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的光景。马里诺的生活还是跟往常一样，阿尔卡狄整天闲着、玩着，巴扎罗夫认真地工作。宅子里每个人都跟巴扎罗夫熟了，他们也习惯了他那随便不羁的态度和他那简短的、不连贯的谈话。费涅奇卡尤其同他熟，因此有一个晚上她居然差人去叫醒他：米奇亚得了惊风症；他去了，还是像平日那样，一边说着笑话一边打哈欠，在她那儿过了两个钟头，把孩子治好了。在另一方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却用全副心灵来恨巴扎罗夫，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傲慢、无礼、爱挖苦人的平民；他疑心巴扎罗夫并不尊敬他，而且还有点儿轻视他——他，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有点儿害怕这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还担心他给阿尔卡狄的影响究竟是不是好的；可是他很喜欢听他讲话，并且高兴去看他做物理的和化学的实验。巴扎罗夫带来一架显微镜，他一用显微镜，就是几个钟头。佣人们也喜欢他，虽然他常常拿他们开玩笑；他们觉得他究竟不是一个主人，却是他们的同类。杜尼雅霞常常要对他傻笑，她“像一只鹌鹑似的”跑过他身边的时候，还带着深意地偷偷看他；彼得是一个极端自负而又愚蠢的人，他永远皱着眉头，他全部的长处便是他外表很有礼貌，他还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出音来念书报，并且很勤快地刷他自己的衣服，——就是他，只要巴扎罗夫注意到他，他也立刻满脸堆笑，露出喜色来；家仆的小孩们简直像小狗一样地跟在这个“医生”后面跑。卜罗科非奇老人是唯一不喜欢他的人；他每回给他上菜，总要露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叫他“屠户”和“骗子”，还说他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看起来倒像灌木丛中一口猪。卜罗科非奇，就他自己说，是有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一样多的贵族气味的。
一年里的最好的日子来了，这就是六月初旬。天气非常好；固然，远地方正闹着霍乱症，可是那一省的居民对于它的光临已经习惯了。巴扎罗夫起得非常早，出去走两三里，并不是去散步（他受不了那种毫无目的的散步），却是去采集草和昆虫的标本。有时候他约了阿尔卡狄同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常常发生争论，虽然阿尔卡狄话说得更多，可是往往是他失败。
有一天他们在外面耽搁得太久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到花园里去找他们，他走到凉亭前面，忽然听见两个年轻人的急促的脚步声和讲话声。他们在凉亭的那一面走着，不能够看见他。
“你还不够了解我父亲，”阿尔卡狄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便藏起来。
“你父亲是个好人，”巴扎罗夫说，“可是他落后了，他的好光景已经过去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注意地听着——阿尔卡狄并没有回答。
这个“落后的人”静静不动地站了两分钟，才慢慢走回家去。
“前天我看见他在念普希金的诗，”巴扎罗夫继续往下说。“请你去对他讲，那是没有一点儿实际的用处的。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小孩儿：他应该把这种废物扔掉。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浪漫派有什么意思！给他一点儿有用的东西去念吧。”
“我应该拿什么给他念呢？”阿尔卡狄问道。
“我想开头还是念毕希纳的《力与物质》[48]吧。”
“我也这样想，”阿尔卡狄同意地说，“《力与物质》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
“看起来你我，”这天吃过午饭以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坐在书房里对他的哥哥说，“都是落后的人了，我们的好光景已经过去了。唉！唉。也许巴扎罗夫是对的；不过我承认有一件事情叫我伤心；我很盼望，尤其是现在，能够同阿尔卡狄多亲近些，可是事实上，我却留在后面，他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不能够彼此了解了。”
“他怎么走到前面去了呢？他在哪一方面超过了我们这么多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不耐烦地问道。“全是那个虚无主义者先生给他塞进脑子里去的。我讨厌那个学医的家伙；据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走江湖的郎中；我相信，不管他解剖了多少青蛙，他对物理学也不会懂多少。”
“不，哥哥，你不应当这么说，巴扎罗夫不但聪明，而且博学。”
“他自大得叫人讨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打岔说。
“是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是自大的。不过这好像也是免不了的；这倒是我不明白的了。我从前还以为我总是尽力不落在时代后面：我安顿了农民，设立了一个农庄，因此全省的人都叫我赤色分子；我读书，研究，我竭力在种种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日子过去了。哥哥，我现在也开始相信我的好光景真是过去了。”
“为什么这样？”
“我现在告诉你为了什么。今天早晨我坐着在念普希金的诗——我记得我正读到《茨冈》[49]——突然，阿尔卡狄走到我身边来，一句话也不说，脸上露出亲切的、怜悯的表情，他好像对待小孩儿一样，轻轻地把我那本书拿开，另外放了一本书在我面前——一本德文书——他对我笑了笑，就走开了，把那本普希金的诗也带走了。”
“真有这回事！他给你的是什么书呢？”
“它在这儿。”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大衣的后面口袋里拿出那本第九版的毕希纳的名著。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接过来翻了一翻。“哼，”他哼了一声。“阿尔卡狄·尼古拉耶维奇倒关心着你的教育呢。好，你到底念过它没有？”
“是的，我试了一下。”
“好，你觉得它怎样？”
“要不是我太笨，那么这本书就全是——废话。我想，一定是我笨。”
“是不是你的德文全忘了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啊，德文我是懂的。”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把这本书又翻了一会儿，还偷偷地看他的兄弟。两个人都不作声。
“哦，还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他显然想改换话题，“我收到柯利雅津的一封信。”
“玛特维·伊里奇吗？”
“是的。他是来——这一省调查的。他现在是一个阔人了；他信上说，因为是亲戚，他很想跟我们见见面，他请你、我同阿尔卡狄一块儿到城里去。”
“你去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我不去；你呢？”
“不，我也不去。跑五十里路去吃点心也太费事了。马蒂厄[50]不过想显显威风、摆摆阔，去他的！自然会有全省的人奉承他，我们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枢密顾问官[51]官阶倒也不小，要是我当时一直在军界服务，一直干这种傻事，现在我也应当做侍从将军了。可是如今呢，你我都是落后的人了。”
“是的，哥哥；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要定做一口棺材，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口的时候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叹一口气说。
“啊，我却不这么容易就投降，”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喃喃地说。“我看得很清楚，我要跟那个学医的家伙干一仗。”
果然在这天傍晚喝茶的时候，就干了仗。这天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走进客厅，他就已经准备好作战了，他很生气并且很坚决。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口实就向敌人进攻，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巴扎罗夫照例在“老基尔沙诺夫”（他这样地称那两弟兄）面前不多讲话，那晚上他心里不痛快，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茶，不说一句话。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实在等得发火了；最后他的愿望毕竟实现了。
他们的话题转到了附近的一个地主身上。“没出息的，下流贵族，”巴扎罗夫随便地说，他在彼得堡遇见过那个人。
“请问您一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说，他的嘴唇在打战，“照您看来，‘没出息的’和‘贵族’是一样的意思吗？”
“我说的是下流贵族，”巴扎罗夫答道，懒洋洋地咽了一口茶。
“正是这样，先生；不过我觉得您对贵族也是和对所谓下流贵族一样看待的。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并不赞成您这个意见。我敢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而且拥护进步的人；可是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尊敬贵族——真正的贵族。请您留神记住，亲爱的先生（巴扎罗夫听见这几个字便抬起眼睛望着巴威尔·彼得罗维奇），请您留神记住，”他狠狠地再说了一遍，“我尊敬英国的贵族。他们对自己的权利一点儿也不肯放弃，因此他们也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要求别人对他们尽应尽的义务，因此他们也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英国的自由是贵族阶级给它的，也是由贵族阶级来维持的。”
“这个调子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回了，”巴扎罗夫答道，“可是您打算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呢？”
“我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亲爱的先生，（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动气的时候，他就故意在“这个”中间添插进一个音，念成“这么个”，虽然他明知道这种用法是不合文法的。这种时髦的怪癖可以看作亚历山大一世[52]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当时那班纨绔子弟很少讲本国话，偶尔讲了几句，就随意胡乱拼字，不是说这么个，就是说这伙个，好像在说：“自然我们是地道的俄国人，我们同时还是上等人物，用不着去管那些学究们定的规则。”）我是打算用这么个来证明：没有个人尊严的意识，没有自尊心——这两种情感的贵族中间极其发达——那么社会——社会的福利[53]——社会组织便没有强固的基础了。亲爱的先生，个性，——那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个性应该像岩石一样坚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建筑在它上面。比如，我很知道您觉得我的习惯、我的装束、我的整洁都是很可笑的；可是这都是从一种自尊心，从一种责任心——是的，先生，的确，先生，责任心——出来的。我现在住在乡下，住在偏僻的地方，可是我不会降低我自己的身份。我尊重我自己的人格。”
“那么让我问您一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巴扎罗夫说，“您尊重您自己，您只是袖手坐在这儿；请问这对于社会的福利有什么用处？倘使您不尊重您自己，您不也是这样坐着吗？”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脸色马上变白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绝对用不着向您解释我为什么像您所说的袖手坐在这儿。我只打算告诉您，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阿尔卡狄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对他讲过那样的话，现在我再对您讲一遍。尼古拉，是不是这样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点了点头。
“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巴扎罗夫在这个时候说：
“只要您想一想，这么一堆外国的——没用的字眼！对一个俄国人，它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那么，在您看来对俄国人什么才是有用的呢？倘使照您的说法，我们就是在人类以外，人类的法则以外了。可是历史的逻辑要求着——”
“可是逻辑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没有它也是一样地过日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您肚子饿的时候，我想，您用不着逻辑来帮忙您把一块面包放进嘴里去吧。这些抽象的字眼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摇着他的两只手。
“您这倒叫我不明白了。您侮辱了俄国人。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
“大伯，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不承认任何的权威，”阿尔卡狄插嘴道。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认。”
“否认一切吗？”
“否认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没有料到这个，阿尔卡狄欢喜得红了脸。
“请让我来讲两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您否认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
“目前人民的状况正要求这个，”阿尔卡狄庄严地说，“我们应当实现这类要求，我们没有权利只顾满足个人的利己心。”
巴扎罗夫显然不高兴这最后的一句；这句话带了一点儿哲学气味，就是说浪漫主义的气味，因为巴扎罗夫把哲学也叫做浪漫主义，不过他觉得用不着去纠正他那个年轻的门徒。
“不，不，”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突然用劲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先生们真正认识俄国人民；我不相信你们就能够代表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望！不，俄国人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把传统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喜欢保持古风的；他们没有信仰便不能够生活——”
“我并不要反驳这一点，”巴扎罗夫插嘴说。“我甚至准备承认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那么倘使我是对的——”
“可是还是一样，什么都不曾证明。”
“正是什么都不曾证明，”阿尔卡狄跟着重说一遍，他充满着自信，就像一个有经验的棋手，他早已料到对手要走一着看起来很厉害的棋，因此一点儿也不惊慌。
“怎么还是什么都不曾证明呢？”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喃喃地说，他倒奇怪起来了。“那么，您要反对自己的人民吗？”
“我们就反对了又怎样？”巴扎罗夫突然嚷起来。“人民不是相信打雷的时候便是先知伊里亚驾着车在天空跑过吗？那么怎样呢？我们应该同意他们吗？而且，他们是俄国人；难道我不也是一个俄国人吗？”
“不，您刚才说了那一番话以后，您就不是一个俄国人！我不能承认您是一个俄国人。”
“我祖父耕田，”巴扎罗夫非常骄傲地说。“您随便去问一个您这儿的农民，看我们——您同我——两个人中间，他更愿意承认哪一个是他的同胞。您连怎样跟他们讲话都不知道。”
“可是您一面跟他们讲话，一面又轻视他们。”
“为什么不可以呢，倘使他们应当受人轻视的话！您专在我的观点上挑错，可是谁告诉您，我的观点是偶然得来的，而不是您所拥护的民族精神本身的产物呢？”
“什么话！虚无主义者太有用了！”
“他们有用或者没用，并不是该我们来决定的。就是您也觉得自己并非一个没有用的人吧。”
“先生们，先生们，请不要攻击个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面叫着，就站起身来。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微微一笑，把手按住他弟弟的肩头，叫他仍旧坐下。
“不要着急，”他说，“我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正因为我有着我们这位先生，这位医生先生，挖苦得不留余地的自尊心。”他又转过头来对巴扎罗夫说：“请问一句，您也许以为您的学说是新发明的吧？您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您主张的唯物主义已经流行过不止一次了，总是证明出来理由欠充足——”
“又是一个外国名词！”巴扎罗夫打岔道。他有点儿动怒了，他的脸色变成青铜，而且带着粗暴的颜色。“第一，我们并不宣传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习惯——”
“那么你们又干些什么呢？”
“我就要告诉您我们干些什么。前不久，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官吏受贿，我们没有公路，没有商业，没有公平的法庭——”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控诉派’[54]——我想，就是这种称呼吧。你们的控诉里头有许多我也同意，可是——”
“后来我们也明白发议论，对我们的烂疮只空发议论，这是毫无用处的，它只会把人引到浅薄和保守主义上面去；我们看见我们的聪明人，那些所谓进步分子和‘控诉派’不中用；我们整天忙着干一些无聊事情，我们白费时间谈论某种艺术啦，无意识的创造啦，议会制度啦，辩护律师制度啦，以及鬼知道的什么啦。可是事实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我们每天的面包；我们让极愚蠢的迷信闷得透不过气；我们的股份公司处处失败，只因为没有够多的诚实的人去经营；我们的政府目前正在准备的解放[55]，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农民情愿连自己的钱也搜刮去送给酒店，换得醺醺大醉。”
“是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插嘴说，“是的，你们相信了这一切，你们便决定不去切实地做任何事情了。”
“决定不做任何事情，”巴扎罗夫板起脸跟着说了一遍。
他因为无缘无故地对这位绅士讲了那么多的话，忽然跟自己生起气来。
“可是只限于谩骂？”
“只限于谩骂。”
“这就叫做虚无主义？”
“就叫做虚无主义，”巴扎罗夫又跟着重说一遍，这次特别不客气。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略略眯起眼睛。
“原来是这样！”他用一种异常镇静的声音说。“虚无主义是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痛苦的，而且你们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英雄，可是你们为什么责骂别人呢，连‘控诉派’也要责骂呢？你们不是也跟所有别的人一样只会空谈吗？”
“不管我们有多少短处，我们却没有这个毛病，”巴扎罗夫咬着牙齿说。
“那么又怎样呢？请问，你们在行动吗？或者你们是在准备着行动吗？”
巴扎罗夫不回答。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可是他立刻控制了自己。
“哼！行动，破坏——”他继续说。“可是你们连为什么要破坏都不明白又怎样去破坏呢？”
“我们要破坏，因为我们是一种力量，”阿尔卡狄说。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看看他的侄子，不觉笑了起来。
“力量是不负任何责任的，”阿尔卡狄挺起身子说。
“可怜的人！”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大声叫道，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了。“你会不会想到你们用你们这种庸俗的论调在俄国维持些什么东西！不，连一个天使也忍耐不下去了！力量！在野蛮的卡尔梅克人[56]中间，在蒙古人中间，也有力量；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可宝贵的是文明；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亲爱的先生，文明的果实对我们是可宝贵的。不要对我讲那些果实毫无价值：即便是最不行的画匠，画匠[57]，或者一晚上只得五个戈比[58]的乐师，他们也比你们更有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文明，不是野蛮的蒙古力量，你们自以为是进步人物，可是你们却只配住在卡尔梅克人的帐篷里头！力量！你们这些有力量的先生，请记住你们不过是四个半人，别的人数目却有千百万，他们不会让你们去践踏他们的最神圣的信仰，他们倒要把你们踩得粉碎！”
“他们要踩就让他们踩吧，”巴扎罗夫说，“可是您的估计并不对。我们人数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少。”
“什么？您真以为你们可以应付全体人民吗？”
“您知道整个莫斯科城还是给一个戈比的蜡烛烧掉的，”[59]巴扎罗夫答道。
“是的，是的。第一是差不多撒旦一样的骄傲，其次是嘲笑——就靠了这个来引动年轻人，来征服一般小孩子的毫无经验的心！现在就有一个坐在您身边，他简直要崇拜您了。您欣赏欣赏他吧！（阿尔卡狄掉过脸去，皱起眉头来。）这种传染病已经传播得很广了。我听说我们的画家在罗马从来不进梵蒂冈[60]去。他们把拉斐尔[61]差不多看作一个傻瓜，就因为，据说，他是一个权威；可是他们自己却又没出息，连什么也画不出来；他们的幻想老是出不了《泉边少女》这一类画的圈子！而且连少女也画得不像样。照您看来，他们是出色的人物吧，是不是？”
“照我看来，”巴扎罗夫答道，“拉斐尔本来就不值一个钱；他们比他也好不了多少。”
“好！好！听着，阿尔卡狄……现在的年轻人就应该这么讲的！想想，他们怎么不跟着您跑呢！在从前年轻人都不能不念书：他们不愿意让人家叫做粗野的人，因此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都不得不好好地用功。可是现在，他们只要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狗屁！’就成功了。一般年轻人都高兴极了。说老实话，他们先前本来是笨蛋，现在一转眼的工夫就变成虚无主义者了。”
“您自己那么夸口的自尊心已经动摇了，”巴扎罗夫冷静地说，阿尔卡狄却气得厉害，两眼射出了怒火。“我们的辩论扯得太远了；我想，还是停止的好。我想，”他说着，便站起来，“只要您能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里面，找出一个不需要完全地、彻底地否定的制度，到那时候我再来赞成您的意见。”
“像这样的制度，我可以举出几百万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嚷道，“几百万！就譬如公社[62]。”
一个冷笑使得巴扎罗夫弯起嘴唇来。
“好，说到公社，”他说，“您最好还是跟令弟去讲吧。我想他到现在应该看明白，公社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了——它那连环保啦，它那戒酒运动啦，还有别的这一类的事情。”
“那么就拿家庭来说吧，我们农民中间的家庭！”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大声说。
“这个问题，我想您还是不要太详细分析的好。您没听说过扒灰的公公吗？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您听我的劝告，花两天的工夫去想一想吧；您马上好像不会想出什么来的。请您把我们俄国的每个阶级，一个一个仔仔细细地研究一番，同时我和阿尔卡狄两个要……”
“去嘲笑一切事情，”巴威尔·彼得罗维奇打岔地说。
“不，我们去解剖青蛙。阿尔卡狄，我们走吧；先生们，一会儿再见。”
两个朋友走了。弟兄两人留在这儿，他们起初只是默默地对望着。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终于开口说，“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原来是这样。”
“我们的下一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着重说一遍，闷闷地叹了一口气。在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就像坐在热炭上面似的，他一声也不响，只是偷偷地用痛苦的眼光看阿尔卡狄。“哥哥，你知道我现在记起了什么吗？我有一回跟我们的亡故的母亲争论一件事；她发了脾气，直嚷，不肯听我的话。最后我对她说：‘自然你不能了解我；我们是不同的两代人。’她气得很厉害，可是我却想道：‘这有什么办法呢？丸药是苦的，可是她必须吞进肚子里去。’你瞧，现在是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下一代人可以对我们说：‘你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吞你的丸药去吧。’”
“你真是太大量，太谦虚了，”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答道。“相反的，我却相信你我都比这班年轻的先生们更有理，虽然我们口里讲着旧式的话，已经老了[63]，而且我们不像他们那样狂妄自大。……现在的年轻人多傲慢！你随便问一个年轻人：‘你喝红酒还是白酒？’他便板起脸用低沉的声音答道：‘我素来喝红的！’好像那一刻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似的……”
“您还要不要茶？”费涅奇卡从门外探头进来问道。她听见客厅里还有争论的声音，便不能决定要不要进来。
“不要了，你叫人把茶炊拿走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一面站起来招呼她。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突然对他讲了一句“晚安[64]”，便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