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蔡德勒说，“二位看来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挺恼火，因为克勒普和奥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间里，便是待在奥斯卡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丢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预支给我的那笔钱的余款，我替我们两个交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从经济方面着眼，大有变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险。
不过，确有许多地方来请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家或那家舞厅以及夜总会里演奏爵士音乐。可是，奥斯卡不愿再演奏爵士乐。克勒普和我，我们在争吵。他说，我处理铁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乐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驳。他因此说我是爵士音乐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手，“独角兽”的博比，一个能干人，并同这位打击乐手一起在旧城应聘。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克勒普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与德国共产党一致了。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丢施博士的音乐会经纪处的那扇小门了。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玛丽亚那里去，尤其因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打算离婚，并在离婚之后把我的玛丽亚变成玛丽亚·施丹策尔。有时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里去刻碑文，也去艺术学院，让那些勤奋的艺术学徒们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还经常毫无目的地去拜访缪斯乌拉。我们去大西洋壁垒旅行后不久，她同兰克斯解除了婚约，因为兰克斯只想画珍贵的修女画，不想再揍缪斯乌拉了。
丢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丢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惊地断定，我已经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音乐会经纪处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有三天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丢施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经纪处，他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老板正恭候着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的九楼。我上电梯前，暗自问道，经纪处这个名义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讨厌的有政治内容的勾当。有了一个“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某一幢类似的办公大楼里肯定也会有一个“东方”经纪处。选用这个名字倒也不笨，因为我马上选择了“西方”经纪处。我到了九楼下电梯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边经纪处的路。壁毯，许多黄铜，间接照明，全部隔音，门挨着门互不干扰，长腿女秘书，匆匆忙忙，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气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西方”经纪处办公室门口回头逃跑。
丢施博士张开双臂迎接我。奥斯卡高兴的是，他没有拥抱我。我进去时，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的打字机突然沉默无语，随后又把由于我的光临而被耽误的工作补上。丢施到老板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奥斯卡在一张英国软垫圈手椅的左前侧六分之一的地盘上就坐。接着，双扇门洞开，打字机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软垫上吸起。门在我身后关上，一条地毯流经一个明亮的大厅，地毯携我流向前去，直到一件钢管家具告诉我：现在奥斯卡站在了老板的写字台前面。猜一猜，他体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蓝眼睛，在空荡荡的橡木桌面后方寻找老板，并且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那样可以升高和转动的轮椅里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他瘫痪了，仅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还活着。
没错，他还有声音！贝布拉的声音说：“就这样重新见面了，马策拉特先生。几年前，当您宁愿要当个三岁孩子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您刚够九十四公分吧？”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我的师傅的轮椅由电动机带动，均匀地嗡嗡作响。轮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唯一一幅画，巴罗克画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罗丝维塔，伟大的拉古娜。贝布拉没有随着我的目光看去，但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个目标，他的嘴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说：“啊，善良的罗丝维塔！她是否喜欢这位新奥斯卡呢？当然不会。迷住她的是另一个奥斯卡，三岁的奥斯卡，面颊丰满红润，相当惹人喜爱。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这一点，而不是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有一天，他不愿替她去取咖啡，于是她自己去取，结果就此丧命。就我所知，这不是那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奥斯卡所干的唯一的谋杀案。他还敲鼓把他可怜的妈妈送进了坟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感谢上帝，终于能哭了，我让眼睛对着罗丝维塔。这时，贝布拉已经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打击了：“三岁的奥斯卡爱称之为他的假想父亲的邮局职员扬·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样呢？奥斯卡把他交给了刽子手。他们把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头换面出现，那么，您也许可以告诉我，三岁铁皮鼓手的第二个假想父亲、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马策拉特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供认这是谋杀，是我为了摆脱马策拉特而干的，叙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国兵的机枪来给自己做掩护，而是说：“是我，贝布拉师傅。这是我干的，那也是我干的，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无罪。宽恕我吧！”
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发出笑声来的。他的轮椅震颤，在构成他的脸的数以万计的小皱纹上方他的侏儒的白发间，风在扇动。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我用双手捂住脸，我心里有底，这双手很美，同样会产生效果：“宽恕我吧，贝布拉师傅！宽恕吧！”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他的双膝和双手之间有一块象牙色按钮板。他按了上面的一个小钮。
我背后的地毯带来了穿绿毛衣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钢管架上，高度大约及于我的锁骨，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贝布拉的宽恕。
然而，我不敢向轮椅的方向提问。在涂指甲油的手指指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真叫我为难。
“这是一份工作合同。”贝布拉发话了。“需要签上您的全名。请您签上奥斯卡·马策拉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了。”
我刚签完字，电动机的嗡嗡声增强了五倍，我让目光离开钢笔，正好还能看到，疾驶的轮椅在行进中如何缩小，如何折叠到一起，又如何滚过镶木地板，穿过一扇旁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会以为，那份合同是一式两份，我得签两次字才买回我的灵魂或者让奥斯卡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回到会客室，在丢施博士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奥斯卡的任务在于单独一人携带他的铁皮鼓在观众前露面，而我必须像三岁奥斯卡当年那样敲鼓，或者像后来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那一回似的敲鼓。音乐会经纪处负责筹备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携带铁皮鼓登场之前，先要做一番广告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的时期里，“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一次，我在这幢方盒状大楼里迷了路，这里到处外观一样，气味一样，摸上去就像极下流的玩意儿，外面套上一个可以无限延展、隔绝一切的避孕套似的。丢施博士和毛衣女郎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贝布拉师傅露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本来就可以租一套比较像样的公寓。可是，由于克勒普的缘故，我仍旧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埋怨我同经理们往来，我设法跟这位朋友和解，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让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旧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鲜血肠加洋葱。为准备火车旅行，我到火车站高级餐厅去用餐。
奥斯卡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他的种种成就。出发旅行演出前一周，第一批广告宣传画出现了，为我取得成功鸣锣开道，宣告一位魔法师、祈祷治疗师、一位救世主即将登场，如此宣传，手段卑劣，然而效果非凡。我先走访鲁尔区诸城市。我登场的大厅，都能容纳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我蹲在舞台上一道黑天鹅绒幕布前，独自一人。一盏聚光灯照射着我。我身穿一件吸烟服〖在家吸烟时套在衣服外面的茄克衫。〗 。虽说我也敲鼓，然而没有一个年轻爵士迷成为我的追随者。四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听我演奏，给我捧场。讲得精确一点，我的听众的四分之一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人。他们构成我的追随者中较年轻的一个层次。五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组成另一个四分之一。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占我的听众的一半，他们最有欣赏能力。我跟这些高龄听众攀谈，他们都回答我。我让三岁孩子的鼓讲话时，他们也不沉默无语。每当我在鼓上奏出神奇的拉斯普庭的神奇的生活片断时，他们兴高采烈，但不是用老人的语言，而是像三岁小孩那样口齿不清，咿咿呀呀地乱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庭，对于大多数听众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所以，演奏另外一些主题时所取得的成功就更了不起，譬如：头几个乳齿——糟糕的百日咳——长统羊毛袜刺痒——梦见大火就尿床。这些主题，老小孩儿们都喜欢。他们全都身入其境。乳齿钻出来时，他们疼痛。我让百日咳发作时，两千位上了年岁的听众咳个死去活来。我给他们穿上长统羊毛袜时，他们赶忙挠痒。有些老年女士们和先生们尿湿了内裤和椅垫，因为我让这些老孩子梦见了一场大火。我记不清究竟是在乌珀塔尔还是在波鸿，噢，不对，是在雷克林豪森，我为老年矿工演奏，工会支持这场演出。我心想，这些老年矿工一辈子同黑色煤块打交道，总能经受得住一次小小的黑色惊吓吧。于是奥斯卡敲出了《黑厨娘》，没料到一千五百名矿工，经历过矿井瓦斯、水淹坑道、罢工失业，一听黑厨娘，都大惊失色，乱喊乱嚷，礼堂里厚窗帘后面许多块玻璃成了牺牲品。这正是我要提及这段插曲的原因。就这样，我又间接地恢复了我的毁玻璃嗓子。不过，我很少使用它，因为我不想毁了我的生意经。我的旅行演出就是做生意。我回到杜塞尔多夫，跟丢施博士一算账，证明我的铁皮鼓简直就是个金矿。
我已经放弃了同贝布拉师傅再见一面的希望，也不再问起他，丢施博士却通知我，贝布拉正等着要见我。
我第二次拜访贝布拉师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奥斯卡不必再站在钢管桌子前面，他在师傅的轮椅对面找到了一把按他的身材设计的电动可转轮椅。我们久久坐着，沉默无语，听着有关奥斯卡的鼓艺的消息和报道。这些都是丢施博士录在磁带上，现在放给我们听的。贝布拉看来颇感满意。听了新闻界的胡说八道，我反而觉得难堪。他们在搞对我的个人崇拜，宣称我和我的鼓有治疗效果，说我的鼓可以消除记忆力衰退。“奥斯卡主义”这个字眼也冒出来了，据说不久就变成了流行字眼。
听罢录音，毛衣女郎端茶给我。她又把两片药放到贝布拉的舌头上。我们闲聊。他不再数我的罪状。这情景就像多年前我们坐在四季咖啡馆里那样，只缺那位夫人，我们的罗丝维塔。我发现，在我噜噜苏苏地讲述奥斯卡的往事时，贝布拉师傅睡着了。于是我先玩了一刻钟我的电动轮椅，让它嗡嗡叫，在镶木地板上呼啸，让它左右旋转，让它上升、收缩。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件万能家具，它简直像一种给人提供无穷尽机会的无害的恶习。
我的第二次旅行演出恰逢基督降临节。我也制定了相应的节目，天主教和新教的报纸同声为我唱赞歌。说我成功地把那些被熬煎成坚硬如石的年迈罪人〖基督教会用语，指必死的凡人。〗 变成了幼儿，使他们用单薄但感人的声音唱起了基督降临节圣歌。两千五百人齐声唱起“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这些人，年纪这么大，原先谁都不相信他们竟会具备儿童的信仰热情。
第三次旅行演出又遇上狂欢节，我的节目同样有的放矢。我的几场演出，使任何一个颤巍巍的老奶奶和老爷爷都变成了幼稚可笑的强盗婆和砰砰放枪的强盗王，任何所谓的儿童狂欢节都从来没有这样欢天喜地，无拘无束。
狂欢节过后，我同唱片公司签了几份合同。我在隔音工作室里录音，起先困难重重，因为那种气氛扼杀任何创造力。后来，我让他们在工作室墙上挂起养老院或公园长凳上那些老天真的巨幅照片，而我也就能像在热气腾腾的礼堂里演出时那样富有效果地敲鼓了。
唱片像热乎乎的小圆面包那样畅销。奥斯卡发财了。我因此就放弃了蔡德勒寓所原先是洗澡间的我那个可怜巴巴的住房了吗？我没有放弃。为什么呢？为了我的朋友克勒普的缘故，也为了乳白玻璃门背后道罗泰娅姆姆曾经呼吸过而如今则空着的小间，我没有放弃我的房间。这么多的钱奥斯卡派什么用场呢？他向玛丽亚，他的玛丽亚，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对玛丽亚说：如果你把解雇证书发给施丹策尔〖即撵走之意。〗 ，不仅不嫁给他，而且干脆把他赶走，我就给你在最佳营业地段买下一爿现代设备的美食店，亲爱的玛丽亚，因为你毕竟生下来就是为了做生意的，而不是为了某个叫施丹策尔先生的野男人的。
我没有看错玛丽亚。她同施丹策尔一刀两断，用我的资金在弗里德里希街盖起了一家第一流的美食店。昨天，玛丽亚兴高采烈但毫无感激之意地告诉我，三年前建的那爿店于一个星期之前已在上卡塞尔开设了一处分店。
我又一次旅行演出回来。是第七次还是第八次呢？反正是在最炎热的七月间。在火车站，我招手叫来一辆出租汽车，直奔办公大楼。同在火车站一样，大楼前面也等着一群讨厌的要我签名的人。有退休老人，也有老祖母，她们回家去照顾孙儿孙女不更好吗？我立即让人向老板通报，也见到了洞开的双扇门和通往钢管家具的地毯。可是，桌子后面坐着的不是贝布拉师傅，等候我的不是轮椅，而是丢施博士的微笑。
贝布拉死了。世界上没有贝布拉师傅已经有几个星期了。遵照贝布拉的愿望，他们没有告诉我，他已经病危。他不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的旅行演出，即使是他的噩耗。紧接着遗嘱启封，我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和罗丝维塔的半身画像，却遭受了可观的经济损失，因为我原先要去南德和瑞士作两次旅行演出，已经签了合同，这时突然毁约，人家要求赔偿。
除了这几千马克的损失外，贝布拉之死给我沉重的打击，使我较长时间内恢复不过来。我锁起我的铁皮鼓，几乎足不出户。加之，我的朋友克勒普恰好在那几周内结婚，一个抽烟的红发女郎成了他的妻子，因为他曾经把自己的一张相片送给了她。他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婚礼。婚礼前不久，他退掉了他的房子，搬到施托库姆去了。奥斯卡留下成了蔡德勒的唯一房客。
我同刺猬的关系稍有变化。自从几乎每家报纸都把我的姓名印在大字标题中以来，他怀着敬意对待我。他把道罗泰娅姆姆住过的小间钥匙也给了我，相应地得到了一小笔钱。后来，我租下了这个小间，不让他租给别人。
我的悲哀于是也就有了它的行程。我打开两扇房门，从我的房间里的浴缸出发，踏过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进道罗泰娅的小间，呆望着空衣柜，让五斗橱上的镜子嘲弄我，在笨重的没有被褥的床前陷入绝境，又救出自己来到走廊里，为逃避椰子纤维而躲进我的房间，在那里仍旧不得安宁。
有一个东普鲁士人，失去了他在马祖里的一份产业，但他善于做买卖，在于利希街附近开了一爿店，起了个简单而贴切的名字——“租狗店”，可能是他考虑到了孤独的人的需要吧。
我去那里租了卢克斯，一条黑色罗特魏尔牧羊犬，健壮，太肥了一点，亮油油的。我同它一起去散步。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在蔡德勒寓所里我的浴缸和道罗泰娅姆姆的空衣柜之间来回奔波了。
卢克斯经常带我去莱茵河边。在那里，它对着船舶吠叫。卢克斯经常带我去拉特，去伯爵山森林。在那里，它对着情侣吠叫。一九五一年七月底，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杜塞尔多夫的郊区之一，靠着几家工厂，包括一座较大的玻璃厂，但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地方原本的农村风貌。刚过格雷斯海姆就有许多小菜果园，小菜果园之间、旁边或后面便是牧场，谷浪起伏，我想，那是黑麦田。
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又走出格雷斯海姆来到小菜果园和田地之间的那一天，是炎热的一天。这个我讲过了没有呢？郊区最后一排房屋留在我们身后的时候，我才替卢克斯解掉了皮带。它仍旧走在我的身边，它是条忠实的狗，特别忠实的狗。作为一家租狗店的狗，它必须易主而从，对众多的主人都得忠实。
换句话说，罗特魏尔牧羊犬卢克斯服从我，跟猎獾犬大不相同。我觉得一条狗这样顺从是夸张的，我宁愿看到它蹦蹦跳跳，踢它，让它跳。但它到处乱跑时仍心怀内疚，一再掉转它的光滑的黑脖子，绝对忠实的狗眼睛始终望着我。
“走开，卢克斯！”我要求它，“走开！”
卢克斯每次都服从，可是走开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满意地注意到，它这一回走开的时间比较长，隐没在庄稼地里了。这里长的是黑麦，随风起伏。我在说些什么呀！一点风也没有，雷雨前的闷热。
卢克斯追小兔子去了，我想。它或许也需要独自待着，当一条狗，正如奥斯卡也想摆脱狗，当一段时间的人。
我没去注意周围的环境。小菜果园、格雷斯海姆以及这个郊区后面水汽笼罩的低平城市都引不起我的注意。我坐到一个生锈的空缆盘上，可是我得把它叫作缆盘鼓，因为奥斯卡刚坐下来，就开始用手节骨敲这面生锈的缆盘鼓了。天热。我的衣服压在身上，不是适宜夏天穿的那种薄衣服。卢克斯走开了，没回来。缆盘鼓肯定不能代替我的铁皮鼓，但我毕竟渐渐地滑回到往事中去。当回忆不愿继续下去的时候，当前几年医院环境的图像一再重现的时候，我抓到了两根干瘪的小圆棍儿，暗自说：等等，奥斯卡。现在我们要看看，你是谁，你从何而来。它们已经点亮了我出生时的两只六十瓦电灯泡。飞蛾在灯泡之间扑腾，远处，一道闪电照亮了笨重的家具。我听到马策拉特在说话，紧接着说话的是我的妈妈。他答应给我店铺，妈妈答应给我玩具，到三岁时，我将得到一面铁皮鼓。奥斯卡想法子尽快度过这三个年头。我吃，喝，排泄，增加休息，让他们给我称体重，用襁褓包裹，洗澡，梳刷，扑粉，种牛痘，让他们观赏，叫我的名字。我按他们的心愿微笑，按他们的要求欢叫，到时候就睡觉，准时醒来，在睡眠中我扮起那种面孔，大人们都称之为天使的脸。我多次腹泻，经常感冒。我取来百日咳，让它在我身边留了一段日子，在我明白了它的复杂节奏、永远留在我的手腕里之后，我才让它离开。如我们所知，《百日咳》这首小曲属于我的保留节目。当奥斯卡向两千听众敲响百日咳时，两千名男女老天真一齐咳嗽。
卢克斯在我跟前哀号，用身体蹭我的膝盖。唉，我在孤独时从租狗店借来的这条狗呀！他四条腿站着，摇着尾巴。真是一条狗，有狗的目光，流口涎的嘴里叼着什么东西：一根棍儿，一块石头，反正是狗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意义如此重大的童年慢慢地溜走了。最初的乳齿引起的颚间的疼痛渐渐消失。我困倦地往后仰去：一个长大了的、细心地穿得太暖了些的驼背，戴着手表，皮夹里有身份证和一把钞票。我已经把一支香烟塞到了唇间，用火柴点燃，让烟草味来顶替我嘴巴里那种单一的童年的口味。
卢克斯呢？卢克斯还在用身子蹭我。我把它推开，用烟喷它。它不爱闻烟味，但它仍旧不走，还在用身子蹭我。它用目光舔我。我在附近的电线杆之间的电话线上寻找燕子，想用燕子作为对付这条烦人的狗的工具。但是没有燕子，卢克斯又赶不走。它的嘴伸到我的两腿中间来，正巧撞到那个地方，仿佛是那个出租狗的东普鲁士人事先训练好的。
我用鞋跟踢它两下。它退后，四条腿站着，在颤抖，叼着小棍儿或石头的嘴目标明确地对准我。它叼着的好像不是小棍儿或石头，而是我的钱包，可我感觉出钱包仍在我的上装口袋里。或许是我的手表，但手表在我的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它叼着的究竟是什么呢？有那么重要、那么值得给人看的东西吗？
我已经把手伸到了它的冒热气的牙齿中间，接着又把那件东西捏在手里。我已经认清了我捏着的东西，却装着在寻找一个词汇，来给卢克斯在黑麦田里找到并带给我的那件东西起个名称。
人体有那么一些部分，当它们同人体分开，远离了中心时，反倒让人可以更容易、更确切地观察。这是一个手指。一个女人的手指。一个无名指。一个女人的无名指。一个美观地戴着戒指的女人的手指。这个手指是在掌骨和第一指节之间，在戒指下方大约两厘米处被砍断的。截面干净，清晰可辨，还留有手指伸展肌的腱。
这是一个美的、可活动的手指。戒指的宝石由六个金爪固定，我马上确切地说出了它的名称——海蓝宝石，后来也证明无误。戒指本身有一处很薄，系戴久磨损，已经到了快断裂的地步。我由此推断，这是一件继承下来的遗物。指甲下有脏物，确切地说是泥土，看来这手指曾经抓过或抠过泥土，但从指甲盖和指甲修剪的切口看，给人以爱整洁的印象。我从冒热气的狗嘴里拿到这个手指时，它给我的感觉是冰凉的，从它所特有的白里泛黄的颜色看，也证明它是冰凉的。
几个月来，奥斯卡在他的左前胸小袋里总插着一块露出三角的绅士小手绢。他取出这块丝手绢，摊开，把无名指放在上面，于是看到，手指里侧直到第三指节有许多纹路，让人推断出，这个手指是勤劳的、有上进心的、意志坚定的。
我用手绢包好手指，从电缆盘上站起身来，拍拍卢克斯的狗脖子，右手捏着手绢和手绢里的手指，正要动身回格雷斯海姆去，回家去，心里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处理这件拾来之物的打算，而且也走到了就近一个小菜果园的篱笆前。这时，维特拉叫住了我，他方才躺在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观察着我以及那条叼来东西的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