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加特登上火车、开始作一次出乎意料的旅行去见她父亲的时刻，发生了某种跟突然断裂有惊人相似之处的事情；启程的瞬间所爆裂成的这两个部分互相蹦离得如此之远，仿佛它们从来就不是属于同一个整体似的。她的丈夫把她送到车站，在她驶离的时候，他像在告别时理应的那样脱下了帽子，把它，把那顶硬挺、圆形、黑色、显著变小的帽子斜着向前伸向空中，这使阿加特觉得，仿佛火车迅速向前行驶，站台以同样快的速度在向后倒退似的。虽然她刚才还认为她不会出门太久，丧事一办完就立刻返回，但是此时此刻，她打定主意不再返回，而这时她的意识则变得焦灼不安起来，就像一颗心，这颗心一下子看到自己逃脱了一个它懵然无知的危险。
阿加特事后想起这件事来，对此并不完全感到满意。她不赞成自己的这种态度，这种状况使她想起了她在童年时代，就在刚开始上学后不久得的一场怪病。当初她发了一年多的低烧，热度既不升高，也不减退，她瘦成皮包骨，这让医生们感到一筹莫展，他们找不到病因。这场病后来也从未弄清楚过。眼看着大学里的著名医生们神情威严、满怀智慧地第一次走进房间，一星期一星期地逐渐失去一些他们的自信，阿加特心里颇为得意；虽然她顺从地服用开给她的每一剂药，而且确实很想康复，因为人们要求她康复嘛，可是她却为医生们的处方无济于事感到高兴；在她的形容越来越显得消瘦的同时，她却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尘世的或者至少是异乎寻常的状态之中。她为只要她有病大人们便对她没有控制力感到自豪，她不知道自己的小小躯体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到头来这个身体自愿康复了，而且是以一种显然同样不平常的方式。
后来，仆人们对她讲起这件事，她对此几乎已经懵然不知。仆人们声称，她让一个经常到屋里来、但有一回被粗暴地轰出门去的女乞丐用魔法给迷住了；阿加特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这种说法上有多少真实成分，因为管家夫妇虽然喜欢煞有介事地作些暗示，但却从不作任何说明并且对据说是阿加特的父亲颁布的一项严格的禁令表现出恐惧的心理。她自己只记住了这个时期里的一个唯一但却生动的景象：她看见她的父亲在眼前浮现，看到他怎样怒火中烧痛地打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并多次张开手掴耳光；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就这么一次看到这个个头矮小、平时一向极其正直理智的人完全变了样子、丧失了理智；但是她却记得，这事不是在她患病之前，而是在她患病期间发生的，因为她分明知道，她当时躺在床上，而这张床不是摆在她那间儿童寝室里，而是摆在下一层楼的“成年人身边”，摆在一间住房里，仆役们是不会让那个女乞丐进入这间住房的，即使她在厨房、洗衣间和楼梯间里并不是陌生人。是的，阿加特觉得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她患病的末期，她觉得这件事发生后不几天她便突然康复，便怀着那种奇怪的焦急心情从床上一跃而起，这场病就和它开始时一样意想不到地以这种焦急心情结束。
然而，对于所有这些记忆中的事，她都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抑或是烧热发作时的一种臆想。“很可能这件事只是来得有点蹊跷，”她气恼地想，“这些印象居然能这样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而我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出租车在石子路面铺得低劣的胡同里颠来簸去，妨碍正常谈话。乌尔里希曾建议利用冬季天气干燥作一次郊游，而且也选中了一个目的地，这其实不是什么游览地，但却是向半记忆中的自然景色的一次挺进。现在他们待在一辆汽车里，这辆汽车将把他们送到城市边缘。“这件事一定来得有点蹊跷！”阿加特暗自重复她方才想过的这句话。她在学校里学习也有类似的特点，她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愚笨还是聪明，心甘情愿还是勉勉强强：人们要求她作出的回答毫不费劲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可是她却始终不开窍，不明白这样学习的目的何在，她觉得自己受到内心深处的一种漠不关心态度的保护，是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害的。得了那场病之后，她跟从前一样高高兴兴地又去上学了；由于一个医生想到了一个主意，觉得消除她在父亲家宅的寂寞、让她和同龄人生活在一起，这也许有好处，人们便把她送进一所教会学校去学习：在那里她也被视为性情开朗、易受管教，后来她就上了九年制高级中学。每逢人们告诉她什么事情是必要的或者真的，她便总是以此为准并乐意接受一切人们要求于她的，因为她觉得这样最不费劲；对与她没有关联并且显然属于一个按父亲们和教师们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世界的固定规章制度做出什么反对的行为来，她觉得这是荒唐可笑的。可是她对她所学的东西一个字也不信，而由于她尽管有着她那看似顺从听话的举止，却并不是模范学生并且在愿望与信念发生抵触时总是从从容容地做她想做的事，所以她受到同学们的尊敬，甚至钦佩和喜爱，这是善于举止潇洒就可以在学校里获得的那种好感。甚至，可能是她自己安排好了这场奇特的儿科疾病，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此外她一直是身体健康、从不精神紧张的。“简直就是个懒懒散散、毫无价值的人！”她无把握地断定。她记得，她的女友们常常比她自己更强烈地对呆板的寄宿学校校纪表示不满，她们何等义愤填膺地对这秩序进行了攻击；然而，她经观察发现，原来恰恰是那些对个别部分反抗最烈的人，后来对整个生活都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这些女孩子后来都成为家境优裕的妇人，她们教育她们的孩子时所使用的方式，跟她们自己所遭遇到的没有许多不同之处。所以，她尽管对自己不满也并不确信，做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会更好一些。
阿加特憎恶女性解放，简直就跟她藐视让男人为自己筑窝的女性孵化需要一样。她乐意回忆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胸脯绷紧衣服并且带着炽热的嘴唇行走在空气清凉的街道上的那个时代。但是，像一个圆溜溜的膝头从粉红色丝网眼纱里露出来那样，女人的发达的性爱活动从遮蔽住的少女时代显现出来，这在她的一生中都曾在她心头激起过鄙视。每逢她问自己，她究竟有什么信念，便总有一个感觉回答她，说是她是被选定要去经历某种异乎寻常、另一种性质的事情；当初她对人情世故还几乎懵然无知并且对人们教给她的微不足道的知识不相信的时候，她就已经有这种感觉。她始终觉得这是一种神秘的、与这种感觉相适应的积极性：万不得已时，就一切顺其自然，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阿加特斜睨了乌尔里希两眼，他神情严肃、挺直身子在车里摇晃；她回想起，她虽然不喜欢她的丈夫但却没在新婚之夜就从他那儿逃去，对此他在第一天晚上表现出了多么大的不理解。在她等待他到来之际，她曾对她这位兄长怀有极大的敬意，可是现在她微微一笑并悄悄回忆起最初几个月里哈高厄尔的厚嘴唇在又短又硬的胡子里爱恋地撮成圆形时给自己留下的那个印象：整个脸随后便团成厚皮皱纹向嘴角延伸开去，她一见顿时便有一种厌腻的感觉：噢，这个人多丑！他那种轻微的教师虚荣心和宽容，她也是像忍受一种单纯身体上的厌恶——说这种厌恶在内部，倒不如说是在外面——那样忍受住了。在最初的惊异过去之后，她有时曾移情别人欺骗过他。“不妨这么说，”她心中暗想，“在最初的时刻，一个没有经验、知觉沉寂的人觉得对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的渴求就像霹雳砸在房门上！”因为她证明自己缺乏不忠实的才干：她一结识情人，马上就觉得他们不比丈夫更有魅力，她很快便以为，一个黑人部族的舞会假面具和欧洲男人戴的爱情假面具，她都可以同样认真地加以对待。倒并不是说她从来也没有丧失过理智，但是在进行最初几次重复尝试时热情就已经消失！经阐明了的想象世界和爱情的装腔作势并不让她陶醉。这些主要由男人加以充实的、其全部要旨就是“据说艰难生活有时也有一个软弱时刻”的心灵导演规章——连同某一个变软弱的亚种：这种沉没、这种止息、这种被接受、这种献身、这种屈服、这种发疯等等——她觉得这都是过甚其词，因为她并不觉得自己软弱，在一个由男人的实力建造起来的世界上。
直截了当地说，阿加特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哲学是女人的哲学，这个女人做什么事都不甘示弱并且不由自主地在观察男人企图在什么方面压倒她。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被倔强地掩饰住的沮丧；一直还搀杂着想促成一种陌生解体的受遏制的意愿，这种意愿也许甚至会随着表面反抗的减弱而增长。由于阿加特书读得很多，但天生不喜欢搞理论，所以她在将自己的经历和书本上和剧院里的理想加以比较时便往往有机会对这种情况感到惊奇：既不是她的引诱者们像陷阱迷惑一只野兽那样吸引住她——果真是那样的话倒也就符合唐璜式的自画像了，当初一个男人寻花问柳时惯常持这样一种态度——也不是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的共同生活按斯特林堡[7]的方式演变成为一场两性间的斗争，被俘获的女人——这是次要时尚——使出各种手段将她们的既专横又笨拙的主宰折磨致死。她与哈高厄尔的关系反倒跟她对他怀有的更深层的情感相反，一直是相当良好的。乌尔里希在第一天晚上为此使用了诸如惊恐、震惊和强奸这样的大字眼，它们完全是不恰当的。就在回想这件事时阿加特还在倔强地想，她为未能好好侍奉人而感到惋惜，在这门婚姻中一切反倒是进行得很自然的。她的父亲提出合情合理的理由支持这个男子的求婚，她自己曾决定重新结婚：好吧，那就结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这既不是特别美好，也不过分令人感到不舒服！甚至现在她还感到抱歉，她总是有意伤害哈高厄尔，只要她想这么干！她不曾希望得到爱情；她曾以为，不管怎么总会行的，他是个好人嘛。
毫无疑问，他是那些总是带着善意行动的人中的一个，但他们自己身上没有善意。看来，一旦善意变为善良的意愿或行动，它同时也就会从人的身上消失！乌尔里希是怎么说的？一条推动工厂运转的小河失去了自己的落差。这话，这话他也说了，但是这不是她所寻找的话。现在她找到的：“看来，其实只有不做许多好事的人才有能力保持其全部善意！”但是这时，就在她想起这句话来的时刻，显而易见，想必当初乌尔里希就是这么讲的，她却觉得这句话荒唐透顶。人们不能断章取义单单摘出谈话中这一句来嘛。她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这些话，用它们换成相似的话；但是这时便显示出第一句话是正确的话，因为别的话都是白费唇舌，它们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话乌尔里希是这么说了的，但是：“人们怎么能把行为坏的人称为好人呢？”她这样想。“这确实是一派胡言！”在他讲出这些话来的时候，这个论断尽管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但却是神奇的！“神奇”不是表达这个意思的恰当字眼：当她听到这句话时，她几乎高兴得恶心！这样的话语说明了她的全部生活。譬如这句话吧，就是在他们最近作长谈时讲的，在葬礼之后，在哈高厄尔教授已经又动身离去了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了，她的行为一直是多么漫不经心，当初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她简单地以为“总可以以某种方式”和哈高厄尔一起过下去的，因为他是个“好人”嘛！这样的意见乌尔里希经常发表，它们在某些个瞬间使她的内心完全充满幸福或不幸，虽然人们不能“保存”这些个瞬间。譬如什么时候，阿加特暗自思忖，他曾说过，他或许会爱一个小偷，但是爱一个按照习惯诚实的人，他才不呢？她一时间想不起来了，可是最妙不可言的是，她很快便觉察到，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她自己这样断言过。他所说的话当中的许多话她自己就已经考虑过，只是没有说出口来而已。因为这样明确的论断，像从前那样单凭她独自一人，是永远也提不出来的！阿加特，在行驶在市郊高低不平的道路上并把这两个无力说话的人用一张机械震动的网裹住的汽车的来回跳跃颠簸中，迄今一直感到很舒适，她在自己的思潮起伏中使用她丈夫的名字时并不怀有什么别的情感，她仅仅是把这视为这些思绪的时间和内容限定；但是这时不知怎么地有一种无尽的惊恐渐渐袭上她的心头：哈高厄尔曾实实在在地到她这儿来过！迄今她想到他时的那种公正态度顿时一扫而光，她的咽喉痛苦地抽紧。
他是葬礼那天早晨到的，尽管姗姗来迟却深情而急切地希望还能见上岳父一面，他去了解剖室，延误了盖棺的时间，以一种得体的、诚实的、紧凑的方式显得心情十分激动。葬礼后阿加特推说极度疲劳，于是乌尔里希就不得不和他的妹夫一道到外面去用餐。据他后来讲，哈高厄尔的絮絮不休惹得他直冒火，就像一个太紧的衣领，所以他也就尽了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走。哈高厄尔打算到首都去参加一个教育日活动，然后再在那里用一天时间到部里去办事和进行参观，他曾打算在这之前拿出两天的时间，作为殷勤周到的丈夫在他妻子身边度过并过问一下她的遗产继承事宜；但是按照事先和他妹妹商量好的，乌尔里希编造了一则故事，让在住所接纳哈高厄尔显得是桩不可能做到的事，并通知他说，已经在市里的头等饭店里为他订好了一个房间。哈高厄尔像预料的那样迟疑不决：住饭店不方便、昂贵、由于礼节的关系房费得由他自己支付；另一方面，也许也可以用两天工夫在首都办事和参观，如果在晚上动身，还可以节省一夜的宿费呢。于是，哈高厄尔假惺惺地故作姿态，说是让乌尔里希为他操心，他心里很过意不去。最后，他坦白说出了自己的几乎不能更改的决定：他当天晚上就走。这样，就还只剩下继承问题有待处理了，想到这里阿加特又微微一笑，因为遵照她的愿望乌尔里希告诉她的丈夫，说是遗嘱几天以后才可以开启。说是有阿加特在这儿呢，她完全可以维护他的权益，他也将会收到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此外凡是涉及到家具、纪念品等等物件，乌尔里希作为单身汉不会提出任何要求，完全可以满足他妹妹的愿望。末了他还问哈高厄尔是否同意，倘若他们打算卖掉这幢无人居住的房子的话，这个表态当然没有约束力，因为他们之中还没有哪个看见过遗嘱；哈高厄尔表示，这当然没有约束力：他暂时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必须保留在确实付诸实施时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这一切都是阿加特向她的兄长建议的，他鹦鹉学舌般说了这些话，因为他什么想法也没有，一心只想摆脱哈高厄尔。可是阿加特突然重新感到恶心，因为在她这样成功地安排了这件事之后，她的丈夫在她兄长的陪同下还到她这儿来向她辞行。阿加特采取尽可能不友好的态度并声言，她说不好什么时候回去。她了解他的为人，所以马上便察觉到，他对此没有作好思想准备并且对他如今因决定立即动身离去而显得自己冷酷无情感到很生气；他还事后突然对要他住旅馆的这个无理要求，对他受到的冷遇感到恼火，但是由于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所以他没吭一声，决定以后再跟他妻子去算这笔账，在拿起帽子之后便按惯例吻了她的嘴唇。这个吻，这个让乌尔里希在一旁看见了的吻，它似乎让阿加特无地自容。“这怎么可能呢，”她惊愕地问自己，“我怎么会在这个人身边忍辱含垢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难道我不是已经不加反抗地忍受了我的全部生活了吗？！”她强烈责备自己：“哪怕我有一点点骨气，就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阿加特把脸从她迄今一直在打量着的乌尔里希身上扭开，向窗外望去。低矮的市郊房屋、结冰的道路、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这便是一个恶劣、荒凉的地区的印象，它们从一旁缓缓行驶而过；它们在指责她的生活是一片荒芜，她感到自己稀里糊涂地已经陷入这一片荒芜之中。现在她不再挺直身子坐着，而是让自己的身子略微下滑，靠在出租马车发出已老化气味的垫枕上，以便可以较舒适地从窗户向外张望，并且不再改变这个不美的坐姿，随着马车的一颠一簸她的肚子狠命地一摇一晃。就在这个身体像一块破布那样被抖动的时候，她心头油然生出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个身体是她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有时候，她作为寄宿学校的女学生清晨在朦胧天色中醒来，她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仿佛她乘着自己的身体，像在一条小船的船舱板之间那样，向着未来漂流而去。现在她比当初大约年长了一倍。马车车厢里的光线跟当初一样半明半暗。但是她还一直不能想象自己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对前途也感到渺茫。男人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一种补充和充实，但不是精神的内涵；人们对待他们，就跟他们对待别人一样。她的身体告诉她，不多几年以后它就会开始丧失自己的美：而这种丧失的感觉，这种直接来自身体自身的自知之明的感觉，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言语和思想来表达。到那时候就一切悔之晚矣。她想起来，乌尔里希曾以相似的方式谈到过他的体育运动的徒劳无用；就在她强迫自己扭开脸待在窗口的当儿，她打定主意要好好问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