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砍伐，剔除，纳入，吹掉，仿作：奥斯卡成了房客后才学会用鼓召回往事。在这件事上，不仅这房间、刺猬、院子里的棺材仓库以及闵策尔先生帮助了我，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对于我也是一服刺激剂。
你知道帕西伐尔吗？我也不特别熟悉他。唯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则故事确实，因为它正适合我的情况。它可能适合每一个有某种观念的人的情况。但是奥斯卡写自己；因此，他几乎怀疑那则故事对他正合适。
我始终还在当艺术的仆人，让别人把我画成蓝色、绿色、黄色和土色，让别人把我抹黑，放在各种背景之前。我跟缪斯乌拉一起使艺术学院的冬季学期获得生机。我们还将把我们的缪斯的祝福授予相继而来的夏季学期。但是，已经降雪了，雪接受了那三滴血，它们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尔的目光一样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关于此人，傻瓜奥斯卡所知甚少，因此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感到自己跟傻瓜帕西伐尔是同一个人。
我所描绘的情景尽管粗陋，但在诸君眼里想必是够清楚的：雪，这是一个护士的职业服装；大多数护士，包括道罗泰娅姆姆在内，她们都佩戴的连结衣领的饰针中央的红十字，便是闪闪发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光难以离开它。
不过，当我在蔡德勒公寓原先用作浴室的房间里坐下之前，我恐怕先得寻找这个房间才是。冬季学期刚结束，部分大学生退掉了他们的房间，回家过完复活节，有的又回来，有的不再回来。我的女同事缪斯乌拉帮我找房间，陪我去大学生代表处。那里，人家给了我许多个地址以及一封艺术学院的介绍信，把我打发走了。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比特路作坊里拜访了石匠科涅夫，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亲密之情促使我去，我也为了在假期里找份工作做。我，不带乌拉，在几位教授家当私人模特儿，钟点不多，在六周的假期里难以赖此糊口。此外，我还得挣到一间带家具的房间的租金。
我见到了科涅夫。他没有变样，后颈上有两个快好的和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弯着腰，在一块已经过粗凿的比利时花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凿沟槽。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摆弄起几把刻字凿来暗示，环顾四周已经磨光、等候刻碑文的石头。有两块壳灰岩一米石和一块双穴墓西里西亚大理石碑，看来科涅夫已经卖出，只缺一个内行的刻字匠来刻字了。币制改革以后，石匠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为他感到高兴。当初，我们两人就曾以这样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币制改革，不论它多么乐观，也不能阻止人们死去，随后来买墓碑。
这句话已被证明为真理。又有人死去，又有人来买墓碑。此外，还有币制改革以前所没有的委托任务：肉铺房屋正面和铺子里面都要贴上五彩大理石片；某些银行和百货大楼的砂石或凝灰岩正面被破坏了，现在也要修复和装饰，以恢复过去的外观。
我称赞科涅夫勤快，问他这么多的活计是否都干完了。他先回避，之后又承认，有时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四只手。末了，他向我建议，我可以在他这儿每天干半天刻字活儿：石灰岩上刻凹形字，每个字母四十五芬尼，花岗岩和辉绿石上的，五十五芬尼；凸形字，每个字母六十到七十五芬尼。
我立刻站到一块壳灰岩碑前，迅速干起来，刻着凹体字：阿洛依斯·居弗尔——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卒，在四小时内，刻完了三十个字母与数字。我走时，按工资等级表，共得十三马克五十芬尼。
这是我可以支付的每月房租的三分之一。房租若高于四十马克，我不愿给也付不起，因为奥斯卡把继续贴补——虽说钱数不大——比尔克的家庭开支，贴补玛丽亚、库尔特和古丝特·克斯特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从学院的大学生代表处的热心人那里得到的四个地址中，我先挑出一个：蔡德勒，尤利希街七号，因为那里离学院近。
五月初。天气热，阴沉沉的，下莱茵地区典型的春季天气，我带着足够的钱出门去。玛丽亚事先替我把衣服弄得很整洁，我显出有教养的样子。那幢房子坐落在剥落的灰泥堆里，屋前有一棵沾满尘土的栗子树。蔡德勒住在四楼一套三居室里。尤利希街一大半是废墟，很难说有什么相邻的房屋或街对面的房屋。左边有一座山，横七竖八地插着生锈的T形梁架，野草和野花丛生，可以让人猜出，从前这里有过一幢四层楼房，与蔡德勒的房屋邻接。右边，部分遭毁坏的一层到三层楼终于修复使用。可是，建筑材料大概不够。房屋的正面是光油油的瑞典黑花岗岩，上面有许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缮。墙上刻的“朔纳曼殡仪馆”的招牌已残缺不全，我现在记不清缺了哪些字母。幸亏刻在始终还平滑如镜的花岗岩上的两根凹形棕榈枝没有损坏，还能使这家遭破坏的殡仪馆维持一半的崇敬死者的外观。
这家开办了七十五年的殡仪馆的棺材仓库设在院子里。我日后待在我的房间里经常觉得它值得一看，因为我的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我注视着工人们遇上好天气就把几口棺材从仓库里推出来，放在木架上，用一切办法使它们恢复光泽。所有这些棺材都如我所熟悉的那样，是一头小的。
我按铃，蔡德勒自己来开门。他站在门口，矮小，敦实，呼吸短促，像只刺猬〖另含“暴躁易怒、难相处的人”之义。〗 ，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成团的肥皂泡沫掩住了他的下半张脸，右手拿着刷子对着面颊，看样子是个好喝酒的，听口音是威斯特伐利亚人。
“如果那间房间不中您的意，您马上就讲。我正在刮脸，还要洗脚。”
蔡德勒不喜欢客套。我看了房间。它不能使我中意，因为这是一间好久无人使用过的洗澡间，一半是土耳其绿瓷砖，一半是令人感觉不安静的糊墙纸。然而，我没有说这间房间不中意。我不管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快干了，也不管他还没有洗脚，敲敲浴缸，想知道把浴缸弄走行不行，反正它已经没有排水管了。
蔡德勒微笑着摇摇他的灰色的刺猬脑袋，还想用剃须刷抹出泡沫来，但是抹不出。这就是他的回答，我于是说准备租下这间带浴缸的房间，每月付四十马克。
我们又站在灯光黯淡、软管似的走廊里。好几间房间的门冲着走廊，有的漆成各种颜色，有的是玻璃门。我想知道，还有谁住在蔡德勒的公寓里。
“我的妻子和房客。”
我用手指弹了弹走廊中央的一扇乳白玻璃门，它同套间房门相隔仅一步路。
“一位护士住在这儿，不过这跟您没有关系。您反正见不着她。她只在这儿睡觉，而且也不是总在这儿。”
我不想说出来，奥斯卡一听“护士”这个词儿就抽搐。奥斯卡点点头，不敢再打听其余的房间的情况，只知道他的带浴缸的房间在右手一边，房门就是走廊的顶端。
蔡德勒用手指弹了弹我的上装翻领：“您要是有酒精炉的话，可以在自己房间里煮东西。我倒是可以让您有时使用厨房，如果灶头对您来说不至于太高的话。”
这是他头一回谈及奥斯卡的身高。他匆匆读了一下艺术学院的介绍信，信起了作用，因为有院长劳伊塞教授的签名。他讲了各种注意事项，我只应声说“是”或“阿门”，记住厨房在我的房间的左边，答应他衣服都送到外面去洗，因为他担心热气会损坏洗澡间的糊墙纸，而我可以有把握地承诺此事，因为玛丽亚表示愿意替我洗衣服。
我本该走了，去取行李，填写迁居表格。可是奥斯卡没有走。他不能离开这公寓。他毫无理由地请他未来的房东告诉他厕所在哪里。蔡德勒用拇指指向一扇胶合板门，这使人联想到战争年代和紧接着的战后年代。奥斯卡打算当即使用一下厕所，蔡德勒便给他开了那个小地方的灯。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剥落、作痒。
在厕所里，奥斯卡气恼至极，因为我本无此需要。我固执地等着，直到尿出了那么一点儿。由于膀胱压力不够，我不得不使劲，又由于离马桶座圈太近，结果弄湿了这个狭窄地方的马桶座圈和方砖地。我用手绢擦去坐旧的座圈上的尿，又用鞋底抹掉不幸落到方砖地上的那几滴。
我上厕所时，蔡德勒并没有趁机去找剃须镜和热水，尽管他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很不舒服。他等在走廊上，可能对我特别偏爱。“您真特别，”他说，“还没有签租约，就已经上厕所了。”
他手拿变凉、硬结的剃须刷走近我，肯定在策划开个笨拙的玩笑，却没有给我添什么麻烦，而是打开了套间的门。奥斯卡在刺猬身边经过，用部分的目光盯着他，向楼梯间退去。这时，我发现，厕所门在厨房门与那扇乳白玻璃门之间，玻璃门后有一个护士不定期地在此住宿。
近黄昏时，奥斯卡带着行李和圣母画家拉斯科尼科夫送的铁皮鼓再次按蔡德勒家的门铃，手里摇晃着迁居申报表。在此期间刮了脸、大概也洗了脚的刺猬，领我走进蔡德勒的套间。
屋里有一股熄灭后的雪茄的烟味。有一股点燃过多次的雪茄的气味。此外，还杂有许多一条摞一条的、被卷到房间各个角上的、可能是珍贵的地毯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嗯，还有旧挂历的气味。不过，看不到挂历；旧挂历的气味恐怕就是地毯的气味吧。奇怪的是，舒适的皮面椅子却没有自己的气味。这使我失望，因为奥斯卡虽说从未在皮面圈手椅上坐过，却有着真实的想象：皮面椅子是必定有气味的。因此，他怀疑蔡德勒家的圈手椅和椅子的皮面不是真皮，而是人造革。
蔡德勒太太坐在一把圈手椅上，椅面光滑，无气味，事后证明是真皮革。她身穿灰色服装，裁制成运动式，勉强合身。裙子缩到膝盖以上，露出三指宽的内裤。她并不把往上缩的裙子拉拉好，而奥斯卡也发现，她的眼睛是哭肿了的。所以，我不敢作自我介绍并向她问候几句。我无言地一躬身，在快直起腰之前扭头向蔡德勒望去。他用大拇指一指，短促地咳嗽几声，就算作向我介绍了他的太太。
房间面积大，呈正方形。屋前的那棵栗子树使房间变得昏暗，也使它变大或变小。我把箱子和鼓放在门口，拿着迁居申报表走近蔡德勒，他正站在两扇窗户之间。奥斯卡听不到他走路的脚步声——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补叙，他是踩着四块地毯走过去的，地毯一块比一块小，一块压着另一块的边，地毯边颜色不同，有的有流苏有的没有，构成了五彩的台阶。最低一级棕色里带点淡红，从墙根开始铺开去。第二级是绿色的，大多数面积被家具所占，如沉重的碗橱，放满几十只利口酒杯的玻璃柜，还有夫妻的大双人床。第三条地毯，蓝色，有图案，从一角铺到另一角。第四条是葡萄红的维罗呢地毯，它的任务是承受一张蒙上蜡布保护桌面的圆形可伸缩餐桌，以及四把用间距有规则的金属铆钉铆住的皮面椅子。
还有许多地毯，原非壁毯，却挂在墙上，或者被卷起来，懒洋洋地躺在墙根下。奥斯卡推测，刺猬在币制改革以前做的是地毯交易，币制改革以后，他的地毯就没有销路了。
开窗户的墙上，在两块东方风味的小地毯之间，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镜框，里面是一幅俾斯麦侯爵的肖像。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画。刺猬满满登登地坐在这位宰相下方的一把皮面圈手椅里，看上去有点像俾斯麦的亲属。他从我手里接过迁居申报表，警觉地、吹毛求疵地却又不耐烦地细看这份官方印制的表格的正反两面。他的妻子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料惹得他大发雷霆，使他越来越像那位铁血宰相了。圈手椅一口把他吐了出来。他站在四条地毯上，把表格举在一侧，用空气填满他的身子和背心，接着一跃踩到第一条和第二条地毯上，把下面的一番话倾倒在正低头做针线活的他的太太身上：谁在这里讲话我又没有问到他谁都不准讲除了我我我！不许再出声！
蔡德勒太太顺从地控制住自己，不再出声，埋头做针线活。这样一来，踩在地毯上的刺猬就束手无策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这一通发作必须有回响，随后渐渐消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柜前，打开柜子，弄得它丁当直响，小心翼翼地叉开手指夹起八个利口酒杯，又小心翼翼地把夹满玻璃杯的手从柜子里退出来而不致碰坏那些杯子，像一个有七位客人的东道主，要亲自做一番手脚灵巧的表演供来宾消遣。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绿瓷砖连续燃烧炉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应当谨慎小心，把手里那些一碰就碎的货色朝冰冷的铸铁炉门扔去。
这个场面要求蔡德勒必须准确地扔中目标才行。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镜后面的眼睛却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经站起身来，站到右窗户下朝针眼里穿线。他砸碎玻璃杯后一秒钟，他的太太把线穿进了针眼，这可需要双手保持平稳，是件挺难的事呀！蔡德勒太太回到还暖和的圈手椅前，坐下来，裙子又缩上去，露出三指宽的粉红色内裤。刺猬探着身子，急促地喘息着然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太太朝窗户走去，接着穿针眼，随后走回去。她刚坐下，他就伸手到炉子背后，拿出一个铁皮簸箕和一把扫帚，扫拢玻璃碎片，把簸箕里的这些垃圾倒在一张报纸上，报纸的一半已经被利口酒杯碎片所占据，再没有地位来盛放第三次动怒后的碎片了。
假如读者认为，奥斯卡在扔碎玻璃的刺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曾在多年间唱碎玻璃的奥斯卡，我不能说诸君毫无道理。我当初也爱把一肚子怒火化作玻璃碎片，不过，谁也不曾见到我事后又操起铁皮簸箕和扫帚！
蔡德勒清除掉他的怒火的遗痕之后，又坐到圈手椅上去。奥斯卡再次把刺猬两手伸进玻璃柜去时落在地上的迁居申报表递给他。
蔡德勒在表格上签了名，并且让我明白，在他的寓所里必须保持秩序，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行的。他说，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代销商，理发推子代销商，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
奥斯卡自然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他在房间的空气里做了几个动作来说明，让蔡德勒看出我正在操作理发推子。他的大胡子修剪得很不错，让人看出他是个很不错的代销商。他又告诉我他的工作日程：出门一周后在家待两天，永远如此。随后，他便失去了对奥斯卡的兴趣，像刺猬似的坐在浅棕色的皮圈手椅里吱吱响地前后摇着，眼镜镜片一闪一闪，不知是有还是没有缘故地说着：行行行行行。我该走了。
奥斯卡先向蔡德勒太太告辞。她的手冰冷，没有骨头，但又是干巴巴的。刺猬在圈手椅里挥手，挥手让我朝门口走去，那里放着奥斯卡的行李。我两手已经拎起我的家当，他的声音又传来了：“您箱子挂着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的铁皮鼓。”
“那么您要在这里敲鼓吗？”
“不一定。从前我经常敲。”
“我看您可以敲，反正我不在家。”
“眼下还没有那种需要，会让我又敲起鼓来。”
“您怎么个子这么矮小，嗯？”
“不幸摔了一交，从此不长个儿了。”
“只要您不给我添麻烦就好，譬如，突然发病之类。”
“近几年里，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您瞧瞧，我的身子多么灵便。”
奥斯卡在蔡德勒先生和太太面前蹦了几下，差点儿做起他在前线剧团时学会的体操动作来，逗得蔡德勒太太吃吃窃笑，惹得蔡德勒先生又变成一只刺猬，可他还在拍大腿的时候，我已经站在走廊里了，走过护士的乳白玻璃门、厕所门和厨房门，把行李拎进我的房间。
这是五月初。从那一天起，护士的奥秘试探我，占据我，征服我。女护士使我患病，可能使我得了不治之症，因为甚至在今天，当这一切均成往事时，我仍在反驳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唯独男人可以真正成为病人的看护，病人让女护士护理自己的欲念，不如说是一种病兆。男护士辛辛苦苦地护理病人，有时治愈了病人；与此相反，女护士们走的是女性的路子，她们是引诱病人走向康复或者死亡，而且她们能轻易地使死亡具有性爱的意味，趣味无穷。
我的男看护布鲁诺就是这么说的。他也许是对的，但我不愿意首肯。有谁若是像我这样的每隔几年便让女护士来证实一下自己没有死而是活着，谁就必定心存感激。当一个虽有同情心但爱吐怨言的男护士出于职业嫉妒心，想要离间他和女护士时，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这种事情始于我三岁生日从地窖楼梯上摔下之时。我记得，她是绿蒂姆姆，从普劳斯特来的。霍拉茨医生的护士英格姆姆同我相处过多年。保卫波兰邮局的战斗过后，我同时迷恋于许多个女护士。只有一个护士的名字我还记得：她叫埃妮或贝妮姆姆。还有吕内堡的、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的无名女护士们。之后是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的女护士们，居于众人之上的是格特露德姆姆。现在，用不着我进医院去看病，她自己就来了。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下，奥斯卡迷恋于一个女护士，她同他一样是蔡德勒寓所的房客。从那一天起，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女护士。我清晨去上班，到科涅夫那里去刻字，我等电车的站名叫马利亚医院。在医院的砖砌大门或放满花盆的门前空场上，总有女护士们在来来往往。女护士们，结束了她们辛苦的服务工作，或者正要去做。电车来了。我免不了经常跟这些精疲力竭的、至少也是疲乏失神的女护士们坐在同一节拖车里，或者站在同一个站台上。起先，我讨厌她们身上的气味，但很快就适应了她们的气味，站到她们身边去，甚至站到她们的职业服装之间去。
比特路到了。天气好时，我在室外陈列的墓碑间凿字，看着她们两个一对、四个一伙地手挽手走来。她们在休息，闲聊着，迫使正在刻辉绿石的奥斯卡抬头望去，耽误了他的工作，因为每抬头看一次，就要我付出二十芬尼的代价。
电影广告：在德国一直有许多电影有护士出场。玛丽亚·谢尔诱使我去电影院。她身穿护士服，笑，哭，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地进行护理，始终头戴护士帽，微笑着演奏严肃音乐，后又陷于绝望，几乎扯碎了她的睡衣，自杀未遂后牺牲了她的爱情——博尔舍扮演医生——她忠诚于她的职业，保留了她的护士帽和红十字胸饰。奥斯卡的小脑和大脑哈哈大笑，不间断地把不正经的邪念编织到影片里去，而奥斯卡的眼睛却哭出了眼泪。我泪眼模糊地在荒漠中迷了路，荒漠者，穿白衣的无名志愿护士也。我在其中寻找道罗泰娅姆姆，关于她，我只知道她租下了蔡德勒家乳白玻璃门后面的小间。
我有时听到她的脚步声，她正上完夜班回来。我有时在晚上九点左右听到她的声音，这时她结束白班回到她的小间。每当奥斯卡听到走廊上有护士的动静时，他并不总是稳坐在椅子上。他经常摆弄着房门把手。谁能经受得住呢？如果有什么东西从门口走过，可能是为了他而从门口走过的，他能不起来瞧一眼吗？如果邻室的每一个声响看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安稳地坐着的他一跃而起，他还能稳坐在椅子上不动吗？
如果周围一片寂静，那情况会更糟糕。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船艏形象，它是木制的、被动的、寂静无声的。第一个博物馆看守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据说，尼俄柏杀死了他。馆长另找一名看门人，因为博物馆不能关门大吉。第二个看守又死了，人们惊呼：尼俄柏杀死了他。博物馆馆长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三个看门人，也许已是他找过的第十一个了。不管怎样，一天，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看门人也死了。人们嚷道：尼俄柏，漆成绿色的尼俄柏，琥珀眼睛射出目光的尼俄柏，木制的尼俄柏，她赤身裸体，不抽搐，不挨冻，不出汗，不呼吸，没有蛀虫，因为喷洒了防虫剂，因为她是历史文物，无价之宝。为了她，必须烧死一个女巫，人家砍下了雕刻这个形象的匠人的天才的手。船只沉没，她却游泳脱险，因为尼俄柏是木头的，不怕火，会杀人，始终价值连城。她以她的寂静无声使学生、大学生、一名老年神甫和一个看门人组成的合唱队变成直挺挺不再动弹。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纵身向她扑去，结果丧了命。可是，尼俄柏却始终是干的，越来越寂静无声。
女护士一大早，大约六点钟就离开了她的小间、走廊和刺猬的寓所，周围变得寂静无声，虽说她在的时候并没有弄出什么声响来。为能经受住这种寂静，奥斯卡不得不间或把床弄得嘎嘎作响，移动一张椅子或者让一只苹果朝浴缸滚去。大约八点钟，传来刷刷的响声。是邮递员，信和明信片被他塞进门上的邮件缝，纷纷落到走廊的地板上。除去奥斯卡以外，蔡德勒太太也在等待这刷刷声。她是曼内斯曼公司的女秘书，九点才上班，出门在我后面。所以，奥斯卡是听到刷刷声后第一个去看的人。我轻手轻脚，尽管明知她在听着我的动静。我打开房门，这样就不必开灯，把所有的邮件全拣起来。如果有玛丽亚的信——她每周一封信，用干净的字迹报道她自己、孩子和她的姐姐古丝特——我便随手塞进睡衣兜里，接着迅速溜一眼剩下的全部邮件。凡是寄给蔡德勒家的或者寄给住在走廊另一头的某个闵策尔先生的，我不是站着而是蹲着，又让它们落到地板上，却把寄给护士的拿在手里，转动、闻、摸，奥斯卡首先要了解一下寄件人是谁。
道罗泰娅姆姆很少收到信，但毕竟比奥斯卡要多。她的全名是道罗泰娅·肯格特，可我只称呼她道罗泰娅姆姆，久而久之便忘了她的姓氏。对于一个护士来说，姓纯属多余。她的母亲从希尔德斯海姆给她来信。西德各家医院也寄来信和明信片。来信的都是同她一起受完专业培训的女护士们。她现在不带劲却又劳神地用写明信片来保持跟她的同行们的联系，也得到她们的回信。奥斯卡溜一眼就知道，全是些无聊的废话。
那些明信片，正面多半都印有爬满常春藤的医院楼房，使我了解到一些道罗泰娅姆姆以前的生活情况。她在科隆的文岑茨医院、在亚琛的一家私立医院、在希尔德斯海姆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的母亲也是由希尔德斯海姆给她来信的。她也许是下萨克森人，也许像奥斯卡那样是个东方难民，战后不久逃到那里落脚的。我还了解到，道罗泰娅姆姆就在附近的马利亚医院工作，同一个叫贝亚特的护士是要好朋友，许多明信片都提出这一友谊，还让代为问候那个贝亚特。
她，这位女友，使我不安。她的存在使我想入非非。我写了几封致贝亚特的信，在一封信里请她替我说些好话，在另一封信里又闭口不谈道罗泰娅。我想先去接近贝亚特，再转而接近她的女友道罗泰娅。我起草了五六封信，有几封已经装进信封，我带着信去邮局，然而一封也不曾寄出去。
如此疯狂的我也许总有一天会把这样一封致贝亚特的信寄出去的。可是，在一个星期一，我在走廊里发现了那封信，它使我的不乏爱情的激情变成了嫉妒，情况也就不同了。顺便说一下，当时，玛丽亚同她的雇主施丹策尔先生的关系刚开始，奇怪的是我对此事倒冷漠地听之任之。
信封上印好的寄件人告诉我，写信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是马利亚医院的一位埃里希·韦尔纳博士。星期二，第二封信到了。星期四又捎来了第三封。在那个星期四，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奥斯卡回到他的房间里，坐到一张厨房椅子上，这些厨房椅子都包括在租用的家具里。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玛丽亚每周都会寄来的信。玛丽亚尽管有了新的追求者，仍准时来信，字体整洁，内容详细。他拆开信封，读着，却什么也读不进去。他听到蔡德勒太太在走廊里，紧接着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喊闵策尔先生，后者没有回答，可他必定在家，因为蔡德勒太太打开了他的房门，把邮件交给他，还不停地规劝他。
蔡德勒太太还在讲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已在我耳边消失了。糊墙纸错乱的图案使我的精神也错乱了，垂直线、水平线、对角线、曲线，干条线万条线乱作一团。我见到自己成了马策拉特，却又同他一起吃着所有的受骗者都在吃的伪称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轻易地把我的扬·布朗斯基装扮成一个诱拐者，涂抹成撒旦的脸，画得实在蹩脚，先让他穿上传统的天鹅绒领子的双排扣大衣，又让他穿上霍拉茨博士的白大褂，紧接着他又变成了外科医生韦尔纳，来诱拐，来使人堕落，来玷辱名声，来伤害人，来打人，来折磨人。凡是一个诱拐者必须干的，他都干了，这样一来，他反倒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了。
今天，当我回忆起那个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时，我可以微笑了，而当时，这个念头却使奥斯卡变得嫉妒，变得像糊墙纸的图案一样错乱。我要学医，尽快地去学。我要成为医生，而且就在马利亚医院从业。我要赶走韦尔纳博士，揭露他工作马虎，甚至指控他在做喉头手术时疏忽大意造成病人的死亡。事实将会证明，那位韦尔纳先生从未上过大学，更非医学博士。战争期间，他在一个野战医院工作，学到了一点知识。骗子滚蛋！奥斯卡将成为主任医师，如此年轻，然而身居负责的岗位。一位新任教授绍尔布鲁赫来到那里，由手术室护士道罗泰娅姆姆陪同，在一群白衣随从的簇拥下，走过回声四起的过道，给病人作了诊断，在最后一刻决定动手术。多妙啊，这样一部影片过去还从未拍摄过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