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尔里希读信的时候，阿加特胆怯地观察着他的脸部表情。他低下头读信，脸部的表情似乎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决断，是该讥讽、严肃、忧愁呢，还是该蔑视。这时，一个沉甸甸的分量向下压在她身上；它从四面八方挤涌过来，仿佛在先前存在过一种不自然地使人感到轻快的无忧无虑情绪之后，空气正在凝缩而变得极其沉闷：阿加特在她父亲的遗嘱上所做的手脚第一次让她良心感到不安。但是如果说，她一下子估计出，她实际上犯下了什么过错，这恐怕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她在与一切事物的关系中都感受到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估价，也在对她兄长的关系中，她感觉到一种难以描绘的清醒。她所做过一切事她都觉得不可理解。她曾经说过杀死她丈夫这样的话，她伪造了一份遗嘱，她跟她的兄长搭伴儿过日子，却没问一问这样做是否扰乱他的生活：在一种充满幻想的如痴如醉的状态中她做了这些事。这时尤其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这样做时完全缺乏最亲近、最自然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别的女人，在甩掉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时，都会要么寻找一个更好的男人，要么通过别样的、但同样十分自然的行动使自己得到补偿。乌尔里希甚至曾相当频繁地亲自指出这一点，可是她总是听不进去。如今她站在这儿，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很像一个对自己的行动确实并不完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态度，所以她认为哈高厄尔以他自己的方式指责她的所作所为指责得对；而他的这封在乌尔里希手里的信则使她感到震惊，这就犹如一个人，他本来就已经受到控告，如今还收到他从前的老师的一封信，这位老师在信里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的鄙视。她当然从来也不曾承认哈高厄尔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力；尽管如此，这作用却是这样的，就仿佛他可能会对她说：“我把你看错了！”或者：“可惜我从未把你看错并且总是有这样的感觉：你将不会有好下场！”怀着摆脱掉这个可笑和可悲印象的愿望，她提前打断还一直在专心致志读信并且看样子怎么也读不完的乌尔里希，她不耐烦地说：“其实他描写我描写得完全正确。”她假装满不在乎地说，但却带着一种明显挑逗的口吻，它清楚地泄露出想听到与此相反的话的愿望，“即使这话他没说，也依然是符合事实的：要么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嫁给他时，我一定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要么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离开他同样没有什么理由。”
这时乌尔里希正在第三次通读信中无意间使他的想象能力成为与哈高厄尔的紧密关系见证人的那些段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了几句令人不解的话。
“可是你得留点神！”阿加特请求他，“我是合乎时代精神的、经济上或精神上有某种活动能力的女人吗？不。我是热恋中的女人吗？也不是。我是善良的、补偿性的、简化性的伴侣和母亲吗？更不是。我还能是什么呢？我干吗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参加的这种社交聚会，这一点我必须马上就告诉你，从根本上来说这社交聚会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我几乎相信，使有教养的人入迷的音乐、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也完全可以不要。譬如哈高厄尔就不然，光为了引经据典他就需要它们。他至少具有一个陈列馆的令人愉悦、整齐规则的特性：他说得不对吗，他指责我，说我无所事事，说我拒绝‘大量美的和有道德的东西’，说我充其量还能在哈高厄尔教授那儿找到理解和宽容？！”
乌尔里希把信还给她并心平气和地回答：“让我们正视这件事情：一句话，你确实在社会问题上是低能儿！”他微微一笑，但是在他的声调中却可以感觉得到对这封机密信件的感悟在他心头留下的那种恼怒。
但是她的兄长这样回答却让阿加特心里感到不悦。这加深了她的忧伤。她用腼腆中带着嘲笑的口吻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没对我说什么就坚持要我离婚、让我失去我唯一的保护人呢？”
“啊，也许之所以这样做，”乌尔里希闪烁其词说，“是因为用一种坚定的男人方式你来我往，这是一种简单而又绝妙的做法。我用拳头敲了桌子，他用拳头敲了桌子；当然随后我就不得不加倍使劲敲桌子，我以为。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迄今为止，阿加特一直——虽然她情绪恶劣自己不能察觉这一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是感到不可抑止的高兴：她的兄长私下里做了与他在戏谑调笑做兄妹游戏时期公开表现出的姿态相反的事；因为他伤害哈高厄尔的感情这件事似乎只能有这样的目的：在她身后设置一个障碍，从而排除了任何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但是现在，连这种隐蔽的欢乐也荡然消失，剩下的只有空泛的失落感，于是阿加特沉默不语。
“我们绝不可以忽略了，”乌尔里希继续说，“哈高厄尔多么成功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贴切地误解了你。当心点，他会用自己的办法，不用求助侦探事务所，他只需开始考虑你在人际关系中的弱点，便会发现，你对父亲的遗嘱做了什么手脚。我们怎么来给你辩护呀？”
自从他们再次相聚以来，兄妹之间第一次谈起阿加特对哈高厄尔搞的这一场既不幸又幸运的恶作剧。她猛烈地一耸肩膀，做了一个不明确的抗拒动作。
“哈高厄尔当然是对的。”乌尔里希用温存、有力的口吻请她考虑。
“他不对！”她情绪激动地回答。
“他部分是对的，”乌尔里希调和说，“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我们就必须充分而明确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把我们俩都投进监狱的。”
阿加特惊恐地睁大着眼睛望着他。这个她其实是知道的，但是这还从来没有这样无可置疑地说出来过。
乌尔里希回答时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继续说，“可是我们如何让你做的这种事以及你这种行事方式不受指责，以免——”他寻找一个能满足他要求的措辞，却没找到，“唉，我们姑且就说，以免出现有点儿像哈高厄尔所说的那种情况；以免出现向阴暗面，向机能缺失现象方面，向从某种丢失的东西中产生的错误方面倾斜的情况？哈高厄尔代表世人的意见，尽管这意见从他的嘴里说出听起来滑稽可笑。”
“现在用得着烟盒了，”阿加特小声说。
“是呀，现在该用它了，”乌尔里希坚定地说，“我得给你说说早就憋在我心里的话。”
阿加特不愿意让他说话。“我们挽回此事，这岂不更好？！”她问，“也许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向他随便怎么道一个歉？”
“现在为时已晚。现在他会把这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迫使你回到他身边去。”乌尔里希说。
阿加特沉默不语。
乌尔里希开始讲述烟盒的故事，一个富有的人在饭店里偷了一只烟盒。他发明了一种理论，认为只有三个原因会使人做出这样一种侵犯产权的行为来：贫困、职业，或者，如果两者都不是的话，那就是一种受损坏的精神素质。“有一次我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你曾向我表示异议，说是人们也可能会出于信念而这样做。”他补充说。
“我说过，人们会简简单单就这么做的！”阿加特插话。
“是呀，根据原则。”
“不，不根据原则！”
“对呀，事情就是这样！”乌尔里希说，“人们做出这种事情来，至少得有一种信念嘛！我实在不明白！没有任何事情人们是‘简简单单’做的；做什么事不是有其外部的就是有其内部的根据。这恐怕是不容易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对此进行哲学探讨；我只是说：如果人们认为某种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是对的或者如果一个决定简直好像是从虚无缥缈中产生出来，那么，人们便是怀疑自己有一种病态的或者有缺陷的素质。”
不过这一席话却是说过了头，其糟糕程度远远超出乌尔里希的愿望；这只是在方向上与他的顾虑相一致。
“就这个问题你要告诉我的话，就这些了吗？”阿加特平静地问。
“不，还不止这些，”乌尔里希愤慨地回答，“如果没有原因，那就得找一个！”
两个人当中谁也不怀疑，他们得在哪儿寻找这个原因。但是乌尔里希有别的招儿，过了一小会儿他打破沉默若有所思地说：“就在你走出与别人一致这种境况的这个瞬间，你就永远也不会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想行善，那你就得相信世界是善的。我们俩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不是在瓦解便是在痉挛的时代。但是，为了一个可能就要来临的世界的缘故，人们应该洁身自好！”
“难道你认为，这对这个世界会不会来临有什么影响吗？”阿加特表示异议。
“不，可惜我不这样认为。充其量我这样认为：如果连看到这一点的那些人也不正确行动，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不会来临，衰落就不可阻挡！”
“五百年后世界变样还是不变样，你从中会得到什么呀？！”
乌尔里希迟疑不决：“我尽我的义务，你懂吗？也许像一个士兵。”
很可能这是由于阿加特在这个倒霉的早晨需要得到一种不同于乌尔里希给予的更温柔的安慰吧：她回答说：“说到底只像你的将军？！”
乌尔里希沉默不语。
阿加特不愿就此罢休。“可是你对这是不是你的义务没有把握，”她继续说，“你这样做，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因为这让你感到愉快。别的什么事我也没做过嘛！”
她突然失去自制。不知道什么事情很令人伤心。她一下子噙着眼泪，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为了将这掩饰住并不使其暴露在她兄长的眼前，她用胳臂搂住他的脖子并将自己的脸藏在他的肩头。乌尔里希感觉到，她在哭、她的背在颤抖。一种令人难堪的困窘向他心头袭来：他感到自己毛骨悚然。不管他自以为对他妹妹怀有多少温柔和美好的情感，在这个势必会让他怦然心动的时刻这种情感却没有出现；他的感觉受到扰乱，运作不起来了。他抚摸阿加特，悄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是他很不愿意这样做。由于短缺了精神上的共同激动，他便觉得这两个身体的接触就像两个稻草扎的草帚挨在一起。他把阿加特带到一把椅子跟前，自己则在离她几步远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下，从而结束了这个尴尬局面。他刚落下座，便对她所表示的异议作出回答，他说：“遗嘱这件事根本不会让你感到高兴的！而且也永远不会让你感到高兴，因为它是某种无秩序的东西！”
“秩序？！”阿加特含着眼泪嚷嚷，“是义务了！”
其实她完全不知所措了，因为乌尔里希表现得如此冷淡。可是她已经又在微笑。她领悟到，她必须独自料理好自己的事。她感觉到，她脸上绽出的这笑容在她那冷冰冰的嘴唇前面很远处飘浮着。而乌尔里希则相反，现在他摆脱了困窘，他甚至觉得在自己身上没出现通常的身体上的激动，这实在是件好事；他感悟到，他们俩之间的这种状态也得变变样子。可是他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看到，阿加特神情十分颓丧，所以他开始说话。“你不要为我用了这样的词儿伤心嘛，”他请求，“别因这些词儿生我的气！我选择了秩序和义务这样的词儿，这很可能是我的不对；这也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布道。但是为什么，”他立刻又话锋一转，“见鬼，为什么布道是可鄙视的呀？它们应该是最可让我们感到高兴的事呀？！”
阿加特根本没有兴趣对此作出回答。
乌尔里希放弃他的这个问题。
“你别以为我想在你面前硬充公正的法官！”他请求，“我并不曾想说我没做过任何坏事。只是不得不偷偷地干，这个我不喜欢。我喜欢道德强盗，不喜欢窃贼。我想把你造就成为一个符合道德准则的强盗，”他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因性格上的弱点而犯错误！”
“在这方面我不要什么脸面！”他的妹妹藏在离她很远的微笑后面说。
“有意思极了，居然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时代，所有的年轻人居然会都对坏事有好感！”他笑着插嘴说，想把谈话从个人问题上引开，“今天的这种对道德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的偏爱当然是一种弱点。很可能是市民对善厌倦了，是他们走上了邪道。我自己原本也曾以为，人们对一切都得说不；所有今天在二十五岁和四十五岁之间的人都曾这样以为；可是这当然只是一种时尚：我想象得出来，现在风向马上就会起变化，随后就会出现一代青年人，这一代青年人将不是把不道德而是把道德又插在纽扣的扣眼里。最年老的蠢人们一辈子从未感受过道德的令人激动的力量，有机会时只是发表一些道德方面的陈词滥调，他们随后将突然成为一种新的性格的前辈和先驱者！”
乌尔里希站起来，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他建议，“按其本性而言，善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恶却依然是批判！不道德的东西作为一种道德的严厉批判正在获得其极大的权利！它向我们表明，生活也正在以别的方式进行。它在戳穿谎言。为此我们用某种宽容报答它。存在着无可非议地讨人喜欢的遗嘱伪造者的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财产的牢不可破性有点儿不对头。也许这不需要什么证明；但是这一下任务也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必须设想开脱了罪责的罪犯有可能犯每一种罪行，甚至也可能犯杀婴罪或者别的什么令人憎恶的罪行——”
他用提及遗嘱来打趣他妹妹，试图捕捉住她的一束目光，但他白费了力气。现在她做了一个不由自主的抗拒动作。她不是理论家，她只能觉得她自己的罪行得到开脱，她其实是因他的比喻重新受到了伤害。
乌尔里希笑了。“我们能够这样玩弄概念，”他说，“这看上去像是闹着玩儿，但却有着重要意义。这证明，在对我们的行为的评价上有些不对头。这也不是真的：仿佛在一群遗嘱伪造者中间你就会毫不含糊地维护法律规定的不可侵犯性，只是在一群公正的人的中间这才会变模糊、才会颠倒。是呀，倘若哈高厄尔是个流氓，你甚至会非常公正；他行为正派，这简直是一种不幸！人们就这样被推过来撞过去！”
他等待着一个回答，可是这回答没出现；于是他就耸耸肩膀并重复说：“我们给你寻找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注意到：正派的人太喜欢——尽管自然只是在幻想中——参与犯罪了。我们可以添上一句：而罪犯们，如果人们听他们自己陈述，几乎无例外地都想被认为是正派的人。所以人们简直可以下定义：罪行就是一切别人任其在小不端行为中流去的东西在罪人先生们内心的联合，这就是说在幻想中以及在成百上千个日常的思想品质上的无耻行径和恶意行为中。人们不妨说：罪行正在酝酿中，只是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反抗最小的路，这条路将把它们引到某些人的身边。人们甚至可以说，它们虽然也是没有能力进行道德教训的个人行为，但是本质上它们却是在区分善与恶方面某种一般的通情达理的不和谐态度的集中表现。就是这种东西，是它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将批判精神充满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同时代人没有超越过它！”
“可是什么是善和恶呢？”阿加特脱口而出，乌尔里希没有觉察，他正在用他那落落大方的态度折磨着她。
“呦，这我可不知道！”他笑着回答，“我刚刚才说明，并且是第一次说明，我憎恶恶。我对它的了解迄今确实没达到这样的程度。啊，阿加特，你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若有所思地抱怨，“譬如拿科学来说吧！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减五不比加五坏。一个研究人员不可以厌恶任何事物，面对一个有研究价值的癌症病人时其欢乐而激动的心情可能不亚于看到一位美丽的妇女。一个有知识的人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只有在世界的末日才有完整的真实。科学是非道德的。这种整体的、美妙的对陌生事物的深入探究使我们戒绝对我们的道德心的个人研究，甚至它连可以完全严肃地对待科学的这种满足感也不给予我们。那么艺术呢？它难道不是永远意味着一种与生活图像不一致的图像的塑造吗？我并不是在谈论虚伪的理想主义或者是说在人们身穿严实得连鼻尖都裹住的服装的时候大画特画裸体像，”他又开玩笑说，“但是你不妨想一想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你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吗，好像这件艺术品上的某种东西令人想起你在一块磨刀石上磨一把刀的时候刀上冒起来的那股烧焦的气味？这是一股怪里怪气的、气象的、有雷雨似的气味，无比美妙而阴森可怕！？”
这里是唯一的一段话，阿加特这时主动打断他。“你不是从前自己就曾写过诗吗？”她问他。
“你还知道这个？我什么时候向你承认的？”乌尔里希问，“是呀，不过我们大家都会在某个时候做诗的。我甚至还在当数学家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诗了，”他承认，“但是我年纪越大，那些诗也就变得越坏；我认为，并非由于没有才能以及由于对这种情感偏离的杂乱和吉卜赛人式的浪漫气质的日益增长的厌恶——”
他的妹妹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是这让乌尔里希觉察到了。“然而，”他毅然地说，“一首诗却应该完全和一桩善举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例外情况！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问的话，振奋的瞬间在下一个瞬间到哪儿去了呢？你喜欢诗，这我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人们不只是可以在鼻子里有火的气味，直至它渐渐挥发。这种不完善的态度完全就是与不停地作未作完的批判的道德态度相配对的一种态度。”突然回到主要的事情上，他回答他的妹妹说：“倘若我在这个哈高厄尔事件上采取如你今天所期盼于我的那种态度，那么我就得持怀疑、懒散和讽刺态度。你或我也许还可能会有的一定很有道德的孩子们就真的会说我们理应生活在一个对于市民来说很安全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忧虑或者充其量只有多余的忧虑。我们已经在我们的信念上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乌尔里希很可能还想说许多话；他其实只是犹豫着没说出他为他妹妹准备好的话来，他若是向她泄露了这个秘密，那恐怕倒就好了。因为她突然站起来，匆匆找了个借口准备外出。“还是这句话：我在道德问题上是低能儿？”她勉强试图用开玩笑的口吻问，“你对此所说这一切，我再跟不上趟了！”
“我们俩在道德问题上是低能儿！”乌尔里希客气地声言。“我们俩！”他的妹妹匆匆离他而去，没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对此他颇感不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