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德银行的菲舍尔经理就是那个出于起先是不可理解的原因忘记对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邀请作出回答，此后便没再受到邀请的银行经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就是那个有经理称号的银行襄理。他受到第一次邀请也完全要归功他夫人克莱门蒂娜的种种关系。克莱门蒂娜·菲舍尔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公务员家庭，她的父亲曾当过总会计署署长，她的祖父曾当过财政顾问，她的三个兄弟在各部担任要职。二十四年前她由于两个原因嫁给了莱奥；首先是因为高级公务员家庭有时孩子多财产少，但是其次也出于浪漫精神，因为与她父母家里的那种捉襟见肘的节俭相反，她觉得银行业是思想自由、符合时尚的职业，而且在十九世纪一个有教养人不按照对方是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来评价另一个人的价值；是的，在当初那种情况下，她几乎觉得，将普通百姓天真的反犹太主义的偏见置之不顾，这是某种特别有教养的表现。
后来，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民族主义的幽灵在全欧洲出现，而且随之也兴起了一股攻击犹太人的浪潮，这浪潮将几乎可以说是被她捧在怀里的丈夫从一个受尊敬的自由意志者变成一个异乡后裔和腐蚀别人灵魂的人。起先她以一颗“思想高尚的心灵”的全部愤懑奋起反抗，但是她逐渐地受到幼稚而残忍的、不断蔓延开来的敌意的消耗，受到普遍偏见的惊吓。是的，她甚至还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事：一遇到这些在她和丈夫之间渐渐越来越明显显现出来的对立——由于他从来也不愿意正经说清楚的原因，他越不过襄理这一级并失去了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银行经理的一切希望——她便总是耸耸肩膀对自己解释这些伤感情的事：莱奥的性格和她的性格就是不一样嘛，尽管她对局外人从不放弃青年时代的原则。
这些对立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无非就是由于缺乏协调而生成的；犹如一俟许多婚姻不再呈现出虚假的幸福美满景象，就会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自然的不幸浮现出来。自从莱奥的发展道路犹犹豫豫卡在交易所部门主管的职位上以来，克莱门蒂娜便不能再说什么他不是坐在一间宁静如镜的政府部级办公室里而是坐在“飞奔着的时代织布机”前，来为他的某些特性开脱，而且谁知道，她当初是不是恰恰因为歌德的这句话才嫁给他的呢？！他剃去了的络腮胡子连同架在鼻梁上的夹鼻眼镜曾让她想起一位得宠的英国勋爵，现在却让她觉得像一个交易所经纪人，而且一些举止言谈方面的习性开始让她觉得简直无法忍受了。起先克莱门蒂娜还试图纠正他，但是她碰到了特殊的困难，因为事实表明，世界上哪儿也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一部络腮胡子会让人想到英国勋爵还是经纪人，鼻梁上是否适合架一副夹鼻眼镜，它加上一个手势便表达出热情或愤世嫉俗。况且，莱奥·菲舍尔也根本不是那种肯让人来纠正自己身上毛病的人。他认为想把他造就成内阁部级参事的基督教-日耳曼式的美的最高典范而做的种种指责是上流社会的笨拙无聊的戏谑，他认为这有失一个有理性的人的体面而拒绝进行这样的讨论，因为他的夫人越是对细枝末节有反感，他便越是强调理性的大的方针路线。因此菲舍尔家渐渐演变成两种世界观的战场。
洛伊德银行经理菲舍尔喜欢推究哲理，但是仅仅每天十分钟。他喜欢把人的生命看作合情合理的，相信精神的效益，他按一家大银行的层次分明的秩序来想象这种效益，他每天颇有兴致地关注着报上读到的新进步。这种对不可动摇的理性和进步的方针的信仰使他在长时间内有可能耸一耸肩膀或用一句尖刻的答话置妻子的责难于不顾。但是不幸的是，在他们的婚姻中，时代情调偏离那些旧的、于莱奥·菲舍尔有利的自由主义原则，偏离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和自由贸易的伟大榜样，西方世界的理性和进步为种族理论和街头标语所代替，所以他也不能超然物外。起先他压根儿就不承认有这种趋向，一如莱恩斯多夫伯爵惯于否认某些“公众舆论的令人不愉的现象”那样；他等待着这些现象自动消失，这种等待是将将还可以感觉得到的一度恼怒折磨，是生活施加给思想正直的人的一种折磨。二度折磨通常叫作“毒药”，所以菲舍尔也这么称它。这毒药是一点一滴出现的道德、艺术、政治、家庭、报纸、书籍和交际方面的新观点，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随之出现，人们愤怒否认的同时却又不能避免对客观存在的承认。但是菲舍尔经理还得忍受第三度和最后一度的折磨，眼看着新生的一阵阵蒙蒙细雨汇聚成一场持久的雨水，这逐渐变成一种最可怕的折磨，一个每天只给哲学十分钟的人所能经历到的最可怕的折磨。
莱奥了解到，人可能会在多少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显示自己有理的欲望，一种几乎与人的尊严具有相同意义的需要，开始在菲舍尔家大显神威。这种欲望在几千年里催生了数千种值得钦佩的哲学、艺术品、书籍、事迹和同道中人，而如果说这种值得钦佩的、但也狂热和巨大的、人性中固有的欲望不得不满足于十分钟人生哲学或家政原则问题的辩论，那么它像一滴灼热的铅爆裂到无数伤人最甚的尖角和尖齿上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它在诸如女佣该不该辞退、牙签该不该放在桌上这种问题上破裂；而且不管面对什么问题，它都会立刻充实变成为两种极其富具体内容的世界观。
这在白天还过得去，因为这时候菲舍尔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夜晚，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这就极大地恶化了他和克莱门蒂娜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今天的各种事物错综复杂，一个人只能完全熟悉一个领域里的情况，而就他而言这个领域就是抵押贷款和证券，所以他在夜晚乐意谦让一些。而克莱门蒂娜却在夜晚也仍然尖刻和毫不谦让，因为她在公职人员家庭有责任感的、坚忍不拔的氛围中长大，而且她的等级意识也不容许把卧室分开，使原本就不宽敞的住房变得更窄小。但是共同的卧室一旦变得阴暗起来，就会使一个男人处于类似演员的境地，这位演员必须在看不见的剧场观众面前扮演一位狮子般怒吼的英雄，这角色固然值得一演，但毕竟已经给演滥了。几年以来，莱奥的黑乎乎的观众厅对此既没发出些许喝彩声也没显出丝毫拒绝的迹象，可以说，这能够震撼最坚强的神经。早晨，按照可尊敬的传统，早饭是在一起吃的，克莱门蒂娜生硬得像一具冻僵了的尸体，而莱奥则浑身剧烈震颤。连他们的女儿格达也每次都有所察觉并满怀着恐惧和憎恶把这种夫妻生活想象成为漆黑夜晚的一场猫咬猫式的争斗。
格达二十三岁，首当其冲成了父母之间争斗的目标。莱奥·菲舍尔觉得，是时候了，她该让他许一门合适的婚事了。但是格达却说：“你的看法过时了，亲爱的爸爸。”她在一群基督教-日耳曼同龄人中选择了自己的男朋友们，这些朋友没有丝毫糊口之计，却蔑视资本并教训人说，还从未有一个犹太人证明自己有能力提出一种伟大的人性的象征来。莱奥·菲舍尔称他们为反犹主义的无赖，想将他们拒之门外，但是格达说：“这你不懂，爸爸，这仅仅是象征性的嘛。”格达神经过敏并且贫血，如果人们不小心对待她马上就会情绪激动起来。就这样，菲舍尔容忍这种交往，就像从前奥德修斯不得不在自己的家里容忍珀涅罗珀的求婚者们，因为格达是他生活中的一丝慰藉；但是他不默默容忍，因为这与他的禀性不符。他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高尚的思想，而且他一有机会就这样说，以便对格达施加有利的影响。而格达则每一回都回答说：“是的，爸爸，倘若人们不必从根本上用不同于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就无论如何都是对的了！”当格达这样说话时，克莱门蒂娜做什么呢？什么事也不做！她一脸顺从地不吭一声，但莱奥分明觉得她会在他背后支持格达的意愿，就好像她知道什么是象征似的！莱奥·菲舍尔经常有种种理由认为自己那颗上等的犹太人脑袋比他夫人的那颗强，再没有什么比看到她从格达的癫狂中得利更令他气愤的了。为什么他偏偏会突然不再能够适应现代化的思维了呢？这是一种指导思想！随后他回想起夜晚。这已经不再是毁人声誉；这是把声誉连根挖掉！在夜里人们只穿一件睡衣，睡衣下面立刻显出本性来。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才智会保护他。人们投入自己的全部身心。此外别无他物。那么，每逢谈到基督教-日耳曼观点时克莱门蒂娜脸上便现出一副仿佛他是个野蛮人似的模样，这算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人是像一张薄纸受不了雨淋那样受不了别人猜疑的生物。自从克莱门蒂娜不再觉得莱奥出色，她便觉得他难以忍受，而自从莱奥觉得自己受到克莱门蒂娜的怀疑，他便一直时刻窥探着自己家里的阴谋活动。在这方面，克莱门蒂娜和莱奥像受到道德和文学熏陶的世人那样囿于成见，总以为他们因其自身的激情、性格、命运和行为而互相依赖。可是实际上生活当然一大半不是由行为组成，而是由其意见为人们所吸收的论文，由意见和与之相对立的反对意见以及积贮起来的人们已听见、所知道的事物的那种无个性的特性组成的。这夫妇俩的命运一大部分取决于某些思想的阴暗、坚韧、杂乱的分层，这些思想根本不隶属于他们而是隶属于公众舆论并和公众舆论一道起了变化，而他们却无法使自己免受其害。与这种依赖性相比，个人的相互依赖性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一种被极大地过高估计了的残留物。他们虚妄地要对方相信有私人生活，并且对对方的性格和意愿提出质疑，可极大的困难却就在于这场争执的不现实性中，他们用种种令人恼怒的事情来掩盖这种不现实性。
莱奥·菲舍尔的不幸是，他既不打纸牌也不乐意带漂亮的姑娘外出游玩，而是忙于工作，疲于奔命，患有一种明显的家庭意识症，而他那位不做任何别的事、只是一味地日夜充当这个家庭的内核的夫人则再也不受这方面富于浪漫色彩的观念的迷惑。莱奥·菲舍尔有时受到窒息感的侵袭，这种感觉捉摸不定，从四面八方向他逼来。他是社会的躯体内的一个能干的小细胞，本分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但却只从四面八方得到毒汁。虽然这远远超出他对哲学的需要量，但是在遭到自己伴侣的遗弃之后，作为一个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放弃青年时代的合理时尚的上了岁数的人，他还是开始隐约感到精神生活的深刻空虚，感到自己那种永远变换着形态的无定形性，那种总是随着自身转动一切的缓慢、但动荡不定的变革。
在这样一个为家庭问题困扰着的早晨，菲舍尔忘记了回复伯爵阁下的来信，在随后的许多个早晨他听人描述了发生在图齐司长夫人圈子里的事，感到错过这样一个可以让格达进入上流社会的好机会实在是件莫大的憾事。菲舍尔自己并不是完全心安理得，因为他自己的总经理以及国家银行总裁都去了嘛，但是众所周知，人们在有罪与无罪的夹缝里心情越是紧张，便会越猛烈地反驳对他的指责。但是每逢菲舍尔怀着实干家的优越感试图取笑这桩爱国事务时，他总是被告知，一个像保罗·阿恩海姆这样站在时代顶峰上的金融家想法就是不一样。真是令人惊讶，克莱门蒂娜，还有格达——在别的方面她自然都是悖逆她母亲的愿望的——了解到了何其多的有关这个人的情况呀，而且在交易所里人们也在谈论他的某些奇闻轶事，所以菲舍尔被迫采取守势，因为他跟不上，可也不能对一个有着如此广泛商务联系的人妄下断语，说什么人们可以不认真对待他。
但是如果说菲舍尔被迫采取守势的话，那么这颇恰当地具有反坑道[22]的形态，这就是说，他对种种涉及图齐家、阿恩海姆、平行行动以及他自己的不顶事的暗示都讳莫如深地保持沉默，探询阿恩海姆的行为，暗暗等待着发生一个事件，好一下子暴露这种种事物内部的空洞并粉碎这件事高扬的家庭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