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过狄奥蒂玛，这位归来者所处的那种烦躁状态也就随之宣告结束；第二天，乌尔里希就在傍晚时分坐到写字台前——他这一坐下顿时便对这张写字台倍感亲切——并开始给阿加特写信。
他心里清楚——轻快、清楚得就像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那样——她那个欠考虑的行动极其危险；已经发生的事眼下无非还只是一个大胆的玩笑而已，只涉及他和她，但是这完全取决于在这个行动同现实联系起来之前就将其取消，而这样的危险则一天大似一天。乌尔里希写到这里，便停下笔来，首先感到有顾虑，觉得不宜把一封毫不掩饰地讨论这件事的信交给邮局。他心里琢磨，乘下一班火车亲自去一趟，恐怕无论如何也比发一封信好；但是，他好几天根本就没过问这件事，如今贸然这样做，这在他看来也就颇为荒唐了；他知道，他不会这样做的。
他发现，这是以某种几乎像一个决议那样明确的东西为依据的：他很想听之任之，看从这个意外事变中会生出什么结果来。有待他回答的问题仅仅是，他能期望这件事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和清晰度；这时，种种思绪在他脑海里起伏翻腾。
他一开始就注意到，迄今为止，每逢他采取“符合道德准则”的态度，他总还一直是处在一种比在进行人们通常可以称之为“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和思想时更坏的精神状态之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在让他们与他们的环境对立起来的事件中，大家都展开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自己只是尽本分的地方则理所当然地采取并非跟纳税时不一样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切坏事都带着或多或少的幻想和激情被做成，而好事的特色却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感情贫乏和境地悲惨。乌尔里希记得，他的妹妹曾落落大方地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述这一道德的困境：是否为人好不再是好品德了。她曾断言做好人艰难、令人喘不过气来，并感到惊讶，因为尽管如此，符合道德标准的人却几乎总是无聊乏味的。
他满意地笑了笑，并且想以这样的方式继续进行这一思索：阿加特和他共同处在一种与哈高厄尔的特殊对立状态之中。不妨大致认为这种对立是以一种好方式做坏人的人与一个以一种坏方式做好人的人的对立。如果人们撇开自摆脱母亲呵护以来“善”和“恶”这些一般性的词便根本不再在其思维中出现的那些人所正当地采取的中庸之道不谈，那么，那些尚还存在着有心作出道德努力的边缘地带今天确实依然任凭这样的坏心做好事和好心做坏事的人驰骋——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从未看见过好事飞翔、听见过好事歌唱，所以便要求别人和他们一道热爱一个道德自然界，剥制的鸟儿标本蹲在这个道德自然界里无生命的树上；还有就是这些人中的另一部分人，那些亦善亦恶的凡人，受到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刺激，故意，至少是无意识地显示出一种对恶的喜爱，仿佛他们深信，只有在不像好事那样已经完全磨损的坏事中尚还颤动着些许道德的活力。就这样，世界当初就——乌尔里希当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预见——面临这样的选择：它愿意因它那索然无味的道德，还是愿意因它的灵活敏捷的伤风败俗者们而毁灭。这世界大概直至今日还不知道，它最后极其成功地选中了什么，除非是，那些人数众多的人，那些从未有时间对道德作一般性研究的人，对道德作了一番特殊的研究，因为他们失去了对自己周围状态的信任，此后自然也还失去了某些别的东西，因为坏心做坏事的人——人们很容易就认为这些人应对一切负责任——当初就和今天一样很少有，而好心做好事的人则意味着一项如一团遥远的星状雾气般的扑朔迷离的任务。但是乌尔里希却恰恰想到了他们，他看来似乎想到的一切别的事情他却都觉得是无所谓的。
他赋予他的思想以一种更一般化的和非个人的形态，他用在“干”和“别干”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去取代“好”和“坏”。因为只要一种道德——这既适用于仁爱精神也适用于野蛮人部落的精神——处于上升状态，这种“别干”便只是“干”的反面和自然的结果；“做和不做”炽热燃烧，这包含着什么错误，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是英雄和殉教者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好”和“坏”跟整个人类的幸运和不幸是一码事。然而，一旦这种有争议的事取得统治地位，传播开来，其实现不再有什么特殊困难，那么，要求和禁令间的这种关系就必然会穿越一种决定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义务不再每天重新被胎生出来，而是必须被提炼并分解为疑虑和异议，随时准备供多种多样的使用；于是一个事件开始进行，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美德和恶习因来源于同样的规则、法则、例外和局限而变得彼此越来越相似，直至最后那个奇特的、但从根本上看来不可忍受的自我矛盾终于产生，这个矛盾曾是乌尔里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在对一种纯洁的、深刻和原始的行动方式的乐趣面前——这种乐趣像一个火花，既可以从许可的也可以从不许可的事件中蹿出来——好和坏之间的区别正在失去一切意义。是的，谁若无成见地扪心自问，谁很可能就会认识到，道德的禁阻部分比道德的要求部分带有更强烈的应力：一定的、被认为是“坏”的行为是不可以犯的，抑或，如果人们不顾一切还是要犯，那么起码也不要像占有别人财产或恣意放纵自己的行为那样地去犯。如果说这还显得比较自然的话，那么，与它们相称的肯定的道德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就是给予的完整献身精神或者杀灭尘世事物的兴致——却几乎已经丢失；只要哪儿还在行使它们，它们就是傻瓜和情绪不好的人或面色苍白的一本正经的人的事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美德虚弱、道德态度主要在于对不道德态度的限制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这种不道德态度不仅显得比那种道德态度更天然和有力，而且简直更符合道德标准，如果允许不是在公理和法律的意义上，而是作为压根儿还可以因良心问题引起的一切激情的尺度去使用这个词儿的话。但是也可能会有比在内心赞助坏事更充满矛盾的东西吗，因为人们带着人们尚还拥有的心灵的残余部分在寻找好事？！
这个矛盾乌尔里希还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感受到过，因为此刻他的思考所经由的这条上升的弧线又回溯到阿加特身上。她秉性中的那种乐意使用一种——如果他再次应用这个粗浅的词儿的话——善心做恶事的表达形式的意愿（这已经举足轻重地体现在对父亲遗嘱的侵犯中），伤害了他自己本性中的同样的意愿，这一意愿仅仅是具有了像思维一样的形态，人们不妨说，具有了一种简直是牧师的魔鬼崇拜的形态而已，而他作为人则不仅能够好歹活着，而且，如他所看到的，也不愿意受到搅扰。既怀着空虚沉重的满足感，也怀着嘲弄的明净，他发觉，他对“恶”的全部理论研究归根到底导致他最喜欢守护恶性事件使其免受向其接近过来的恶人的攻击；他突然感到内心有一种对善意的渴望，就像一个漂泊异乡的人也可能会设想，有朝一日回家并径直朝家乡走去，去饮他村里那口井里的水。可是假如他眼前没有浮现出这个比喻的话，那么他也许就已经发现，用当前大量存在的有着混合道德的人的概念去想象阿加特，他的这种全部尝试只是一个借口，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一个会使他更加大受惊吓的希望的损害。因为奇怪的是，一旦人们一同梦想它，他妹妹的这种态度——如果人们有意识地考察它，人们就不得不谴责它——便会产生一种媚人的引诱力；因为随后一切争端和分歧就会消失，一种富有激情的、肯定的、催促行动的善意就会形成，与它那些站不住脚的日常的形态相比，这种善意很容易看上去像一种古老的恶习。
乌尔里希不想轻易这样提升自己的情感，他更不愿意因他要写的这封信而这样做，所以他就重新把自己的思绪向外引向一般。他的思绪本来是会显得不充分的，假如他没有回想起，在被他共同经历的时代里对一种来自圆满的义务的渴望曾多么轻易和频繁地导致这样的结果：从各个美德的储备中时而被取出这一个，时而又被取出另一个来，并且被放到一种吵吵闹闹的崇拜的中心地位。曾轮到过民族的美德，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美德，一会儿不锈钢，一会儿善意，时而个人性格，时而团体精神，今天十分之一秒，前一天具有历史意义的泰然自若：公众生活的情绪变化归根到底以这样的重点观念的互换为基础：但是这总是让乌尔里希采取漠不关心态度，只是导致他感到自己置身事外。现在这对他来说也只意味着对这个一般性概念的一种补充，因为只有不完全的认识才能使人相信，人们用已经包含在道义上的生活不可解释性中的一种解释就能够对付得了这种不可解释性，这种已经到达向变大了的并发症发展的阶段上的不可解释性。这样的尝试只像一个病人的动作——这个病人烦躁不安地更换卧势，而把他困在床上的瘫痪症却在不断恶化。乌尔里希确信，产生这些尝试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它标明一个阶段，每一个文明从这个阶段又走向下坡，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文明有能力用一种新的紧张关系去取代已经失去的内部的紧张关系。他也确信，每一种未来的道德将会遭到跟每一种过去存在过的道德同样的命运。因为道德的松懈，其原因不在于信条的范围以及信条的遵循，它不依赖信条的差别，它对外表的严酷充耳不闻，它全然是一个内部的过程，跟一切行动的意义以及对行动责任统一性的信仰的一种减弱意义相同。
这样，乌尔里希的思绪便又回到那个观念上——他曾讥讽地转向莱恩斯多夫伯爵，把那个观念说成是“精确性和心灵的总秘书处”；虽然他一般地也无非只是大大咧咧开着玩笑讲到这件事，但是现在他却认识到，自他是一个成年男子以来，他就一直不曾采取过别的态度，就仿佛一个这样的“总秘书处”是在可能范围内的似的。也许——他可以自我解嘲地这样说——每一个有思想的人心中都怀有这样一个秩序的理念，恰似成年男人在胸前贴身携带着圣像，那个他们小时候由他们的母亲给他们挂在胸口的圣像；而这幅秩序的图像，这幅人们既不敢认真对待也不敢取下的图像，它看上去不会跟这模样有多大的不同：一方面，它模模糊糊地描绘出对一种正当生活法则的渴念，这种法则是坚强的、自然的、它不允许有例外，不显露出异议，像醉酒那样放松，像真理那样清醒；但是另一方面，其中却反映出这样的信念：自己的眼睛永远也不会看一个这样的法则，自己的思维将永远也不会去思考它；这样的法则将不是可以通过个别人的信息和权势招引得来的，而是只能通过所有人的努力，倘若这并非压根儿就是一种幻觉的话。乌尔里希迟疑了片刻。毫无疑问，他之所以是一个信教的人，只不过就是什么也不信罢了：他的对科学的最大的献身精神从未能够使他忘记，人类的美和善意来自于他们所相信的事情，并不来自于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但是信仰却一直是和知识联结在一起的，即使只是和一种想象出来的知识，自从信仰在远古被美妙地创立以来便是如此。这部分古老的知识早已腐朽，已经把信仰连同自身一起卷进腐烂之中：所以今天必须重新建立这种联系。当然不单单是以人们使信仰达到知识高度这样的方式，而是要让信仰从这个高度向上飞翔。超越知识的艺术必须重新被运用。由于这一点不是个人力所能及，所以所有的人把意识集中在这上面。不管他们还会在哪儿获得这种信仰；如果说乌尔里希此刻想到了一个十年、百年或千年计划——人类为了把自己的努力对准自己实际上还不认识的目标而为自己制订了这个计划——那么，他无需多问便可知道，他早就以为这就是多种名目下的真正通过实验证实的生活。因为他说信仰这个词儿不但是指那种枯萎的求知欲，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种信教的无知，而且也是指意识到的预感，某种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想象的东西，但也不是信仰，而恰恰正是“那种别的东西”，那种不属这些概念范畴内的东西。
他迅速把他的信拉到身边，但立刻又把它推开。
他的脸，刚才还热得发红，这时又冷却下来，他顿时觉得他的这个危险的最爱想的念头颇有些可笑。像是用一束从一扇迅速打开的窗户投出去的目光那样，他感觉到，什么东西正实实在在地包围着他：大炮、欧洲的交易。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也许会在什么时候联合进行一种审慎的他们的精神命运的导航，这个观念简直是无法形成的，而乌尔里希则不得不看到，历史的发展也永远没有像在个人的精神中万不得已时可能的那样在一个有计划的理念的结合中进行，而是一直挥霍无度、极端浪费，像一个赌徒那样举止十分粗野。他甚至感到有些惭愧。他在这一时刻里所考虑的一切让人满腹狐疑地想起某种“对一项指导性决定的作出和居民中参与者们愿望的确定所作的调查”；甚至，他觉得，他压根儿是在进行道德说教，这种理论式的思考，这种在烛光下观察大自然的思考，这是完全不自然的，而俭朴的、习惯于明媚阳光的人却一直只是抓取距离最近的东西，从不考虑别的问题，只琢磨这一个完全明确的问题，他是否会、是否敢于做出这个动作来。
这时，乌尔里希的思绪又从一般向他本人涌流回来，他顿时就感觉到他妹妹的含义。他已经向她指明过那种奇特和不受阻止的、不可信和不可忘却的状态，那种一切在其中是一个“是”的状态，这就是那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除了道德的运动以外没有能力进行别的精神方面的运动，所以也就是这种唯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一种没有中断的道德，即使它只意味着：一切行动无端地在这种状态中飘浮。阿加特什么事也没做呀，她只是向这方面伸出手而已。她是伸手的人，现实世界的物体和形象取代了乌尔里希的思考。他已经思考过的一切现在在他看来只是延缓和过渡。他想“顺其自然”，看看阿加特的想法会产生什么结果；而神秘的希望已经开始进行一个按通常的理解是耻辱性的行动，此刻对他来说这就完全是无所谓的了。人们只能耐心等待，看这“上升和下降”道德是否会跟简单的诚实道德一样在这上面显出自己的适用性来。他回想起他妹妹的这个感情强烈的问题：他自己是否相信他对她讲的话。但是现在他也跟当初一样不能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他向自己承认，他正在等候阿加特，以便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瓦尔特在电话里突然劝说他，气急败坏地提出一连串理由，乌尔里希漫不经心地、欣欣然地听着，当他放下听筒、挺直身子时，他还一直感觉到那如今终于停止下来的铃声；低沉和黑暗令人舒适地向周围涌流回去，但是他说不出这种情况发生在声音中还是在颜色中，这就像一种所有感官的低沉。他面带微笑拿起那张信纸——他已经开始在这张纸上给他妹妹写信——在离开这房间之前慢慢将这张纸撕成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