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列车是一列使轨道向着自身这边滚动的火车。时代的河流是一条挟持其两岸的河流。被激流带走的人在坚固的土地上坚固的墙壁之间运动；但是土地和墙壁却不为人注意地随着旅行者们的移动一同移动着。这是一件不可估量的幸事，可以使克拉丽瑟心神安定：在她的思想中这个思想还没出现过。
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也不受它的侵犯。他不受其侵犯是由于受到这个信念的保护：他在搞现实政治。
日子摇荡并构成星期。星期没有滞留，而是呈现出多彩姿态。不停地发生着什么事。而如果不停地发生着什么事，那么人们便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在促成什么现实的东西。就这样，莱恩斯多夫宫殿的各豪华厅室将在一个盛大节日期间为患肺病的孩子们开放；事前，伯爵阁下和他的大管家进行深入交谈，商定了具体日期，确定了要取得的具体成果。与此同时，警察局举办一个周年纪念展览会，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展览会的开幕式，而警察局长则拜访了伯爵阁下，亲自向他递送请柬；当伯爵抵达并受到接待时，警察局长当即便认识到自己身边的这位是“志愿帮助者和名誉秘书”，他不必要地被再次介绍给警察局长，此举给局长提供了机会，以显示其有对人的惊人记忆力，因为人家说十个公民中就有一个他认识或至少了解其情况。狄奥蒂玛也在其丈夫陪同下到来，所有出席开幕式的人都在等待一位皇室成员，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将被介绍给这位皇室成员，人们众口一词，说展览会办得很成功、很有吸引力。展览会由挂在墙上的互相融和渗入的图画以及放置在玻璃柜、桌里的重大罪行纪念物品所组成。其中有溜门撬锁的工具，伪造证件的用具，作为线索的丢失的纽扣，以及知名杀人犯们的杀人凶器连同与此相关的种种传奇故事，而墙上的图画则与这座恐怖的武库相反，它们描绘了警察生活中有训诫意义的题材。画面上可以看到搀扶老妪横过街道的正直的警官，在被河水冲到岸上的尸体前的神情严肃的警官，奋勇勒住惊马缰绳的勇敢的警官，一种“把安全当局比作城市守护者的譬喻”，警卫室里受到警察们慈母般照料的迷路的孩子，抱着一个女孩子逃出熊熊烈火的身上着了火的警官，另外还有许多幅如《急救》、《寂寞的哨位》这样的画，连同上溯至一八六九年的勇猛的警察们的照片、履历和装在镜框里的歌颂警察或个别警官业绩的诗一起挂在墙上。他们的最高上司，那个在卡卡尼拥有“内部事务总管”称号的部级首脑，在开幕词中指出这些展品显示出警察的精神具有某种真正大众化的风味，并称对这种乐于助人、严于律己的精神的钦佩为一座道德的长生不老泉，尤其在这个艺术和生活迷恋于怯懦地狂热崇拜无忧无虑的感官享受的时代。狄奥蒂玛站在莱恩斯多夫伯爵的身边，为自己促进现代艺术的志向感到不安，昂起头小心谨慎地露出一副温和但不妥协的神态，以便让人感觉到这种约束力：在卡卡尼，除了这位部长的意志外还有别人的意志呢。而她的表兄则在讲话期间怀着作为平行行动的荣誉秘书的可尊敬的想法在不远处观察她，他突然觉得在拥挤的人群中一只手小心翼翼地轻轻搁在了他的胳臂上并惊诧地认出了自己身边的博娜黛婀，她和她的丈夫——一位高级法官——一道来参加开幕式并利用所有脖子都转向部长和站在部长前面的大公爵的这个时刻，趋近她的负心的情人。这一大胆的进攻是事先经过长时间策划的；她因为情人的移情别恋深感不幸，在忧郁的需求将她攫住的瞬间，她感到必须拴住自己变化无常的情欲之旗，形象地讲，也就是在放荡不羁的末端将其拴住。由于这样的瞬间，最近几个星期里她一心一意只想着要重新得到他。他躲开她，而强制的谈话只会使她对宁肯一人独处的他处于热切渴求的不利处境；所以她决心迫使自己进入情人天天出入于其间的社交界，而保存在这个意图里的则是第二个意图，即将她丈夫跟可憎的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有的业务上的联系以及她的情人想以某种方式减轻这个杀人犯的刑罚的意图，为自己所用，向两方面建立内在联系。所以最后她便老是缠着她的丈夫，要他像有影响的人物们所做的那样去关心犯刑事罪的精神病人，当举办警事展览以及隆重揭幕的消息传播开来时，博娜黛婀便说动他带自己去出席开幕式，因为她的本能告诉她，这正是她寻觅已久的可以使她结识狄奥蒂玛的慈善活动。当部长结束讲话，大家开始参观展览，她没有离开惊慌失措的情人，反而开始在他的陪同下参观那些可怕的血迹斑斑的工具，尽管她对它们怀着几乎不可克服的厌恶。“你曾说过，只要人们愿意，这一切都能加以阻止。”她嗫嚅道，像一个想表示自己全神贯注的好孩子那样提醒他自己记得他们最近那次关于这个话题的详尽谈话。稍过片刻，她微微一笑，在拥挤的人群中踮着脚向他紧紧靠过去，并利用这个时刻向他耳语：“有一回你曾说过，每一个人在恰当的情况下都是什么毛病都有可能犯的！”乌尔里希觉得博娜黛婀在他身边行走的这种断然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极大的窘境，而他的情妇不顾他处心积虑作出的种种转移其注意力的尝试竟向狄奥蒂玛身边走去，况且他也不便在众目睽睽下对她正颜厉色作什么责备，所以他知道，这一天自己没什么别的办法，只好促成这两个女人相识，而这正是迄今为止他一直反对的。他们已经紧挨着一群以狄奥蒂玛和伯爵阁下为中心的人站着，这时博娜黛婀在一只陈列柜前极其大声地呼叫起来说：“您看呀，这儿摆着莫斯布鲁格尔的短刀！”果不其然，它就摆在这儿，博娜黛婀心情激动地望着它，好似在抽屉里发现了老祖母的第一枚高替洋舞[45]勋章；于是，她的情人便匆忙作出决定，找了一个相宜的托辞请求他的表妹允许自己把她介绍给一位女士，说是这位女士希望认识她，据他所知这位女士是一位所有善良、真实、美好愿望的热烈崇拜者。
人们恐怕不能说沧海桑田，岁月流逝，世界上没发生什么事；警务展览，连同一切与此相关的事，其实还不过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事。譬如在英国，人们就有着某种了不起得多的经历，在这儿的社交场合对此议论纷纷；一幢玩具小屋被赠送给了女王，由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建造，有一个一米长的餐厅，其中挂着著名现代画家的微缩肖像，有一间间小房间，从其中的龙头里流出热水和冷水，还有一个图书馆，一本纯金的小书，女王把王室成员的相片贴在这本书里，一本微缩印行的火车和轮船运营时刻表以及近二百本微型小册子，其中有著名作家们亲笔为女王书写的诗歌和故事。狄奥蒂玛拥有两册介绍这幢玩具小屋的刚出版的英语精装本，这两册书用精美的插图再现出其中所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多亏了上流社会人士频频参加她的沙龙聚会，她才得到了这部书。但是除此以外，也不停地在发生着种种事件，人们无法很快便找到言语来说明它们，于是这就像心中的一阵疾擂鼓，作为某种在角落后面尚还看不见的东西的先导。那儿，皇帝和国王的电报局职员第一次罢工，并且是以一种极其令人不安的方式，这种方式获得“消极抵抗”的名称并且没有任何别的组成成分，无非就是大家都用最一丝不苟的良知观察官方的规章；情况表明，严格遵守法律能够比放荡不羁的无政府状态更迅速地使所有工作停顿下来。与普鲁士的科本尼克上尉一道——人们今天还记忆犹新，知道这位上尉着一身从小贩那儿买来的制服摇身一变成了军官，在街上截住了一支巡逻队并凭借着这支巡逻队的和王家普鲁士式的服从把一家市立储蓄所抢劫一空——这“消极抵抗”便是某种逗得嘴巴发痒、但同时以地下的方式使各种观念发生动摇的东西；而人们想表达的反对意见所依靠的正是这些观念。在读各种新闻的同时，人们还读到，国王陛下的政府和另一个国王陛下的政府签订一个条约，内容有保障和平、发展经济、密切合作和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但也有在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或可能会受到威胁时应采取的措施。图齐司长的上级部长在这之后不多几天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论证了三个大陆君主国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说是这三个君主国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绝不可以视而不见，而是必须本着各王国的共同利益团结一致、反对社会的新生物；意大利陷入一场利比亚的武装冲突；德国和英国有一个巴格达问题；卡卡尼在南方进行备战活动，以向世人表明，它不允许塞尔维亚向海边扩展，而是只允许建立铁路联系；与所有这样性质的事件具有同等地位的，则是世界著名的瑞典女演员福格尔桑小姐承认，她还从来没有像抵达卡卡尼后的头一个夜晚睡得这样好过，并且对那位警察感到满意，该警察保护她使她免受激动的群众的纠缠，随后便请求允许他满怀感激地用双手握住自己的手。就这样，思绪又回到警事展览上来了。正在发生许多事，而且人们也觉察到了。如果事情是人们自己做的，人们便觉得事情做得好，但是如果事情是别人做的，那么人们便有所顾虑。在个别问题上，每一个学生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整体上，谁也不太清楚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事，只有少数几个人是例外，可他们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究竟知不知道这件事。一些时候以后，也许一切也就会按已改变了的或者颠倒了的次序出现，而人们也就找不出什么区别来，除了某些变化以外，这些变化长久而令人费解地遗留给时代并形成历史蜗牛的黏液痕迹。
这是可以理解的：外国大使馆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一项艰难的任务，如果它想弄清楚现在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事。外交代表们倒是很想从莱恩斯多夫伯爵身上汲取智慧，但是伯爵阁下给他们制造困难。他天天重新在自己的活动中得到那种给他以坚实可靠特性的满足，他的脸向外国观察家们显示出进展中的事件的光辉宁静和井然有序。一号部门函告，二号部门回函；如果二号部门已经回函，人们就必须就此向一号部门发出通告，而最好是，人们进行口头交谈；如果一号和二号部门达成一致，那么便可确定，人们将不策动任何事情；这样，就不停地有什么事要做。此外，还须注意多得不计其数的小顾忌。人们和所有各个不同的部密切合作；人们不想得罪教会；人们必须考虑到某些个人和某些社会关系；一句话，即使在不做什么特别事情的日子里，也有这么多的事须得顾忌，于是人们就总给人以有要事要做的印象。伯爵阁下善于正确估量这一点。“命运给一个人安排的位置越高，”他惯常说，“他便越清楚地认识到，事情只取决于不多的几个简单的原则，但关键却是意志坚定和行动有计划。”有一回，他也对他的“年轻朋友”详细叙述了这一经验。他联系到德国人谋求统一的努力，承认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六六年之间，一大批最聪明的人就干预过政治；“但是后来，”他继续说，“来了这个俾斯麦，他无论如何是做了一件好事的，这就是他指出人们必须怎样搞政治：不是靠演讲和聪颖！尽管他有种种弱点，却使得自他的时代以来，在德语区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靠小聪明和演讲是搞不了政治的，搞政治只能凭借默默不语的思考和行动！”莱恩斯多夫伯爵也在群英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而有时派自己的观察员列席会议的外事部门的代表们则觉得难以确切地了解他的意图。人们既看重阿恩海姆的与会，也看重图齐司长的地位，并且一般性地从中推断出，在这两个人和莱恩斯多夫伯爵之间存在着一个秘密协议，其政治目标则暂时被隐藏在明显由图齐司长夫人以泛文化的努力所提供的注意力偏差的后面。倘若人们考虑到这一点——由于这个成就，莱恩斯多夫伯爵丝毫没费什么劲就躲过了甚至是精明的观察家们的好奇心——那么，不可否认他确实具有那种他自以为具有的现实政治的才干。
但是，连在节庆场合穿带卷叶形绣金花饰和类似的田园花饰的燕尾服的男士们也坚持他们自己的现实政治偏见，但由于这些人在平行行动的背景里寻觅却没发现什么明显的迹象，不久他们便把注意力放在作为卡卡尼大多数未澄清的现象的原因、被称作“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的东西上。人们今天装作好像民族主义仅仅是军队供应商们的一种捏造似的，但是不妨试试看是否可以发表一项扩展的声明，而卡卡尼是会对这样一项声明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个皇帝陛下的以及皇帝及国王陛下的双料君主国的居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项艰难的任务；他们既要自认为是皇帝及国王陛下的奥地利—匈牙利爱国者，但同时也要自认为是国王陛下的匈牙利的或者皇帝及国王陛下的奥地利的爱国者。鉴于这样的困难，他们可以理解的口号便是viribus unitis[46]。但是奥地利人却为此需要比匈牙利人大得多的力量。因为匈牙利人最初和最后都是匈牙利人，仅仅是稍带着被其他不懂他们语言的人认为也是奥地利—匈牙利人；与此相反，奥地利人最初和原本什么都不是，按他们的上面的人[47]的观点应该觉得自己是奥地利—匈牙利国人或奥地利—匈牙利人——连一个正确定位的词儿都没有。甚至奥地利这个词儿也没有。匈牙利和奥地利这两个部分就像一件红白绿色夹克衫和一条黑黄色裤子那样互相般配；夹克衫是一件自成一体的衣服，但裤子却是一套不再存在的黑黄色西服的残余部分，这套西服在一八六七年被拆开了。裤子奥地利从此在官方语言中就叫作“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各王国和各邦”，这当然没有丝毫意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因为连这些王国，譬如完全莎士比亚式的洛多梅里亚王国和伊利里亚王国也早就没有了，而且早在还存在着一整套黑黄色西服的当初就已经没有了。人们因此而去问一个奥地利人，他是什么人，那么，他当然不能回答说：我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各王国和各邦的人；出于这个原因他就宁愿说：我是波兰人、捷克人、意大利人、夫利乌利人、拉迪纳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鲁泰讷人或瓦拉赫人，而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不妨想象一只小松鼠，它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小松鼠——一种对自己毫不了解的生物，那么人们便可以理解，它在某些情况下，一看见自己的尾巴可能会吓得灵魂出窍；卡卡尼人就处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之中并吓得丧魂落魄地彼此审视着，他们的四肢以团结的力量互相妨碍，都成不了什么名堂。自地球存在以来，还没有哪个生物是死于一个发音缺陷的，但是人们必须补充说明，奥地利的和匈牙利的奥匈双料君主国却遭遇到了这样的事：它毁于自己的名字难以发音上了。
了解一个像莱恩斯多夫伯爵这样精明练达、身居要职的卡卡尼人是如何顺应这些困难的，这对于人们来说并非没有价值。首先，他怀着一颗警觉的心小心翼翼地分隔开匈牙利，作为明智的外交家他从不谈论匈牙利，一如人们从不谈论一个违背父母的意愿离家出走的儿子，即使人们希望他的境况会更不好；同时他称这剩余下来的卡卡尼为少数民族或者也称之为奥地利各部族。这是一种极其体察入微的发明创造。伯爵阁下学过国家法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在整个世界上相当流行的定义：一个民族只有在当它拥有自己的国体时才有权要求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由此他得出结论：卡卡尼的各民族至多是少数民族而已。另一方面，莱恩斯多夫伯爵知道，人只有在高于他的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活中才能找到自己完整和真正的使命，而由于不愿意向任何人隐瞒这种情况，他便从中推断出将一个国家置于各少数民族和各部族之上的必要性。此外，他相信神的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人的眼睛所看见，而在他有时具有的那些革命性且与时俱进的时刻里他甚至能产生出这样的想法来：在近代备受强调的国家观念也许无非就是由上帝确定的帝王的观念，具有一种刚刚开始的年轻化的表现形式。不管怎么说——作为现实政治家，他拒绝过火的思维并且大概也会勉强接受狄奥蒂玛的观点：卡卡尼国的观念同世界和平的观念如出一辙——主要的事情是，现在有了一个卡卡尼国，即使没有正确的名字也罢，所以必须相应地虚构出一个卡卡尼国家民族来。他惯于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没有哪个学生不到学校里去念书，于是学校依然是一所学校，即使它空空荡荡。各部族越使劲反对要使它们变成一个民族的卡卡尼学校，他便越觉得这学校大概必不可少。各部族的人们强调指出，他们是民族，要求收回失去的历史权利，与边境那边的族系弟兄和亲属们眉来眼去并完全公开地称这帝国为一座监狱，他们希望能逃脱这座监狱。莱恩斯多夫伯爵则愈加用抚慰的口吻称他们为部族；他和他们自己一样，十分强调他们状况的不成熟性，他从部族中制造出奥地利国家民族来，他只想由此而充实这种状况，而凡是与他的计划不相称或者甚至太受煽动的东西，他都以那种在他身上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方式将其说成是尚还没有克服的不成熟状态的后果，并认为对付这类事物最好是运用一种明智的、由聪明的谦让和温和的惩罚搀和在一起的混合物。
当莱恩斯多夫伯爵创建平行行动时，这一行动因此立刻就被各民族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泛日耳曼主义的阴谋，而伯爵阁下对警事展览所表现出来的关怀被和政治警察联系在一起并被解释为增强感觉相似性。所有这一切陌生的观察家们都知道，他们如愿听到过许多有关平行行动的骇人的事情。他们想着这些事情，而人们却向他们讲述接待女演员福格尔桑、女王的玩具小屋和罢工公务员，或者向他们询问他们对最近公布的国家条约的意见；虽然如果愿意，人们就可以把部长在讲话中使用的“严厉精神”这个词儿理解为一种预告，但他们还是觉得应该作一番没有成见的审查。从众说纷纭的警事展览开幕式上丝毫觉察不出也许原本可以有所觉察的痕迹，但是他们像所有其他人那样也觉得，正在发生某种一般性的、捉摸不定的事，目前它还没有受到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