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尔里希被他所经历的事搅得比原先更加心绪不宁地返回到家里时，他再也不想回避一项决断，便竭力搜索枯肠，回忆那个“意外事变”，他用这个温和的词儿来说明在他与阿加特在一起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以及在那次重要谈话之后不多几天里所发生的事。
乌尔里希已经整装待发，就要登上一列晚上经过这城市的卧铺火车，兄妹俩在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事先已经商量好，不久之后阿加特将跟着去他那儿，他们估计这段分离时间大致将有五至十四天。
阿加特在饭桌上说：“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事要做！”
“什么事？”乌尔里希问。
“我们必须修改遗嘱。”
乌尔里希记得他并不感到惊异地注视着他的妹妹：纵使他们已经相互谈过的这一切，他还是以为，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而已。但是阿加特盯着她的盘子，鼻梁上方现出那条为人所熟知的思考皱纹。她慢吞吞说：“不应该让他在指缝间保留着我的什么东西，就像人们在他的指缝间烧掉了一根毛线……”在最近几天里，她心里一定有过某种激烈的思想活动。乌尔里希想告诉她，他认为有关怎样损害哈高厄尔的种种考虑都是违法的，他不想再谈论这件事。可是这时，他父亲的老管家兼仆人走了进来，他端来了饭菜，于是他们就只好把话说得隐晦和含蓄。
“马尔维讷姨——”阿加特对她的兄长笑着说，“你记得马尔维讷姨吗？她把她的全部财产留给我们的表妹；这是一件确实无疑的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为了照顾她兄长的缘故这位表妹却只得到了父母遗产中应得的合法部分，以便使得受到父亲同样深爱的兄妹中哪一个也不会比另一个多得到一些。这件事你一定记得的吧？阿加特——噢，不，是亚历山德拉，你的表妹，”她笑着改口说，“自她结婚以来所得到的年金就是暂且凭这个法定部分结算的，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当时马尔维讷姨还没死嘛——”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乌尔里希咕哝。
“其实这很简单！马尔维讷姨今天死了，但是在她死之前她就已经失去了她的全部财产；她甚至还得靠别人接济。现在爸爸只还需要出于某种原因忘记撤销他自己作的对遗嘱的改动，那么，亚历山德拉根本就一个子儿也得不到，即使她结婚时曾达成夫妻共有财产协议！”[14]
“这我不知道，我认为，这恐怕是很没有把握的！”乌尔里希不由自主地说，“再说，恐怕也会有父亲的某种保证的吧。父亲不可能没跟他的女婿交换过什么意见就安排了这一切！”是的，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己确实是这样回答的，因为眼看他妹妹犯这个危险的错误他不能置若罔闻。她随后打量他时脸上绽出的笑容，他也还历历在目。“他就是这样的人！”她似乎在想，“人们只需这样向他说明一件事，仿佛它不是有血有肉，而是某种一般性的事，就可以将他牵着鼻子走！”然后，她便简短地问：“有这样的书面协议吗？”她自己回答说：“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要有的话我一定会知道的嘛！爸爸做什么事都别具一格。”
这时，仆人端来饭菜，她便趁机利用乌尔里希没提防补充说：“口头协议随时可以否认。但是既然遗嘱在马尔维讷姨变得穷困以后曾修改过一次，那么，就有种种迹象可以说明，这个第二次修改本已经丢失了！”
乌尔里希又情不自禁地修正自己的看法，说：“无论如何总还留着那并非不可观的法定部分呢；这部分遗产人们是不会从亲生孩子身边夺去的！”
“但是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一部分在生前就已经付清了！亚历山德拉根本就结了两次婚呢！”他们有片刻独处的时间，于是阿加特急忙添上一句，“我曾仔细研究过这段文字：只需改动几句话，这遗嘱看上去就仿佛法定部分遗产从前就已经付给我了。这事今天谁还知道？！当爸爸在姨妈遭受损失之后又使我们分得一样的份额时，这是在一份附录里作了补充说明的，这份附录是可以毁掉的嘛；此外，我也可能已经放弃了我的法定部分的呀，为了出于某种理由将它让给你嘛！”
乌尔里希惊愕地望着他的妹妹并因此而错过了对她想出来的这些办法作出他应作的答复的机会；当他想开始作答时，他们又是已经三个人在一起，于是他只得含含糊糊地说：
“这样的事，”他迟迟疑疑地开了腔，“真的连想也不应该想！”
“为什么不？！”阿加特反问。
这样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如果它们搁下不谈的话；但是它们一旦伸展开来，那么，它们便是一条蟒蛇，这条蛇方才蜷缩成一个不伤人的斑点了：乌尔里希记得，他曾回答说：“甚至连尼采都规定，为了内心自由的缘故，‘自由精神’必须尊重某些外在的规则！”他面带一丝笑容回答了这句话，但同时却感觉到，躲到另外一个人的话的后面去，这未免有些怯懦。
“这是一个不充分的原则！”阿加特斩钉截铁地说，“按照这个原则我是已婚者！”
乌尔里希心想：“是的，这确实是一个不充分的原则。”看来要对特殊问题作出某种新颖和彻底的回答的人正在为此而和所有其他人达成一种妥协，这种妥协让他们过一种小市民的庸俗生活；尤其是因为这样一种方法力求使除这一个它希望改变的条件以外的一切条件保持不变，它完全符合他们所熟悉的创造性的思维经济学。乌尔里希也一直觉得这与其说严酷倒不如说松懈，但是当初，他和他妹妹之间的这场谈话在进行的时候，他感到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再也忍受不了他曾喜爱过的这种狐疑不决态度，他觉得，恰恰是阿加特曾负有这个使命，使他达到这样的程度。而就在他不顾一切还在责备她按自由精神法则行事的时候，她却笑着问他，他是否没注意到，就在他试图形成一般性法则的瞬间，另外一个人正在取代他。
“虽然你完全有理由崇拜他，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对你是无关紧要的！”她断言。她用任性和挑衅的目光望着她的兄长。他又感到难以回答她，便沉默不语，准备着会随时受到扰乱，却不愿意下决心中断这场谈话。这一情况给她增添了勇气。“在我们共同相处的短暂日子里，”她继续说，“你为我的人生道路出了许多奇妙的主意，这些主意我永远也不敢去想象的，但是随后你每次都问，它们是否也符合事实！我觉得，在你的心目中真实性是一种糟蹋人的力量！”
她不知道，她哪来的权利，竟然向他提出这样的指责；她觉得她自己的生活很没有价值，以至于她只有沉默不语的份儿。但是她从他自己身上汲取她的勇气，这是一种奇特的女性状态，这种状态依据他，而她则攻击他，让他也感觉到这一点。
“你不理解这种将各种思想集中成层次分明的大群体的要求，精神的战斗经历你不熟悉；你在其中只看到行进中行列的某种整齐步伐，把真实性如一团尘埃般卷起来的许多只脚的无个性特征！”乌尔里希说。
“但是难道不是你自己用我永远也不会有能力说得出来的精确和清晰的语言向我描述了你可以在其中生活的两种状态吗？！”她回答。
一团界线迅速变化的红晕从她脸上泛起。她渴望使她的兄长达到他再也不能半途折回的程度。一想到这一点她便感到紧张不安，但是她还不知道她是否会有足够的勇气，便推迟晚饭的结束时间。
这一切乌尔里希全知道，他猜着了；但是他凝了凝神，便劝说起她来。他坐在她面前，眼神恍惚，强制着嘴巴讲话，看他那模样，仿佛他的心思没有在自己身上，而是落在了自己身后并且正在从后面向自己呼喊他所说的话。“假设，我想在旅途中，”他说，“偷一个陌生人的金香烟盒：我问你，这是不是简直就不可想象呢？！所以现在我也先不谈，是否可以用更崇高的精神自由来证明你心里想着的一个决断的正确。就算伤害一下哈高厄尔甚至是合理的话。但是你想一想，在饭店里的我既没处于困境，也不是一个惯偷，也不是一个脑袋或身体畸形的弱智者，也不是有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母亲或有一个嗜酒成性的父亲，我也不是受到别的什么东西的迷惑或有别的什么精神疾病的烙印，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偷：我给你再说一遍：这样的事情全世界都没有！它根本就不会发生！简直有科学根据可以宣布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阿加特爽朗大笑。“可是乌洛！如果人们还是这样做了，那又会怎么样呢？！”
一听到这个他不曾预料到的回答，乌尔里希自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他跳起来，急忙推开自己的椅子，好使他不致因自己的同意而鼓起了她的勇气。阿加特离开桌子站了起来。“你不可以这样干！”他请求她，“可是乌洛，”她回答，“难道你自己在梦想吗，抑或你梦见什么正在发生的事了？！”
这个问题使他想起了他自己在不多几天前提出的论断：所有的道德要求指示出一种梦幻状态，这一状态从这些要求中逃脱出来，如果这些要求准备好了摆在那儿的话。但是阿加特在说完这句话后到他们的父亲的书房里去了，这书房在打开的两扇门的后面沉浸在灯光里，而没有跟她去的乌尔里希则看到她站在这个框架里。她拿起一张纸就着灯光读了起来。“她对她这样做应承担的责任一点儿也没有概念吗？！”他心中暗想。然而像神经性不正派、机能缺失现象、轻度痴呆等等这一连串同时代人的概念用在这里却都怎么也不合适；阿加特在作违法行为时呈现出一副楚楚动人的容貌，其中也是既看不出利欲，也看不出报复或别的什么私心杂念的痕迹来。虽然凭借着这样的概念，乌尔里希本来就会觉得甚至连一个罪犯或半疯的人的行为都还是比较驯服和文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深处闪耀着寻常生活的被扭曲了的和被挪移了的动机。但是此时此刻，他妹妹的亦野性亦温柔的决心，这无区别地搀和着纯洁和罪行的决心却让他感到完全不知所措了。他不能让这样的想法在自己心头滋生：这个正完全坦诚地在做一件坏事的人可能是一个坏人。他只得在一旁眼睁睁看着，阿加特怎样从写字台里拿一张又一张纸，从头读到底，放到一边并认真寻找某些段落。她的坚毅精神让人觉得，仿佛这是从另一个世界下降到寻常决断的等级上似的。
此外，在作着这样的观察的时候，一个问题让他感到不安，这就是：他为什么信誓旦旦说得哈高厄尔轻信不疑地启程。他觉得，他一开始就是这样行事的，仿佛他是他妹妹意志的工具似的；直至最后，即便他反驳，他也都是作出了对她起着助推作用的回答。真实性糟蹋人，这是她说的：“说得很好，但是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实性！”乌尔里希心里暗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因此而得严重的关节炎，但在青年时代这就是一种狩猎活动和乘帆船航行！”他又坐下。现在他突然觉得，阿加特不但在说到真实性时以某种方式效法了他，而且她现在正在隔壁房间里所做的事也是由他给她勾勒出轮廓来的。他曾经说过的嘛，在一个人万分紧迫的情况下就没有善和恶，而是只有信仰和怀疑；固定的法则悖谬道德的最核心的内涵，而信念则至多可以有一个小时的寿命；人们怀着信念是不会做出任何卑劣的事来的；预感是一种比真实性更富有激情的状态：而阿加特则现在正打算离开这个道德篱笆围起来的地区并大胆地冲向外面的那个无边无际的深渊，那里没有别的决断，只有人们是上升还是坠落这一个决断。她实施这个计划，一如她当初从他迟迟疑疑的手里接过勋章，将它们对换；此时此刻，虽然她不讲道德，他却怀着这样一种奇特的情感爱她：是他自己的思想，是它们从他到达她那儿，如今又从她那儿返回到他这儿，虽然少了些思考，但却像一棵野生花卉那样散发出馥郁的自由香气。他一边因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而打着哆嗦，一边小心翼翼向她建议：“我就推迟一天启程吧，去找公证人或者找一个律师了解了解情况。你想干的事，也许一眼就可以看穿！”
可是阿加特已经得知，他们的父亲当初聘用的那个公证人已经不在人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她说，“别去提它啦！”
乌尔里希看到，她拿起来一张纸并作起模仿父亲笔迹的试验来。
他饶有兴趣地趋近过来，走到她身后。原来这里放着一摞摞的纸，他父亲的手曾在这些纸上奋笔疾书过；这只手的动作人们几乎还能感觉得到；阿加特在那儿像是在做模仿表演似的用魔术变出同样的东西来。这种事实在难得一见。为什么这样做的目的，这是在伪造文件的想法，全都不存在。实际上阿加特也根本没有这样考虑过。萦回在她心头的不是一种带逻辑的，而是一种带火焰的公正。善良、端庄和正派，她在她认识的人，尤其是在哈高厄尔教授身上体验到的这些美德，在她看来始终只是这样的：就仿佛人们去掉了一件衣服上的一个污点似的；但是这时在她自己脑际萦回着的这种不公正却是这样的：就好像世界沐浴在一次日出的霞光里。她觉得，公正和不公正不再是一般性的概念，不再是一种为成百万人达成的谅解，而是“你”和“我”的美妙的相会，是尚还无可比拟和不可衡量的第一件作品的无理性。实际上她是把一桩罪行作为礼物送给乌尔里希，她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他了，满怀着信任，相信他一定会理解她的鲁莽，恰似这样的孩童：他们想赠送，却什么东西也没有，于是就想到了这些最意想不到的主意。而乌尔里希则猜着了其中的大多数。就在他密切注意她的一举一动的当儿，他内心感到一种他还从未经历过的愉悦，因为完完全全、毫不警戒地屈从于另一个人所做的事，这具有某种像童话里一样失去理智的特性。即使记忆所及，知道一个第三者会同时遭殃，这种记忆也只是眨眼间像一把斧子那样闪亮了一下，他很快便放下心来，因为他知道他妹妹在那儿所做的事其实跟谁还都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笔迹试验不一定真的就会派上用途，而阿加特在自己家里做什么事，只要影响不波及家宅外面，那么这依然还是她的事情。
现在她喊她的兄长，她转过身来，吃了一惊，因为他就站在她背后。她定一定神。她想写的已经都写了；她毅然决然地用一支蜡烛的火苗把纸烘成褐色，使字迹看上去显得陈旧。她把她那只空着的手向乌尔里希伸过去，乌尔里希没拉住它，但也不能紧锁眉头，完全阴沉着脸。她随后便说：“听着！如果什么东西是一对矛盾，而你却既喜欢矛也喜欢盾——你确实既喜欢矛也喜欢盾——你这样做不是两相抵消了吗，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这个问题提得太轻率了，”乌尔里希咕哝。但是阿加特知道，他在他的“第二思维”中会对此作怎样的判断。她拿起一张干净纸，得意洋洋地用她如今已经很善于模仿的古旧笔法写下：“我的坏女儿阿加特没有理由对这些业已作出的安排作不利于我的好儿子乌洛的改动！”对此她还感到不满意，便在第二张纸上写下：“我的女儿阿加特还应该接受我的好儿子乌里一段时间的教育。”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但是乌尔里希把这件事又细细想过一遍之后，到头来还是跟开端之前一样，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他本不该没让事态恢复正常便启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嘛！对待什么事也别太认真，这个现代迷信显然把他给捉弄了：它唆使他暂时退让，别做出充满感情的反抗去增加这个有争议的意外事变的价值。什么事情都并非像当初看起来的那样糟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强烈的夸张，如果人们听任其自便的话，也会成为一种新的平庸；如果人们不相信这个自动地使不现实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的平均值法则，那么人们就不会坐上火车，就得在街上永远手里握着一把打开保险的手枪：乌尔里希所听从的就是这个欧洲的经验信念，所以尽管有着种种顾忌，他还是启程回家了。在他内心深处，他甚为阿加特显露出了另一副面目而感到高兴。
尽管如此，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件事没有别的了结办法，只能是乌尔里希尽快补做耽误了的事。他本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他妹妹发一封特别快信或一封电报，他想象他大致应该这样写明：“我不参加任何共同行动，如果你不……”但是他根本就不打算写这样的东西，眼下对他来说这根本就是完全不可能的。
况且，在那个灾难性的场面之前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们在今后几周里要在一起生活，或者至少要在一起居住；在告别前尚还剩下的短暂时间里他们不得不主要地谈了有关这方面的事宜。他们起先达成了“在办理离婚手续期间”的协议，好让阿加特有个依傍。但是就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乌尔里希也想起了妹妹早些时候说过的那句话：她要“杀死哈高厄尔”；这个“计划”显然曾在她脑海里转悠过，如今她一定有了新的想法。她曾竭力坚持迅速卖掉家庭共有地产，这分明已经具有转移财产的含义，虽然这样做从另外的角度考虑似乎也是可取的；总之，兄妹俩已经决定委托一家经纪人公司代办此事，并且已经定下了条件。所以现在乌尔里希也得考虑考虑，在他返回到他的漫不经心、临时凑合的而且不为他自己所赞赏的生活中去之后，他对他妹妹究竟该怎么办。她不可能长此这样下去的。尽管他们在短时间内已经彼此变得惊人地亲近——但这只是一种命运交叉现象而已，乌尔里希心中暗想，即使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各种独立的细节组成的；而阿加特则也许对此抱有一种离奇的观点——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表面关系中，他们彼此很不了解嘛，而一种共同的生活却就取决于这种关系呢。如果无先入之见地想一想他的妹妹，那么乌尔里希甚至发现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就连对她过去的经历他也是不甚了了；对他最有启示的似乎还是这样的猜想：她十分马虎地对待一切由于她或针对她而发生的事，她非常不明确并且也许奇异地生活在与她的现实生活并行着的期待之中，因为这样一种解释有以下事实作为佐证：她和哈高厄尔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并且这么快地就和他决裂了。她对未来采取的这种欠考虑的态度也与此相称：她离家出走了，她暂时似乎觉得这就够了，此后将会出现的问题她回避。乌尔里希也既不能想象她会一直没有男人并像一个年轻姑娘那样不明确地等待下来，他也不能想象与他妹妹相般配的男人得是什么模样；这一点他在别离前不久也已经对她说过了。
但是她却惊恐地——很可能有点儿带着傻里傻气装出来的惊吓——盯住他的脸，随后便心平气和地以问作答说：“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难道我不能干脆就住在你那儿，我们对一切先不作决定？”
就这样，再明确也不过了，他们搬到一起住的这个决定便得到了确认。但是乌尔里希明白，随着这一试验的开始，他的“休假生活”试验势必就要结束。他不愿意去想这将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他的生活从此以后也许就会受到某些限制，这却是他并非不欢迎的，于是他第一次又想到了圈里的人，尤其想到了平行行动的女人们。一想到自己就要和一切与这新变化有关联的事物隔离，他不禁感到这是件极妙的事。恰似往往只要在空间上作一个小改动，一种无精打采的响声便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共鸣那般，在他幻想中他的小房子变成一个贝壳，他在这贝壳里像听远处一条河流那样听这城市的潺潺声。
后来在这次谈话的最后部分分明也还有一场特殊的小对话：
“我们将像隐士那样生活，”阿加特挂出一丝愉快的微笑说，“但是在爱情问题上每个人当然仍然保持自由。至少你是不受阻挠的！”她担保说。
“你知道吗，”乌尔里希回答说，“我们正在进入千年王国？”
“这是什么？”
“我们已经对那种爱情谈论得很多了，它不像一条小溪那样流向一个目的地，而是像大海那样形成一种状态！你说老实话：如果人们在学校里给你讲述说，天堂里的天使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待在主的身畔，一味地赞颂他，你能想象这种无所事事吗？”
“我一直认为这有些无聊，因为毫无疑问我是有缺陷的嘛。”阿加特这样回答。
“但是按照我们所取得的一致意见，”乌尔里希说，“现在你必须想象，这座大海是一片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的事件。古代人曾试图设想人间就有这样一种生活：这就是千年王国，由我们自己所塑造，但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王国！我们将这样生活！我们大家都将丢弃自私心理，我们将既不积聚财富，也不积聚知识、情人、朋友、原则、我们自己的思想：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意识将张开，对人和动物解开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自己，致使我们根本就再也不能依然是我们，我们将只纠缠于全世界，维护住我们自己的本色！”
这一席小小的谈话是开玩笑。当时他手里拿着纸和铅笔，讲了几句开场白，便和妹妹商议，如果她实施出卖这所房屋及其设备的计划，将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他也还在生着气，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在毁谤呢，还是在说梦话。由于这种种缘故，他们就再也没有认真深入探讨遗嘱的事。
今天，乌尔里希并没有主动悔过，其原因分明也就在于这件事办得很是漂亮。他妹妹的奇袭具有许多中他的意的特性，虽然他自己是战败者；他不得不承认，那个“按照自由精神的规则”得过且过的人——他曾在内心认可此人太多的悠闲——因此而一下陷入了同那极其不明确的严肃态度的一种危险的矛盾之中，而那不明确的严肃态度却正是这真实的严肃态度的出发点。他也不想避开这件事，他迅速地并且用寻常的方式加以补救：但是随后也就没有规则，人们不得不听任事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