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恩海姆首先摆脱这股魔力。因为按他的观点,较长时间滞留在这样一种状态不可能不使人要么向下沉落去作一种含糊、无内容、安详的思考,要么把一个固定的思想和信念的框架强加于这专致凝神,而这种框架却不再与专致凝神有着完全相同的本质。
这样一种手段虽然杀死灵魂,但随后似乎将灵魂保存在小罐头里供普遍使用,它向来就一直是灵魂与理智、信念和具体行动的结合,所有的道德、哲学、宗教便都是成功地照本宣科的。这样说来,真是天知道,究竟什么是灵魂!只听从灵魂的劝告,这一强烈的愿望留下一个无法测度的活动余地,一种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对此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怀疑,而且人们有实例,证明几乎可以说从化学角度看,纯洁的灵魂在肆无忌惮地犯罪。一旦与此相反地,一个灵魂有了道德或宗教、哲学、职责和美的领域里的加深了的市民教育和理想,它便得赠一套规章、条件和施行条例,灵魂必须先执行这一套,然后才可以想到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灵魂,而它的火焰则像一座高炉的火焰那样被引入美丽的长方形沙盘之中。然后,基本上就只还剩下合乎逻辑的问题有待解释,即这一类问题:一个行动是否会受到这一戒律或那一戒律的约束,而灵魂则对大战后的战场一目了然,死者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立刻就能发现哪里还尚存一息生命。所以人便尽可能迅速地实行这一过渡。如果他像青年时代有时会出现的那样受到信仰方面的忧虑困扰,那么他便立刻转向迫害无信仰的人;如果他受到爱情的惊吓,便使爱情成为婚姻;而如果他被一种什么别的兴奋情绪攫住,便避开长久生活在这种激情中的不可能性,办法就是,他开始为这种激情而活着。这就是说,他用为自己的理想状态所做的工作,用众多达到目的的手段、障碍和可以可靠地担保自己永远不需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意外事件,不是度过他的理想状态的,而是他每个日子的众多时刻——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需要一种内容和推动力。因为只有傻瓜、精神病人和有固执念头的人才能长久坚持住这生气勃勃的激情;健康的人不得不满足于发表声明,说是没有一丝儿这种神秘的激情他便会觉得生命没有了生命的价值。
阿恩海姆的生活充满活力;他是一个讲现实的人,他面带友好的微笑并且不无感受力地倾听老派奥地利人的良好社交辞令,人们在这个他亲身参加的会议怎样谈到了一个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施汤所和责任感以及军事进军之间的关系;他丝毫没有像乌尔里希所做的那样对此进行取笑的意思,因为他确信,能理解伟大的思想远不如承认这样寻常而有些可笑、外貌好看的人是理想主义的动人核心显得更有勇气和优越性。
但是当狄奥蒂玛,这个带有一种维也纳人优势的古希腊罗马式女子在讲话中间提及世界-奥地利这个词儿,一个像火焰那样灼热和违反常情的词儿,某种情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人们讲述过一则有关他的故事。他在自己柏林的寓所里有一个厅,厅里摆满了巴罗克式的和哥特式的雕塑品。可是不同于天主教教会(阿恩海姆极其爱戴它)往往用很幸福的、甚至欣喜若狂的姿势来塑造它的圣徒和行善的先驱。那里的圣徒们则在各种状态中死去,灵魂拧一个个肉体犹如拧一件衣服,好像要拧干这件衣服的水。胳臂和扭转的脖子那如军刀般交叉的姿态,脱离了它们原来的环境并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联合了起来,给人以精神病院里紧张症患者大聚会的印象。这一套收藏受到高度评价并把许多艺术学者引到阿恩海姆这里,使他得以与他们进行学术交谈,但是他也常常只身一人坐在厅里,于是心情便完全不一样了;他心中有一种像面对一个半癫狂世界的具有惊恐性质的惊讶感觉。他觉得,在道德中本来曾燃烧过一团难以描绘的火,连他这样一个有才智的人一看到这团火也不能有更多的作为,只有死死盯住这堆已烧尽的煤的分儿。全部宗教和神话通过讲述各种法律最初是由诸神赠送给人类而所表达的东西的这种模糊的现象,对灵魂的一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而势必令诸神感到喜爱的早期状态的约莫了解,这随后便在他那平素沾沾自喜展开的思维的四周形成一圈奇异的不安的痕迹。阿恩海姆有一个助理园丁,一个据他所称极纯朴的人,他常常和此人谈论花卉的生命力,因为人们从这样一个人那儿可以比从学者们那儿学到更多的东西。直至有一天阿恩海姆发现这位助理园丁偷他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他简直是在拼命弄走他到手的一切东西,并且把变卖所得的进款储蓄起来,以便使自己能独立自主,这是日夜盘踞在他心头的唯一念头;但是有一回丢失了一件雕塑品,叫来帮忙的警察搞清楚了来龙去脉。在阿恩海姆获悉这一发现的那个晚上,他让人把此人叫来,为他误入强烈获利欲望的歧途而责备了他整整一个晚上。人们讲述说,当时他自己很激动,有时简直快要躲进旁边一间黑暗房间里去哭泣。因为他羡慕这个人,出于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第二天早晨他让警察把他带走。
这则故事得到了阿恩海姆的亲近朋友的证实,而这一回他的心情也和这相似,他和狄奥蒂玛单独站在一个房间里并感觉到某种像这四壁的周围世界在熊熊燃烧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