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奥蒂玛一再有机会看到阿恩海姆身上种种不可预料的品行。
譬如根据他的建议“高级精英大会”（这是图齐司长带着某种嘲讽意味为“为庆祝陛下在位七十周年起草主导决议委员会”起的名字）有时也请一些大报的代表人物参加，而阿恩海姆则受到所有别的著名人物都望尘莫及的重视，虽然他只是作为没有公职的客人出席会议。因为出于某种不可预料的原因，报刊并不是精神的实验室和试验场所——它们是有可能造福公众成为这样的场所的——而是寻常的刊物和交易所。柏拉图——姑且举他为例，因为人们称他是十几个大思想家中最伟大的一个——如果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对这样一种报刊经营心醉神迷的：它可以每天创造、更换、精练一个新思想，它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速度把各种消息汇集到一起并且让一个由“得穆革”[34]们组成的班子随时检验这些消息中想象和真实的含量。他一定会以为一家报刊编辑部是思想泛滥的美妙场所，他曾经如此恳切地描写过这种场所的存在，以致如今所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对他们的孩子或雇员讲话时仍是个理想主义者。假如柏拉图今天突然造访一家编辑部并证明自己确实就是那位两千多年前死去的大作家，那么他自然会引起巨大轰动并受到隆重礼遇。假如他随后就能在三周内写出一卷哲学旅行游记书信和几千篇他那些著名的短故事，也许也将一两部自己的旧作拍成电影，那么他肯定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子过得不错。然而，只要他回归的现实性一过，如果柏拉图先生还想实现他那些从未得以贯彻的著名思想中的一个，那么主编就只会邀请他间或给报纸的文艺副刊撰写这方面的文笔优美的小品文章（但尽可能轻松活泼，别那么艰涩，照顾读者群），而且这个专栏的编辑还会补充说，这样的文章他至多只能每月发一篇，因为还要照顾那么多别的有才能的人呢。随后两位编辑先生就会有这种感觉：他们已经为一个人出了很多力，这个人虽然是欧洲政论界巨擘，但却有些过时并且其现实价值无法与一个像保罗·阿恩海姆这样的人相提并论。
说到阿恩海姆，他虽然也许绝不会赞同这种说法，因为他对所有伟大的崇敬感是会由此而受到伤害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却会觉得这很可以理解。在乱七八糟什么话都有人讲的今天，在预言者们和骗子们操着同样的习惯用语的今天，他们之间只有小小的区别，没有哪个忙人会有闲暇去核对这些区别的，在各编辑不断受到某某是天才叫喊声烦扰的今天，正确认识一个人或一个思想的价值是一桩很艰难的事；人们本来就只能凭借听觉来辨别，编辑部门前的喃喃低语、窃窃私语和嚓啦嚓啦的扒抓声何时足够响亮，可以作为公众呼声被准许进入。不过，从这一刻起天才也就进入另一种状态。这不再只是一件关于书评和剧评的空洞无谓的事情——对于这种评论的矛盾，一位如报刊所希冀的读者并不认真看待，就像不认真看待儿童的饶舌——而是获得了一个事实的等级，带有种种应有的后果。
愚蠢的狂热者们忽略隐藏在这背后的那种对理想主义的绝望的需求。写作和必须写作的世界充满已经失去对象的夸张话语和概念。大人物和大振奋的特征，其生命力比其诱因还长久，所以大量特征遗留了下来。它们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一个有名望的人物为另一个有名望的人物创造出来，但是这些人物早已死了，而幸存的概念则必须被应用。所以如今人们不断寻找配得上这些修饰语的人物。莎士比亚的“极大丰富”，歌德的“博大精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深度”以及一个长久的文学发展进程留下的所有其他的观念成百上千地萦绕在写作者们的脑海里，而如今这些人则纯粹由于滞销已经在称一个网球战略家深不可测或者称一个流行诗人伟大。人们明白，如果他们能够把自己库存的话语毫无损失地推销出去，他们是会感激不尽的。但必须是推销给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的重要性已经是一个事实，致使人们懂得，这些话语会在他身上表现出来，虽然在哪里表现出来，这一点儿也不重要。阿恩海姆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因为阿恩海姆就是阿恩海姆，他生来就是他父亲的继承人，对他所说的话的现实性不可能有什么怀疑。他只需稍微费心说些人们怀着良好意愿会觉得意义重大的话。阿恩海姆自己也把这概括为一个正确的原则。“一个人的大部分现实重要意义在于能让自己为同时代人所理解。”他惯常这样说。
所以这一回他也和紧紧盯住了他的报界相处得很好。他对雄心勃勃的金融家和政治家只付之一笑，这些人巴不得向报纸收购整片整片的森林；他觉得这种影响公众舆论的尝试是如此粗鲁笨拙和灰心丧气，就像一个男人表示愿意给一个女人钱以支付她的爱情，却不知道通过激起她的幻想可以以便宜得多的代价得到一切。他回答向他询问高级精英集会情况的记者们说，这一聚会的事实就已证明了它的深刻的必要性，因为在世界历史上不会发生任何无理性的事，这个回答极妙地切中了他们的职业情调，于是他这句名言便在好几家报纸上刊登了出来。仔细一琢磨人们发现，这也确实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把一切正在发生的事看得很重要的人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念的话：不会发生任何无理性的事；但是话又说回来，众所周知，他们是宁死也不会把什么事情看得太重要的，哪怕这恰恰正是意义重大的事情。包含在阿恩海姆这句话里的那一丁点儿的悲观主义极其有助于使这桩爱国事业获得现实的显要地位，况且他是个异乡人这一情况如今也可以被解释为整个外部世界对奥地利的极其有趣的精神进程的关心。
参加群英会的其他著名人物没有这样无意识地讨好新闻界的才能，但是他们察觉到了这种作用；而由于著名人物们一般来说互不了解，在把他们大家聚到一起来的永恒列车里，他们往往只在餐车里才相互见面，所以阿恩海姆所获得的特殊的声望也一股脑儿地对他们产生影响，因而虽然他依旧避不介入各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在高级精英集会上他却完全自动地被赋予一个中心人物的角色。这一集会越是向前进展，便越是清楚地显示出，他是这次聚会的真正的头号新闻，虽然他其实没有为此做任何事情，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他也在与那些著名的与会者的交往过程中表露出一句可以被解释为爱说实话的悲观主义的评语，人们可以将这句评语理解为：对群英会大概是没什么好期盼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仅仅是一项如此高贵的任务本身就需要大家热忱献身、无私奉献。一种如此柔和的悲观主义也赢得了大人物们的信任；因为出于某些原因，认为精神今天压根儿就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的想法，比认为一个同事的精神将会获得这种成功的想法更令人喜爱，而人们则可以把阿恩海姆对群英会的审慎评语理解为对这种机会的一种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