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这部传记写完了。掩卷之前，让我再作一次回顾——作最后一次回顾吧！
我看到我自己，偕同身旁的爱格妮斯，在人生的旅途上前进。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和朋友们在我们周围；我还听到许许多多喧闹声，当我在旅途上前进时，我对此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在这些飞驰而过的人群中，哪一些面目我觉得最为清晰呢？看哪，是这一些！这个问题刚从我脑海中掠过时，它们全都朝我转过来了！
首先是我姨婆，戴着度数更深的老花眼镜，已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了，可是腰板还是笔挺，而且在寒冬腊月，还能一口气健步走上六英里路程。
一直跟她相依相伴的，是我那位心地善良的老保姆佩格蒂，她也戴上了老花眼镜，老爱在晚上凑近灯光做针线活，而每次坐下来做针线活时，身边总是带着一小块蜡头，一只盛在小房子里的码尺，还有一个盖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
佩格蒂的两颊和双臂，在我童年时代是那么结实、红润，当年我老觉得奇怪，为什么鸟儿不去啄她，而去啄苹果，现在却干瘪皱缩了；她的眼睛，原来黑得连四周的脸都映黑了，如今却暗淡了（不过仍炯炯有神）；可是她那粗糙的食指，以前我曾把它联想成小型豆蔻擦子，却依旧跟从前一样；每当我看到我最小的孩子，摇摇晃晃地从我姨婆跟前走到她跟前，抓住她的这个食指时，我就想起自己在老家那个小客厅里蹒跚学步的情景。我姨婆当年大为失望的事，现在也如愿以偿了；她做了一个真正的、活蹦乱跳的贝特西·特洛伍德的教母；朵拉（我们的二女儿）说，我姨婆把她给惯坏了。
佩格蒂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的不是别的，原来是那本讲鳄鱼的书。现在这本书已经破旧不堪，一些掉下来的书页，重又缝在了一起，但是佩格蒂却把它当成一件珍贵的古董，给孩子们看。当我看到自己那张孩提时代幼稚的脸，从鳄鱼书上抬起来看着我时，也使我想起我的老相识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些都使我觉得奇怪。
今年暑假期间，在我的孩子们中间，我看到有个老人扎了几只大风筝，当风筝飞上天时，他一直朝它们看着，那股高兴劲儿，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欢天喜地地和我打着招呼，连连点头晃脑、挤眉弄眼地低声对我说：“特洛伍德，我有一句话，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我这阵子没有别的事要干了，我的那个呈文就快写成了；我还要告诉你，先生，你的姨婆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人！”
这位弯腰驼背的老妇人是谁呀？她拄着一根拐杖，在冲着我的那张脸上，仍能依稀看出昔日的傲气和秀色，她正跟自己怨恨、愚钝、烦躁、恍惚的心情作着软弱无力的斗争。她在花园里，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瘦削、肤色深暗、面容憔悴的女人，她的嘴唇上有一条白色疤痕。让我来听一听她们在说些什么吧。
“罗莎，这位先生是谁呀？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罗莎俯身到她耳边，对她大声喊道：“这是科波菲尔先生啊。”
“见到你我很高兴，先生。看到你穿着丧服，我非常难过。我希望时光会使你好起来。”
那位陪侍她的人，很不耐烦地数落她，说我并没有穿丧服，要她再仔细看看，竭力想要她明白过来。
“你见到我的儿子了，先生，”那位年长的妇人说，“你们和好了吧？”
她呆呆地看着我，一只手放到前额上，呻吟起来。突然间，她用十分可怕的声音大叫起来：“罗莎，快过来，他死了！”罗莎跪在她脚前，时而抚慰她，时而又和她争吵；一会儿恶狠狠地对她说：“我一向都比你更爱他呢！”一会儿又把她像个病孩似的搂在怀里，哄她入睡。我就这样离开了她们，就这样时时看见她们，她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消磨掉她们的时光。
从印度驶回来的是一艘什么船？这位嫁给长了对招风耳、咆哮不已的苏格兰年老富豪的英国太太是谁呢？会是朱丽娅·米尔斯吗？
这真的是朱丽娅·米尔斯！好发脾气，爱讲排场；有一个黑人用金盘子向她呈上名片和信件，还有一个头扎鲜艳头巾、身穿亚麻布衣服、皮肤古铜色的女人，在她的梳妆室侍候她吃饭。不过朱丽娅现在不记日记了，也不唱《爱情的挽歌》了，而是永无休止地跟那个苏格兰年老富豪拌嘴吵架，那老头真像是一只皮毛晒黑了的黄熊。朱丽娅已经让钱埋到喉咙口了，所谈，所想，没有别的，净是钱。我倒更喜欢她在撒哈拉沙漠里呢。
也许这儿就是撒哈拉沙漠吧！因为，朱丽娅虽然有富丽堂皇的宅邸，终日高朋满座，每天美味珍馐，但是我看不到她身旁有青枝绿叶和万紫千红，她身边没有任何能开花结果的东西。朱丽娅所说的“社交界”里的人物，我都见过，其中有专利局的杰克·麦尔顿先生；他老是讥笑那位为他谋到这份差使的人，对我说斯特朗博士是个“非常好玩的老古董”。不过，如果社交界中净是这班不学无术的男男女女，如果社交界培养出来的都是这类对人类进步或倒退的事一概漠然视之的人物，朱丽娅啊，我认为，我们一定是在那同一座撒哈拉沙漠里迷了路了，最好还是找条出路逃出来吧。
看哪，那位博士，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仍在辛辛苦苦地编他的那本词典（编到字母D了），在家里和他的太太过着幸福的生活。还有那位“老兵”，现在已经威风大减，影响力也今不如昔了。
前不久，我碰到了我亲爱的老朋友特雷德尔，他正在法学院自己的事务所里工作，看上去挺忙的；他的头发（在还没秃的地方），因为戴律师假发，不断弄乱，比以前更加桀骜不驯了。他的桌子上堆满一叠叠厚厚的案卷；我朝四处看了看，对他说：
“要是苏菲现在是你的文书，特雷德尔，活儿可够她干的了！”
“你可以这么说，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不过住在霍尔本大院的那些日子，也是非常美好的啊！不是吗？”
“是她说你一定会当上法官的时候吗？不过那时候，这句话还没有成为街谈巷议呢。”
“不管怎么样，”特雷德尔说，“要是我当上法官——”
“嗨，你知道你会当上的。”
“哦，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一旦我真的当上法官，我要像我从前说过的那样，说一说这段故事呢。”
我们俩胳臂挽着胳臂走了出来。我要和特雷德尔去他家赴宴；这天是苏菲的生日。一路上，特雷德尔对我大谈了他享受到的美满幸福生活。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我真得说，凡是我心里最想做的事，都做到了。就说霍雷斯牧师吧，年薪已提高到四百五十镑；我们的两个男孩，受的是最好的教育，而且品学兼优，非常出色；牧师家的女孩子中，有三个已经结了婚，婚姻都很美满；还有三个跟我们住在一起；剩下的三个，打从克鲁勒太太去世以后，就留在家里给霍雷斯牧师管理家务；她们都过得很快活。”
“只有——”我暗示说。
“只有大美人不快活，”特雷德尔说，“是的，她竟嫁了那样一个无赖，真是太不幸了。不过，当年他那副潇洒的派头和显眼的外表，把她给迷住了。不管怎样，现在我们已经把她安置在我们家里，摆脱掉他了，我们得设法使她重新振作起来。”
特雷德尔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或者很可能是——以前他和苏菲晚上散步时作过分配的那些房子之一。那是一座大房子；可是特雷德尔还是把他的文档保存在更衣室，他的靴子就跟文档放在一起；他和苏菲给挤到了楼上的房间里；他们把几间最好的卧室都让给大美人和另外几个姑娘了。家里再也没有空闲的房间；因为往往有我不知怎么才能数清的更多的“姑娘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偶然事故，来这儿住，而且经常住在这儿。这天，我们一进门，她们就成群结队地跑到门口，把特雷德尔拉来推去的，挨个儿跟他亲吻，直亲得他喘不上气来。那位可怜的大美人，一个带着个小女孩的单身女人，已经在这儿永久安了家。前来赴苏菲生日宴会的，有三位结了婚的姑娘和她们的三位丈夫，还有其中一位丈夫的几个兄弟，另一位丈夫的表弟，以及另一位丈夫的妹妹，这位妹妹好像跟那位表弟已经订了婚。特雷德尔完全像从前那样朴实、真挚，像个家长似的坐在大餐桌的末端；苏菲坐在主位上，满面春风地朝他笑着，摆在他们两人之间闪闪发光的餐具，当然决不是不列颠合金的了。
现在，当我抑制住继续写下去的欲望，结束我的这项工作时，这些面孔都渐渐逝去了。但是，有一张脸，像天国的光芒照耀着我，使我看清了所有别的人和物，它高出了所有这一切，也超出了所有这一切。而且它常驻长存，永不消失。
我转过头，看到了这张美丽而安详的脸，它就在我的身旁。我的灯光渐渐地暗了，我已经写到深夜；而我的这位亲爱的人——没有她便没有我——仍在我身旁陪伴着我。
哦，爱格妮斯，我的灵魂啊！在我的生命真的告终时，但愿你的脸也能这样守在我的身旁；当现实像我此时打发开的影子般从我眼前消逝时，但愿我仍能看到你在我的身旁，手向上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