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情况本来是早就应该提及的，这个情况已在各不同场合被触及；不妨用这样的措词表述它：没有任何东西对精神会有如同精神与重大事物的联系那样大的危害。
当一个人在树林里漫游，登上一座山并看到世界在自己脚下伸展，打量自己的孩子——人们第一次让他抱这个孩子——抑或享受占有普遍受人羡慕的位置的幸福时；我们问：这时他内心可能有什么活动？肯定是，这个人会这样觉得，很多、很深刻、很重要的内心活动；只是他既不沉着镇定，在某种程度可以说又没信守诺言。于是，像磁心外壳般围住他的、位于他眼前和四周的这种值得钦佩的东西，将他的思绪从他内心拉出来。于是，他的目光滞留在无数细节上，私下里却觉得仿佛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弹药射完了。周围，情感激荡的、充满阳光的、加深了的或伟大的时刻给世界乃至所有小叶子和小叶脉蒙上一层电镀银白色；但是在那另一个、他个人的终端却不久便显示出某种内部的材料缺乏，那里几乎可以说是产生出一个大的、空的、圆的“○”。这种状况是与一切永恒和伟大接触的征兆，是在人类和自然的各个最高点停留的征兆。比起伟大的事物来更喜爱社交的人——尤其要指出，目下无尘的伟大的心灵也属于这类人之列——他们的内心不由自主地被拉出而变为一种扩散的表面情况。
所以人们不妨认为与重大事物联系的危险是维护精神的物质的一种法则，这种法则似乎是相当普遍地有效的。身居高位、举足轻重的人的讲话通常比我们自己的讲话更无内容。跟特别可敬的事物有一种特别亲近关系的种种思想，通常看上去都是这样，以致没有这种庇护它们便会被认为很落后。我们最宝贵的任务，国家的、和平的、人类的、美德的以及类似的宝贵的任务，都在其背上载着最便宜的精神女神。这真是一个很颠倒的世界；但是，如果人们假定一个主题本身越重要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就可以越不重要，那么这就又是一个秩序世界了。
只是，这个有能力对沟通欧洲精神生活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则并非总是显而易见，而在从一系列大主题向新的主题系列过渡的时期里，寻找大主题服务的精神看上去甚至会具有颠覆性，虽然它只是换了换号衣。就在眼下的人们还在忧喜参半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过渡就已经端倪渐显。譬如，已经有了探讨一个阿恩海姆特别看重的主题的书籍，它们大量出售，但是人们还没有向它们表示最大的敬意，虽然他们对达到某个印量以上的书籍都不吝敬意；有了很有影响的工业，如足球或网球工业，但是人们还踌躇着没在大学里开设这些课程。总而言之：是有福的劳夫博德和海军上将德拉克当初从美国引进了土豆，从而开始结束欧洲的规律性饥荒呢，还是不怎么有福却很有教养和一样好斗的海军上将拉莱奇做了这件事，抑或是无姓名的西班牙士兵或者甚至是那个勇敢的骗子和奴隶贩子哈夫金斯——长久以来，没有哪个人想到要为土豆的缘故而认为这些人物比譬如物理学家阿尔希拉西之类的人物更重要。关于这位物理学家人们只知道，他曾正确地解释了彩虹；但是随着平民时代的到来，对这样的业绩的等级也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而在阿恩海姆的时代，这种重新评价已经广泛展开，只不过还受到较陈旧的偏见的阻碍。效果的数量和数量的效果，作为新的、明明白白的崇敬对象，还在与一种正在变得陈旧、已经模糊不清的高贵的对头斗争，但是在概念世界里却已经生出最非同寻常的妥协，就像伟大精神这个概念本身，一如我们在最近这一世代里看到的，必定是自己的和土豆的意义的一种合成，因为人们等待着一个人，这个人有天才的寂静，但同时也有一只夜莺的通俗易懂。
预言以这样的方式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是困难的，因为通常只有当事物的伟大意义已经消逝一半的时候，人们才会看透与重大事物联系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取笑以陛下的名义倨傲地对待到庭的诉讼方的法警更容易的了，但是以明天的名义观望今天的那个人——他还是不是一个法警，在后天来到之前，人们通常是不知道的。与重大事物联系的危险有着这样一个很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特性：事物在变，但危险总是依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