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下来就是世袭贵族的人的交往在这方面并不成为例外。阿恩海姆抑制自己的高贵气派并且谦逊地满足于当个了解自己优点和局限的精神贵族，以至于一会儿以后有上层贵族姓氏的人在他身边便显得仿佛被这个姓氏的负担压弯了腰了似的。最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的，是狄奥蒂玛。她凭借一位艺术家的理解力看出了这个整体的秘密，这位艺术家看到自己终生的梦想已经以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方式得以实现。
她如今又完全和自己的沙龙协调一致了。阿恩海姆告诫大家别过高估计外部的组织；粗俗的物质利益将会压倒纯洁的意图；他更加重视这个沙龙。
图齐司长却表示担心，怕人们这样下去将陷入高谈阔论的深渊。
他跷起二郎腿并将青筋暴起、瘦削而黝黑的双手交叉在腿前；他蓄着一部小胡子，长着一双南欧人的眼睛，在身穿质地柔软、做工精致的西服，挺直上身坐在那儿的阿恩海姆身旁看上去就像一个近东窃贼在不来梅大商人身旁。两种高贵在这里互相碰撞，而奥地利的高贵符合一种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最佳口味，喜欢做出一丝儿漫不经心的神态，它并不认为自己更卑微一些。图齐司长用一种和蔼可亲的方式打听平行行动的进展情况，仿佛他自己不可以直接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似的。“如果可以尽快了解到眼下的计划，我们会感到高兴的。”他说，面带一丝亲切的笑容望着他的夫人和阿恩海姆，那笑容好像是在说，在这种事情上我在这里是外人嘛。接着他又说，他的妻子和伯爵阁下的这项共同事业已经给各行政机构带来严重的忧虑。部长最近汇报工作时曾小心地探听陛下的口气，询问哪些外部周年纪念活动可能会获得陛下的批准，尤其是，由他本人抢在前面去担任一个国际和平行动的领导，这个计划在多大程度上会合陛下的心意——因为，图齐解释说，如果人们想从政治上领会已经在伯爵阁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世界奥地利思想，那么这也许是唯一的可能性了。但是陛下怀着他那至高无上、世界著名的认真精神和克制态度——他继续讲述说——立刻严辞拒绝了：“啊，我不想出这个风头。”于是人们便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种极明显地表示反对的、至高无上的意志宣示。
图齐就这样以一种委婉的方式不委婉地处理这些职业方面的小秘密，一如一个同时善于保守较大秘密的人所做的那样。最后他说，现在各驻外使团都得探究外国宫廷的气氛，因为人们对自己宫廷的气氛没有把握，可是却必须在某个地方获得一个牢固的地位。因为说到底，从纯业务角度来看许多可能性已经具备，从召开一次一般性的和平会议到一次二十国君主会晤，直至用奥地利艺术家的壁画装饰海牙宫或捐款救助海牙女佣的孤幼儿。紧接着他便提出问题，问普鲁士宫廷对这个周年纪念年有什么想法——阿恩海姆说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奥地利式的玩世不恭使他厌恶；他自己本是个十分善于优雅地与人闲谈的人，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图齐身边一本正经得就像这样一个人：一谈起国家事务来，这个人便要强调指出，这需要态度冷静和严肃。两种对立的高雅、国务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这样略带醋意地呈现在狄奥蒂玛的面前。但是你若把一只灵缇放到一只哈巴狗的旁边，把一棵杨柳放到一棵白杨旁边，把一只酒杯放到一块翻耕过的田地上或者把一幅画像不是拿到画展上去而是放进一只帆船里，简短说，你若把两种受过良种培育和个性突出的生活模式并排放在一起，那么两者之间便会产生一种空虚、一种扬弃、一种深不可测的完全恶性的荒谬。这一点狄奥蒂玛虽然不理解，但却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感觉到了，她惊骇地当即扭转谈话方向，毅然决然地向丈夫解释说，她打算通过平行行动首先取得某种精神方面的重大成果，让真正新派人的需要传入领导层！
阿恩海姆心怀感激地感觉到，这个思想又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因为恰恰由于不得不抵抗某些沉醉的瞬间，所以他不想拿可以堂而皇之为他与狄奥蒂玛相聚正名的事开玩笑，一如一个要淹死的人不拿自己的救生圈开玩笑。但是令他惊讶不已的是，自己竟声调中不无疑虑地问狄奥蒂玛，她打算挑选谁进入平行行动的最高领导层呢？
狄奥蒂玛对此当然还完全不清楚；与阿恩海姆相聚的这些日子给她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激励和思想，以致她竟没顾得及选择确切的结果。阿恩海姆倒是已经对她反复申述过几次，说是关键不在于各委员会是否民主产生，而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名流，但是她听了简直有这种感觉：你和我——即使还不是这个决心，甚至连这个认识都不是；这大概恰恰就是那种东西，是阿恩海姆语声中的悲观主义使她想到的那种东西，因为她回答说：“今天压根儿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人们称为很重要、很伟大，要人们全力以赴去实现的呢？！”
“这是一个时代，一个丧失了健康时代内在自信的时代的标志，”阿恩海姆接过话茬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难得有什么可以渐渐成为最重要和最伟大的东西。”
图齐司长垂下眼睛看裤子上的一小撮尘土，不妨把他的微笑解释为同意。
“确实，这会是什么呢？”阿恩海姆用审视的目光继续说，“宗教吗？”
这时，图齐司长抬起他的笑脸；阿恩海姆虽然没有像当初在伯爵阁下身旁时那样有力和毋庸置疑地说出这个词儿，但是毕竟声音悦耳且透着严肃。
狄奥蒂玛抗议她丈夫的笑脸并插话说：“为什么不呢？也是宗教！”
“当然是的，但是既然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具体的决定：您可曾想过选一位主教进入委员会，让他为行动找到一个合乎时代的目标呢？上帝是极其不时髦的：我们无法想象上帝身穿燕尾服，刮光了胡子和留着小分头，我们按老祖宗的方式行事。除了宗教之外还存在什么？民族？国家？”
听到这里狄奥蒂玛高兴了，因为图齐通常把国家当作一桩男人的事务对待，人们是不跟女人谈论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他沉默不语，只在眼睛里做出一种仿佛对此还有一些话要说的样子。
“科学？”阿恩海姆继续问，“文化？还有艺术。真的，说不定艺术是最早反映存在的统一以及内在秩序的哩。但是我们是了解艺术的现状的。普遍的支离破碎；没有关联的极端。在本世纪初，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就已经为新的、机械化了的社会和情感生活创造了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和弗洛伊德则揭示了底层的魔力：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深深感到在各方面已经没留下什么要我们去做的事了。”
这时图齐司长插话说，如果他想读点什么精纯的东西，他就读荷马，或者读彼得·罗泽格尔[20]。
阿恩海姆接过这个话茬：“您还得加上《圣经》。有了《圣经》、荷马和罗泽格尔或罗伊特[21]事情就好办了！而且也就在问题的最核心区域了！假定我们有一个新荷马：扪心自问吧，我们压根儿有没有能力去听他吟唱呢？我以为，我们必须作否定的回答。我们没有他，因为我们不需要他！”阿恩海姆坐上马鞍骑行起来。“如果我们需要他的话，我们就会有他！因为归根结底世界历史上是不发生任何消极的事。所以我们把一切真正伟大和重要的东西安排在过去，这意味着什么呢？荷马和耶稣基督不会再有，更谈不上被超越；再也没有什么比《雅歌》更美的了；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在近代之前犹如平原人口前的山地；今天的伟大君主形象在哪儿？连拿破仑的事迹与法老们的事迹相比，康德的著作与佛祖的、歌德的与荷马的相比，也显得多么呼吸短促！但是我们毕竟活着，并且必须为某种东西而活着：那么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没有别的结论，只有……”话说到这里，阿恩海姆却顿住并声言，他迟疑着没把这话讲出来。因为只剩下这个结论，即人们认为重要、以为伟大的，全都与我们生命的核心力量毫不相干。
“那么这力量是？”图齐司长问；对于人们把大多数事物看得过于重要这一观点，他有少许反对意见。
“这个问题今天谁也说不好，”阿恩海姆回答，“文明的问题只能用心灵去解决。通过一个新人的出现。通过内心的想象力和纯洁的意志力。除了将伟大的过去减弱为自由主义，理智没办成什么别的事。但是也许我们看得不够远，太谨小慎微；每一个时刻都可能是世界转折的时刻！”
狄奥蒂玛本想表示异议说，那平行行动就压根儿没剩下什么事要做的了。但是奇怪的是她被阿恩海姆模糊不清的幻觉给吸引住了。也许“讨厌的练习题”的一丝残余留在了她的身上，每逢不得不阅读最新的书籍并谈论最新的绘画时，她总是心情沉重；对艺术的悲观主义使她摆脱了许多她其实根本不喜欢的美；对科学的悲观主义减轻她对文明、对大量很有价值和影响的知识的恐惧。所以，阿恩海姆对时代的绝望判断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她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阿恩海姆的伤感与她有某种关联，这个想法愉悦地袭上了她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