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会还没显出任何取得结果的蛛丝马迹来，平行行动在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宫殿里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里汇聚着现实的线索，乌尔里希一星期来两次。
最令他感到惊讶的，莫过于现在协会的数量了。申报的有陆地和水上协会、节制饮酒和饮酒协会，简短说，协会和反协会。这些协会促进其会员们的活动，干扰别人的活动。给人的印象是，每一个人至少参加一个协会。“阁下，”乌尔里希惊奇地说，“人们再也不能毫不猜疑、习以为常地把这叫作办协会热；这种情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这种我们发明的秩序国家里，每一个人竟还要参加一个匪帮……”
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偏爱协会。“您想，”他回答说，“思想家的政治还从未有过什么好结果；我们必须搞现实政治。我甚至还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您表妹身边那些人太富有精神色彩的活动是某种危险！”
“阁下是不是可以向我明示？”乌尔里希请求。
莱恩斯多夫伯爵望着他。他在考虑，吐露真言对于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是太冒险了。但随后他便下定了决心。“是的，您看，”他小心翼翼开了腔，“我现在要对您说一些事，这些事您也许还不知道，因为您年轻；现实政治就是偏偏不做人们所喜爱的事；与此相反，可以满足一些人们的小愿望，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
聆听者不知所措地盯着笑眯眯的莱恩斯多夫伯爵。
“是不是啊，”他解释说，“我刚才已经说过，现实政治必须受实际需要而不是思想力量的指引。美好的思想自然每一个人都乐意去实现，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恰恰不应该去做人们所喜爱的事！这话康德就曾说过。”
“千真万确！”受教导的人惊讶地叫喊，“但是一个目标人们总得有的吧？！”
“一个目标？俾斯麦想让普鲁士国王成为伟大的国王，这就是他的目标。但他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为此将与奥地利和法国交战并建立德意志帝国。”
“阁下是想说，我们别无他求，只应该希望奥地利伟大和强盛？”
“我们还有四年时间。在这四年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人们能帮助一个民族站立起来，但是随后的行走就得靠它自己了。您懂我的意思吗？使一个民族站立起来，这必须由我们来做！但一个民族的腿就是它的固定机构、它的党派、它的协会等等，并不是夸夸其谈的言论！”
“阁下！即使听起来不完全如此，但这确实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思想！”
“嗳呀，这也许也是一个贵族的思想，虽然与我同一阶级的人并不理解。老亨嫩施泰因和有长子继承权的蒂尔克海姆曾回答我说，整个儿这件事的结果只会是一团糟。所以我们小心行事吧。我们必须从最低的起点做起，您要善待来找我们的人。”
所以，此后乌尔里希不拒绝任何人。就这样，一个人来找他并长时间向他讲述集邮的事。说是第一，这可以联络国际；第二，它满足了对财产和价值的追求，不容否认，这种追求是社会的基础；第三，这不仅要求具有知识，而且也要求具有艺术家的决心。乌尔里希端详此人，他形容憔悴；但他似乎截住了这眼神中的问题，因为他回答说，邮票也是一种贵重的商品，人们不可低估了它，有几百万的销售额呢；到一些大邮票交易所去的，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和收藏家。人们可以富起来。但是他本人是个理想主义者。说是他正在作一种特殊的收藏，眼下没有人会对他的收藏品感兴趣，但他将使自己的收藏日臻完美。他只希望在纪念年里举办一个大型邮票展览，他将向世人一展他的特殊风采！
另一个人接踵而至，讲了下面这件事：每逢他行走在街道上——可是如果乘电车，那就还要令人兴奋得多——就一直数商店招牌上大写拉丁字母的笔画（譬如A是三笔，M是四笔）并用字母数来除笔画数。迄今为止，平均值始终不变，一直是2.5；但是这显然不是牢不可破的，是会随着每一条新的街道而有所变化的：所以一遇偏差他便愁绪满怀，一旦对头又喜不自胜，这类似于悲剧的净化心灵的作用。而如果人们数字母本身的话，那么，阁下不妨试一试，可被三除尽的数便是大幸运数，所以大多数招牌上的字样都留下一种人们明显觉察得到的不满足的感觉，只有那些由群众性字母，就是说由那些四画字母组成的字样，譬如WEM，才是例外，这种字样无论如何总是让人特别感到高兴的。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来访者问。没有别的，只有这一个：人民卫生部必须出台一种法规，提倡在给公司命名时选用四画字母序列，并尽量抑制使用像O、S、I、C这样的一画字母，因为它们因自己的偏窄而让人感到悲伤！
乌尔里希细细端详此人并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那人其实并不给人一种有精神病的印象，而是一个属于“较上等阶层”的人，一个三十来岁、目光中透着智慧和亲切的人。他平心静气地继续解释说，心算是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能力，寓教于乐是符合现代教育学的，人们还没弄清楚原有统计数字便早已经频频将深刻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了，诵读教育造成的深重损失是众所周知的，他继续说，自己的论断迄今还在给每一个决心去重复它们的人带来不言自明的巨大激动。说是如果能让人民卫生部将他的发现付诸实行，那么别的国家很快便会接踵而至，于是纪念年便会成为人类的一种福祉。
乌尔里希给所有这样的人出同样的主意：“您建立一个协会吧；您几乎还有四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如果获得成功，伯爵阁下一定会用他的全部影响为您呐喊助威的！”
可是大多数人已经有了一个协会，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一个足球协会建议授予它的右边锋教授头衔，以显示新时代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这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然而难的是下面这样的情况：要接待的来访者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他自称是国务总理办公厅高级文秘；他的额头闪着殉道者的光，声称自己是厄尔速记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说是他不揣冒昧，想把伟大爱国行动秘书的兴趣引到厄尔速记法上来。
厄尔速记法，他阐述说，是一项奥地利发明，这大概足以说明为什么它得不到推广和奖掖。他先请问乌尔里希是不是速记员；后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于是他便对他讲述了速记法智力上的优点：节省时间，节省智能；然后问他以为怎么样，每天为这些钩形符号，繁琐、不精确、纷乱重复的部分形象，有现实表达力的字体组成部分与纯粹空洞和个人随意性的字体组成部分的搀和物花费多少精力？乌尔里希不胜惊诧地结识了一个怀着无情的憎恨密切注视着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文字的人。从节省脑力劳动的立场来看，速记是匆忙向前发展的人类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但是从道德的立场来看，简繁问题也显得具有决定性意义。冗繁记录法——不妨按照这位高级文秘的尖刻用语这样称呼它——诱使人不精确、专断、铺张浪费以及蹉跎时光，而速记则使人养成精确、全神贯注的习惯和男子汉气概。速记教人做必要的事，摆脱不必要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事。莫非阁下不认为，这里面包藏着一部分实用道德，这尤其是对奥地利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人们也可以从美学的立场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难道繁琐不是有理由被认为是丑陋的吗？难道高度实用不是已经被伟大的古典作家们宣告为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吗？从国民健康的角度来说——高级文秘继续说——缩短弯腰弓背、伏案书写的时间也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对速记问题如此这般令听者惊诧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的阐述之后，来访者这才转而说明厄尔速记法比所有别的体系具有无限的优越性。他向他指出，按照所有这样的观点看来，任何一种别的速记法只不过是对速记思想的一种背叛。然后，他阐述了自己的受难史。那些比较古老、强大的速记法，它们占尽天机，使自己与所有可能的物质利益相结合。商业学校教福格尔包赫速记法，对所有改动进行抵制，商界——遵循着惰性规则——自然是同意这种抵制的。各种报刊——一如人们可以看到的，它们从商业学校的广告上挣到一大笔钱——将所有改革建议拒之门外。那么教育部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厄尔先生这样说。五年前人们决定在中学必须开设速记课，当时教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审定有待选定的速记法，在这个委员会里的当然是与报刊记者们关系紧密的商业学校、商界、议会速记员们的代表，此外没有任何别人！当然，结论是应该采纳福格尔包赫速记法。厄尔速记协会曾对这种针对宝贵人民财富的犯罪行为提出过警告和抗议！可是他们的代表部里连见都不见！
这些事情乌尔里希都向伯爵阁下汇报。“厄尔？”莱恩斯多夫伯爵问，“他是公务员？”伯爵阁下长时间揉搓自己的鼻子，但拿不定主意。“也许您去和他的上级主管枢密官谈谈，看看他是不是……”片刻过后他说，但他一时起兴，遂又收回了这个主意。“不，您知道吗，我们还是把这件事搁一搁吧；他们可以发表意见嘛！”说罢，他机密地添上几句，向乌尔里希交了底。“遇到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无法知道，”他说，“它们是不是胡说八道。但是您看，博士，某些重要的东西正是由于人们的重视才得以有规律地形成！我又在受报界跟踪报导的阿恩海姆博士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报界也可以做点别的事嘛。但是既然他们这样做，这个阿恩海姆博士也就因此变得重要起来了。您说，这个厄尔有一个协会？这当然证明不了任何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就如已说过的，人们应该按现代的方式思考问题；如果许多人赞成某件事，那么便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这件事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