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情况因阿加特的在这时很少被考虑到的丈夫而有了变化。
一天早晨——它结束了这几天的欢乐——她收到一封沉甸甸公文用纸标准尺寸大小的信，信封用大而圆的黄色火漆印封口，火漆印上用白色字母赫然写着“皇帝及国王的鲁道夫高级中学”字样。还在她手里拿着这封未开启的信的时候，一片空白的脑海里顿时便又浮现出房屋，三层：有保养照管得很好的窗户的无声反光；外面棕色窗框上都有白色温度计，每层一只，便于让人了解天气状况；窗户上方有希腊式三角楣饰和巴罗克式贝壳状墙面，还有从墙上突显出来的脑袋和神话中的哨兵，它们看上去，就仿佛是在细木工车间里制造出来并油漆成石头模样的。一条条街道透着棕色和湿意穿过城市，它们作为公路伸展进来，带有行驶过久而出现的车辙，街道两侧是一家家带有崭新陈列商品的商店，尽管如此看上去却像三十年前的妇人，她们撩起她们的长裙，却下不了从人行道走进大街上污泥里去的决心：阿加特脑海里的外省！阿加特脑海里的幽灵！无法理解的“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她自以为已经永远摆脱了它！还有更无法理解的：自己居然曾经与这联结在一起过？！她看到那条路从她家宅大门沿着熟识房屋的墙一直延伸至学校，这段路她丈夫哈高厄尔每天走四次，开始时她也曾经常走这条路，从他家里陪他去上班，在她小心翼翼不放过一滴那剂苦汤药的时期。“现在哈高厄尔会不会正在去饭店吃午饭呢？”她暗自思忖，“现在他是不是正在撕往常都是我每天早晨撕下的日历呢？”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又具有了某种极其值得考虑的性质，仿佛它永远也不会消亡似的；她怀着隐藏在内心的恐惧看到那熟悉的恫吓感觉正在自己心中苏醒，这种感觉由冷淡、丧失的勇气、对丑恶的餍足和一种自己的一丝儿无把握状态组成。她怀着一种渴望打开这封她丈夫写给她的厚厚的信。
当哈高厄尔教授参加过他岳父的葬礼并在首都作简短逗留后又返回他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完全就跟每次他作完短途旅行那样地对待他；怀着妥善料理了一件事、如今可以脱下旅行鞋换上穿起来倍感舒服的便鞋的这种愉悦意识，他转向他周围的人。他到他的学校去；他受到守门人的恭敬问候；当他遇到他属下的教员时，他觉得自己颇受欢迎；在校长办公室里各种案卷和事务等着他来了结，他不在时没有人敢去碰它们；他急匆匆走过过道时，伴随着他的是他的脚步给学校带来勃勃生机的这种感觉：戈特利布·哈高厄尔是一位名人并且知道自己是名人；他的额头闪耀出激励和欢乐的光芒照亮着这幢受他领导的教学楼，而当他在校外被问及他夫人现在何处，身体可好时，他便总是俨然一个知道自己光荣地结了婚的男人，十分镇静地作出回答。众所周知，一个男人，只要他还有生育能力，便会觉得婚姻生活的短暂停歇，犹如一副轻便的枷锁从他身上之被取下，而且他也根本不怀有什么恶意并且在休养生息之后精神为之一爽地又承担起他的幸福。一开始，哈高厄尔也是这样毫无邪念地对待阿加特的缺席的，而且起初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妻子多久没回家了。
确实是那份挂历才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上面来，这一天一天撕下来的日历纸在阿加特的记忆中表现为可怕的生命象征；它挂在餐室里成为一个不该附着到墙上去的斑点——自从哈高厄尔将它从学校拿到家里以来，它便作为一家文具纸张商店的新年礼品而黏着不动了；尽管它索然无味，阿加特却不但容忍而且甚至还照管它。假如哈高厄尔在他妻子启程后自己接管了从这本挂历上撕下日历纸的工作，这倒本来是完全符合他的本性的，因为让这部分墙壁简直是变得十分荒芜，这违背他的习惯。可是，另一方面，他是一个随时都知道在无穷尽的时间海洋里自己处在哪个星期和月份等级上的人；另外，他反正在学校办公室里有一本日历，于是他终于恰恰在自己尽管如此还是想举起手来整理好自己家里的计时系统的时候微笑着在心头泛起一种特殊的想突然中止的感觉，这是一种冲动，一如后来情况表明的那样，是那种可以预示命运的冲动，但是他起先却认为这种冲动只是一种细腻的、骑士般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他感到吃惊并自动使他感到满意：他决定在她回来之前不去触动这一页表明阿加特离家日期的日历纸，以示尊敬和纪念。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挂历渐渐变为一个化脓的伤口，哈高厄尔一看见它便想起，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多久。节省情感、勤俭持家的他给她写明信片，向阿加特报告有关自己的消息，并渐渐越来越迫切地向她询问她的归期。他没有收到回音。此后不久，当熟人们遗憾地问他是否他的夫人还将长期服丧不归，他也就不再喜气洋洋的了；但是令他感到幸运的是，他总有许多事情要干，因为除了学校日常工作和他所属各协会的任务以外，他每天也还经邮局收到大量邮寄来的邀请、询问、声援、抨击、校样、杂志和重要图书：哈高厄尔其人虽然生活在外省，作为他有能力给一个陌生的过路旅客留下的不美好印象的一个部分，但是他的精神是定居在欧洲的；这在长时间内妨碍他领悟阿加特离家出走的全部含义。然而，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乌尔里希寄来的信，乌尔里希在信里干巴巴地通知他必须通知他的情况：阿加特不想再回到他身边并请求他同意离婚。这封信尽管在形式上礼貌周到，但却撰写得如此无情和简短，以致哈高厄尔愤怒断定，乌尔里希在写这封信时恰恰只照顾到这么一丁点儿他这个收信人的情感：就好像想去掉一片树叶上的一条小虫。他的第一个内心抗拒动作就是：不认真看待，耍脾气！这条消息像一个愚弄人的幽灵躺卧在一大堆像白昼一样明亮的刻不容缓的工作和光荣涌流而来的表彰中。晚上，哈高厄尔又看到他那空落落的寓所，他这才坐到写字台前，言简意赅地告知乌尔里希：最好还是就当他没作过这样的通知。但是不久乌尔里希又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拒绝这种观点，在阿加特不知情的情况下重申了阿加特的要求，仅仅是作了较为礼貌和详尽的说明，要求哈高厄尔在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骤方面尽可能给予方便，说是一个有他这样道德水准的人理当如此行事，而且这样做之所以可取也出于这样的原因：可以避免一场公开争论的恶劣伴随现象。哈高厄尔这才意识到形势的严重并拿出三天的时间，写好了一封回信，一封事后既挑不出任何毛病也没任何令人惋惜之处的回信。
在这三天中的两天里他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有人朝他心口上捅了一下。“一场噩梦！”他多次感伤地自言自语；每逢他不是很凝神留意时，他便不正视这个现实要求。在这些日子里他心头笼罩着一种酷似失恋的极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还加上一种类属不明的嫉妒，这种嫉妒分明不是针对那个情人的——他猜想这是阿加特的态度的因由——而是针对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受到它的歧视了。这是一种羞臊，就像羞臊一个非常正派的人，这个人打碎或忘记了什么东西：某种东西——它很久很久以来就在头脑中有其牢固的位置，这个位置人们不再觉察，但许多事物依赖于这个位置——它一下子破碎了。脸色苍白、精神恍惚，怀着真正的痛苦——绝不可以因为这种痛苦缺乏美感就低估了它——哈高厄尔到处游逛，避开熟人，畏畏缩缩，怕作不得不作的解释、怕忍受不得不忍受的羞辱。在第三天上他才终于坚定了态度：哈高厄尔对乌尔里希有一种大的、自然的厌恶感，完全就跟乌尔里希对他有这样的厌恶感一样；虽然这种情况还从未怎么明显表现出来，但是现在却昭然若揭了，因为他预感不祥地把阿加特的态度统统归罪于他的这位内兄，阿加特显然是让她这位吉卜赛人般生性好动的兄长搞得神魂颠倒了；他在写字台前坐下，用寥寥数语要求他妻子立刻返回，斩钉截铁地表示，一切其余的事宜他作为她的丈夫将只跟她本人讨论。
乌尔里希来信表示拒绝，措辞同样简短而斩钉截铁。
于是哈高厄尔便决定对阿加特本人施加影响；他制作与乌尔里希信件往来的副本，并附上一封字斟句酌的长信，这一切加在一起，便是阿加特打开这只用正式火漆印封好的大信封时所看到的。
哈高厄尔本人的心情，就仿佛眼看就要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办完公务下班回家后，晚上他坐在这“荒凉的寓所”里，面前摆着一张信纸，一如当时乌尔里希面前摆着另一张信纸那样，他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但是在哈高厄尔的一生中这众所周知的“纽扣方法”已经反复获得过成功，这一回他也用上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要领就是：人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自己的思想施加影响，而且也在面对令人激动的任务的时候，就像一个人让人在他的衣服上缝上纽扣，因为假如他误以为没有这些纽扣可以更快地把这些衣服从身上脱下来，他也只会对损失时间感到惋惜。譬如英国作家索维——哈高厄尔把此人论述这一方法的文章拿过来，因为即便在忧伤中他依然觉得把它跟他自己的观点进行比较是件重要的事情——这位英国作家指出在成功的思维的过程中有五个这样的纽扣：一、对一个事件的观察，这些观察直接让人感觉到解释这一事件的一种困难；二、这些困难的进一步界定和确定；三、推测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四、理智地展开这一推测的结果；五、为了接受或拒绝这一推测而作进一步观察并从而获得思维的成功。哈高厄尔曾成功地把一种类似的方法应用到像草地网球这样一项文雅的活动上，当时他在国家文职人员俱乐部里学会打草地网球，感到这项运动有一种显著的精神方面的魅力，但是在纯粹涉及感情的事情上他还从未使用过这种方法；因为他日常的内心经历绝大部分由业务关系组成，在较有个人色彩事件上则由那种“正当的感情”组成，这种感情是一种所有白种人身上在适当情况下可能会有的以及正在流行的感情的混合物，适当增加上某些与地方、职业或身份相当的近在眼前的感情。所以这些纽扣是可以在缺乏练习的情况下应用到他夫人要和他离婚的这种不寻常的要求上的，这种“正当的感情”在遇到使一个人感到悲伤的困难时甚至显示出容易分裂的特性：一方面，它告诉哈高厄尔，说是一个像他这样合乎时代精神的人受到许多方面的约束，有义务不给取消一种信任关系的要求设置任何障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愿意，它也会说许多可以使人摆脱这种义务的话，因为今天已经蔓延开来的在这种事情上的放荡轻浮行为是绝不应该加以纵容的。哈高厄尔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新派的人必须“松弛精神”，就是说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采取一种放松的身体姿势并仔细倾听从内心深处传来的声音。他小心翼翼止住自己的思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本孤苦伶仃的挂历并倾听着自己的心声；过一会儿也确实有一个声音在回答他，这声音来自内心一个位于有意识思维之下的深处，回答他的，恰恰正是他心里已经想过的：这声音在说，说到底像阿加特这样的无理要求他没有必要加以容忍！
但是这样一来哈高厄尔教授的精神也就已经猝然被置于索维的纽扣一至纽扣五或一排等值纽扣的前面并清醒而活跃地感受到在解释这个有待他去观察的事件时的种种困难。“难道我，戈特利布·哈高厄尔，”哈高厄尔问自己，“对这起令人难堪的变故负有责任吗？”他审察自己，没发现自己的行为上有任何瑕疵。“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是这个因由吗？”他继续就一个可能的答案作种种猜测。但是他难以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如果他迫使自己客观地想一想，那么他实在看不太出来，另一个男人会比他向阿加特提供什么更好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问题跟任何别的问题不一样，它很容易让个人虚荣心给搞模糊，所以他极端精细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时，他还从未想到过的前景展现在他眼前，而哈高厄尔则突然感到自己按索维的第三点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的痕迹，它越过四和五继续伸展：自他结婚以来，一系列现象第一次引起了他的注意，据他所知只听说女人有这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对异性爱完完全全不是什么深切或感情强烈的爱。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在自己的记忆中找不到那种充分敞开、耽于梦想的倾心相爱的唯一表示，而从前在单身汉时代他却曾在那些生活作风无可非议的女人身上体验过这种倾心相爱，但是这却也让他占了这个便宜：如今他抱着有充分科学依据的镇静态度把第三者插足破坏他的美满婚姻排除在外。阿加特的态度由此而自动降低到反对这种幸福的一种纯个人行为上；而尤其是因为她是在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先兆的情况下动身离去的，在此后的这么短促的时间内不可能会产生一种有根据的意识的改变，所以哈高厄尔便产生这样一个他不再离弃的信念：阿加特的不可思议的态度只能被解释为那些渐渐积聚起来的厌世诱惑中的一种，听说那些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人会有这种厌世情绪。
可是阿加特真的是一个有这种秉性的人吗？这还有待考察，哈高厄尔若有所思地用钢笔杆轻轻地搔自己的胡子。她通常给人以一个如他所称谓的“容易相处的同伴”的印象，然而却甚至在这些他最为关切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不说是懒散也应该说是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其实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是它与他、与其他人、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称；它也不抗争；她一起笑或者该严肃时便神情严肃，但是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在所有这些年里她总是给人以一种有些精神涣散的印象。她似乎倾听别人告诉她的话或向她作的解释，但却似乎从不相信。仔细一考察这种情况，他便觉得她简直是病态冷漠。有时人们对她产生这样的印象：她根本就不理解她周围的人……突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笔便刚劲有力地在纸上急速舞动起来。“你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这样写道，“你想得太美了，你竟不愿意热爱这种生活，这是我有能力提供给你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简朴，但却是一种纯正、圆满的生活：你似乎总是用火钳去夹它，如同我现在感觉到的那样。你拒不接受一种简朴生活也能提供的丰富的人性和道德，而即使我不得不假定你可能会有某种理由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你仍还是让人感到缺乏合乎道德的改善意愿，反倒选择了不自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办法！”
他又考虑了一下。他仔细筛选他亲手教育过的学生，想从中找出一个可以给他启示的实例来；但他刚要着手这样做，他便自动想起了他迄今一直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快惦记着的那一份短缺的思考。此时此刻，阿加特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件；因为如果他考虑到，她并没有让一种激情迷惑了自己的心智，却有决心放弃多少东西，那么，令他高兴的是，他鬼使神差般地作出了这一基本的、为现代教育学所熟悉的假定：她缺乏超主观思考的能力和与周围世界的可靠的精神上的联系！他迅速写上：“很可能你即使在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什么事；但是我警告你，趁你还没作出永久性的决定！你也许是与我自己所描述的那种面向生活、熟悉生活的完全相反的那种人，但是恰恰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轻率地放弃我给你的支持！”本来哈高厄尔想写点别的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才智并非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与外界没有关系的能力，才智方面的缺陷引起道德方面的缺陷，因为人们是在说道德上的愚笨嘛，就如同道德的缺陷——这一点当然很少受重视——能够任意转移理解力的方向或迷惑它！哈高厄尔看到在自己的有才智的眼睛前面浮现起一种自成一体的类型的人，依据已有的规章他最容易把这一类型人说成是一种“从整体来看有足够才智的道德愚笨的特殊类型人，而这种道德愚笨则随后只是表现在某些机能缺失现象中”。他只不过就是没有勇气使用这个富于启发的词语罢了，部分是因为他想避免进一步激怒已逃走的夫人，部分也是因为一个门外汉通常会误解这样的术语，如果它们被应用到他的身上的话。但是实事求是地来说依然得坚持这样的看法：这些遭谴责的现象都应该归入不富有充分含义这个大的类别。最后，哈高厄尔终于想到了一个摆脱道德心和骑士精神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办法，因为他妻子身上的那种值得重视的机能缺失现象按照一种广泛流行的女性能力较差的理论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低能！他抱着这样的观点用激烈的言语结束他的信。怀着遭鄙弃的情人和教育家的预见的愤怒他把阿加特天生就有的那种与社会敌对的、缺乏团结友爱精神的以及受到败坏的资质描绘成一种“负变体”，它绝不是以有力和创新的姿态去对待生活中的问题，一如“今天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人”所要求的那样，而是“被一块薄玻璃跟现实分隔开”，陷于高雅的自我孤独之中，经常处于病理学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你不喜欢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你完全可以加以抵制的，”他写道，“但是实际情况是，你的情感对付不了当代的活力并在躲避它的要求！我曾警告你提防你的性格，”他最后写道，“现在我重申：你比别人更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支柱。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要求你立刻回来，我声明，我作为你的丈夫所承担的责任禁止我对你的愿望让步。”
哈高厄尔在署名前把这封信又通读了一遍，觉得它在把握这种有问题类型人方面很不充分，但不再作任何改动，他只是最后——从小胡子里有力地呼出一口气，表明为对他的妻子进行思考作出了不寻常的、骄人的努力，一边还在考虑，究竟对“新时代”这个问题还得再说些什么——在写着“责任”这个词儿的地方再补上一句有骑士风度的短语点了一下尊敬的已故父亲的尊贵遗嘱。
当阿加特读罢这一切时，奇异的事发生了：这些论述的内容对她并非没有留下印象。她没顾得上坐下，站着逐字逐句又通读了一遍，然后她便慢慢放下这封信，将它递给乌尔里希，后者已经惊诧地看出他妹妹心情很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