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里希第一次看见她身穿女人衣服，由于有了昨天的印象所以这一回简直觉得她化了装了。灯光从敞开的房门照进清晨蒙蒙亮的房间里，这个金发黑乎乎的形象似乎伫立在一个空荡荡的岩洞里，闪耀的光辉在这岩洞里流淌。阿加特的头发紧贴在头上，她的脸因此而显得比日前更富有女性特征，温柔的女性的胸脯在式样简朴的黑衣服下显出依从和反抗之间的那种最完美无缺的平衡，这是一颗珍珠的轻飘抵抗力所特有的那种平衡；在细长、高挑、他昨天见到的与他的大腿相似的大腿前垂下了裙子。由于这个形象今天在整体上与他更不相似，所以他便发现了脸庞的相似性。他心里觉得，从那儿走进门口并迈步朝他走来的，是他本人：只是比他更美丽而已，并且沉浸在一种光辉里，他从未在这样的光辉中看见自己的形象。他第一次为这样的想法所攫住：他妹妹是他本人的一个梦幻式的重现和变样。但是这个印象转瞬即逝，所以他又把它忘却了。
阿加特是来提醒她兄长赶快履行她自己几乎因睡觉而耽误了的职责：她手里拿着遗嘱，让他注意其中刻不容缓、急需办理的事项。其中有一条关于老先生的勋章的有些起皱的指令尤其应该注意，这条指令仆人弗兰茨也知道；阿加特热心地、虽然也有些不虔诚地用红色线条标出了遗嘱中的这段文字。死者想用这些勋章作陪葬，他拥有不少这样的勋章；但是由于他不是出于虚荣才要用它们作陪葬，所以遗嘱里附上了一大段立意深刻的说明文字，他的女儿只读了开头，如今便让他的兄长给她解释其余部分。
“我该怎么向你解释呢？！”乌尔里希说，他读完了这段文字，“爸爸想用这些勋章作陪葬，因为他认为个人主义的国家理论是错误的！他向我们推荐普遍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从国家的创造性团体中才感受到一个超个人的目标，它的好意和公正；孤单单的人微不足道，所以君主意味着一个精神的象征：简单地说，人在死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必须把自己裹在自己的勋章里，就像将一个死去的海员裹在旗帜里沉入大海那样！”
“可是我却读到过，说是勋章必须交还？”阿加特问。
“勋章必须由继承人交还给皇家内阁文书处。所以爸爸弄到了复制品。但是，他似乎觉得从珠宝商那儿买来的复制品不是真正的勋章，所以他希望在盖棺盖的时候我们才调换他胸部的勋章。这就难了！谁知道呢，也许这是对规章的一种无声抗议，他不想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抗议。”
“可是到时候这儿将会有上百个人，我们会把这件事忘掉的！”阿加特担心。
“我们这就给他调换了吧！”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你得读一读下面那段他写施翁教授的话：施翁教授随时可能会来，昨天我就已经等了他一整天！”
“那我们就等施翁来了以后再去读它吧。”
“不满足他的愿望，”阿加特表示反对，“这恐怕不好吧。”
“他不会知道了嘛。”
她疑惑地望着他：“你有把握吗？”
“噢？”乌尔里希笑道，“也许你以为这件事没把握？”
“我对什么都没把握。”阿加特回答。
“有一点倒是确定无疑的：他从未对我们满意过！”
“这是对的，”阿加特说，“所以我们还是待会儿调换吧。但是现在你告诉我一件事，”她补充说，“你从来不为人家要求你做的事操心吗？”
乌尔里希迟疑不决。“她问得好，”他想，“我大可不必担心她会有小城市居民的狭隘性！”但是由于昨天整个晚上不知怎么地都和这些话联结在一起，所以他就想给一个既可以继续存在又可以为她效劳的回答，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使她不致错误理解他的意思。最后，他便不经意地用少年气盛的口气说：“不只是父亲死了，他周围的礼节也死了。他的遗嘱死了。到这里来的人死了。我不愿意说什么恶毒的话。上帝知道，人们也许会多么感激这些有助于加强尘世的生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生命的钙盐，不属于大海！”他发觉他妹妹现出游移不定的神态，便领悟到，他信口开河讲的话多么让人费解。“社会的美德对圣者来说是罪恶。”他笑着补充说。
他有些以恩人自居或自负地把胳臂搁在她的肩上：纯粹出于窘迫。但是阿加特却神情严肃地往后一退，不理这个茬。“这话是你编造出来的？”她问。
“不，这话是一个我喜欢的人说的。”
她现出某种一个不得不受思考折磨的孩子的恼怒，把乌尔里希的答复归纳为这样一句话：“那么你是几乎不会说一个习惯诚实的人是好人的吧？但是一个第一次行窃时心几乎跳到嗓子眼的小偷你却说是个好人？！”
乌尔里希对这些有些奇特的话语感到惊讶，并因此而神情严肃了起来。“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他简短说，“我自己或许倒不很在乎什么东西被认为公正或不公正，可是我不能给你定出可以让你照章行事的规则来呀。”
阿加特把探询的目光慢慢从他那儿移开，又把遗嘱拿了起来：“我们得继续读下去，这里还有用线条标出的段落！”她提醒自己。
老先生在最终卧床之前撰写了一系列信件，并在他的遗嘱里对这些信件的理解和发送都作了说明。其中特别画线标出的部分涉及施翁教授，这位施翁教授就是那位老同事，是他在当了一辈子的朋友之后通过这场刑事责任能力降低条款之争使兄妹俩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愤愤不平、抑郁不振。乌尔里希一眼就认出了这场关于观念和意志、法制的尖锐和自然的模糊的熟悉而又长期的争论，父亲临终前曾再次向他扼要叙述过这场争论；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像社会学派的告密让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这样耿耿于怀的，他曾加入过这个学派，这学派是普鲁士精神的产物。他刚开始拟定一个小册子的写作计划——这小册子的名字叫《国家和法或一贯性和告密》——便感到自己的身体日益衰弱，于是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对手在战场上独领风骚。用只有人在死亡临近和为神圣的名誉而战时才会说得出来的庄严话语，他要他的孩子们负责，不让他的事业衰败，尤其是要他的儿子去利用与权威人士的关系——多亏他父亲的永不疲倦的提醒他才赢得了这些关系——使施翁教授实现其图谋的希望彻底破灭。
如果人们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话，那么这并不排除他们在事情做完或不如说拟定之后会感到需要原谅一个从前的朋友因怀有低级的虚荣心而犯的错误。他们会倾向于原谅别人和请求别人原谅自己；可是如果身体又好起来了，那么他们又会废止这种做法，因为健康的身体天生就有某种不愿和解的特性：两种情况老先生临终前在健康状况的变迁中显然都曾体味过，他必定是觉得这两者都同样合理。但是这样一种状况对于一位有声望的法学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就凭借训练有素的逻辑想出了一个招数，这就是他这样留下自己的意愿，使得这意愿可以不受事后心情变化的影响，不折不扣地起到遗愿的作用：他写一封宽恕信，既不在这封信上署名也不标明日期，而是委托乌尔里希填写上他死亡时刻的日期并和他妹妹一道作为遗嘱执行人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像在立一个口头遗嘱时濒死的人没有力气签字那样。其实他是一个安静而乖僻的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这个小老头儿，他服从了生活的等级顺序并作为它的勤奋的仆人捍卫它，但却带有种种反抗性，在那条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他无法找到表达它们的措辞。乌尔里希不由得想起他收到的那份讣告，这讣告很可能是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下安排好的，他几乎从中看到了一种与自身的相似性，但这一回不是带着怒气，而是怀着同情，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鉴于这种表达欲，他理解对儿子的这种仇恨，这儿子享有过分的自由，过着优游的生活。因为子辈们的处世方式在父辈们看来总是都是这样的；一种孝顺的情感在乌尔里希的心头泛起，他想到了郁结在自己心头的疙瘩。但是他再也找不到时间去使这件事具有一种公正的、也可以让阿加特理解的外形；他刚开始这样做，昏暗的房间里倏地闪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溜烟似的进入房间，便迈步径直走进蜡烛光里，在那里将手绕一大圈举到眼前，就离灵柩台一步远；这时，父亲的仆人才急匆匆赶来禀报。“尊敬的朋友！”来访者用庄严的声音大声说，而小老头则抿紧着嘴唇躺在他的敌人施翁的面前。
“年轻的朋友们，威严的星空在我们头顶，威严的道德法则在我们心中！”此人继续说，边说边用忧郁迷离的目光望着这位学科同行，“在这个已经冷却下来的胸膛里曾经存在过威严的道德法则！”说罢，他才转过身来，和兄妹俩握手。
但是，乌尔里希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以便完成自己的任务。“可惜枢密官先生和家父在最近一段时期里相互为敌了吧？”他小心地探询。
给人的印象是，这位白胡子不得不先思索一番，才恍然有所领悟。“意见分歧，不值一谈！”他边动情地望着死者，边宽宏大度地回答说。但是，当乌尔里希客气地坚持己见并暗示这涉及一个遗愿时，房间里的气氛倏然紧张了起来，像在一个下等酒吧间里，全酒吧的人都知道：现在有一个人已经在桌面上拔出刀来，一场厮杀眼看就要爆发。所以老头儿很是有一手，在赴黄泉的路上还要给他的同事施翁添点麻烦！这样一种旧日的敌意当然早已不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思维习惯；如果没有随便什么东西恰好重新煽起敌对情绪来的话，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无数过去的事件的内容总和已经积聚成一种相互轻蔑评价的形态，这种评价就像一个没有成见的真理那样不受感情波动的影响。施翁教授对这件事的感受跟他的这位现在已亡故的攻击者曾经有过的感受完全一样；他觉得原谅完全是幼稚可笑的，是多此一举，因为临终前的这种软和的内心冲动，况且还只是一种情感而不是收回自己观点的学术性表态，这对一场多年争论的经验来说自然根本没有任何证明力，并且据施翁看来只是完全无耻地充当在他品尝胜利滋味时使自己显得理亏的一种手段。施翁教授觉得应该和他这位死去的朋友告别，这自然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的上帝，我们当讲师、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互相认识了嘛！你记得吗，我们怎样在城堡花园里沐浴着晚霞讨论黑格尔？从那时以后已经沉没了多少个太阳，可是我尤其记得那个太阳！你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学术争论吗，这场争论在当初几乎就已经使我们成为敌人？这多美呀！如今你死了，我却令我欣慰地尚还站立着，哪怕是站在你的棺架前！众所周知，上了年纪的人在遇到同龄人谢世时，其感情均带有这样的特性。人们一进入这个年龄，诗意就会勃发。许多人十七岁以后就一直没写过诗，七十七岁写遗嘱时，他们突然写了一首诗。像在末日审判时死人一个个被点名传唤那样——虽然他们连同他们的一个个世界像沉船里的货物安息在时间的底层——遗嘱里种种事情也是直言不讳、不加粉饰被列举出来并且重又收回它们的在使用中丢失了的品格。“铺在我工作间里的那块带雪茄窟窿的布哈拉地毯”在这样的最后的底稿里有这样的话，或者是“那把他于一八八七年五月在温特百货公司购得的犀牛角手柄雨伞”，甚至连股票也一一谈到并列举出号码。
并非偶然的是，与每一个单个的物件的这种最后的闪亮一起，一种渴望也觉醒起来，这就是渴望把一种道德、一种警告、一种祝福、一种规则与这联系在一起，让它们用一种有力的表达形式去评论这种意想不到地众多的、在衰亡的四周再次出现的东西。所以与遗嘱时期的诗意一起，一种哲学也在觉醒；可以理解的是，这往往是一种陈旧的、积满灰尘的哲学，人们在五十年前已经把这种哲学遗忘，如今又把它请了出来。乌尔里希突然明白了：这两个老人中谁也没能让步。“生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要原则依然无可争议！”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需要，倘若人们知道，在不多几个月或几年后他的原则会在他之后仍还活着。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位老枢密官的内心两种原动力还一直在互相抗争着：他的摹仿浪漫主义，他的青春活力，他的诗意要求做出一个高贵、美好的姿态，说出一句高尚的话；而他的哲学却要求他通过突发情感和一时的精神衰弱——他的已故敌人就给他设置过这样的陷阱——表达理性法则的不可触动性。已经两天了，施翁一直在寻思：如今此人死了，施翁式理解降低刑事责任能力不再有拦路的障碍；于是他的情感汹涌地奔流向这位老友，像想出一个仔细推敲好的、只待信号一发便可付诸实施的战时动员计划那样，他设想了这个告别场面。可是如今这件事算是告吹了。施翁怀着激昂慷慨的心情开始行动，但是如今他的情形就像一个正在构思一首诗的人头脑冷静了下来，最后几行诗他再也想不起来。他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一张白净的未刮胡子的脸和白胡子茬脸，两个人都强硬地紧闭着牙关。
“他会怎么办呢？”乌尔里希暗自寻思，他怀着紧张的心情静观其变。在枢密官施翁的心里，刑法第三百一十八号条款如今将按他的建议被接受的这个确凿无疑的喜讯终于压倒了心头的恼怒；由于他摆脱了邪恶的念头，所以他真想放声歌唱“从前我有一个伙伴……”以表达他那从现在起已是无比喜悦的感情。由于他不能这样做，他便对乌尔里希说：“相信我吧，我朋友的年轻儿郎，起主要作用的是道德危机；社会衰败紧随其后！”说罢，他向阿加特扭过脸去并继续说：“令尊大人随时准备促使一个理想主义的法学基础观点取得突破，这是令尊大人的伟大之处。”说着，他抓住阿加特的一只手和乌尔里希的一只手，边摇晃这两只手边大声说：“长期共事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小的意见分歧，令尊大人并不怎么太重视这种意见分歧。我一直确信，为了使自己在敏感的法律意识问题上不遭受指责，他必须这样做。明天将会有许多教授来向他告别，但是其中将不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教授！”
这一场戏就这样以和解而告结束，施翁一边告辞一边还向乌尔里希重申，说是如果他决心还要献身大学教书生涯，可以指望得到他父亲的朋友们的帮助。
阿加特睁大着眼睛在一旁倾听并观看了生命赋予人的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最终形态。“这就像一座石膏树林！”她事后对她兄长说。
乌尔里希笑道：“我像月光下的一条狗那样感到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