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没有给他的熟人留下地址，但是克拉丽瑟从瓦尔特那儿得知地址，瓦尔特像熟悉自己的童年那样熟悉这个地址。
她写道：
“我亲爱的人儿——我怯懦的人儿——我的人儿！”
你知道吗，人儿是什么？我搞不清楚。瓦尔特也许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儿。（“人儿”两字下面都画上了粗线。）
你以为我是喝醉了酒去找你的吗？！我不会喝醉酒的！（男人会喝醉我不会。一件怪事。）
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你讲了些什么话；我想不起来了。我怕你会产生错觉，以为我讲了我没有讲过的话。我没有讲过那些话。
但是应该写一封信说明情况——立刻就写！以前：你知道，梦怎样张开。你做梦时，你有时就知道：你曾经去过那儿，你已经和人谈过一次话或者——这情形，就仿佛你重新找到了你的记忆。
我清醒地知道，我曾经清醒过！
（我有同室过夜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吗，谁是莫斯布鲁格尔？有些事我得给你讲讲：
突然又出现了他的名字。
这三个音调铿锵的音节。
但是音乐是欺诈。我是说，如果光是音乐的话。孤零零的音乐是唯美主义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生命的弱点。但是如果音乐与视觉相结合，那么围墙就会摇摆，坟墓里就会现出未来者们的生命。我不仅听见了这三个有音乐性的音节，我也看见它们了。它们在记忆中出现。你突然知道：那儿，在它们出现的地方，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我给你的伯爵写过一封谈莫斯布鲁格尔的信：这样的事情人们怎么会忘记呢！我既听见又看见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站着、人在行走，正如你一直了解的那样，但是既有响声又可以看得见。这种情况我描绘不清楚，因为才出现了三个音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谈论这件事，现在也许还为时尚早。
我对瓦尔特说：“我想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瓦尔特问：“谁是莫斯布鲁格尔？”
我回答：“乌洛的朋友，杀人犯。”
我们读了报纸；是在早晨，瓦尔特就要去上班。你记得吗，有一回我们仨都读报？（你记忆力弱，你不会记得的！）我展开了瓦尔特给我的那张报纸——左边一条胳臂，右边一条胳臂：突然我感觉到硬木头，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问瓦尔特：“不是昨天报上才登过布德维斯附近发生火车事故的事吗？”
“是的，”他回答，“你干吗问这个？一件小事故，死一两个人。”
过一会儿我说：“因为美国也发生了一起车祸。宾夕法尼亚在那儿？”
他不知道。“在美国。”他说。
我说：“司机们永远不会故意让他们的火车头相撞的！”
他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当然不会。”他说。
我问，西格蒙德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他不太清楚。
现在你看：火车司机们当然不会出于恶意让他们的列车相撞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呢？我告诉你吧：在这张巨大的罩住地球的铁轨、道岔和信号网里，我们大家都正在失去良心的力量。因为倘若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敢于再次检验我们自己并且再次重视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就会总是作出必要的努力，防止出车祸。车祸是我们在迈倒数第二步时站住不动！
人们当然不可以指望瓦尔特会马上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我能获得这巨大的良心的力量，我曾不得不闭上了眼睛，免得瓦尔特察觉其中的闪光。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以为我有义务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你知道，我的兄长西格蒙德是医生。他将会帮助我。
我曾等候他。
星期日他到我们这儿来了。
每逢把他介绍给什么人时，他就说：“可是我既不是——也不是有音乐才能。”这就是他的幽默。正因为他叫西格蒙德，所以他就既不愿意被人认为是犹太人也不愿意被人认为有音乐才能[5]。他是在瓦格纳热中出生的。不可能让他作出一个理智的回答。我极力规劝他时，他总是只嘟嘟囔囔说胡话。他扔石头打鸟，用棍棒戳雪。他也想铲出一条路来；他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干他的事，据他说，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真奇怪，你竟从未遇见过他。“你们有一座很不错的菜园子！”他说。我揪他的耳朵，捅了他一下，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然后我们进屋走到瓦尔特身边，他当然坐在钢琴前，西格蒙德把上衣夹在腋下，把脏污的双手向高处举起来。
“西格蒙德，”我当着瓦尔特的面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会理解一支乐曲？！”
他咧嘴一笑，回答说：“永远不会理解。”
“如果你自己在内心做这件事，”我说。“你什么时候会理解一个人？你必须一起做他。”一起——做！这是一个大秘密，乌尔里希！你得像他那样：但是不是你朝着他进去，而是他朝着你出去！我们拯救出去：这就是强烈的形态！我们参与人类的各种行为，可是我占满它们并超出它们。
对不起，我写这么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列车相撞，是因为良心不迈出最后一步。社会各领域不会出现，如果人们不拉它们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有才智的人有义务进攻！他有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力量！但是西格蒙德，这个胆小鬼，他看了看表，说是该吃晚饭了，因为他必须回家。你知道吗，西格蒙德总是保持一种中间状态，他既有一个不认为自己业务能力很强的有经验医生的那种自命不凡，又有超然于精神传统已经又恢复了朴素和园艺劳动卫生术的合乎时代精神的人的那种自命不凡。但是瓦尔特却大声嚷嚷：“天哪，你们干吗谈论这样的事情？！你们究竟要对莫斯布鲁格尔怎么样！”这一招奏效了。
因为这时西格蒙德就说：“要么他有精神病，要么他就是一个罪犯，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克拉丽瑟自以为能够改造他呢？我是医生，我总得也允许医院牧师自以为能做到这一点吧！她说‘拯救’？！唔，为什么她不应该至少见见他呢？！”
他刷了刷自己的裤子，摆出一副平静的姿态，洗了洗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把一切全谈妥了。
我们也已经找过弗里腾塔尔博士；这是个助理医生，他认识这个人。西格蒙德曾直截了当地说，他负责引见我，让我随便顶一个假的称号，说我是女作家，想见这个人。
可是这是个错误，因为这样直言不讳，对方只能说不。“假如您是塞尔玛·拉格洛夫[6]，我就会对您的来访感到非常高兴，我现在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但是这里可惜只承认学术上的兴趣！”
被认为是一位女作家，这真是妙极了。我盯住他的脸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比拉格洛夫还强，因为我不想为研究目的做这件事！”
他看了我一眼，随后就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您带着一封您的公使馆的介绍信来找医院院长。”他把我当作外国女作家，没明白我是西格蒙德的妹妹。
我们最后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我将不去见罹病的而是去见被拘禁的莫斯布鲁格尔。西格蒙德给我搞来一家慈善协会的介绍信和地方法院的批准书。后来西格蒙德告诉我，弗里腾塔尔大夫认为精神病学是一门半艺术性的科学，西格蒙德称他为恶魔马戏团团长。可是这会中我的意的。
最美的就是，医院被安置在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我们不得不在过道的一端等候，讲堂在一座小礼拜堂里。它有大的教堂窗户，我可以从庭院往里看。病人们都身穿白衣，坐着听教授讲课。教授极其亲切地向他们俯下身去。我暗自寻思：现在人们也许会把莫斯布鲁格尔带来。我感到，我想从高大的窗户飞到讲堂里去。你一定会说，我不会飞：那么就从窗户跳进去？可是跳我是肯定不会跳的，因为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希望，你不久会回来。这些事情人们永远表达不出来。在信里尤其说不清楚。
下面是画有粗线条的署名：“克拉丽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