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性作为人的品行也要求精确的行为和存在。它要求一种最大限度要求意义上的行为和存在。可是这里必须有所区别。
因为实际上不仅有幻想的精确性（实际上还根本不存在这种精确性），而且也有一种学究气的精确性，而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幻想精确性坚持事实，学究精确性坚持幻象。譬如使莫斯布鲁格尔的特殊精神被纳入一个两千年的法律观念体系的精确性，就像一个想用一根针叉起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的傻瓜的那种学究的努力，丝毫也不关心事实，而是关心学究气的法律观念。而精神病专家在其对人们可不可以将莫斯布鲁格尔判处死刑这个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确性则相反，它是彻底精确的，因为它不敢多说一句，只敢说他的病象不确切符合任何迄今被观察到过的病象，它让法学家们去作进一步的决断。这是一种生活景象，是法庭趁此机会呈现出的景象，因为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他们觉得使用一辆车龄五年以上的汽车或让人按十年前的最好原则诊治一种疾病是完全不适宜的，他们反正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自愿或不自愿地花在促进这种臆造上，并且想尽法儿使属于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一切合理化，所有这些人物，他们最喜欢把美的问题，公正、爱情和信仰的问题，简短说，把一切人道问题，只要它们不带商务方面的成分，交托给他们的妻子去处理，倘若她们还不完全够用，便交托给一种男人，这种男人用千年的习语向他们讲述人生的得意和坎坷，他们漫不经心地、懊恼和满腹狐疑地听这些人讲述，并不相信他们的话，没想到会有这种可能性：人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所以实际上有两种精神状态，它们不但互相克制，而且通常——这更糟糕——相互并存，却不交谈一句话，它们仅仅互相担保，说它们俩都合乎人们的愿望，每一种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种满足于精确并坚持事实；另一种不满足于此，而是总是看着整体并从中推导出他们的对所谓的永恒和伟大的真理的认识。一种成就越来越大，另一种范围和等级越来越扩大。非常清楚，一个悲观主义者也可能会说，一种精神状态的结果毫无价值，而另一种精神状态的结果不真实。因为在世界末日，在掂估人类著作的分量的时候，人们拿了篇论述蚁酸的论文派什么用场呢？而且哪怕是三十篇这样的论文？！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连到那时为止蚁酸能变成些什么都不知道，人们对世界末日会知道些什么呢？！
自人类第一次获悉在世界的末日将会有一个这样的精神法庭，在这约莫多于十八个和还不到二十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就一直在这种“既不也不”的两极之间来回发展。这符合这一经验：在这过程中总是向一个方向发展之后接着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虽然可以想象，可以向往，这样一种逆转会按螺旋式进行，每转换一次方向螺纹升高一次，但是由于未知的原因发展所得到的很少会多于它因走弯路和遭毁坏所失去的。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当初对乌尔里希说，世界历史从不允许什么消极的东西，他这话说得完全正确；世界历史是乐观的，它总是热情地决定采取这一个步骤，事后才决定采取与此相反的步骤！所以即使在精确性的最初的幻想之后也不会出现实现这些幻想的尝试，人们倒是会任凭工程师和学者们对它们作无翼使用并又转向更庄重、更广博的精神状态。
乌尔里希还能清楚地回想起，这种无把握的东西是怎样又享有威望的。意见越来越多，从事一种有点儿不稳定行当的人、诗人、批评家、妇女以及从事新的一代人的那种职业的人抱怨说，纯粹的知识像某种不祥的东西，它撕碎一切崇高的人造物，却不能将它重新装配，他们要求一种新的人类的信仰，要求回归内心的原始钟楼，要求精神高涨和种种此类性质的东西。起先他曾天真地以为，这是些骑马擦伤了腿、跛着一条腿下马的人，边下马边叫喊，说是人们在他们身上涂灵魂；但是他必定是渐渐认识到，这反复出现的呼喊声，这种他起先觉得十分可笑的呼喊声，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知识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了，这种不精确类型的人，这种控制住当代的人已经开始贯彻自己的意图了。
乌尔里希曾反对认真对待这件事，如今以特有的方式在进一步培养自己的精神爱好。
自培养起自信心的少年时代——以后又注视这个时代，这往往是件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事——至今还有种种一度被喜爱过的想象留在他的记忆之中，其中就有“按假设生活”这句话。这句话还一直表达出勇气和非自愿的不知生活——每一步都是一桩没有经验的冒险行动，表达出对重大关联的渴望和一个年轻人迟迟疑疑步入生活时所感觉到的那一丝儿可收回性。乌尔里希心想，其实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收回的。一种被选定去做什么事的紧张感觉是第一次用目光打量世界的那个人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唯一确切的东西。如果他看管好自己的情感，那么他就对任何事物都不能无保留地说是；他寻找可能存在的情侣，但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个合适的情侣；他有能力杀人，却不确切知道他是否必须这样做。他自己的本性的那种发展自己的意愿禁止他信仰完美无缺的事物；可是他所遇到的一切事物都做出一副完美无缺的样子。他隐约感到：这种秩序不像它自称的那样稳定；没有哪种事物，没有哪个自我，没有哪种形式，没有哪个原则是稳定的，一切都处于一种看不见的、但却永不停歇的变化之中，在不稳定中比在稳定中蕴含着更多带未来性质的东西，而现代无非就是一种假设，一种还没有为人们所超越的假设。除了在那种善良的意义上，在一位研究者对事实——它们想引诱他过于匆忙地去相信自己——所保持着的那种意义上避开尘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来呢？！所以他踌躇着不表现自己；一种性格、职业，一种坚强的本性，对他来说这就是种种表象，在这些表象下最后应从他身上剩下的那副骨架便显现了出来。他试图用别的方式来了解自己；怀着一种对一切丰富他内心世界的事物的爱好，即使它在道德或才智方面是不准许的也罢，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脚步，这一步可以向各个方向自由迈出，但是它从一个平衡状态导向下一个平衡状态并且永远通向前方。一旦他认为有了这个合意的想法，他便觉察到，一滴难以描绘的火焰已经坠落到尘世，它的光亮将使地球显出另一副模样。
后来，智力增长了，这便在乌尔里希心里变为一种观念，如今他不再把这个观念与“假设”这个看不见的词儿，而是出于某种原因与一篇随笔这个特有的概念结合起来。大致犹如一篇随笔按各段顺序从多方面考察一样事物，而没有从总体上把握这样事物——因为一样从总体上被把握住的事物会一下子失去其规模并融合为一个概念——他自以为能够最正确地观察并论述世情和自己的生活。一个行动或一种个性的价值，甚至连它们的本质和天性他觉得都有赖于它们周围的客观情况，有赖于它们所服务的目标，一句话，有赖于时而具有这种、时而又具有另一种性质的总体，它们所隶属的这个总体。再者，这仅仅是简单描绘了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觉得一桩谋杀是一种犯罪行为或一种英雄行为，爱情的时辰是一个天使翅膀或一只鹅的翅膀上掉下来的羽毛。但是乌尔里希使它们一般化。于是，所有道德的事件便在一个力场内发生，这个力场的态势使它们具有意义，而它们则包含善和恶，一如一个原子包含各种化学的化合可能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它们所变成的那个东西；就如同艰辛这一个词儿按其分别与爱情、粗鲁、勤奋或严厉相连的不同情况表明四种完全不同的本质那样，他觉得所有道德的事件就其含义而言都是别的事件的从属功能。一张无尽的关系网就按这样的方式而产生出来，在这张关系网里根本就不再有寻常生活在一种粗略的初步接近中所赋予行动和个性的那种独立的意义；表面上的稳定在其中变成许多别的意义的不紧密的托辞，正在发生的事变成某种也许不曾发生，但却整个儿被感觉到的事情的象征，而作为自己的种种可能性的缩影的那个人，那个潜在的人，他的生存的那首没有写出的诗则迎向那个作为记录、作为现实和性格的人。从根本上来说，乌尔里希觉得按照这种观点自己有能力去做任何有道德和不道德的事，而美德和不道德行为在一个平和的社会制度下一般地——即便不公开承认——都被人觉得同样讨人厌，这一点恰恰向他证明了这种在自然界处处都在发生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都在努力趋向一种中间价值和中间状态，一种均衡和一种凝固。对于乌尔里希来说，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不再是一种力量体系的年龄形式，这种力量体系是不可以不损失道德的力量便与道德混同的。
可能在这些观点中也表现出某种生活不安全感；可是不安全感有时无非就是寻常的安全装置不够，此外大概也可以提请人们记住：连如此有经验的人类也是表面上按完全类似的原则行事。人类持续地撤销着自己已做的一切，并用别的事去取代它们，对人类来说罪行也会逐渐变为美德，反之亦然，人类建立起各种事件的重大精神联系并让它们在几代人之后又坍塌；只不过就是这是先后依次发生的，它们不是发生在一种统一的生活意识之中，而且人类的一连串尝试没有任何增强的迹象，而一种人类的有意识的随笔体手法却可能大致发现了需将世人的这种漫不经心的意识状态变成一种意志的任务。许多单一的发展轮廓表明，这样的事不久可能就会发生。一家医院里的女护士，穿一身雪白的衣服，用酸洗液在一只小白瓷盆里病人留下的污垢上擦抹，盆上现出一层紫色涂层，这层颜色是对她专注工作的酬报，这位女护士现在就已经——即使她并不知道这一点——置身在一个比在街上面对同样的污物吓得发抖的年轻女人更变化无常的世界。已经陷进自己行为的道德力场的罪犯只还像一个不得不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随波逐流的游泳者那样活动，每一个自己的孩子曾被卷入其中的母亲都知道这一点；人们只不过就是迄今一直不相信她会知道，因为人们容不下这种信念。精神病学把极度的轻松愉快叫作一种轻松愉快的恼怒，仿佛这是轻松愉快的反感似的，并且已经让人觉察到：所有大的增长，贞洁和肉欲，认真和轻率，残酷和同情的增长都汇入病态之中；如果健康的生活只是把两种夸张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作为目标的话，那么它就会显得多么无足轻重！如果健康生活的理想确实无非就是对夸张其理想的否认，那么它就会多么贫乏？！这样的认识导致在道德规范中看到的不再是固定不变规章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灵活的平衡，一种在每一个瞬间都要求为革新健康生活而作出成绩的平衡。人们开始总是觉得这太受局限，开始把不自觉获得的重复倾向归咎于一个人的性格，然后让这个人的性格对这些重复现象负责。人们学会看清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恰恰是通过对人身上的不带个人特色成分的认识人们才发现了个人特色的新的踪迹，发现了个人的某些简单的基本行为方式，发现一种筑自我欲，它像鸟儿的筑巢欲那样用许多种材料按几种方法筑起它的自我。人们已经如此接近于能够施加某些影响像挡住一条山涧那样挡住各种已经蜕变了的状态，以致如果人们不及时使罪犯变为大天使，这就几乎只还会导致一种社会的疏忽大意或一种残余的笨拙。所以许多东西都可以引证，涣散的东西、互相还没有接近的东西，它们共同起作用，使得人们厌倦在较简单条件下为其应用而产生的那种粗暴的亲近，使得人们渐渐体验到有必要在形式的基础上去改变一种道德，一种两千年来总是只在小处符合那可变的口味的道德，并将它换成另一种道德，换成较准确地贴近事实可变性的道德。
按照乌尔里希的信念，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缺公式；只缺那种表达方式，还在一个运动的目标被达到之前，这个目标就必须在某个幸运的时刻找到那种表达方式，以使最后一段路程得以走完，而这总是一种大胆的、按事情的态势还不能被证明有道理的表达方式，一种精密和不精密的结合，精确性和激情的结合。但是恰恰是在本应使他感到鼓舞的那些年代里，在他身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事。他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运用暴力的人，他们没有军队可供自己使用，所以就以将世界关闭进一个体系里这样的方式征服世界。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僭主政治时期曾经有过具有伟大哲学气质的人物，而在进步的文明和民主时期造就不出一门令人信服的哲学来的原因吧，至少按人们听到的普遍就此表示的惋惜之情来判断，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讨论哲学的短篇文章多得惊人，以致现在只剩人们不讲世界观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的店铺了，而对大部头哲学著作人们却怀着极大的不信任。人们认为它简直不成体统，乌尔里希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按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实际知识对它抱有某种嘲讽的想法。这决定了他的态度，他的所见所闻一再促使他进行思考，可他却对太多的思考怀有某种畏惧。但是最后决定了他的态度的，还是某种别的东西。乌尔里希的性格中有着某种东西，它对逻辑整理，对明确的意愿、方向明确的功名心原动力起着一种涣散、麻痹、解除武装的作用，而且这也和他当初选择的杂文体这个名字有关，虽然他性格中的这种东西恰好含有他逐渐地、无意识谨慎地排除在杂文体这个概念之外的那些成分。据已有的情况来看，杂文这个词的译文，这种作为尝试的译文只是不准确地含有对这个文学样式的重要暗示；因为一篇杂文不是暂时或捎带着表达了一种信念，一种一遇良机就升华为真理、但同样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谬误的信念（只有被有学问的人作为“他们的工场里的垃圾”拿出来供人阅读的那些文章和论文才具有这样的性质）；一篇杂文是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在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无可比拟、无可更改的形象。一篇杂文最感到陌生的莫过于人们称之为主观性的那些想法不负责任性和不完备性，但是真和假、聪明和不聪明也并不是可以用在这样的思想上的概念，这些概念却还是服从看似柔和已极、实则相当严酷的法律。曾经有过不少这样的内心飘忽不定生活的杂文家和大师，但是去列举他们的名字，这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王国在宗教和知识之间，在范例和学说之间，在amor intellectualis[25]和诗之间，他们是带和不带宗教色彩的圣徒，有时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沉迷于一桩冒险奇遇的人。
况且再也没有比这非自愿的经验更说明问题的了，这是人们作有学术水平和合理的尝试时所获得的经验：人们尝试着去诠释这样的大杂文学，将现在这样的生命学说变成一种生命知识并从被感动者的感动中获得一种内容；从这一切当中所剩下的大致和从一个被人举出水平并放到沙滩上的美杜莎的细嫩彩色身躯上所剩下的一样多。受感动者的学说在未受感动者的理性中化为尘土、矛盾和荒谬，可是人们其实并不可以称它为温柔的和生活多变的，因为否则人们为了忍受得住一个没有空气的、不符合他的生活需求的空间，就也得称一头象是太温柔的动物了。如果这些描述会令人产生神秘的印象或者哪怕只是一种竖琴音响和叹息式阶进滑奏占主导的音乐的印象，那么这就很令人惋惜了。相反的话是真的，而乌尔里希则觉得以这些描述为基础的问题根本就不仅是概念，而且也完全平平淡淡地表现为如下的形式：一个愿意求真的人成为学者；一个愿意施展自己的主观性的人也许会成为作家；但是一个愿意谋求介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但是这样的“介乎两者之间”的例子每一句道德警句都可以提供，譬如这句著名而简单的警句：你不应该杀人。人们一眼便看出，这句警句既不是真理也不是主观性。人们知道，我们在某些方面严格遵守它，而在其他方面则允许有某些例外，允许有数量很众多、然而却受严格限制的例外，但是在数量很大的第三种情况下，比如在想象中，在愿望中，在剧院看戏时或者在津津有味阅读报刊新闻时，我们完全无序地漫游于厌恶和诱惑之间。人们间或称某种既不是真理也不是主观性的东西为一种要求。人们已经将这个要求固定在宗教的教条上，固定在法律的教条上，并由此而使这个要求具有了一种派生真理的性质，但是小说作家们给我讲述各种例外情况，从亚伯拉罕的牺牲直至击毙其情人的那个最年轻的漂亮女人，并且又使其融化在主观性中。所以人们可以要么紧紧抓住桩子，要么在各桩子之间随着汹涌的波浪来回漂荡；但是怀着怎样的情感呀？！人对这句警句的情感是一种偏狭的服从（包括那“健康的天性”，它连想都不去想这样的事，但是，只要让酒精或激情稍稍挪移开了自己的位置，便会立刻做出这样的事来）和一阵充满可能性的巨浪中漫不经心的潺潺声的混合物。这句警句确实只应该被人这样来理解吗？乌尔里希觉得，一个全心全意想做点什么事的人按此方式既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做也不知道他是否应该不做这件事。可他却隐约感到，人们可以用全部身心去做或放弃这件事。一个想法或一个禁令在他看来毫无意义。与一项法律的向上或向内的联系激起他的理智的批评，还不止于此，在这种通过一种起源使这个自信的瞬间变得高贵的需要中也含有一种价值贬低。尽管如此，他的胸腔依然缄默，只有他的脑袋在讲话；但是他感觉到，按另一种方式他的决定可能会和他的幸福一致。他会感到幸福，因为他不杀人，或者他会感到幸福，因为他杀人，但是他永远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接受向他提出的要求的。他在此刻所感受到的，这不是准则，这是一个他已经进入的领域。他领悟到，其中的一切已经确定并且像母乳那样安抚着心神。但是对他说这话的不再是思维，也不是寻常样式的、分成块块式的感觉；这是一种“完全领悟”，却也又仅仅是仿佛风将一个信息从远方捎带过来，他觉得这个信息既不真也不假，既不理性也不反理性，而是他深受感动，仿佛一股极度幸福的心绪微微注入了他的心胸似的。
人们不能使一篇杂文的各真实的部分成为一种真理，但是人们却能从一种这样的状态中获得一种信念；至少不会不放弃这种状态，就像一个恋人必须离开爱情方能去描写爱情。有时促使他无所事事的那种无限的激动心情同乌尔里希的活动欲有抵触，这种活动欲坚持限度和礼节。在人们让情感讲话之前先有求知的愿望，这很可能是正确的、自然的，而他则不自觉地想象，他有朝一日会发现的东西——即使不是真理——在坚定性方面将不会亚于这种激动心情；但是在他的特殊情况下他因此而就像一个人在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渐渐淡忘了自己这样做的目的。不管人们什么时候在他撰写数学和数学逻辑学论文或在他研究自然科学时问过他什么目标浮现在他眼前，他都会回答说，只有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这就是正当生活的问题。但是如果人们长时间提出一个要求而不采取什么具体行动，那么脑子就会麻木，完全就和胳臂长时间高举什么东西就会麻木一样，而我们的思想则像夏天阅兵式上的士兵，同样也是不能长时间停住不动的；如果它们被迫等候得太久，它们干脆就会晕倒。由于乌尔里希大致在二十六岁时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观的构思，所以他在三十二岁上便觉得自己的人生观不再完全真诚。他没有进一步提炼自己的思想，除了人们闭上眼睛期盼着什么时会有的那种捉摸不定和紧张的感觉以外，自从那颤抖的最初认识的日子过去以来，他身上也没有显现出许多个人内心激动的迹象。可能这仍然还是一种具有这样性质的秘密的内心激动，这渐渐地延缓了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妨碍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智投入其中。他因此而陷入一种奇特的内心冲突之中。人们不可以忘记，精确的精神状态从根本上来说比文艺的精神状态更虔信上帝；“他”一旦屈驾在它为承认“他”的真实性而规定的条件下向它显形，它就会服从“他”，反之，“他”一发表意见，我们的文艺爱好者们便只会觉得他的才能不够地道，他的世界观不够明白易懂，人们无法把他放到一个具有真正是得天独厚的天赋的级别上去。乌尔里希不能像这种类型的随便哪个人那样轻易地就沉溺于不明确的预感之中，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同样也不能隐瞒，他持续好几年只是违抗着自身生活在纯粹的精确性之中，他希望，某种未预料到的事会发生到他身上，因为当他做这种他略带嘲弄意味称之为“生活假期”的事的时候，不管是在这一个方向还是在另一个方向他都不拥有任何给他安宁的东西。
也许人们可以举出在某些年里生活流逝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一点来为他开脱。但是人们在谢世之前就得开始献身于自己的遗愿，这样的日子为期尚远，是不容挪移的。自从几乎过了半年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来，他觉得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的了。他来回奔波于他已接受了的这平平常常、滑稽可笑的工作之间，他讲话，喜欢讲太多的话，他以一个将自己的网放入一条空荡荡的河里的渔夫的那种绝望的坚毅生活着，他不做任何符合他无论如何总算显示着的那种个性的事，他故意不做这样的事，在这期间他等待着。只要个性这个词儿表明一个人的由世情和生活经历塑造成的那部分的特性，他就躲在自己的个性的后面等待着，他那平静的、被拦阻在后面的绝望情绪与日俱增。他处在他生命的最严重的紧急状态之中并因自己的疏忽职守而蔑视自己。重大的考验是大人物的特权吗？他巴不得相信这一点呢，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连头脑最简单的神经质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危机。所以其实只在这大动荡中给他剩下那种所有英雄和罪犯都拥有的不可动摇性的残余部分，这不是勇气，这不是意志，这不是信心，而是简简单单一种坚韧的固定自我，它难以被驱除，如同生命难以从一只猫身上被驱除，哪怕这只猫已经完全被狗们咬碎。
如果人们愿意想象这样一个人独自一人时怎样生活，那么至多可以说，夜晚房间里的灯光照亮着窗户玻璃，而思想则在被使用过后懒散地闲坐着，就像一位律师的接待室里的当事人，他们都不满意这位律师。或者也许是，乌尔里希有一回在这样的夜晚打开窗户，愣愣地望着弯曲而光秃的树干，它们那螺旋形线纹黑乎乎、平滑滑奇异地伫立在树梢和地面的积雪层之间，他一时兴起，穿着身上的一件睡衣便要到楼下的花园里去；他想亲身体验一下这冷意。一到楼下，他便关灯，好使自己不致站在灯火通明的门前，只从他的工作间里有一个光亮的顶盖突现出来伸进阴影里。一条路通向对着大街的栅栏门，第二条路模糊而又清晰地与它相交。乌尔里希缓步向这一条路走去。随后在树冠间高耸的黑暗便突然奇异地让他回想起莫斯布鲁格尔的巨大身形，他惊讶地觉得这一棵棵光秃的树就像一个个躯体；丑陋和潮湿得像蠕虫，尽管如此却还是让人禁不住想拥抱它们并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它们身旁。但是他没这样做。多愁善感的感情冲动同时把他推回到触动他时的那个状态。这时，迟到的步行人穿过乳状泡沫般的雾气从花园栅栏前走过，在黑糊糊的树干间身穿红色睡衣，他这样离开这些行人而去，他这形象在他们看来本来可能会显得像一个傻瓜的；但是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这条路并相当满意地走回到他的屋里，因为如果说为他保存下来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么这必定是某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