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说：“如果两个男人或女人不得不在较长时间内合住一个房间——在旅途中，在卧车里或者在客满的旅店里——那么，他们往往会奇特地成为朋友。每一个人上床睡觉时都有不同的漱口或弯腰脱鞋或弯曲大腿的方式。内衣和服装大致相同，细看起来却有无数细微的不同之处，它们一一呈现在眼前。开始时——很可能通过今日生活方式的过度紧张的个人主义——有一种阻力，它像一丝轻微的厌恶，它阻挡彼此过分亲近，阻挡伤害自己的个性，一天没被克服，它就存在一天；后来便产生出一种亲密关系，它像一个疤痕那样显示出一个不平常的起源。许多人在经历了这一转变之后表现出比平时更高兴的样子；大多数人更和善了；许多人更健谈了；几乎所有的人更和蔼可亲了。性格变了，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变成一种不那么古怪的性格了：明显被认为不舒适和是一种降低的、但却是不可抗拒的第一个‘我们’征兆取代了‘自我’的位置。”
阿加特回答：“在女人之间尤其存在着这亲近相聚时的嫌恶情绪。我始终未能习惯于与女人相处。”
“这种情况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也有，”乌尔里希说，“它在那儿只是被爱情交易的义务遮盖住了而已，这些义务立刻占去了注意力。但是这些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人往往突然从这种爱情交易中醒来，随后便看到——按他们的特性分别怀着惊奇、讥刺或渴望逃避的心情——一种完全陌生的本性在他们身边蔓延；有些人甚至在许多年以后还是这样的情形。后来他们说不出什么更自然：是他们与别人的结合呢，还是他们的‘自我’从这种结合向着它的独一无二性的错觉作感情上受到伤害的反弹——因为两者都符合我们的天性；两者在家庭概念里都给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生活不是完整的生活；年轻人在家庭圈子里就会觉得自己受到掠夺，影响减弱，头脑不清醒。你看一看未出嫁的老闺女：她们受到家庭榨取、被家庭吸尽膏血；她们已经成为‘我’和‘我们’之间的极其奇特的两性人。”
乌尔里希感到克拉丽瑟的信是一种干扰。信中那跳跃式的情感爆发远不如她在内心深处为一个显然疯狂的计划所做的那种平静的、几乎看似理智的工作让他内心感到不安。他在心中暗想，他回去后一定得跟瓦尔特谈谈这件事；打这以后他便故意谈论别的事情。
阿加特伸直身子躺在沙发榻上，她抬起一个膝盖，热烈地接过他的话茬儿：“你自己用你所说的话说明了，我为什么必须再次结婚！”她说。
“然而在这所谓的‘神圣家庭情感’上，在这种互相溶化上，在这种互相服务、在封闭的圈子里的无私运动上，却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乌尔里希没有任何顾忌地继续说；阿加特感到惊讶，每逢他的话已经近在咫尺的时候，他的这些话便总是又离她而去。“这个集体的‘我’通常只是一个集体利己主义者，于是强烈的家庭意识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不堪忍受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把这种无条件互相替代、这种共同战斗和承担创伤想象为一种令人不快的、深深植根在人类的时代之中的，甚至已经在牲畜群里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情感。”她听见他这样讲；她无法在听他讲话时多加思索。在听到以下这句话时她也不能多加考虑：“一如根源已消失的所有旧有的状态那样，这种状态同样也很容易蜕化变质。”他最后说出这样的话：“人们很可能必须要求个人就具有某种特别井然有序的特性，如果个人所构成的整体不该成为一幅毫无意义的讽刺画的话！”这时，她才觉得自己又在他身旁受到很好的照料，并且想在望着他的时候不让眼睛闭上，使他不致在这时候消失，因为这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他坐在这里，讲着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高处消失，一下子又像一个给树枝绊住的橡皮球那样坠落下来。
兄妹俩于傍晚时分在接待室里相遇，人们自葬礼以来已写了几天的论文。
这间长形客厅不仅在风格上按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的艺术风格布置，而且其摆设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品；窗户之间悬挂着镶平滑金框的高大长方形镜子，略显呆板的椅子靠墙摆放着，致使空荡的地板似乎用其暗下来的光亮充斥了这间房间并且正在填满一个人们犹豫不定地把脚伸进去的浅浅的盆地。在这个雅致而不宜居住的客厅的边上——因为书房腾给乌尔里希了，他第一天早晨就已经在书房里住下——大致就是在有一个挖出来的边角壁龛的那个地方，壁龛里是炉子，它像一根式样简朴的柱子，顶端托着一个花瓶（正好在它正面中线一个在齐腰深处绕炉子一圈的壁架上有一个单独的烛台），阿加特在那儿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极富个人特色的半岛。她让人搬去一张无靠背矮沙发，在地上铺上一块地毯，这地毯的古旧的红、蓝双色和无目的无穷尽重复出现的床铺上的土耳其图案一道构成对柔和的灰色和合理且飘浮的线条轮廓的一种严重挑战，而根据祖先的意志这种灰色和线条轮廓则是这个房间的主要色调。此外，她还用一棵绿色、大叶的一人高的植物冒犯了这个自由放荡和高尚显贵的意志。这棵植物是她从丧礼装饰物中截留下来的，她将它连同那只提桶一道放在头部那一边当作“森林”——若摆到另一边就当作又大又亮的落地灯，它可以方便她躺着阅读书报，并且在这间房间的古典主义氛围中看上去就像一盏探照灯或一根天线杆。这座客厅连同它那分格天花板、壁柱和柱式小柜几百年里很少有什么变化，因为它很少被使用并且从未被真正纳入其后来的拥有者的生活轨迹之中；也许在老祖宗那个时代墙壁还蒙着细软的织物，它们没有现在使用的这种浅色油漆涂料，而且椅子套的样子可能跟现在的也不一样，但是，如现在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客厅，阿加特却是自童年时代起便知晓的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是她的曾祖父母，抑或是陌生人，把住所装修成这样，因为她从小在这所房屋里长大，而她所知道的、留在她记忆中的唯一的一件奇特的事，就是她总是怀着一种惊怯的心理走进这间屋子，这是人们要孩子们当心某种容易被他们毁坏或弄脏的东西而灌输给他们的那种惊怯。可是如今她已经脱下过去岁月的最后象征，脱下这身丧服，又穿上了她那身睡衣裤，躺在这张渗透着叛逆精神的沙发榻上，从清晨起就一直在读着她搜罗来的好书和坏书，她时不时中止阅读，吃点东西或小睡一会儿；当这样度过的一天时近黄昏的时候，透过渐渐暗下来的房间向已经完全沉浸在昏暗光线中、像船帆那样在窗前鼓胀起来的窗帘望去，看着看着便觉得，仿佛她正紧挨着的光环遨游于这个既僵硬又柔和的房间里，她刚刚才停下来。她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她兄长发现的，他一眼便看到她这块被灯光照亮的小天地；因为他也熟悉这间客厅，甚至可以给她讲述：这幢房屋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后来他大概家道中落，他们的当皇家公证人的曾祖父看到有利可图，便趁机买下了这所漂亮的府邸。此外，乌尔里希也了解有关这间客厅的其他种种情况，他曾仔细看过这间客厅；给他妹妹留下特殊印象的，是这样的说明：在他们曾祖父那个时代，人们觉得这样一种呆板的摆设简直特别自然；要她明白这个道理这可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她觉得这就像听一堂抽象难懂的几何课；过了好一会儿工夫，她才渐渐领悟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这个时代如此充斥着巴罗克式的鲜艳夺目的形态，致使她自己的对称的、有些呆板的举止被这个脆弱的，自以为是在按照一个纯粹的、不矫饰的和被认为是理智的人的意愿行事的错觉掩盖住了。但是，当她终于形象地想象这种观念的转变及其种种由乌尔里希添加上的有关细节时，她觉得，去了解许多迄今作为她的生活的总体经验一直为她所蔑视的情况，这是一桩赏心乐事；当她的兄长想知道她在读什么，她便迅速用身体压住她的所有的书，虽然她勇敢地声称，好书坏书她都喜欢读。
乌尔里希上午工作，随后便离开了家宅。他希望能静下心来，直至今天他这个希望还没实现；原本指望惯常的生活的中止会带来的那种促进作用被新情况造成的种种分散注意力的事情给抵消掉了。葬礼之后，当开始时显得十分活跃的与外界的种种关系突然中断的时候，情况才有所变化。兄妹俩——他们只是以一种他们父亲的代表的身份在几天里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并感觉到了与他们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关系——在这个城市里除了瓦尔特的老父以外不认识任何他们想拜访的人，考虑到正在服丧期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邀请，只有施翁教授不仅出席了葬礼，而且也还在第二天前来询问，他的已故亡友是否有一份论述降低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遗稿，说是人们期盼着这份遗稿会在亡友死后发表。从一种不停地引人注目的动荡不安向着随之而来的令人窒息的宁静的这种突然过渡如今产生出一种简直是身体上的撞击。更何况，他们还总是睡在他们的从前的儿童寝室里，因为这宅子里没有客房，他们睡在阁楼上临时搭起的床铺上，四周摆放着儿时用过的物件，这具有一间躁狂症者囚室的某种设备简陋的特性，它带着桌子上或地毡膜上油布的光泽——这幢石块建筑物曾将其建筑式样的固执念头融入这荒凉的光泽中——一直挤向梦幻的边缘。这些回忆，像它们让人对之作好了思想准备生活那样无意义和无穷尽，它们让兄妹俩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们的卧室，只隔着一间存放衣服和家用什物的小房间，至少相互毗邻；由于洗澡间在下一层，所以他们早晨醒来后也相互依赖，从早晨起便相遇在空荡荡的楼梯上和屋子里，不得不互相照应着，得共同回答一下子突然交托给他们了的这一套陌生家底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自然也感受到了那种尴尬，这种既十分亲密又是未料到的联合不会没有的那种尴尬：它像船只失事使他们漂流到他们童年时代的孤岛上的这种奇异的尴尬。两者都导致他们在头几天——这几天的过程他们影响不了——之后立刻便谋求独立，但是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其说是为了自己还不如说是顾及对方才这样做。
所以，就在阿加特在客厅里营造自己的半岛之前，乌尔里希已经起床，他悄悄走进书房，搞起他那中断了的数学研究来，不过与其说是想搞出成果还不如说是为了消磨时间吧。可是令他吃惊不小的是，他居然随即在一个上午的不多几个小时里做完了一切除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之外的、搁置了几个月的事。协助他意外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那些打破常规的想法之中的一个；至于说到那些想法，那么不但可以说当人们不再期盼它们时，它们才会出现，而且甚至也可以说它们的出乎意外的闪现令人想起一位情人突然露出喜悦的神情，惊愕的求婚者早就认识这位情人，用不着拿别人去和她进行比较。促使产生这样的想法的，不仅有理智，而且一直也有某一个激情的条件；乌尔里希的心情就仿佛此刻他必定会变得成熟完善、放荡不羁起来似的，甚至，由于既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也看不出有什么目的，他简直觉得自己已经提前变得成熟完善了，而这就把剩余下来的能量推进外面的梦幻之中。他看见了人们可以将这个已经解决了它的任务的思想也应用到重大得多的问题上的可能性，玩耍似的勾画一门这样的系统学的初步幻象，并且觉得自己在这些幸福松弛的时刻里甚至受到施翁教授暗中授意的诱惑，还想试一试重操旧业，寻找发挥作用、产生效果的途径。但是，当他在不多几分钟的这种有理智的适意之后冷静地考虑，倘若他受自己的虚荣心驱使，现在还作为迟到者选择在大学从教这条路，这将会带来哪些后果，他竟破天荒第一次感到自己年龄太大不宜从事一项事业，而且自从少年时代以来他就始终不曾把这个半无个性的年龄观念看作是某种有独立内涵的东西，并且迄今为止也同样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有些事你再也没有能力去做了！
当乌尔里希事后于傍晚把这种感受讲给他妹妹听时，他不经意地使用了“命运”这个词儿，这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想知道，“命运”是什么。
“‘我的牙痛’和‘李尔王的女儿’之间的一种中间物！”乌尔里希回答，“我不是爱用这个词儿的那种人。”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生命的礼赞；他们想获得一种命运，却不知道，命运是什么。
乌尔里希回答她：“在以后的、信息更发达的时代里，‘命运’这个词儿很可能会具有一种统计学的内容。”
阿加特二十七岁。相当年轻，足以还保存几个人们先培养的那种感觉形式；相当年长，足以隐约感到这为现实所填满的另一种内容。她回答：“衰老本身大概就已经是一种命运。”话音刚落，她便对这个答复感到很不满意，这个答复以一种她觉得是不知所云的方式显示出她那种年轻人的伤感。
但是她的兄长没在意，他举例说：“当我成为数学家的时候，我想在学术上获得成功，便全力以赴去争取，尽管我只把这看作是获取别的什么的预备阶段。我的头几篇论文也确实曾——当然不完善，开头总是这样的嘛——包含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当初是新的，它们不是一直没受注意便是甚至遭到反对，虽然我在其他各方面都受到友善对待。如今人们也许可以把这称之为命运：不久我便失去耐心，不想继续用我的全部力量去锤打这个楔子。”
“楔子？”阿加特打断他的话，仿佛这个既带男性又带劳动者色彩的词儿的发音绝对给她添了烦恼了似的，“你为什么称这是楔子？”
“因为这只是我首先想做的事：我想像推进一个楔子那样把这向前推进，可后来就失去了耐心。今天，我也许就要完成我的最后这篇还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的论文，我认识到，假如我当初运气稍好些或表现出更强的毅力，那么我如今很可能就可以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地把我自己看作一场运动的领袖。”
“你还可以把这追补回来的嘛！”阿加特这时又说，“男人不会像女人那样轻易就变得老朽不中用的。”
“不，”乌尔里希回答，“我不愿意追补！因为这虽然令人惊异，但却是真的：这样做客观上——对事物的进程，对学术本身的发展——丝毫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可能超前于我的时代十年；但是，别人没有我稍慢一点，从别的途径也走到了那儿，我至多也就是可以稍许快一点把他们引到那儿而已，而我生活中的这样一种变化是否就足以使我自己带着新的领先距离超越出这个目标，这就很成问题了。于是你就有了人们称之为个人命运的东西，但是这导致某种极其没有个性的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他继续说，“我年纪越大，便越频繁地觉得，我曾憎恨过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却绕着道儿与我自己的道路按同样的方向走向，致使我再也不能贸然剥夺它的生存权利；或者就是，我曾为之激动过的思想和事件受到损害。人们是否激动以及人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投入自己的激动情绪，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似乎是完全无所谓的事。一切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一切都为一种讳莫如深和不容争议的发展服务。”
“从前人们把这归因于上帝的旨意。”阿加特皱着眉头回答，带有讲述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而且颇有些不敬的味道。
乌尔里希回想起，她是在一家修道院里长大的。她穿着下面系紧的长裤躺在沙发榻上，他坐在沙发榻的脚端，落地灯把他们共同照耀，致使他们所在的黑乎乎的地板上出现一大片光亮。“今天命运反倒给人以一个总体的高一级运动的印象，”他说，“人们处在这个运动之中并受其推动。”他记得有一回自己曾想到过这样的念头：今天每一个真理都分裂成为残缺不全的东西来到世上，可是，尽管如此，一种更大的总体成果可能就会以这种轻浮而灵活的方式生成，仿佛每一个人都在严肃而孤单地追求整体义务似的。有一回他曾陈述过这个像钩子那样扎在他的自尊心上的、却还不无伟大可能性的思想，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他并不认真看待的结论：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因为再没有什么像这个结论这样离他如此遥远的了；恰好现在，就在他的命运似乎已经让他下车并且没留给他任何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对他的虚荣心来说是危险的时刻，在这个他受到特殊的推动也还完成了把他和他的较旧的时代结合起来的最近这件事，完成了这项迟到者的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恰好在他本人完全是一张白纸的这个时刻，他感觉到的不是一种对自己的放弃，而是新的紧张，这是自他启程以来所产生的新的紧张情绪。它没有名字；人们不妨说，一个年轻的、与他有血亲关系的人向他讨教，人们同样也可以说点别的：但是他极其敏锐地看见了房间墨绿底色上那闪亮的淡金黄色苇席，苇席上是阿加特的丑角服的细小方块，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这轮廓清晰、形态模糊的他们的偶然相聚。
“刚才这话你是怎么说的？”阿加特问。
“人们今天还称之为个人命运的东西，正在受到集体的和最终可以用统计方法把握住的事件的取代。”乌尔里希重说一遍。
阿加特想了想，随后她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当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人们被统计学溶解，这难道不是一桩神奇的事吗；爱情早已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她说。
这诱使乌尔里希突然给他妹妹讲述他写完论文后离开这屋子走进市中心打算去排解排解残留下来的游移心态时所遇到的情况。他本不愿意谈这件事，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件太带有个人色彩的事。每一次，只要他的旅行把他带进城市，而他在这些城市里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便总是很喜欢这种由此而生成的特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很少有这一次这么强烈的。他看到了电车、汽车、橱窗、大门的颜色，教堂尖塔的形状，人的面孔和房屋的正面；不管它们是否也显示出一般的欧洲的相似性，这目光都从它们上面掠过，像一只在一片带陌生诱惑的田野上迷了路、虽想安顿却又不能安顿下来的昆虫。这种漫无目的的行走和一个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城市里的清楚的定规，这种增强了的紧张经历和增强了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还因这样的信念而有所加强：重要的不是某个人，而只是这些面孔的总和，这些被身体卷起来的，彼此合并为胳臂、大腿和牙齿大军的运动，这些拥有未来的运动，这种情况能够唤醒这样的情感：人们觉得自己作为还在全身心地独自行走的人已经简直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近乎犯罪的了；但是如果人们随后还继续顺从这种情况，那么从中也可能会突然产生出一种如此愚蠢的、肉体上的舒适感和无责任心，仿佛身体不再属于一个感性的“我”被锁在小的神经末梢和神经纤维里的世界，而是属于一个充满着不清醒的甜蜜舒适感的世界。乌尔里希就是用这样的话向他的妹妹描述，什么也许是一种没有目标和虚荣心的状况的后果，或者是受贬低了的性格幻觉的后果，但是也许也无非就是“众神的原始神话”，那种“自然的双重面孔”，那种“给予的”和“索取的”看见，他简直像一个猎人那样藏在那后面。他急切地想知道，阿加特会不会表示或显现出一种认可的征兆，表示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当没有出现这样的征兆时，他便再次解释说：“这就像一种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人们感到受到拥抱，被搂抱并且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无意志而舒适的依赖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依然头脑清醒并且有能力作审美批评，甚至准备跟这些充满未曾显现的非分要求的事物和人展开争执。这就是，仿佛在我们内心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层面，它们在平时深深保持着平衡。既然我们谈到了命运，这也就是，仿佛人们有两个命运：一个活跃而不重要的、正在发生着的命运，还有一个静止而重要的、人们永远不会获悉的命运。”
这时，长时间一动不动倾听着的阿加特突然说道：“这就好像人们在亲吻哈高厄尔！”
她双肘支撑着，笑了起来；大腿还一直伸直着搁在她的床铺上。她添上一句：“当然，像你描述的那么美好，这可是没有的事！”乌尔里希也笑了起来。他们为什么笑，这不太清楚。这一阵笑不知怎么地是从空气中或者从屋子里向两个人袭来的，或者是从最近几天隆重的、无益地触及来世的事件留在他们心头的遗迹中，或者是从他们在谈起话来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不寻常的喜悦中；因为每一种受到高度培养的人类的风俗在自身中就已经孕育着更迭的萌芽，而每一次越出常轨的激动很快就蒙上一层淡淡的悲伤、荒谬和厌倦。
以这样的方式、绕着这样的弯子，他们随后便终于并且似乎为了休养生息对无关痛痒地闲谈起“我”、“我们”和“家庭”来，并作出了这个在嘲笑和惊愕之间摇摆不定的发现：他们俩组成一个家庭。就在乌尔里希谈论对团体的渴望的时候——又是怀着一个使自己遭受针对自己本性的痛苦的男人的那种热情；只是他不知道，这种痛苦是针对他的真实本性还是针对他的假定本性——阿加特倾听着，他的话怎样向她趋近、后来又怎样离去，而他则发现，他长时间地在她的形象中——这个形象在明亮灯光下穿着她那身乖张的衣服在他面前显得未受保护——搜寻着某种会使他感到厌恶的东西，这是他的习惯使然，但却什么也没发现；他怀着一种以往从未感受到的好感对此表示感谢。他对这次谈话感到心醉神迷。但是当谈话结束时，阿加特无拘束地问：“那么你究竟是赞成你称之为家庭的东西呢，还是你对此持反对态度呢？”
乌尔里希回答说，问题根本就不在这儿，因为他其实是谈到了一种世人的游移不定，不是他个人的优柔寡断。
阿加特沉吟片刻。
可是最后她突然说：“这个我可是无法加以判断！但是我想有朝一日一心一意也……就是嘛，不管用什么方式也这样生活！你不想也试一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