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乌尔里希这个三十二岁男子的基本特征并不困难，虽然他只知道自己对所有的个性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不管所有这些个性如今已经成为他的还是没有成为他的，他都奇异地觉得它们无关紧要。在他身上还有某种好斗精神与简直是以一种形态很多样的资质为前提的头脑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具有男性特质的人。他不善于体会别人的情绪，很少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除非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结识他们。他不尊重权利，如果他不尊重拥有这些权利的那个人的话，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中形成了某种否认的意愿，一种柔韧的情感辩证法，这容易诱使他在某种普遍受欢迎的东西中挑毛病却去护卫某种被禁止的东西，并怀着从尽责任的意愿中生出的不满拒绝负起职责。但是，尽管有这个意愿，除了某些他自己容许的例外情况，他直截了当地让骑士般的礼俗去处置道德品行，那种骑士般的礼俗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在相当程度上指导着所有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生活的男人，他就这样怀着一个特别适合自己所做的事的人的那种傲慢、冷酷和马虎过着另外一个人的生活，这个人或多或少有些寻常、有益、有利于公益地利用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他习惯于本能地、不带虚荣地认为自己是实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目标的工具，他还打算要及时获悉这个目标呢，甚至现在，在这个已经开始了的不需寻觅的年份，在他看清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之后，很快便又出现那种在寻觅之路上的感觉，而且他制订自己的计划没特别费什么力气。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看清驱动他的激情，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资质和环境从多方面塑造了这个人，他的命运还没有让真正严酷的反作用力揭示出来，但主要的是：要作出决断，这个人尚还短缺某种自己陌生的东西。乌尔里希是一个受到什么东西的强迫而过着跟自己过不去的生活的人，虽然他表面上无拘无束、自由散漫。
把世界看作一个实验室的比喻再次唤醒了他心头的一个旧有的想法。从前他曾常常把自己中意的生活想象成一个这样的大试验场所，在那里必定可以试验最好的做人的方式并发现新的方式。至于整个实验室工作得有些无计划，缺乏总体上的领导人和理论家，这便是另外一码事了。人们甚至可以说，他自己就曾想成为精神王侯、精神主宰这样的人物：可谁又不想呢？！所以精神被认为是最崇高和超越一切起主宰作用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事。世道正在这样教导人。大凡能这样做的人，便都用精神装扮自己、掩饰自己。精神与某种东西一结合，就是世上最广为传布的东西。忠诚的精神、爱情的精神、一种男性的精神、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当代最伟大的精神、愿意高举这件事或那件事的精神，我们愿意本着我们的运动的精神行事：直至即便在最低的级别上这听起来都何等坚定和不失体统。与这相比，其余的一切，平日的罪行或获取利益的贪欲便显得就是那种不被公开承认的东西，那种上帝从脚趾甲里剔除出去的污秽。
但是如果精神单独存在，作为赤裸裸的主旨词，光秃秃像一个幽灵，人们真想借给这幽灵一条床单——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人们可以读诗，研究哲学，买画和在夜晚进行谈话：但这就是人们会从中获得的精神吗？假设人们会获得它：可是人们随后就占有它了吗？这种精神是与它出现时的那个偶然形态紧密相连的！它穿透想吸收它的那个人的身体，只留下少许震动。我们拿所有这些精神怎么办？它在大量纸张、石头、银幕上以简直是大得不可想象的规模不断被重新创造出来，同样持续不断地在极大的消耗神经能量的情况下被吸收和享用：可是随后它又怎么了呢？它会像一个幻象那样消失？它会化为微粒？它会逃脱尘世的维护法则？在我们心中向下降落并慢慢安定下来的尘埃微粒比消耗掉的多得多。它哪儿去了，它在何处，它是什么？倘若人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那么精神这个主旨词就会显得寂静得令人压抑？！
天色已晚；像从空间冒出来的房屋、沥青、钢轨，构成这个正在冷却的贝壳城市。这母贝壳充满儿童般的、欢乐的、愤怒的人的运动。在那里，每一滴水开始时是喷洒的小水珠；以一声小爆炸开始，被墙壁截住并冷却，变得更温和了、静止了，温柔地附着在母贝壳的外壳上并最后凝结成壁上的一颗小颗粒。“为什么，”乌尔里希突然想，“我没有成为朝圣者呢？”纯洁、无条件的，像整个清澈的空气那样无比健康的生活方式，浮现在他的脑际；谁不愿意肯定生活，谁就至少应该说圣徒的“不”：然而简直不可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他同样也不可能成为冒险家，虽然那种生活可能会从一个永久的订婚期获得某种东西，他的肢体和他的心绪都会感觉到这种乐趣。他既没能成为诗人也没能成为一个只相信金钱和暴力的灰心丧气的人，虽然这些方面的资质他都有。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想象自己二十岁：尽管如此，他不会因此而能成什么气候，这一点在他内心却同样是明确的；某种东西把它拉向现有的一切，而一种更强有力的东西却不让他得到这一切。那么他为什么生活得不清不楚、狐疑不决呢？毫无疑问——他心想——把他吸引在一种孤寂和没有名称的生活方式上的，无非就是那种让人去解开和缚住世界的强制，人们用一个他们不喜欢单独听到的词把这称为精神。乌尔里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一下子心情悲哀地想：“我干脆就不爱我自己。”在城市的冻僵了的、石化了的躯体里，他感觉到他的心脏在内心深处跳动。这是他心中的某种东西，它哪儿都不曾愿意停留，曾沿着世界的墙壁感知到了自己并以为，还有几百万堵别的墙壁；这一滴正在慢慢冷却的、可笑的自我，它不愿意发出自己的火焰，充当这微小的火红的核心。
精神已获悉，美可以让人变好、变坏、变蠢或让人着迷。它肢解一只羊和一个忏悔者并在两者体内找到恭顺和忍耐。它检验一种物质并认识到，这物质量大了是一种毒物，量较小时是一种享乐品。他知道嘴唇的黏膜与肠的黏膜相似，但也知道这嘴唇的恭顺与一切神圣的事物的恭顺相似。它搅乱、解开并重新连接。对它来说，善与恶、上与下不是不可信的相对的概念，而分明是一种功能的诸环节，是价值，取决于自身所处关系的价值，它历经一个个世纪而懂得了恶习可以变为美德、美德可以变为恶习，如果人们还不能在一生中把一个罪犯变为一个有用的人，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它认为这只是一种笨拙。精神不赞赏任何不许可的事物，也不赞赏任何许可的事物，因为一切事物都可能有一种个性，有一天事物会因此而参与一种重大的新的联系。它暗暗地像憎恨死神那样憎恨一切装作仿佛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东西，憎恨那些重大的理想和法则以及它们那小小的呆滞的翻版，憎恨那被包住的性格。它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没有哪个自我，没有什么秩序是牢固的；由于我们的知识每天都可能有变化，它便不相信任何约束，一切都拥有其自身的价值，只拥有到下一个创造行为开始为止，像一张脸，人们对这张脸讲话，而这张脸则随着言语而变化着。
所以精神就是大随机应变者，但是它自身却是哪儿也逮不着，人们几乎会以为，除了倾塌以外，它的效应没留下任何别的东西。每一个进步是个体上的一种收益和整体上的一种分离；这是一种权力增长，它导致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不断增长，人们欲罢不能。乌尔里希觉得自己回忆起了这个几乎每小时都在增长的、事实和发现的身体，精神如果想仔细考察某一个问题，今天就势必会从这个身体上显现出来。这个身体正在脱离内核。健康和病态、清醒和梦幻头脑之各种形态的，各地区和各时期的无数观点、意见、有序的思绪，虽然像几千个敏感的小神经束那样充满他全身，但却缺乏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闪光点。人们感觉到危险临近，他将重遭史前时期死于自己高大身材的巨兽族的命运；但是他不能罢休——乌尔里希由此而又想起了那个相当成问题的观念，他长期相信过这个观念，甚至今天也还没完全在心中把它抹掉；世界最好让一个行家里手组成的参议院去驾驭。认为有了病不让牧羊人而是让受过专业教育的医生诊治的人，身体健康时没有理由如他在处理自己的公开事务时所做的那样，去听牧羊人般的饶舌者瞎唠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看重生活的主要内容的年轻人起初便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既不真也不善也不美的事物——譬如一个金融部门或一场议会辩论——都是次要的东西；至少当初他们是这样的，今天由于受到了政治和经济的教育据说他们不一样了。但是即便是在当初，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世人用商业油脂熏制肉类的精神熏制室更深入的了解，人们学会适应现实，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的最终的状态则大致是这样的：他只局限于自己的“本行”并为自己的余生带走总体情况也许会不一样的信念，但对此进行思考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在精神方面做出什么成绩的人，他们内心的平衡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整个儿这件事突然奇特地以这样一个问题呈现在乌尔里希的面前：既然肯定有着足够的精神，那么，说到底，莫不是就只差精神自己没有精神了吧？
他想嗤笑这种想法。他自己就是这些断念者中的一个嘛。但是颓丧的、尚还有生气的虚荣心像一把剑那样穿透他。此刻有两个乌尔里希在行走。一个微笑着向四下里望了望，心想：“我曾想扮演一个角色，在如同这样的舞台背景之间。有一天我醒来，不是像在母亲怀里那样温和，而是带着坚定的信念，认为必须有所作为。人们向我发出了提示语，而我却感觉到，它们与我无关，当初一切像头晕怯场似的充满了我自己的决心和期望。可是这期间土地悄悄地旋转了，我已经往前走了一段我的路，如今也许已经站在出口处。我马上就会被旋转出去，关于我的伟大角色我刚刚说过：‘马匹已备好。’你们大家都见鬼去吧！”但就在一个乌尔里希怀着这些思绪微笑着行走在夜色之中的当儿，另一个乌尔里希紧握双拳，怀着痛苦和愤怒；他不太容易被人看得见，他所思虑着的是找到一句咒语、人们也许可以抓住的一个把手、精神的本来的精神、弥合上破碎圆圈的那短缺的一块——也许只是一小块。这第二个乌尔里希找不到可供自己支配的言语。言语像猴子那样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但是在人们生根的那个幽暗的领域里缺乏言语的友好中介。土地在他脚下流动。他几乎睁不开眼睛。一种情感能像一场风暴那样升起，然而却根本不是什么猛烈的情感吗？如果人们说到一场情感的风暴，那么无疑是指这样一场风暴，在这场风暴中人的皮层发出吱吱声，人的分支飞舞，仿佛要折断似的。但这是一场在表面完全保持着平静的风暴。近乎一种皈依的状态，一种逆转的状态；脸部表情没有丝毫变动，但是在内心却似乎没有一个原子还待在原来的地方。乌尔里希的神志是清楚的，然而眼睛对每一个殷勤的人，耳朵对每一个声音作出不同于平时的反应。人们不能说作出更尖锐的反应；其实也不是更深刻、更温和，不是更自然或更不自然。乌尔里希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但此时此刻他想到“精神”这个奇特的经历宛如想到一个情人，人们终生受她的欺骗，却并不因此而少爱她几分，这把他和他遭遇到的一切事情联结起来。因为如果人们在爱，那么一切就都是爱，即使那是痛苦和憎恶。树上的小树枝和黄昏时苍白的窗玻璃变成一个被深深沉入自己本质之中的、几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经历。这些事物似乎不是由木头和石头，而是由一种了不起的和无限温柔的不道德所组成，这种不道德在与他相合的那个瞬间变为深刻的道德的震动。
这是边微笑边进行的思维活动，而乌尔里希方才在想：“我就待在命运把我送去的地方吧。”不幸的是，这种紧张关系让一个障碍给打破了。
现在所发生的事，事实上，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于乌尔里希方才还像经历自己身体的一个敏感的延续部分那样经历了树和石头的那个世界。
因为一份工人报刊——莱恩斯多夫伯爵大概会这样说的——对这个伟大思想倾注了一大堆破坏性的唾沫，这份报刊声称，这个思想仅仅是紧接着最近的强奸谋杀案之后统治者们制造的一个新的头号新闻，一个正直的工人喝多了点，觉得怒火从心头升起。他走近两个公民的身旁，这两个人对当天所做的事颇感到满意，因意识到好的观念随时都会显现而相当大声地交换着同意这个爱国行动的看法，他们在报刊上读到了有关这一行动的消息。双方产生了口角，一个警察就在附近，这使两个有友好情意的人受到鼓舞，却也惹怒了那位进攻者，于是这场争吵便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形态。警察先从后面，继而从前面，最后就在近旁看这场纷争；他在一旁观战，宛如国家这座铁起重器的，这座终端是电钮和别的金属部件的铁起重器的一个凸出的杠杆。如今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生活中的经常性居住地点却完全有着某种鬼气森然的东西；人们不论到街上去，还是喝一杯水或登上电车，都会碰到一个巨大的法律和关系机构的那些调和杠杆，将它们开动起来或由它们来维持自己那宁静的生活；人们了解其中的占少数者，它们深深扣动人们的心弦，而在另一方面它们都沉入一个网络之中，这网络的全部成分压根儿还没有哪个人弄清楚过；所以人们否认它们，一如国家公民之否认空气并声称空气是一片空虚，但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恰恰表明，一切被否认的，一切像水、空气、空间、金钱和时间的消逝那样无色、无气味、无滋味、无重量和无道德的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的某种似鬼魂般的东西。有时人会像在没有自己意愿的梦中那样被一种惊慌情绪攫住，像一头陷进一张网的不可理解的机械装置的动物那样被一种狂乱出击的运动风暴攫住。警察的纽扣对那位工人施加着这样一种影响，而此刻那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机构便着手进行逮捕。
逮捕过程不无反抗和煽动性观点的反复显示。这引起来的轰动迎合了醉汉的虚荣心，一种直到那时为止一直秘而不宣的对同类的满腔厌恶发泄了出来。一场激烈的以求获得价值实现的斗争开始了。一种对他的自我的更崇高的情感与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激烈争辩，仿佛他身体不健壮似的。世界也不健壮；它是一丝不稳定的气息，它不断地扭曲、变换形态。房屋歪斜着从空间冒出来；其间那可笑的、密集的、但却亲如手足的糊涂虫便是人类。我有责任为他们建立秩序，这位不寻常的醉汉这样觉得。整个现场充满着某种闪闪烁烁的东西，事件的某一段道路清晰地向他移过来，但随后墙壁又旋转起来。眼轴就像从头上伸出来的叶柄，而脚掌则紧紧抓住地面。一种奇异的从嘴里向外的涌流已经开始；言语从内心深处泛上来，对于这些言语简直不可思议的是，先前它们是怎样进入那里面去的，它们可能都是些骂人的话。这无法加以严格分辨。外部和内部相互交融。愤怒不是内心的愤怒，而仅仅是激动得狂叫的愤怒的身体外壳。一个警察的脸极慢地趋近一只捏紧的拳头，直至终于流起血来。
但是在这期间警察的人数也翻了三番；人群和急忙奔跑过来的保安人员一道聚拢过来，醉汉已经扑倒在地，拒不接受拘捕。这时，乌尔里希做了一件欠考虑的事。他听见人群里有人说了“亵渎君王”这句话，如今却发现，这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犯什么亵渎的罪行的，人们应该让他去睡觉才是。他没有多作考虑，但是他向不公正的人们走去。这时那个人大声叫嚷，说是他才不把乌尔里希和国王……——一个警察显然把这一反复的过错归因于乌尔里希多管闲事，便厉声呵斥乌尔里希，要他滚开。可是此君不习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国家，只会把国家看作一家理应给人们提供礼貌服务的饭店，他竟不许人家用这样的口吻对他讲话，这出乎意料地使警察们认识到，一个醉汉不够三个警察侍候，所以他们顺势就把乌尔里希也带走了。
一个穿制服的人的手抓住他的胳臂。他的胳臂比这侮辱人的扭抓强有力得多，但是如果他愿意和武装国家权力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拳击比赛的话，大就可以挣脱这只手，所以他终究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客客气气地请求人家让他自己跟他们一起走。拘留所设在警察局大楼里，乌尔里希走进拘留所，他一看见地板和墙壁顿时便想到了兵营；不断被带进去的污秽和粗劣的洗涤剂之间的那种同样的阴沉沉的斗争充斥着这间拘留所。接着，他看到了其中还配有文官统治的象征，两张带一个小柱栏杆的写字台，栏杆上缺了几根小柱，其实是作写字台用的木箱，箱面上铺着撕破、烧焦的布，安放在极低矮的球状底座上并且在费迪南德时代漆过黄褐色油漆，如今油漆剥落，木头雕花上只剩最后几片树叶了。随后，房间里充满着这种浓重的感觉：人们在这里不可以发问，只有等待的分儿。他那位警察在报告了拘捕的原因之后便像一根柱子那样站立在乌尔里希身旁，乌尔里希试图立刻说明情况，这个要塞的警官和司令在护送人员走进来时从他已经写过字的案卷上抬起一只眼来，打量了打量乌尔里希，随后那只眼睛又垂下，这位官员一声不吭地继续在案卷上写着。乌尔里希觉得等候了无穷尽的时间。然后，警官把案卷推到一边，从壁架上拿起一本册子，登记上什么，撒上点沙子，把册子放回，拿来另一本，登记，撒沙子，从一摞相似的案卷里拿出一扎来，然后如法炮制地干了起来。乌尔里希觉得第二个无穷尽正在展开，这期间星辰正常旋转，而他则仿佛不在这世上似的。
从这间公事房经过一扇开着的门便可进入一条通道，禁闭室就在这条通道边上。人们立刻就把乌尔里希的被保护人带到那儿去了，而由于再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动静，所以他大概是飘飘然进入睡乡了吧；但是可以感觉到正阴森森地发生着别的事件。禁闭室所在的那个过道必定还另有一个入口；乌尔里希一再听到人来人往的沉重脚步声、甩门声、压低的语声，蓦地，当又一个人被押解进来时，响起了这样一个声音，乌尔里希听见这个声音苦苦哀求：“求您发发慈悲吧，您别拘捕我啦！”这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刺耳，而这一声向工作人员发出的、要他发慈悲的呼喊，听起来出奇地不合时宜，几乎令人发笑，因为职能是要实事求是地行使的嘛。警官抬一抬头，眼睛没有完全离开案卷。乌尔里希听见许多只脚猛烈擦地的声音，显然是一些人在用身体推搡一个抗拒着的身体。接着便只听见像是在被人一推后两只脚踉跄行走的响声。随后便是一扇房门砰的一声关上，插销咔嚓一响，这时写字台后面那个穿制服的人已经又低垂下脑袋，空气中笼罩着一片沉默，仿佛已经在一句话后面正确的位置上画上了一个句号似的。
乌尔里希猜测他自己还没为警察的宇宙造就出来，但他似乎猜测错了，因为警官随即又一抬头凝视着他，最后写得的几行字仍还湿乎乎地闪亮着，它们没被吸干，而乌尔里希案件则一下子便显得自一些时候以来就已经归入警署受理的案件之列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乌尔里希受到盘问。
他认为，在还没有哪怕只是谈一谈他有罪还是无罪之前，自己便已陷进一台机器之中，这台机器将他剖析为无个人特色的、一般性的成分。他的姓名，语言中最缺乏想象力、但却最富有情感的词，它们在这里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他的论文在一向被认为是响当当的学术界曾给他带来过荣誉，它们在这里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人家一次也没向他问及它们。他的脸只被看作相貌特征的简要描述；他觉得以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眼睛是灰色的，现有的四种官方许可的眼睛之一，这样颜色的眼睛有几百万双；他的头发金黄色，他的身材高大，他的脸椭圆形，特别的特征他没有，虽然他本人对此另有看法。按他的感觉，他个头高大、肩膀宽阔、胸部像桅杆上一张鼓起的帆，一旦他生气、争吵或博娜黛婀偎着他，他身上的各关节便像狭窄的钢肢节那样把浑身的肌肉锁起来；但是一旦他读一本扣动他心弦的书或心头掠过一丝于这世上闻所未闻的无国籍的炽热爱情气息，他便瘦削、温柔、模糊，像一块在水里飘浮的水母那样柔软。所以即便在此刻，他也尚还懂得这些统计资料使个人失去了魅力，而警察机构对他使用的量度和描述方法则像一首撒旦编造的爱情诗那样陪伴着他。其中最神奇的是，警察不仅能够剖析一个人，剖析得他什么也不剩下，而且也会把这些微乎其微的构件又不出差错地装配成他并由此认出他来。要作出这一成绩，只需附加上某种不可衡量的东西，某种警察称之为嫌疑的东西。
乌尔里希突然领悟，他只能凭借清醒的理解才能摆脱自己因愚蠢而陷入的困境。人们继续询问他。他设想，如果在被问到住所时把一个陌生人的住所说成是自己的住所，或者对他为什么做了自己所做的事这个问题回答说，他总是做某种不同于他确实认为重要的事，这将会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做出规矩本分的样子，说出了街道和房屋门牌号并试图编造一种替自己的态度辩解的托词。这时，才智的内在权威以一种极其令人难堪的方式对警官的外在权威表现出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最终他还是窥见一个转机。当被问及职业，他在回答“私人”的当儿——私人学者他没说得出口——便已经感觉到一束目光盯住了自己，这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仿佛他说了“无家可归”似的；但是当他在个人履历里提到父亲并且情况表明，他父亲是上院的议员——这时，这目光顿时便变了样。它还始终带着狐疑，但不知什么东西立刻给乌尔里希一种宛如一个在大海的波涛里来回翻滚的人用大足趾触到了陆地的感觉。他精神为之一振，便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当即减弱已供认的一切，向这位已处于值勤宣誓状态的权威警官提出要接受警察局长亲自审问的强烈要求，而当这只引起对方微微一笑时，他撒谎——成功地装出自然的神态，很随便地并准备立刻再否认这个断言，倘若人们用这来设置圈套想从他嘴里套问出详细情况的话——自称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朋友和人们大概已在报刊上读到过的那个伟大爱国行动的秘书。他顿时便发现，这句话使对方开始进行那种他迄今一直未曾得到过的较为严肃认真的思考，于是便紧紧抓住这个优势。结果就是，这位警官恼怒地打量他，因为既不想承担过分长久扣留这个捕获物的责任，也不想放走他；而由于这时没有更高一级的官员在场，他便想到一个招儿，这一招儿给这位普通的警官开出一份绝妙的证明，证明他从上司处理棘手案卷的样式上已经学了一手。他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并神色凛然地表示猜测说，乌尔里希不仅犯有侮辱值勤人员和妨碍执行公务罪，而且如果考虑到他声称自己所居的地位的话，也有从事情况不明的、也许是政治方面的勾当的嫌疑，所以他得让自己了解清楚这方面的情况，以便把这件事交警察总局政治司去处理。
所以，不多几分钟以后，乌尔里希便乘坐一辆警察局提供的车辆向夜色中驶去，身边坐着一位不苟言笑的穿便服的警察。当他们驶近警察总局时，被拘捕的人看见二楼的窗户灯火辉煌，因为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最高首脑还在主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所房屋不是昏暗的厩房，而像一个部，他已经呼吸到一股更亲切的气息。他也很快便发现，自己被带到一位值夜班的官员面前，这位官员马上便察觉出，这家被激怒了的市郊机构告发此人实在是瞎折腾；然而，他却觉得从正义的魔掌中释放一个满不在乎自己闯进去的人，这很不合适。于是总局的官员也摆出一副铁机器的神态，向被拘捕者明确声言，说是他欠考虑的行为让人觉得很难对释放负责。被拘捕的人已经把情况陈述了两遍，这一切曾对分局的警官产生过很有利的影响，但是对这位地位更高的官员这就不管事了，可是正当乌尔里希对自己的事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他的这位法官的脸部表情倏地现出一种奇异的、近乎感到高兴的变化。他把告发材料又仔细看了一遍，让乌尔里希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问清楚了他的住址，彬彬有礼地请求他稍等片刻，就离开了这间房间。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这时的他就像一个想起了什么很开心的事的人，竟出奇地礼貌地邀请被拘留的人跟他走。在楼上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门口他没说什么别的话，只说了句“警察局长先生想亲自和您谈谈”，于是乌尔里希当即便站在了一位从邻近的会议厅里走出来的蓄着分开的络腮胡子的男子面前，这种络腮胡子他曾经见过。他决心用温和的指责把自己的到场解释成为警察分局的一个失误，但局长抢先一步向他表示欢迎说：“误会了，亲爱的博士，警长先生全对我讲过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让您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因为——”说到这里他调皮地（倘使对一位官衔最高的警察官员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盯着他，仿佛要让他自己猜这个谜似的。
乌尔里希却根本猜不出来。
“伯爵阁下！”局长帮腔。
“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他补充说，“不多几个小时之前还火急火燎地向我打听过您呢。”
乌尔里希这才明白了一半。“您不在姓名地址录上，博士先生！”局长用开玩笑的责备口吻解说道，仿佛只有这才是乌尔里希的罪行似的。
乌尔里希一欠身，仪态大方地微微一笑。
“我估计，为了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情您明天必须去拜会伯爵阁下，所以我不忍心用监禁来妨碍您。”铁机器的主人这样结束他小小的玩笑。
人们可以认为，在任何一种别的情况下局长也会觉得逮捕是没有道理的，而警长则是偶然记起乌尔里希的名字不多几小时以前第一次在这所房屋里出现的前后经过，他完全照实向局长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所以谁也不曾任意干预过事态的进程。况且伯爵阁下从来就不知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乌尔里希觉得自己应该在发生这起亵渎君王事件之夜的次日去参谒他，并因此而当即成为伟大爱国行动的名誉秘书。莱恩斯多夫若知道这件事的始末根由，恐怕也不会说什么别的话的，而只会说这是由一个奇迹促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