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乌尔里希又出现在莱恩斯多夫伯爵身边。
他看到伯爵阁下在写字台前沉浸在寂静、虔诚、庄严和美的气氛之中，看到他在一大摞案卷上摆放着报纸，他正在读这张报纸。这位直属皇帝和中央的伯爵再次向乌尔里希表示自己的哀悼之情，然后他便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令尊是产业和教育的最后的真正代表之一，”他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他一起坐在波希米亚州议会里时的情景：他没有辜负我们一直给予他的信任！”
出于礼貌，乌尔里希询问，他不在这的这段时间里平行行动取得了哪些进展。
“由于我府邸前大街上那场大吵大闹，这是您还经历了的嘛，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场‘调查以确定参与各界民众对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愿望’，”莱恩斯多夫伯爵说，“总理本人希望我们暂时替他做这项工作，因为我们正在从事一项爱国行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人们普遍的信赖。”
乌尔里希神情严肃地担保说，无论如何这名称是选得成功的，它定会带来某种成效。
“是呀，措辞得当很重要，”伯爵阁下若有所思地说并突然发问，“您对特里斯脱政区行政官员事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现在是政府毅然采取坚定态度的时候了！”他打算把他在乌尔里希走进来时已折叠好的报纸向乌尔里希递过去，却在最后一刻决定自己再次打开它，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向来访者朗读其中一个冗长的段落。“您认为，世界上有第二个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吗？！”他读完后问。“多年来奥地利城市特里斯脱就一直这样做的，它只雇用意大利人当行政官员，为了以此着重表明，它觉得自己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意大利。有一次皇帝生日我去过那儿：我在全特里斯脱，除了在总督府、税务局、监狱和几座兵营屋顶上之外，没有看见一面旗帜。可是如果您在意大利国王生日这一天到特里斯脱的一所机构去办理什么事情，您就看不到哪个官员不在纽扣的扣眼里插上一朵花的！”
“可是为什么人们直至现在一直都容忍这种状况呢？”乌尔里希问。
“为什么不应该容忍呢？！”莱恩斯多夫伯爵不高兴地回答，“如果政府强迫市政当局解雇其外籍行政官员，那么这马上就意味着，我们搞日耳曼化。这种指责哪一届政府都害怕。皇帝陛下也不喜欢听。我们不是普鲁士人！”
乌尔里希以为记得，海岸和港口城市特里斯脱是由幅员辽阔的威尼西亚共和国在斯拉夫土地上建立的，今天包含一大部分斯洛文尼亚居民；即使人们可能只把它——虽然它此外还是整个君主国东方贸易的门户，其繁荣发展全仰仗于这个君主国——看作其居民的一桩私人事务，人们也不回避这个事实：它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小资产阶级竭力否认特别受到优待的讲意大利语的大资产阶级有权把这城市视为自己的财产。乌尔里希说了这些想法。
“这是对的，”莱恩斯多夫伯爵教导他，“但是一旦说是我们在搞日耳曼化，斯洛文尼亚人立刻就和意大利人结盟，尽管他们平时争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人也得到所有其他各民族的支持。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如果从现实政治角度思考问题，那么，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就必须把德国人看作威胁我们的和睦的危险！”莱恩斯多夫伯爵现出很是若有所思的神态最后说，并且还保持住了一会儿这样的神态，因为他已经触及这个伟大的政治草案，它让他感到心情沉重，他始终没把它弄清楚。但是他突然又活跃起来并松下口气来继续说：“但是对于其他这些人来说，这一回这些话至少是说得很好的！”他用一个因焦灼而不稳的动作再次把他的夹鼻眼镜夹在鼻子上，津津有味、一字一顿地再次把刊登在报纸上的特里斯脱皇帝及国王陛下的总督府公告的所有他特别喜欢的段落读给乌尔里希听：“‘国家监督机构一再发出的警告均未奏效……本国臣民受损……鉴于这种对官方的规章顽固保持着的态度，如今特里斯脱总督不得不通过从他那方面进行干预的办法使现有的法律条款发挥效力……’您不觉得，这是一种威严的语言吗？”他顿住。他抬起头，但立刻又低下头，因为他的要求已经对准了最后一个段落，如今他的语声以审美的满足着重指这段话的温文尔雅的官方身份：“此外，总督府随时可以，”他朗读，“对个别这类公务员，只要他们因其特别长久的地方服务时间且行为无可指摘而值得受到特殊照顾，对他们的加入国籍申请作个别的善意处置，而皇帝及国王陛下的总督府现在则倾向于，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可能的干预措施在充分维护其立场的条件下暂不立刻实施这一规定。政府总是应该这样讲话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嚷嚷。
“伯爵阁下不认为，根据最后这段话……到头来一切又维持原样吗？！”稍过一会儿，等这段官样文字余音完全在他的耳朵里消失之后，乌尔里希问。
“是呀，说的就是嘛！”伯爵阁下回答，把一只手的拇指绕着另一只手的拇指转了一分钟之久，一如心中忧闷沉思时他惯常所做的那样。但是随后他便用审视的目光望着乌尔里希，向他坦诚直言。“您记得吗，我们参加警察展览开幕式时，内政部长曾许诺过一种‘乐于助人和纪律严明’精神？好了，我不要求把在我家门口大吵大嚷的那些挑起仇恨的分子立刻统统抓起来，但是部长应该为此在议会上找到相称的反击言词的嘛！”他气愤地说。
“我想，这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乌尔里希假装惊讶地问，因为他发现，一种真正的疼痛正在他这位亲善的朋友内心搅动。
“什么事也没发生！”伯爵阁下说。他再次鼓起充满忧虑的眼睛审视着乌尔里希的脸，继续说：“但是会发生点什么事的！”他挺直身子，一声不吭地向后靠在他的椅子里。
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当他又睁开眼睛时，他用平静的语气开始作解释：“您看，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一八六一年宪法已经无可争议地给予德意志民族并经它又给产业和教育以试行的国家生活中的领先地位。这是皇帝陛下豁达大度的一件大的、充满信任的并且也许甚至不完全合乎时宜的礼物；因为从那时以来产业和教育有什么结果了？！”莱恩斯多夫伯爵举起一只手并让它顺从地落在另一只手上。“陛下一八四八年登基，在奥尔米茨，犹如在流放中——”他慢慢地继续说，但突然变得不耐烦或没把握，用颤抖的手指头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讲稿来，激动不安地竭力扶正鼻梁上夹鼻眼镜的位置，朗读下面的文句，读到有些句子时声音激动得颤抖起来并且始终努力辨认着他的讲稿：“当时他四周响彻着一片各民族渴望独立的狂野呼啸声。他成功地遏止了这股狂潮。尽管对各民族的意愿作了一些让步，但是最后他还是作为胜利者伫立在那儿，况且还是作为仁慈、宽宏的胜利者，宽恕他的臣民们的过失并向他们伸出一种对他们来说也是光荣的和平之手。宪法和其他各种自由虽然是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被他授予的，但是它们毕竟是陛下的自由意志行动，是他的智慧和他的怜悯心以及对各民族进步文化的希望结出的果实。但是皇帝和百姓之间的这种美好关系在最近几年被煽动和蛊惑民心的分子们搞坏了——”莱恩斯多夫伯爵停止朗读他这篇阐述政治历史的稿子，这是一篇每一句话都经过仔细推敲的讲话稿；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挂在他面前墙上的他的先祖玛丽娅·特蕾莎——骑士和元帅的画像。当乌尔里希的期待着下文的目光把他的目光从这幅画像上移开时，他说：“下面的话还没写好。”
“但是您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我曾深入考虑过这些情况，”他解释说，“我读给您听的，这是在针对我的示威游行这件事情上部长若正确履行其职责就理应向议会作出的答复的开头部分！现在我自己已经把这渐渐构思出来，而且我可以向您透露，一旦我拟好这篇稿子，我也就将会有机会把它呈递给陛下。因为，您看，六一年宪法并非不是有意地把领导权交托给了产业和教育；其中应该含有一种保证作用：可是今天产业和教育在哪儿呀？！”
他似乎对内务部长很生气；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乌尔里希正直无伪地说，谈到产业时人们至少可以说，今天它除了掌握在银行手中以外也还掌握在封建贵族的久经考验的手中。
“我对犹太人根本没什么意见，”莱恩斯多夫伯爵自动地担保说，仿佛乌尔里希说了什么话，他有必要这样纠正似的，“他们有才智、勤奋而且意志坚定。但是人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人们给他们起了不合适的名字。譬如罗森贝格和罗森塔尔就是贵族名字；勒夫[19]、贝尔[20]以及诸如此类的畜生原来就是绘制在纹章上的动物；迈埃尔[21]来自地产；盖尔普[22]、布劳[23]、罗特[24]、戈尔特[25]是盾形徽章的颜色：所有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伯爵阁下口出惊人之语，“无非就是我们的官僚机构对贵族的一种狂妄无礼行为罢了。要伤害的是贵族，不是犹太人，所以除了这些名字以外人们还给犹太人起了诸如阿贝莱斯、于德尔或特勒普弗马赫这样的名字。假如您仔细观察，我们的官僚机构对老贵族的这种忌妒您今天也还可以不时看到，”他忧郁而执拗地预言，就仿佛中央行政机构和封建主义的这场斗争不是早已就是历史陈迹并且已经完全从活着的人们的眼前消失了似的。伯爵阁下确实对什么也不会像对这些高级官员凭其职位所享受的社会特权如此心地高尚纯洁地感到恼火，不管他们叫富克森鲍尔还是叫施洛塞尔。莱恩斯多夫伯爵并不是顽固不化的容克地主，他希望自己的情感合乎时代精神；一位议员也好——哪怕他自己是部长——一个不担任公职的人也罢，他们取这样的名字他心里并不感到有什么不痛快的，他也从不对平民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说三道四，但是恰恰是具有平民姓氏的高级行政官员以一种堪称是可尊敬的传统的最后残余的精神力量刺激着他的神经。乌尔里希暗自思忖，莱恩斯多夫的这种看法会不会是由他表妹的丈夫引起的；这也并非不可能嘛，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继续讲话并且一如既往的那样，很快沉浸在一个他显然已经在脑海转悠了很久的想法之中，超脱了一切个人色彩。“假如犹太人愿意下定决心讲希伯来语，重新接受他们原来的名字并穿东方服装，那么，这整个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也就消除掉了，”他说，“我承认，一个刚刚才在我们这儿富起来的加利西亚人，身穿施蒂利亚人衣服，头戴羚羊毛帽饰，在巴特伊舍尔广场上，这模样好看不了。但是您让他穿上一件向下飘垂的长袍，这长袍可昂贵了并且盖住大腿，那么，您将会看到，他的脸和他的高贵而生动的举止跟这件衣服多么相称相合呀！人们肆意讥笑的一切也就恰如其分了，甚至包括他们喜欢戴的昂贵的戒指。我反对英国贵族搞的那种民族同化；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没有把握的过程：但是您让犹太人恢复自己真正的本性，那么您就会看到，这些人将如何成为一颗宝石，甚至简直是平民百姓中间一种特殊贵族，而这些平民百姓则满怀感激地聚集在陛下宝座的四周，或者，如果您愿意用一颗平常心并且完全清晰地想象这件事，他们在我们的环行路上散步，这条环行路在世界上非常有特色，因为在这条路上，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在最优美的西欧风格中间也看到一个戴小红便帽的伊斯兰教徒，一个穿羊皮袄的斯洛伐克人或者一个光着大腿的蒂罗尔人！”
这时，乌尔里希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伯爵阁下的敏锐目光表示钦佩，说是也只有伯爵阁下才有这种眼光，去发现那“真正的犹太人”。
“噢，您知道，正宗的天主教信仰教育人们按事物的实际情形去看待事物，”伯爵谦和地解释，“可是您恐怕猜不着，我是怎样被引导到这上面来的。不是被阿恩海姆，我现在不谈普鲁士人。但是我有一个银行家，当然信犹太教，很久以来我就不得不和此人一道定期参加会议，开始时他讲话的声调总让我感到有点别扭，所以我就不怎么能够注意他所谈的事情。他讲起话来完全就好像是他想说服我：他是我的伯伯；我是说，这样讲话，就好像他刚从马背上下来或者从大公鸡那儿回来；我是想说，这样讲话，就像我们自己的人说话那样：换句话说，有时候，一激动起来，他就不行了，然后，简短说吧，他就搀杂着依地语说话。这让我感到非常别扭，这话我想我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因为这种情况总是恰恰在谈重要事务的时刻发生，致使我不由自主地就等待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从而也就根本不能再注意别的事或者干脆听什么都觉得重要。但是后来我就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每一回他一开始讲话，我干脆就想象，他讲希伯来语，这下您听听吧，这声音听起来多么悦耳动听！简直令人着迷；这是一种教会语言；这样一种旋律优美的歌唱——我是很爱好音乐的，我得补上这一句：一句话，从此他就如弹钢琴般地把最难的复利或贴现率计算法灌输给了我。”说罢，莱恩斯多夫伯爵出于某种原因神色忧郁地笑了笑。
乌尔里希冒昧地插话，说是受到伯爵阁下好心赞许的人恐怕将会拒绝他的建议。
“他们当然会不愿意的！”伯爵说，“但是人们那就得为他们好而强迫他们就范嘛！君主国简直是要完成一项世界使命，关键不在于别人首先愿意还是不愿意！您知道吗，对有些人还就是得先实行强制。但是您也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今后与一个知恩图报的犹太国家，不与德国境内的德国人和普鲁士人结盟！我们的特里斯脱几乎可以说就是地中海沿岸的汉堡，且不说，如果除了教皇的，也还有犹太人的支持，我们在外交上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顿住后他又添上一句：“因为您必须想到，我现在也在研究货币问题。”说罢，他又露出奇特的忧郁和精神涣散的神态笑了笑。
真奇怪，伯爵阁下一再恳切地要求乌尔里希来访，如今他终于来了，可他却不谈具体问题，而是向他大肆散布自己的观念。但是很可能是在他这位听众不在的期间他脑海里产生了许多想法，它们似乎与蜜蜂的骚动相似，那些蜜蜂成群飞出去很远，但一定会及时带着它们的蜂蜜聚集在一起的。
“您也许会对我提出反对意见，”莱恩斯多夫伯爵重新开了腔，虽然乌尔里希沉默不语，“说我从前在有些场合曾一再对金融发表过相当贬损的言论。这一点我根本不想否认：因为太多了，自然就让人受不了，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金融；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它。您看：教育没有跟产业保持平衡，这就是自一八六一年以来社会发展的全部秘密！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产业。”伯爵阁下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地停了一下，停歇的时间将将够向听者宣布，现在要谈产业的秘密了，但是随后却用阴郁而亲密的口吻继续说，“您看，说到一种教育，最重要的事就是它禁止人干的事：这事不属于教育，这事就这样了结了。譬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绝不会用刀子吃调味汁；天知道为什么，这一点人们无法在学校里加以证明。这就是所谓的举止得体，这需要有一个受优先照顾的阶层，一个教育向之仰望的阶层，一个教育的榜样，简言之，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个贵族阶级。我承认，我们的贵族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一八六一年宪法的近乎革命的尝试，其意义恰恰就在于此嘛：产业和教育本应该取代它的。它们办成这件事了吗？它们有能力去充分利用当时陛下开恩给予它们的这个光明前景了吗？！我相信，您也绝不会断言，说什么我们每一个星期从您表妹夫人的伟大实验中所获得的经验符合这样的希望！”他的语声又活跃起来，他大声说：“您知道吗，这真是有意思得很，今天什么都自称精神！最近在米尔茨施泰格打猎时我曾给红衣主教大人讲过这件事——不，是在米尔茨布鲁克，在小霍斯特尼茨的婚礼上！——他一拍手，笑道：‘年年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多么容易满足：几乎自二千年以来我们就一直不给人讲任何新东西！’这话说得很对！因为信仰主要就在于，人们总是相信那同样的东西，我是想说，即使这是一种异端邪说。‘你看’，他说，‘我总是在打猎，因为在莱奥波德·封·巴本贝格在位时期我的前任也打猎。但是我不杀死动物，’——他以打猎不放一枪著称——‘因为一种内心的厌恶情绪告诉我，这跟我这件衣裳不相称。我可以对你谈论这件事，因为我们儿时就已经在一起学跳舞。但是我绝不会公开站出来说：你在打猎时不应该开枪！我的上帝，谁知道这是否是真的，反正这不是教会的教义。但是你的女友身边的那些人却提出这种东西，他们完全是心血来潮！这一回你有了人们今天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啦！’他真会说风凉话，”这时，莱恩斯多夫伯爵又以自己的名义继续说，“因为他的职责是坚定的。我们这些普通教徒却有着艰难的职责，也要在这不坚定的更替中发现好的东西。这话我也对他说了。我曾问他：‘上帝究竟为什么允许有文学、绘画等等，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让我们感到十分枯燥无味？’他给我作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你听说过精神分析了吗？’他问我。我不太清楚我该回答什么。‘那么好吧，’他说，‘你也许会回答说，那是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对此我们不想争论，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尽管如此，他们却找这些时髦的医生比到我们的天主教忏悔室来跑得还勤快。我告诉你吧，他们成批成群地去，因为肉体是脆弱的！他们让人评论他们的隐秘的罪恶，因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赏心乐事；如果他们咒骂，那么我告诉你，人们骂什么，人们就购买什么。但是我也可以向你证明，他们的无信仰的医生所想象出来的，以为是他们所发明的那种东西，无非就是教会在其创始时期就已经做过了的事：祛除魔鬼、治愈着了魔的人。这跟祛邪术宗教仪式在具体细节上都是一致的，譬如说吧，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方法促使着了魔的人开始讲述潜藏在他心里的话；按照教会教义这也正是魔鬼第一次打算逃逸出来的那个转折点！我们仅仅是坐失了良机，没有及时使之适应改变了的需要，不谈污秽卑俗和魔鬼而谈精神变态、下意识以及诸如此类今天的这套时髦话。’您不觉得这很有趣吗？”莱恩斯多夫伯爵问，“可是也许还有更有趣的呢，因为他说：‘然而，我们不想说肉体是脆弱的，我们要说精神也是脆弱的！在这方面教会是聪明的，没让自己出什么事！因为人害怕会进入其肉体的魔鬼早就不像害怕来自其精神的顿然醒悟那样强烈，虽然他装作好像他在同魔鬼作斗争的样子。你没有研究过神学，但是你至少敬重它吧，这就比一个懵懵懂懂的世俗哲学家还更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神学是如此艰难，以致一个人全力以赴研究了它十五年，也仅仅知道，神学里没有哪句话他真正弄懂了！当然，倘若他知道，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多么艰难，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就全都只会咒骂我们！他们就会正是这样地咒骂——你现在明白了吗？’他狡黠地说——就像他们现在咒骂别人，咒骂那些写书、画画和提出各种看法的人那样。我们今天怀着愉快的心情满足他们的非分要求，因为你可以相信我：他们之中的人越是当真这么想，便越是不单单操心生计和自己的收入，他越是以其错误的方式为上帝服务，人们便越觉得他乏味，所以他们就越起劲地咒骂他。‘这不是生活！’他们说。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我们也会让他们看到它的；由于我们也能等待，所以你也许自己还会亲眼见到他们怀着对徒劳无益的聪颖的满腔怒火跑回到我们身边来。从我们自己的家庭上你今天已经能够看到这一现象：在我们的父辈那个时代，天知道，他们曾以为，他们将把天空变为一所大学！”
“我不想断言，”莱恩斯多夫伯爵结束这部分情况通报并开始通报新情况，“他一字不差全都是这样说的。米尔茨布鲁克的霍斯特尼茨有一瓶著名的葡萄酒，一八〇五年马尔蒙特将军把它留在那儿并把它给忘了，因为他得迅速向维也纳进军；在婚礼上他们就斟这瓶酒。但是在大多数人当中，红衣主教已经毫无疑问地说对了。如果我问我自己，我该怎样理解这一席话，那么我只能说：话肯定是对的，但恐怕有些不对头。这就是说，对这不可能有什么怀疑：因为人们告诉我们，说是这些人体现我们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们邀请了他们，而这些人却与现实生活丝毫没有关系，而且教会也能心平气和地耐心等待；但是我们平民政治家却不能等待，我们必须从现实存在的生活中压榨出好的东西来。人不单靠面包生活，而是也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多亏有了精神，人才能好好消化面包；所以人们必须——”莱恩斯多夫伯爵认为，精神必须驱动政治。“这就是说，必须采取行动，”他说，“我们的时代要求这样做。这种感觉今天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有，不仅搞政治的人有。时代有着这样临时性的东西，这是谁都不会长期忍受得了的。”他已经拿定主意：人们必须给颤抖的观念的平衡——同样颤抖的欧洲各大国的平衡便建立这种平衡的基础上——一种推动。“什么样的推动，这几乎是次要的事情！”他振振有词地对乌尔里希说，乌尔里希则故作惊恐地说，伯爵阁下在他们分离的这段时间里几乎已经变成一个革命者了。
“为什么不呀！”莱恩斯多夫伯爵洋洋得意地回答，“红衣主教大人自然也认为，如果人们能促使陛下改组内务部，这至少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是从长远来说这样的小改革不起什么作用，即使它们还是十分必要的。您知道吗，现在我考虑问题时有时简直想到了社会主义者们？！”他给自己对面的人留下时间，让对方从他假定必然会有的惊奇中缓过神来，随后便毅然地继续说，“您可以相信我，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种可怕得不得了的东西。您也许会提出异议，说社会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当然，人们可以不听他们演讲，但是如果人们站在现实政治的立场上看待他们，那么人们就几乎可以确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作首脑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国体嘛。我个人相信，只要稍许迁就他们一下，他们就会愿意放弃使用暴力并且对他们那些该受谴责的原则感到惊恐；他们反正已经倾向于采取一种缓和阶级斗争和敌视财产的态度。他们当中确实有人还是把国家置于党派之前，而平民们自最近几次选举以来则已经完全在其民族对立方面走向极端。而皇帝，”他机密地压低嗓音继续说，“我刚才已经向您暗示，我们必须学会用国民经济的观点进行思考；片面的民族政策已经把国家引进荒漠：如今皇帝对整个儿这套捷克—波兰—德意志—意大利的高喊自由的因袭老调——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对您说，我们不妨就说：从内心深处感到毫不在乎吧。皇帝陛下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仅仅是这样的愿望：兵役草案不折不扣地获得批准，使国家强大，然后还有对市民观念世界的一种厌恶，很可能从四八年起他就一直保持着的那种厌恶情绪。但是怀有着这两种情感，陛下就不是别的什么人，而几乎可以说就是国内头号社会主义者啦：我想，您现在认识到我正在谈论的伟大前景了吧！只剩下信仰宗教的热忱，其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可弥合的对立，这件事我还得和主教大人再谈谈。”
伯爵阁下默默沉入这样的信念之中：历史，但尤其是他的祖国的历史，因自己曾顽固地坚持的无结果的民族主义而感到有责任向未来迈出一步，这时他在这一点上想象历史的本质是双腿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把它想象为一种哲学的必然性。所以，他突然并且带着受刺激的眼睛，像一个潜得太深的潜水员那样又浮出水面，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去尽我们的责任！”他说。
“可是现在伯爵阁下以为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乌尔里希问。
“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呗！这是人们永远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可是，还是谈点别的事吧。”莱恩斯多夫伯爵似乎这才又想起那一摞报纸和案卷来，他的拳头一直搁在那上面，“您看，民众今天要求一只坚强的手；但是一只坚强的手需要漂亮话，否则它就不会讨得今日民众的喜欢。而您，正是您，我认为，正是您有这方面的某种杰出才能。譬如最近那次，我们大家在您动身之前在您表妹那儿聚会，您就说过，我们其实——如果您记得的话——现在就应该建立一个永恒幸福总委员会，以便使它跟我们的世俗的谨慎周到的思维协调一致：虽然这件事不是这么轻易就能办成的，但是主教大人听罢我给他讲的这件事，便不禁开怀地笑了起来；因为我把这件事给他，如人们惯常所说的那样，稍许点了那么一点，虽然他总是对什么都取笑一番，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是恶意讥刺还是善意嘲讽。我们根本就是不能没有您呀，我亲爱的博士——”今天，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所有别的言论都曾带有艰难的梦幻的性质，而唯独现在表述出来的这个愿望——请乌尔里希“至少暂时明确地放弃”辞去平行行动秘书这一荣誉职位的打算——却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如此突然袭击般地把手搁在乌尔里希的胳臂上，以至于乌尔里希几乎获得这个并非完全令人满意的印象：先前的这一套长篇大论，巧妙而惑人已极，他根本无法预料，它们只是为麻痹他的警惕性才讲的。此时此刻，他对克拉丽瑟感到相当恼火，是她让他陷于这样的境地；但是由于他在谈话中的一个空隙一提供这样的机会时便立刻利用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这番好意，并且立刻由这位友好的显贵以最亲切的态度提供了信息，所以他也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勉强轧平对方账。
“图齐也已经告诉过我，”莱恩斯多夫伯爵欣喜地回答，“说是您也许要用他办公室的一个人，来替您干那些棘手的工作。‘好啊，’我回答说，‘只要他干得了就可以嘛！’人们要给您的这个人，这毕竟是一个举行过就职宣誓的人，而我的秘书，我也乐意提供给您使用的这位秘书，可惜却只是一个呆子。只是机要事务您恐怕还是别让他参与的好，因为这个人恰恰由图齐推荐而来，这毕竟不是一件完全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除此之外您今后完全可以放手去干，您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干！”伯爵阁下谦和地结束这一成功的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