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期里，莫斯布鲁格尔案件牵动着公众的心。
莫斯布鲁格尔是一个木匠，一个高个儿、宽肩膀、没有多余脂肪的人，长着一头像棕色羔羊毛皮的头发和温和、粗壮的手。他的脸也透着温和的力量和合理的意愿，即使人们没有看见，也会嗅到它们的，从那粗俗、诚实、枯燥的工作日气味上，这种气味属这个四十三岁男人身上所特有，它来自于和木材打交道、来自于一种既要求从容不迫也要求辛勤努力的工作。
每逢人们第一次遇见这张带有上帝赐予的种种善良标志的脸，便会一动不动地站住，因为莫斯布鲁格尔通常由两个武装法警陪伴，一双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手搁在身子前面，拴在一条结实的钢制小链条上，一个法警手里握着钢链的套索棒。
他一发现人们在注视他，那张宽大、温和、头发蓬乱、蓄着两撇八字胡的脸上便掠过一丝笑意；他穿一件黑色短上衣和浅灰色长裤，他两腿叉开，具有军人风度，但是最让法庭上的记者们捉摸不透的是这种微笑。这可能是一种尴尬的笑，或者是一种诡计多端的笑，一种嘲讽的、阴险的、痛苦的、困惑的、嗜杀成性的、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笑——他们显然在搜索矛盾的脸部表情并且似乎在这丝笑意中绝望地寻觅着他们显然在这整个儿的诚实的人物形象上哪儿也没找着的某种东西。
因为莫斯布鲁格尔以令人胆寒的方式杀害了一个女人，一个下等的妓女。记者们详细描绘了一个从喉头一直延伸至脖子上的伤口，还详细描绘了胸部两个刺透心脏的伤口，后背左侧的两个伤口以及两个乳房的切割，这两个乳房人们几乎可以拿下来；他们表达了自己对此所感到的厌恶之情，可是他们不停地详细描绘，直到他们计算出了肚子上有三十五个刺伤并对几乎从肚脐延伸至骶骨的切割伤口作了解释，这个伤口连同一连串无数较小的伤口顺着后背向上延伸，而脖子却有被掐过的痕迹。他们找不到从这样的可怕景象返回到莫斯布鲁格尔的温和面容去的归路，虽然他们自己是性情温和的人，尽管这已发生的事他们描述得客观、内行并且怀着明显的迫切而紧张的心情。连人们面对着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因为莫斯布鲁格尔已经因相似的罪行进过几回精神病院——这个最简单的解释他们也不使用，虽然一个好的记者今天非常精通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就仿佛他们暂时还不肯放弃这个恶人，不肯撒手让这个事件从自己的世界进入病人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那些曾时而宣布他身体健康时而又宣布他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病专家是意见一致的。此外，也发生了这样的奇怪的事情：莫斯布鲁格尔的病态暴力行为在刚刚诉诸报端的时候就已经被上千个谴责报刊追求轰动效应的人觉得是“终于出了点儿趣闻”；他们之中有公事繁忙的公务员们，也有十四岁的儿子们和为琐屑家务所困扰的夫人们。人们虽然对这样一个畸形产物唉声叹气，但是人们对它又比对自己的终身职业还倾心。是呀，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几天一个正经的司长先生或者一个银行襄理可能会在上床睡觉时对自己的睡眼蒙眬的夫人说：“假如我是莫斯布鲁格尔……你现在会怎么办？”
当乌尔里希一看见手铐上方这张显出一副上帝子女神态的脸，他便迅速折回去，送给近处这家地方法院的一位卫兵几支香烟并打听不久前才离开法院大门的那个车队；就这样，他了解到——然而这么说来，这种情况一定从前就曾发生过，因为人们常读到这样的报导，而乌尔里希则几乎自己就相信这件事，但是同时代的真实是，他仅仅是在报上读了这一切。还过了好久，他才结识莫斯布鲁格尔本人；只是有一回在审案过程中，他才得以事先实实在在地见到了他。通过报纸了解某种不寻常的事物的概率远远大于亲历其境的概率；换句话说，今天在抽象中发生着更为本质的事物，而比较无足轻重的事物则发生在现实中。
乌尔里希通过这个途径所了解到的有关莫斯布鲁格尔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莫斯布鲁格尔小时候是个可怜鬼，一个小村庄里的小牧童，这个小村庄小得可怜，连一条街道都没有，他穷得可怜，从来也不和一个女孩子说话。他永远只能看女孩子；后来当学徒以及随后甚至在漫游期[22]依然如此。不妨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某种人们自然地像渴求面包或水那样渴求的东西，他却总是只可以看。过了一些时候他便不自然地渴慕它了。她从身边走过，衣裙绕着小腿肚摇晃；她跨越篱笆，一直裸露到膝盖。他盯住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让人看不透；他听见她笑，便迅速转过身去，顿时就盯住一张脸，这张脸一动不动、圆圆的像一个刚刚有一只老鼠溜了进去的地洞。
所以，莫斯布鲁格尔在谋杀了第一个女孩子之后就辩白说，他经常受到鬼怪的追击，这些鬼怪们白天黑夜都在呼喊他，这种说法人们可以理解。鬼怪们在他睡觉时把他从床上扔下来，还在他干活时骚扰他；后来他听见鬼怪们白天黑夜也都在交谈和争论。这不是精神病，莫斯布鲁格尔不喜欢人们这样来谈论这件事；他有时用回忆教会的说教来美化自己或者按人们在监狱里得到的装假的建议装扮自己，这方面的材料他时刻都准备着；只不过就是给人的印象有点淡薄，如果人们对此不怎么注意的话。
漫游期的情况也是这样。冬季木匠很难找到活儿干，莫斯布鲁格尔常常接连几个星期在街上闲逛。他徒步行走了一整天，来到一个地方，却找不到落脚处，不得不继续行走，直到深夜。他没有钱吃饭，便只好喝烧酒，直喝到两眼直冒金星，光是躯体在行走。他不愿意到“收容站”去投宿，尽管有热汤喝，部分是因为那儿有虱子、跳蚤，部分也因为在那里憋气窝火；所以他宁可讨得几个小钱，钻到一家农户的干草堆里。当然，不去请求这农民，因为不然就得被无休无止地盘问，受尽侮辱。第二天早晨，自然就常常会因行为粗暴、流浪行乞而招致口角和告发，最后这样的犯罪前科便越积越多，每一位新法官都煞有介事地把他的前科抖搂出来，仿佛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似的。
可是谁会想到，接连几天、几个星期不好好洗脸洗身，这会意味着什么。皮肤变得那样僵硬，你简直只会做粗暴的动作，你想做温和的动作也做不出来，在一层这样的硬表皮下活生生的心灵凝固了。理智可能没因此受到多大触动，必要的事人们相当理智地做了；理智可能恰似一小盏灯在一座巨大的流动灯塔里点亮着，这座灯塔充满被踩碎的蚯蚓或蝗虫，但是一切人格均在其中被搓碎了，只剩那激动的有机物质在漫行。后来，当穿过一个个村庄或在偏僻的街上行走时，漫游中的莫斯布鲁格尔便往往会遇见整队整队女人的宗教仪式行列。这会儿走来一个女人，虽然半小时后才又有一个，但是即使她们隔着这么大的间隙并且相互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从整体来看，这却是宗教仪式行列。她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或者只是刚刚朝屋前看了一眼，她们围着厚厚的披巾或短上衣，它们弯弯曲曲盘旋在髋部，她们走进暖和的房间或驱使着她们的孩子们朝前走或孤零零在街上，人们简直可以用石头像打击一只乌鸦那样打击她们。莫斯布鲁格尔声称，他不可能是强奸杀人犯，因为他心里总是只怀有对这些女人的厌恶的情感，这种说法似乎并非不可信，因为人们也是愿意理解一只猫的嘛，它蹲在一只鸟笼前，一只胖乎乎的金黄色金丝雀在笼子里跳来跳去；或者将一只老鼠扑击，放开，又扑击，只是为了再一次看它逃跑；一只狗，它跟在一个滚动的轮子后面奔跑，只是嬉戏着撕咬，它，人类的朋友，它在干什么？！从对活生生的、活动着的、一声不吭在前滚动着或轻快奔跑着的事物的态度中触及到了一种对自己周边沾沾自喜的活物的秘密厌恶之情。如果她大声喊叫，人们到头来该怎么办呀？人们只能醒过神来，或者，如果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也就只好把她的脸摁在地上并把泥土塞进她的嘴里。
莫斯布鲁格尔只是一个木工、一个形影相吊的人，虽然在所有工作场所他都颇受伙伴们的喜爱，可是他没有一个朋友。最强烈的欲望时不时残忍地向外展示他的本性；但是也许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只是缺乏教育和机会，所以才没有成为别的什么人，没有成为剧院纵火犯或死亡天使，没有成为大无政府主义者；因为那些联合结成秘密社团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他鄙夷不屑地称他们是假无政府主义者。他显而易见是有病；但是即使他的病态的天性使他有别于其他人，显然说明了他怪异行为举止的理由，他仍然觉得这就像是对他的自我的一种更强烈、更崇高的情感。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场令人发笑和惊愕的笨拙的战斗，目的是为了强求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当学徒时他就曾打碎过一个雇主的手指头，当时那位雇主想惩罚他。对另一个雇主他卷钱潜逃；据他说，出于必不可少的公平原则。在哪个工作场所他也干不长；只要他如同一开始惯常发生的那样，以他那少言寡语、带着友好平静和宽大肩膀干活的方式让人感到畏惧，他就留下；一俟他们和他交往时开始变得过分亲密和失敬，仿佛已经把他看透彻了似的，他便卷铺盖走人，因为他被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攫住，就好像他的处境不安全了。有一回他行动得太晚了；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四个泥瓦匠密谋策划，要给他点厉害瞧，要从最高一层把支架推下去；他已经听见他们在他背后嗤笑着走近，他竭尽全力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其中的一个推下两道楼梯，还把另外两个人的胳臂划得伤痕累累。他居然因此而受到惩罚，据他说，这使他大为震动。他移居外国，移居土耳其；后来又回来，因为世界上的人到处都结合在一起反对他；没有什么咒语、没有什么善心对付得了这种阴谋活动。
这样的话他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都勤奋学习过；他还学了几句支离破碎的法语和拉丁语，他讲着讲着会在不合适的场合甩上那么几句，因为他发现，正因为会讲这几种语言，统治者才有了“决定”他的命运的权力。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在庭审中竭尽全力讲一口漂亮的规范德语，譬如，“这必须充当我的残忍的基础”或者“我曾经比我平时估价这类女人时更残酷无情地想象过她们”；但是如果他看到连这也不奏效，往往就会振作精神做出一种一本正经演戏似的姿态来，用嘲讽的口吻宣称自己是“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随时可以让社会民主党人们来拯救他，如果他想接受这些剥削无知劳动民众的最恶劣的犹太人的什么馈赠的话：所以他也有一门“学问”，一个领域，这是令博学、傲慢的法官也不敢望其项背的。
这通常招致法庭检查他的“值得注意的智力”，使他在审讯期间受到光荣重视和较严厉的惩罚，但是从根本上看来，他的虚荣心觉得这些庭审是他生命的光荣时期。所以他最刻骨铭心地憎恨的也就莫过于那些精神病医生了，他们竟然以为用几个外来词便可轻而易举地把他的整个难对付的性格处置掉，仿佛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桩平平常常的事务似的。一如在这类案件中惯常的那样，对他精神状况的医学鉴定迫于上级司法机构的压力总是动摇不定，而莫斯布鲁格尔则不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在公开审讯中证明自己比精神病医生强并揭露他们吹牛行骗的愚蠢行为，说是他们完全无知，在他装病时不是把他送进他应去的监狱，而是送进疯人院。因为他不否认他的所作所为，他愿意看到它们被理解成为一种伟大人生观的不幸事件。嗤笑的女人们尤其对他不怀好意；她们都有自己的相好的人；一个严肃的男人的正直的话她们认为一钱不值，她们不认为是一种侮辱便是万幸。他尽量避开她们，好不让自己受刺激；但是这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得到。有些日子里，他作为男子脑袋里浑浑噩噩，什么事也干不了，心神不定得双手都出了汗。如果说他后来不得不屈从的话，那么可以确信的是，在迈出第一步时就已经有这样一种流动的毒物像一支别人派出的前哨巡逻队那样在远处路边徘徊，这是一个女骗子，她一边私下嘲笑男人，一边削弱他并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如果她不是肆无忌惮地还会对他做出糟糕得多的事来的话。
于是，那个夜晚就产生了这样的结局，那是一个狂饮了一通闷酒的夜晚，用喧哗吵闹抚慰着内心的焦灼不安的夜晚。即便没喝醉，这世界也可能孕育着危险。街道两旁的房屋像舞台布景那样摇晃，布景后面的演员等提示语一发出就要出场。在城市边缘，在进入空旷的、月光明亮的原野的地方，四周更安静了。莫斯布鲁格尔必须从那儿折回，拐一个弯找到回家的路，就在这时候，在铁桥附近，那姑娘与他攀谈。那是这样一个姑娘，像那些在下面草地里把自己出租给男人的那种，一个失业的、逃跑出来的女佣，一个小女人，只露出头巾下面那两只诱人的小眼睛。莫斯布鲁格尔拒绝她，加快了步伐；但是她乞求他把她带回家去。莫斯布鲁格尔走自己的路；一直向前，沿街角转弯，最后无可奈何地来回走；他跨大步，她跟随在身边；他站住，她像影子一样停住。他硬是甩不掉她，就是这么回事。他还作了一次尝试，企图吓走她；他转过身，朝她脸上啐了两口。但是这无济于事，她是不受伤害的。
这事发生在那座几小时路程远的公园里，他们必须在由狭窄地段穿过这座公园。这时，莫斯布鲁格尔才猛然省悟，原来这姑娘需要身边有一个保护人；因为否则她哪儿来的这勇气，死乞白赖定要跟着他呢？他将手伸入裤袋抓住那把水果刀，因为人家想戏弄他呀，也许又要袭击他；女人后面总藏着另一个男人，另一个嘲笑人的男人。压根儿，他不觉得她像一个乔装成女子的男人吗？他看见影子在移动并听见木柄发出喀嚓声，而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则在他身旁像一只作着大弧形摆动的钟每隔一小会儿便重复一遍她的请求；但是找不到任何东西让他的巨大力量猛扑上去，于是他开始惧怕起这种叫人害怕的平安无事来了。
当他们走进第一条街道，一条还很幽暗的街道，他额头上直冒汗，他发抖。他目不斜视，转身走进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他一口气喝下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和三杯白兰地，可以安心坐一坐了，也许坐上一刻钟；但是当他付账时，心头又产生了这想法：如果她在外面等候，那他该怎么办？有这样的想法，它们像扎物的细绳，它们结成无数个活套缠在胳臂和大腿上。他刚在这黑暗的大街上迈出几步，他便感觉到那姑娘在自己身边。她现在根本就不再低声下气，而是狂妄、稳健；她也不再请求，而是一味地缄默不语。于是他认识到，他将永远摆脱不掉她，因为拽着她跟在自己身后走的是他自己。一种带着哭诉的憎恶充塞他的喉咙。他行走，而这几乎跟在他后面的却又是那第二个他。与他总是遇到的宗教仪式行列完全一样。有一次，他曾自己动手切割下一大块卡进大腿的碎木片，因为他太心急，没顾得上等医生来；现在他怀着完全相似的心情感觉到他的那把刀，它又长又硬，在他的裤兜里。
但是莫斯布鲁格尔凭着一种简直是超自然的道德力量突然想到，另外还有一条出路。在这宽厚的板条后面，现在这条道路的边上，有一个运动场；在那儿不会被任何人看见，于是他一拐弯。他在那间窄小的账房里躺下，把脑袋挤在最黑暗的角落里；那个温和的、该死的第二个自我躺到他身旁。所以他装出好像立刻就睡着了似的，以便一会儿可以偷偷溜走。但是当他双脚前伸着轻轻往外爬行时，那姑娘又来了，她用胳臂搂住他的脖子。这时，他感觉到她的或他的衣袋里有某种坚硬的东西；他把它拉出来。他不太清楚，那是一把剪刀呢还是一把小刀；他用它刺过去。她曾说过，那只是一把剪刀，但那是他的小刀。她一头栽倒在这间小屋里；他把她拖出来一段路，拖到松软的地面上，他一刀一刀扎她，直到完全把她从自己身上分离开。然后他也许还在她身旁站了一刻钟并端详她，这时夜晚又平静了下来，显得少有的滑溜。现在她再也侮辱不了哪个男人了，再也不能缠磨他了。最后，他背着尸体走过街道，把尸体放在一丛小树前面，据他称，好教它更容易被人发现和掩埋，因为如今这不能怪她了嘛。
在审讯中，莫斯布鲁格尔给自己的辩护人制造了种种最意料不到的麻烦。他大模大样像个旁听者坐在自己的长凳上，每逢检察官对他的危害治安提出某种在他看来他理应受到的指控时便向检察官大声喝彩，并向证人们分发赞许性的书面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声言，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什么特征，可以让人推断出他神经错乱。“您是一个可笑的怪人。”主持审讯的法官时不时恭维他并认认真真地抽紧着被告已经套在自己身上的圈套。随后，莫斯布鲁格尔惊讶得像一头在圆形竞技场上受挑唆的公牛那样站立片刻，用眼睛扫视四周并由四周坐着的人的脸上看到了他所不能理解的事，这就是他已经又一次加深了一层自己的罪过。
尤其吸引乌尔里希的是，对他的辩护显然是以一个隐隐约约可以辨别的计划为基础的。他既不怀有杀人的意图，为了他尊严的缘故也不可以说他有病；至于性欲则根本就谈不上，有的只是厌恶和蔑视：因此这必定是一起故意杀人案，是一个女人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女人的这幅漫画”的这种可疑的举止引诱他犯下了这起杀人案。如果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话，那么他甚至要求人们把他的谋杀看作是一种政治罪行，有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好像他根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种法制体系奋斗。法官对此所采用的策略是惯常的那种，这就是把一切只看作是一个杀人犯想逃脱罪责而惯用的笨拙伎俩。“为什么您洗了您那双血迹斑斑的手——为什么您把那把刀扔掉——为什么您作案后穿上了干净衣服、干净衬衣——因为是星期天吗？不是因为它们有血迹吧？为什么您去闲聊了？那么这犯罪行为没妨碍您去做这件事喽？您压根儿感到后悔了没有？”乌尔里希清楚地懂得莫斯布鲁格尔在这样的时刻控制自己不充分的教育时的那种深刻的舍弃，由于他受的教育不充分，所以他无法解开这张用不理解编织成的网，但用义正词严的法官的话来说这就是：“您总会把罪责推给别人！”这位法官把一切归结为一点，所依据的是警察局的报告和这流浪汉之前的生涯，并把这一点说成是莫斯布鲁格尔的过错；但是对于莫斯布鲁格尔来说，那纯属由个别事件组成，这些事件相互毫无关联，每一个事件都另有原因，这原因在莫斯布鲁格尔以外、在整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在法官看来，他的罪行是他主动犯下的，在他看来它们像飞过来的鸟儿那样找上他的门来的。对于法官来说，莫斯布鲁格尔是一个特殊案例；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世界，要就一个世界说些令人信服的话，这是很困难的。这是两种互相斗争的策略，两种统一且合乎逻辑的行动；但是莫斯布鲁格尔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那些奇特的虚无缥缈的动机连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也说不清楚。它们直接来自他那纷乱而孤独的生活，所有的别人的生活都为成百个人存在——过那样生活的人都这样看，所有别的认可那样生活的人也这样看——而他的真正的生活只为他而存在。这是一层薄雾，它不断变形，变换形态。诚然，他本可以问他的法官们，他们的生活本质上是否就不一样？但是这样的问题他根本想都不想。在司法面前，一切依次排列起来曾是十分自然的东西，无意义地并排排列在他心中，他竭尽最大努力，要使其具有一种意义，一种丝毫也不应有逊于他的显贵对手们身份的意义。法官显出几乎亲切友好的样子，竭力支持他并把种种观念提供给他，哪怕它们是些会让莫斯布鲁格尔遭受最可怕后果的观念。
这就像一个影子和墙的斗争，最后莫斯布鲁格尔的影子还在拼命闪跃。乌尔里希旁听了最近那次庭审。当庭长宣读鉴定书宣布他应负有责任时，莫斯布鲁格尔当即站起来，通知法庭：“我对此感到满意，我达到我的目的了。”周围的人用嘲讽而不信任的眼光回答他，他愤怒地补充说：“由于是我迫使进行了这场控告，因此我对庭审是满意的！”庭长露出一脸严厉执法的神色，叱责他说，法庭才不管他满意还是不满意呢。接着，他向他宣读死刑判决书，完全就像对在整个审讯期间莫斯布鲁格尔为取悦所有在场的人而说的一套胡话如今作出一番认真严肃的回答。莫斯布鲁格尔听罢什么话也不说，好不至于显得像是受了惊吓。然后，审讯结束，一切都成为过去。但这时他的精神动摇了；他向后退去，对这些无理解力的人的傲慢束手无策；法警就要把他带出法庭，这时他转过身来，挣扎着想说什么话，他伸出双手，一边甩开看守们的推搡，一边大声喊道：“我对此感到满意，即使我不得不向您承认，您判决了一个神经错乱的人！”
这是一种前后不一致的态度；但是乌尔里希屏息凝神地坐着。这显然是神经错乱，并且同样也显然只是我们自己的存在要素的一种被扭曲了的关系。这支离破碎、迷雾重重。但是乌尔里希不知怎么地竟想到：如果作为整体的人类会做梦的话，那么莫斯布鲁格尔便一定会出现。这位“可怜的辩护人小丑”——忘恩负义的莫斯布鲁格尔有一回在审讯过程中曾这样称呼过他——在高个子当事人被押解走的时候宣布要为某些细节而提出上诉，这时他才醒过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