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齐司长在下定决心要弄清楚阿恩海姆博士这个人的情况之后不久，便满意地在建设他十分关心的皇家外交部上发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它不了解阿恩海姆这样的人的情况。文艺书籍中，除了回忆录以外，他自己只读《圣经》、荷马和罗泽格尔，为此他颇感得意，因为这使他避免分散精力；但是在整个外事部门找不到一个曾读过阿恩海姆的一本书的人，这他认为便是一个错误了。
图齐司长有权召见其余各负责官员，但是在那个被眼泪搅得心神不宁的夜晚之后的早晨他自己去找新闻司司长，心里怀着这样一种感觉：他不好把这个让他去找人交换意见的因由说成完全是出于公务需要。新闻司司长钦佩图齐司长知道大量有关阿恩海姆的个人情况，承认自己也曾常常听说这个名字，但立刻否定了他们司的档案里有此人材料的猜测，因为据他所知此人从未成为一份官方报告的对象，而报刊材料处理理所当然地不包括私人的一般言论。图齐承认这并不出乎自己的意料，但发表意见说，人物和现象的官方和私人意义之间的界线今天并不总是可以清楚地确定，新闻司长觉得图齐司长看问题目光敏锐，两位司长一致认为，这是体制方面的一个很有趣的缺陷。
这显然是一个欧洲稍微有点平静的上午，两位司长把办公室主任找来并让他建立一份卷宗，在封面写上“阿恩海姆，保罗博士”的标题，虽然这份卷宗暂时还空空荡荡。在办公室主任之后轮到了档案室和剪报资料室的各位领导，他们立刻凭记忆并颇得意于自己的精明地汇报说，他们没有收集过任何有关阿恩海姆的资料。末了，二人还把官方记者们一一找来，他们天天收集整理各报刊上的资料并编成摘要呈各位司长阅读，当他们被问及阿恩海姆时，全都露出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并保证说，此人的名字在他们的报刊上经常被提到而且名声还极好，然而对他的文章的内容却全然不知，因为他的活动——他们立刻就会说——不属于官方报告的任务范畴。一摁电钮，事实便证明外交部的机构运转得无可指摘，所有的官员离开这间房间时都觉得良好地显示了自己的可信赖性。“情况和我对您说过的完全一样，”新闻司长满意地对图齐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
这两位司长面带庄重的微笑听取了这些汇报，坐在——简直像被环境制成了永恒的标本似的，像琥珀里的苍蝇——华丽的皮靠背椅里，在柔软的红地毯上，在这间还是从玛丽娅·特蕾莎时代传下来的白色和金色相间房间的深红色高大窗帘的后面，并认识到，他们如今至少已经发现了的这个系统中的空白将是难以填补的。“我们司，”这位司长自夸说，“收集整理每一样公众意见；但是公众舆论这个概念总得有一定的范围吧。我可以担保，一位议员本年度里在任何一个邦议会上插入的每一声呼喊在十分钟内便可在我们的档案资料里找到，最近十年的每一声插入的呼喊，只要涉及对外政策，至多在半小时内便可找到。这也适用于每一篇报刊政论文章；我的属员们工作认真负责。但这都是些具体的，几乎可以说是负责任的言论，它们与固定的关系、力量和观念相关联。如果纯粹从专业角度考虑，搞文摘或编目的官员应该把某人的一篇杂文登记在哪个词条下，仅仅是对他这个人……那么该举出谁的名字来呢？”
图齐乐于助人地举出与狄奥蒂玛往来密切的最年轻作家中的一个。
新闻司司长侧着耳朵、心神不安地抬眼望着他。“我们就说是这个人吧；但是人们所注意和所忽略的东西之间的这条界线应该划在哪儿呢？甚至也已经有过政治诗。人们就应该把每一个写诗的人……抑或人们也许只应该把维也纳皇宫剧院剧作家……”
两位司长都笑了。
“要怎么精确摘录出这种人的意见呀，如果他们都是席勒和歌德？！一种更崇高的意义自然总是有的，但是一遇到实际目标他们每讲两句话便都自相矛盾。”
这当儿，两位司长已经明白，他们有致力于某种“不可能的事情”的危险，如果也用对社交界荒谬事的那种鉴赏来对待这个词儿的话，外交家们对这种鉴赏力有一种很敏锐的感觉。“人们不能把一套书评家和剧评家班子并入到部里嘛，”图齐微笑着断言，“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人们一旦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不可否认，这样的人对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形成不无影响并且通过这个途径也对政治起作用。”
“世界上没有哪个外交部是这样干的。”新闻司长帮了他一把。
“没错。但是水滴石穿。”图齐觉得这句引文很好地表达了某种危险，“是不是也许还是得试着做点什么组织方面的事？”
“我不知道，我有阻力。”另一位司长说。
“我当然也有！”图齐补充说。他在这次谈话快结束时有一种如同舌上长了舌苔的痛苦感觉，并且不能正确区别自己谈到的是否都是废话，抑或事实是不是还会证明这是感觉敏锐的一种表现，他就是以感觉敏锐著称的嘛。新闻司长也不能加以区分，所以两位司长互相保证，这个问题他们以后还要再谈一次。
新闻司长委托属员给部图书馆订购阿恩海姆的全部著作，也算使这件事有一个了结，而图齐司长则来到政策研究室，他请求那里的人委托驻柏林大使馆搞一份关于阿恩海姆其人的详细报告。这是他目前唯一可干的事，在这份报告到达之前，想了解阿恩海姆的情况便只有找他的妻子，而这已经让他感到了十分的不愉快。他回想起伏尔泰的名言：人运用言语，只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而使用思想，则只是为了说明自己不公正的理由。当然，这始终都是外交。但是一个像阿恩海姆这样的人为了把自己的真实意图藏匿在言语的后面而讲得这么多、写得这么多，这让他感到不安，也令他觉得有点新鲜，他必须探清这件事情的原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