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令人愉快的学院小城镇的绿色、浅褐色和金黄色的住宅区，在一条叫作塞耶街的街上，你必然会碰到几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声向你问好。我为自己跟他们保持的恰到好处的关系感到得意：从不粗鲁无礼，保持一定距离。我西门外的邻居可能是个做买卖的人或大学教师，或身兼二职，偶尔，在他修剪花园里的一些晚开的花木，冲洗他的汽车，或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在给车道除霜时（我并不在意这几个动词是不是都用错了），他总和我聊上几句，但是我简短的咕味声只足以显得像是客套的赞同或疑问的踌躇，因而排除了发展亲密友好的关系的任何可能。至于街道对面那一小块长满矮树的荒地两旁的那两幢房子，一幢关着，另一幢里面住着两个英语教授，爱穿花呢服装、梳着短发的莱斯特小姐和容颜憔悴的费比恩小姐[374]，她们跟我在人行道上三言两语的交谈的唯一话题就是（愿上帝保佑她们的圆滑世故！）我女儿多么年轻可爱，加斯东·戈丹又多么惑厚有趣。我东门外的邻居显然是最危险的人物，这个尖鼻子的女人的去世的哥哥曾经在学院里担任总务处长。我记得她曾经在路上拦住多莉，当时我正站在起居室的窗户面前，急躁地等着我的宝贝儿从学校回来。那个讨厌的老处女极力想在一张讨人欢喜的友好的假面具下，掩盖她病态的好奇心。她拄着细长的雨伞（那阵冻雨刚停，悄悄地闪现出一道寒冷湿润的阳光）站在那儿。尽管天气阴冷，但多莉仍然让她的褐色上衣敞着，手里拿着的一堆叠起的书紧紧贴着她的肚子，笨拙的橡胶雨靴上面露出粉红色的膝盖，在她那张长着一个狮子鼻的脸上时常一闪即逝地露出一丝惊恐、腼腆的笑容。她站在那儿应付莱斯特小姐的各个问题：“你妈妈在哪儿，亲爱的？你可怜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们以前住在哪儿？”这时她那张脸——也许由于冬天惨淡的光线——带着一个乡村的德国少女似的神情几乎显得相当单纯。另一次，那个讨厌的女人发出一声表示欢迎的哀嚎，走上前来跟我攀谈——但我避开了她；几天以后，她送来一封短信，装在一个蓝边信封里，毒药和糖浆的巧妙的混合物，她提议多莉哪一个星期天到她家去，蜷缩在一把椅子上，翻阅“我小时候我亲爱的母亲给我的许多美丽的图书，而不要把收音机开足音量一直听到深夜”。
对于打杂女工和勉强凑合的厨娘霍利甘太太，我也得小心提防，她和那个真空吸尘器都是以前的房客留给我的。多莉在学校吃午饭，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消给她安排一顿丰盛的早餐并且把霍利甘太太临走前准备好的晚餐热一热，对此我已经十分在行。那个和蔼善良的女人，感谢上帝，视力相当模糊，细小的东西全都看不见，而我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铺床能手，但我仍然老被一种感觉困扰，生怕什么地方留下泄漏天机的污渍，或者偶尔霍利甘来的时候，恰巧洛也在家，在厨房里的亲切友好的闲聊中，头脑简单的洛可能会在那个胸部丰满的女人的同情下说出什么来。我时常觉得我们是住在一幢灯光明亮的玻璃房子里，随时会有一张嘴唇很薄、羊皮纸似的人脸从一扇因为粗心而没有遮挡住的窗户往里张望，随意看上一眼最放荡的voyeur[375]要花一小笔钱才能观看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