我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样的工厂？为什么又是工厂医院？是了……我倒模模糊糊地想起什么工厂来了；也许他们正要把我送回那边去。对啦，他曾经说起过主任，而没有提到主任医生；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吗？也许我已经在厂里了。我留神听了听，但是根本没有机器运转的声音。
在房间那一头的一把椅子上有一张报纸，可是我没敢去拿它。附近有一只风扇在嗡嗡嗡地响着。接着，有扇装着毛玻璃的门开了，我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神色严肃的高个子，手里拿着一张图表，在向我招手。
“来，”他说。
我站起身来，经过他面前，走进一间陈设简单的大办公室里去，心里想着，现在，我就要知道了。现在。
“坐下，”他说。
我在靠近他的写字台的一把椅子里慢慢地坐下。他用一种沉着的、严谨的眼光注视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哦，这里，有了，”他仔细地看着图表说。这时我心里好像有个人想告诉他别作声，但是他已经叫出我的名字了，我听见自己“哦！”了一声，头部痛得像被刺穿了一样，我立刻跳起来，胡乱地看着四周，急急忙忙地坐下去，站起来，又坐下去，回忆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突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所以这一次我就坐着，没有再站起来。
他开始问问题，我能够听见自己流利地回答着，虽然我的内心由于迅速变化的感情映象而感到震惊，这些映象像高速倒回的磁带那样，在我的心头发出尖锐刺耳的、咔嗒咔嗒的声音。
“好啦，我的孩子，”他说，“你的病治好了。我们就要让你回去。你觉得怎么样？”
突然我又不懂了。我看到在一只听诊器旁边，有一本公司的日历和一把微型的银漆刷。他的意思是让我离开医院呢，还是离开工作？……
“先生？”我说。
“我说让你出院，你觉得怎么样？”
“好，先生，”我用一种不真实的声音说。“我乐意回去工作。”
他看着图表，皱起了眉头。“你就可以离开，但是关于工作，恐怕你会感到失望的，”他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你经历了极为严峻的遭遇，”他说。“你不适合干工业的艰苦工作了。现在我要你休息，要有一个恢复期。你需要调理，恢复体力。”
“可是，先生——”
“你不必太心急。你对让你出院感到高兴，对不对？”
“哦，是的。但是我往后怎么过活呢？”
“过活？”他扬了扬眉毛。“另找一个工作，”他说。“找一种比较不费力的、安静一点的工作。一种你准备比较充分的工作。”
“准备？”我看着他，思考着，他也熟悉内情吗？“随便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先生，”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工业条件下干活，你恰恰准备不足。以后，你也许能适应得了，但是现在不行。记住，你的遭遇会得到适当的赔偿的。”
“赔偿，先生？”
“嗬，是的，”他说。“我们采取一种开明的人道主义政策；我们所雇用的一切人都是自动保了险的。你只消在几份文件上签字就行了。”
“什么样的文件，先生？”
“我们需要一份免除公司责任的宣誓书，”他说。“你患的是一种疑难病症，我们不得不请来许多专家。可是，毕竟随便干哪种新的工作，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故的。可以说，它们是发展的一部分，是正在调整的一部分。一个人冒险了，有些人提防着，而别的人却没有。”
我看着他那起了皱纹的脸。他是医生？是工厂的高级职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吃不准；而这时他好像在我的视野中来回移动着，尽管事实上他异常沉着地坐在椅子里。
一句话不禁从我嘴里冲了出来：“先生，您认识诺顿先生吗？”我说。
“诺顿？”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诺顿是干什么的？”
那么就算我没有问过他吧；这个名字听上去陌生。我匆匆地用手揉了揉眼睛。
“对不起，”我说。“刚才我想您也许认识他。他只是我往常所认识的一个人。”
“我明白了。好，”——他拣起几份文件——“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孩子。稍迟些时候，也许我们能做点什么。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文件带走。把它们寄来就是了。它们一寄回来，你的支票就会寄出去的。你喜欢什么时候寄来都可以。你会发现我们非常公平合理。”
我拿了叠好的文件，盯着他看，看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看上去好像在摇晃。然后我听见自己开腔了：“您认识他吗？”我的声音高起来了。
“谁？”
“诺顿先生，”我说，“诺顿先生！”
“哦，什么，我不认识。”
“是的，”我说。“谁也不认识谁，而且时间也隔得太久了。”
他皱起眉头，而我却笑了。“他们把可怜的知更鸟拔得一毛不剩，”我说。“你可认得布莱索？”
他看着我，把头歪向一边。“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吗？”
“朋友？哦，是的，”我说。“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老朋友了。但是，我想我们并不属于同一个集团。”
他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是的，”他说。“我以为我们不属于同一个集团。不管怎样，好朋友总是难得的。”
我感到头昏眼花，开始笑起来，而他好像又在摇晃了，我想问问他关于爱默生的情形，可是这时他在清着喉咙，暗示他的接见已经结束了。
我把叠好的文件放进工装裤的口袋里，拔腿就往外走。在一排排椅子对过的那扇门，好像离得远远的。
“保重身体，”他说。
“祝你健康，”我回答道，心里想着，该离开了，已经超过时间了。
我突然转过身来，步履维艰地回到写字台跟前去，他以沉着的、严谨的目光向上注视着我。我情不自禁地被礼仪上的情感控制住了，可是想不起恰当的客套话。所以当我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的时候，我咳了一声把笑意压了下去。
“我们的小小的交涉办得相当圆满，先生，”我说。我仔细听着自己的话，听着他的回答。
“是的，真的相当圆满，”他说。
他庄重地和我握手，既不惊奇，也不厌恶。我朝下看，他就在那起了皱纹的脸和伸出的手的后面的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的事儿办完了，”我说。“再见。”
他抬了抬手，声音含糊地说：“再见。”
我离开他，走到充满油漆气味的外边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谈得和往常不同，用的词汇，采取的态度都不是我自己的，觉得我被某种深藏在我的体内的异样的个性所支配了。这就像我在心理学课上所读到过的那个仆人一样，她曾经恍恍惚惚地背诵出希腊哲学书里的好几页内容，这些内容是有一天她干活的时候偶然听到的。好像我在演出从某个古怪的电影里来的一个场面。或者可能我正在把握住自己，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抑制着的感情用语言表达了出来。还是——我心里一边想着，一边上了路——我不再害怕了？我停了下来，看着沿着明亮的街道伸展开去的建筑物，在太阳底下和阴影里似乎歪歪扭扭的。我是不再害怕了。不怕大人物，不怕校董，也不怕那类人；因为既然我知道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东西，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了。是那样吗？我头脑昏沉，耳朵嗡嗡直叫。我继续向前走去。
一幢幢外形相同的大楼，沿着人行道，紧挨在一起耸立着。这时一天快完了，每座大楼的顶上都有一些旗帜飘扬着，它们突然降下来，在屋顶上收拢了。我觉得自己会跌倒，好像已经跌倒过，这时就像迎着向我冲来的激流那样朝前走着。走出工厂场地，上了街头，我看到来时经过的那座桥，但通到顶部过河的汽车道上的梯级陡得使人发晕，根本爬不上去，这条河我游不过去，也飞不过去，可我发现了一条可以过河的地下铁道。
我周围的东西飞速地旋转着。我的头脑在徐缓的滚滚的波涛中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不断地交替着。我们，他，他——我的头脑和我——不再在同一个领域里活动了。我的身体也是一样。在过道的那一边，一个长着浅黄色头发的青年女子，啃着一只红苹果，车站信号灯的光束从她身后掠过去。一列火车飞驰而过。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我下去，感到头晕目眩，脑子空空。我穿过地道，进入哈莱姆区，那已经是时近黄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