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时刻的最后一分钟刚一摆动过去，莱恩斯多夫伯爵便在乌尔里希陪同下来到。拉喜儿已是满脸绯红，因为到那时为止不断有客人前来，她必须给客人们开门帮他们宽衣，她立刻又认出乌尔里希并满意地注意到，他也不是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是一个把意味深长的关系带进女主人的府第的人，这一点现在正在显示出来，因为他陪伴着伯爵阁下又来了。她步履轻快地走到房门口，庄重地打开房门，此后便在钥匙孔前蹲下，想看一看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宽大的钥匙孔，她看见了银行总裁刮掉胡子的下巴、高级教士尼多曼斯基的紫色领带以及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的佩剑缨子——他受国防部派遣而来，虽然国防部其实并未受到邀请；尽管如此，它却致函莱恩斯多夫伯爵，声言在一桩如此“高度爱国主义的事务中”，不想置身事外，即便它与这桩事务的起源及其期待中的进程没有直接的关联。而狄奥蒂玛却忘记把这一层关系告诉拉喜儿了，所以看到有一位军官出席会议拉喜儿心情非常激动，但暂时却一点也弄不清楚会议室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期间，狄奥蒂玛已经会见了伯爵阁下，对乌尔里希没显示出多大的注意，因为她正介绍在场的人并且首先把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引荐给伯爵阁下，她解释说，一件幸运的偶然事件把这位著名的朋友引到这儿来了，即使他作为外国人不需要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她还是要请求让他当她的私人顾问；因为——说到这里她立刻添上一句温和而带威胁性的话——他在国际文化领域里以及在这些问题与经济问题的种种联系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关系对她来说是一种无可估量的支柱，说是迄今为止她一直不得不独自一人报导这方面的情况，将来大概也不会很快有人能取代她，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不从心。
莱恩斯多夫伯爵觉得自己受到突然袭击，自他们的关系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对这位平民女友的不策略感到惊讶。阿恩海姆也觉得愕然，像一个入场仪式没让人给安排妥当的君主，因为他曾坚信莱恩斯多夫伯爵知道自己受邀并对此是同意了的。但是狄奥蒂玛此刻满脸绯红并现出一副执拗的样子，她不松口，一如所有在婚姻道德问题上极其问心无愧的女人，在涉及一件合乎道德准则的事情时，她能够施展出女人软磨硬泡的功夫来。
她早就已经爱上了在这期间已拜会过她几次的阿恩海姆，但由于没有经验，她对自己感情的性质懵然无知。他们谈论感动心灵的东西，这心灵使脚掌和头发根之间的肉身显得高贵，并使杂乱的文明印象变成和谐的精神振荡。但是这也已经不简单了，而由于狄奥蒂玛惯于谨慎从事，一辈子都小心翼翼，绝不让自己出乖露丑，所以她觉得这份亲密来得太突然，于是不得不调动起十分高贵的感情来，简直可以说是绝对高贵的感情，那么人们最容易在哪儿找到这种感情呢？在世人将它们安排进去的那个地方：在历史事件里。对于狄奥蒂玛和阿恩海姆来说，平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那日益增长的心灵交往中的安全岛；他们把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时刻使他们相聚在一起的那种东西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命运，而且他们之间没有丝毫意见分歧，一致认为这项伟大的爱国行动对于有才智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机会和责任。阿恩海姆也说这话，虽然他从不忘记补充一句，说是这件事首先取决于强有力的、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思想领域有经验的人，其次才取决于组织的规模。就这样，在狄奥蒂玛的心目中，平行行动已经密不可分地和阿恩海姆联结在一起了，起先与这个行动联结在一起的思想空虚已经为一种丰富的想象所取代。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蕴含在奥地利精神中的感情宝藏可以通过普鲁士的思想培育而得到增强，这种期望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位无可指摘的女人在邀请阿恩海姆参加成立大会时并不觉得是在搞突然袭击。现在改变主意为时已晚；但是阿恩海姆约莫了解到这层关系，觉得其中有着某种本质上是和解的东西，尽管陷入这种境地使他感到恼火，然而伯爵阁下从根本上来说对他的女友太过友善，除了情不自禁流露出的惊讶之情，是不会有什么更严厉的表示的；他听了狄奥蒂玛的解释沉默不语，在尴尬的小小间歇之后，他亲切地向阿恩海姆伸出手，以自己惯有的那种极彬彬有礼和讨人喜欢的方式向他表示欢迎。其他在场的人多数大概注意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凡是知道他身份的人也都惊奇阿恩海姆的在场，但是在有良好教养的圈子当中，人们以一切都有其可靠的理由为先决条件，而好奇地探听根由则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其间，狄奥蒂玛已恢复了她那如画般的安详举止，稍过片刻便宣布会议开始并请求伯爵阁下为她的府邸增光，担任会议主席。
伯爵阁下讲话。这篇讲话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他的思维有着太过于坚定的性格，所以未能在最后一刻对讲话内容作什么改动，只来得及把对普鲁士针击着火系统（它在一八六六年比奥地利的前膛炮阴险地抢先了一步）最不加掩饰的影射缓和了一下。“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的，”莱恩斯多夫伯爵说，“是这种一致的看法，我们都认为，一种强有力的、来自人民中间的意愿不可以听任其自然发展，而是需要对之施加一种具有广泛远见性的影响，并且是由一个能纵观全局的部门，即由上面来施加这种影响。陛下，我们亲爱的皇帝和主子，将在一九一八年举行造福社会登基七十周年世所罕见的庆祝活动；所以多亏上帝保佑，我们习惯于惊叹他的充沛精力和蓬勃朝气。我们确信奥地利各界感恩图报的民众将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举行这个庆祝典礼，这种方式将不仅向世人显示我们的衷心爱戴，而且也要显示出奥匈帝国坚如磐石般屹立在它的君主周围。”讲到这里，莱恩斯多夫伯爵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提及种种分裂现象，即便在举行皇帝和国王的共同庆祝活动时这块磐石也遭受到分裂了；因为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匈牙利的反抗，匈牙利只承认一个国王。所以伯爵阁下本来想说两块磐石，它们岿然屹立；但是即便这种说法也还是没正确表达出他的奥匈国家情感。
这种奥匈的国家情感是一种具有如此特殊性质的东西，以致给一个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人去解释它是什么必定会显得近乎徒劳。它并非由一个奥地利的和一个匈牙利的部分组成，像人们随后就以为的那样相得益彰，而是由一个整体和一个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由一个匈牙利的和一个奥匈的国家情感组成，而这第二种国家情感则在奥地利流行，这就使得奥地利的国家情感实际上成了无祖国的了。奥地利人只存在在匈牙利，而且在那里是受人嫌恶的；在家里他自称是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奥匈君主国各王国和各州的国民。他并不是带着什么热忱做这件事，而是为了一个他所讨厌的观念，因为他不喜欢匈牙利人，匈牙利人也不喜欢他，这就使事情变得更错综复杂了。所以许多人干脆就称自己是捷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或德国人，因此便开始了进一步的塌落和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如莱恩斯多夫伯爵所说“对内政策性质的令人不快的现象”，按他的观点它们是“不负责任、不成熟、渴望耸人听闻消息分子的作品”，这些人没有遭到政治上太缺乏锻炼的广大居民的应有的拒绝。听过这番提示之后——关于它们所提及的内容迄今许多知识丰富和聪明的书籍都曾写到过——人们将乐意接受这样的保证：这时候不会，将来也不会去作这可信的尝试，去画一幅历史画并和现实进行竞赛。如果人们发现，二元性（这是专业术语）的种种秘密至少像三位一体的秘密一样难以被人领会，这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历史的进程或多或少地到处都像一个有成百个附带条款、附属物、调解和抗辩的法律进程，注意力只应该被引到这上面去。平常人懵然无知地在此间生死，但完全只为了自身的康宁，因为如果他想弄清楚自己被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与哪些律师、附加费用和动机有关联，大概在每一个国家里都会让被追踪的妄想攫住。对现实的理解仅仅是一件历史—政治性思想家的事情。对于这位思想家来说，莫哈奇战役或吕岑战役之后是当代，就如同喝完汤吃烤肉，他熟悉全部记录，每一刻都觉得这是一种有法律根据的必然；如果他竟然像莱恩斯多夫伯爵那样是一位在政治-历史方面训练有素的贵族思想家，而且他的祖父辈、同宗族的人都亲自参与过先期的协商，那么对他来说这结果便像一条上升的线条那样一目了然。
所以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在会议之前便暗自思忖过：“陛下决心给人民以某种共同决定权去处置自己的事情，这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嘛，本来到处都会出现那种政治上的成熟了，这种成熟是配得上最高当局慷慨给予的信任的。由此可见，人们将不必像猜忌的外国那样，把这种本身该受诅咒的、可惜我们正在经受着的现象看作一种老态龙钟、寿终正寝的征兆，而是不妨把它看作奥地利人民尚不成熟的、因此就是不气馁的青春力量的一种象征！”他本来也想在会议上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的，但是由于有阿恩海姆在场，他没有把自己考虑过的全部想法都说出来，而是仅限于就外国不了解奥地利的实际情况以及对某些令人不快的现象的过高估计作了一番暗示。“因为，”伯爵阁下最后这样说，“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力量和团结作出一种不容忽视的陈述的话，那么这样做也完全是符合国际的利益的，因为在欧洲各国大家庭内部的一种成功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敬和尊重别人权力的基础上的。”随后他只是又重述了一遍，说是这样一种天然的有效功率确实必然来自人民之中，因此必须受到上面的引导，而召开这次会议正是为了找到这方面的途径。如果人们想到，不久前莱恩斯多夫伯爵还只是想到了几个人的名字，仅仅是从外部接受了一个奥地利年的思想，那么现在则可以断言事情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伯爵阁下远没有把他所想到的全部讲出来。
在这篇演说之后，狄奥蒂玛讲话，阐述主席的意图。她说，伟大的爱国行动必须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正如伯爵阁下所说的，产生自人民之中。“我们今天第一次聚集在这里，我们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就要定下这个目标，而是先聚一聚，建立一个组织，着手收集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建议。”说罢，她宣布讨论开始。
起先，大家都沉默不语。你若将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的不同种和不同语言的鸟儿关进一只共同的笼子里，那么，它们最初也就是这样沉默不语。
终于有一位教授请求发言；乌尔里希不认识他，伯爵阁下大概是在最后一刻让自己的私人秘书邀请这位先生的。他谈历史途径。我们朝前看——他说道—— 一道不透明的墙！我们向左看和向右看：过多的重大事件，没有可辨识的方向！他说是只列举几件事：当前和门第内哥罗的冲突、西班牙人需在摩洛哥经受的艰难斗争、奥地利帝国参议会里乌克兰人的梗阻。但是如果人们向后看，那么像是有命运神奇安排似的一切都有秩序有目标……所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在经历一种神奇指引的秘密。他赞成让一个国家的人民睁开眼睛，让人民自觉地看到天命，办法就是可以要求人民在某种特别庄严的场合……他就只想说这些。这就好比是人们根据同时代人的教育学让学生和教师一道学习，而不是把现成的答案摆在学生的面前。
与会者表情呆滞，却神态亲切地望着那块绿色桌布出神；连代表大主教的高级教士在参加这桩俗务时也像政府高级官员们那样只保持着同样的礼貌等待的态度，没有让自己的脸上流露出丝毫衷心赞同的神态。人们似乎有一种仿佛有人在大街上出乎意料地、大声地并对所有的人讲起话来的感觉；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方才根本什么事也没想的人，随后便都突然觉得：他们正在为实现严肃的、实实在在的目标而努力或者正在滥用街道。教授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力图克制拘束，他讲起话来磕磕绊绊、断断续续，仿佛让风呛得透不过气来似的；但现在他等待着，不知自己的讲话会不会引起反响，并不无威严地又在脸上摆出等待的姿态。
在这起意外事件之后，皇室民事办公厅代表迅速要求发言并向与会者介绍在周年纪念年可望从最高当局内库中获得的捐赠和题词的大致情况，这时大家都有一种像是得救了的感觉。先是谈到资助建造一座朝圣教堂和提供一笔捐款支持贫穷的天主教副神甫，随后便是大公爵卡尔和拉德茨基老兵协会，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八年战役中的军人、寡妇和孤儿，接着是一个支持退役下级军官的基金会和科学院，如此等等；这份名单本身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每逢遇到公开显示至高无上者的好意时它总有某个固定的过程和惯常的位置。当这份名单读完时，一位名叫韦格胡伯的女工厂主立刻站了起来，这是一位对慈善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女士，她完全不能想象还有什么事比她心里牵挂着的更重要，她向与会者建议搞一个“大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施汤所”，与会者们面带赞同之情倾听着。只有文教部的代表说，他们部里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有些相似的倡议，这就是出版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和他的时代》。但是在开了这么一个好头之后会场上又出现了沉默，大多数在场的人都觉得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倘若在来开会的时候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是历史性的、重大的或诸如此类的事件，他们一定会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面对着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事件，面对着这个急切的要求，他们渐渐地泄了气，他们受一种很自然的本性驱使，在心里小声抱怨了起来。
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已经准备好冷饮点心的狄奥蒂玛毅然中止了会议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