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朋友们要去的某城，是在一个年轻省长的管辖下面，这个省长一方面是进步分子，另一方面又是专制官僚，这样的事在俄国倒是常有的。他就任不到一年，不但是跟本省首席贵族（那是一个退伍的近卫军骑兵上尉，养马专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起了冲突，甚至还跟他的下属们闹过意见。这种争执越闹越厉害，连彼得堡的部里后来也觉得必须派一个可靠的人来就地调查一下。当局选派了玛特维·伊里奇·柯利雅津，他就是基尔沙诺夫两弟兄从前住在彼得堡的时候父亲拜托来照应他们的那位亲戚柯利雅津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年轻人”，这是说他过了四十岁还不久，可是他已经在准备做一个大政治家了，他的胸前每一边挂着一颗宝星——说实话，其中一颗宝星是外国的，而且不是高级的。他同他正要来查询的那个省长一样，也算是一个进步分子；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要人了，他却和大多数的要人不同。他把自己看得极高；他的虚荣心是没有边际的，可是他的举止简单、朴素，他喜欢用鼓励和赞许的眼光看人，听人讲话极虚心，而且常常笑得极其和蔼可亲，因此跟他初次认识的人甚至会把他认作“一个好极了的小伙子”。可是在紧要的关头他知道怎样，像俗话所说的，自吹自擂。“精力是很要紧的，”他在那种时候常说，“精力是政治家的第一品质。”[67]虽是这样，他却仍然常常受人玩弄，稍微有一点儿阅历的官吏便能够随便驾驭他。玛特维·伊里奇常常带着极大的敬意谈起基佐[68]；他竭力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不是一个循旧规办公事的、古板的人，也不是一个落后的旧官僚，而且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没有一个逃过他的注意。……这一类的话他已经讲得很熟了。他甚至还留心着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过他的确是带一种随随便便的傲慢态度来留意的；好像一个成年的人在街上遇到一群小孩子，他有时也会跟在他们后面走。玛特维·伊里奇其实并不比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政治家进步多少，那班人去参加当时住在彼得堡的斯威契娜[69]的晚会之前，照例要在早晨念熟一页龚狄亚克[70]的书；不过玛特维·伊里奇的方法不同，他的方法更新颖。他是一个圆滑的朝臣，一个很狡猾的人，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他并不通晓事务，也缺乏才智，可是他知道怎样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这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玛特维·伊里奇接待阿尔卡狄的时候，显出了一般开通的高级官员所特有的一种殷勤，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还带了开玩笑的态度。可是他听说他所邀请的两位表兄躲在乡下不肯出来，他就奇怪起来了。“你爸爸素来就是个古怪的家伙，”他说着，一面玩弄他那件华丽的天鹅绒晨衣的穗子，他忽然又转过身来向着一个把普通制服扣得整整齐齐的青年官吏，露出非常关心的样子大声说：“什么？”那个年轻人因为沉默了好久连嘴唇也粘住了，便站起来，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长官。可是玛特维·伊里奇把他的下属窘了一下之后，就不去理会他了。我们的高级官员向例喜欢大窘他们的下属；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种类甚多。在那些方法中间下面的一种用得最多，用英国话说来，便是“最喜欢用的”[71]：一位高级官员忽然连最简单的话也不懂了，他装作耳朵全聋了。譬如说，他会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个下属便恭恭敬敬地报告：“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人。”
“喂？什么？那是什么？您在讲什么？”这位高级官员非常注意地再问道。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人。”
“怎么？什么？星期五是什么？什么星期五？”
“星期五，大……大……大人，一个星期里头的一天。”
“哼，什么，你想来教我吗？”
玛特维·伊里奇虽然自命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可是他究竟是一位高级官员。
“我劝你去见见省长，我的朋友，”他对阿尔卡狄说，“你明白，我劝你去并不是因为我还有那种应当尊敬当权者的旧思想，却只是因为省长是一个好人；而且你也许愿意到这儿的社交界去见识见识吧。……我想，你不是一只熊吧？他后天要举办一个盛大的舞会。”
“您去参加吗？”阿尔卡狄问道。
“他是为了欢迎我举办舞会的，”玛特维·伊里奇差不多露出了怜悯的神情答道。“你跳舞吗？”
“我会跳，不过跳得不好。”
“多可惜！这儿有的是漂亮女人，一个年轻人不跳舞是可耻的事。我又应当说明，我讲这种话并不是因为什么旧思想在作怪；我一点儿也不以为一个人的才智是生在他的脚上的，不过拜伦主义[72]是可笑的，这是过时的了。[73]”
“可是舅舅，我并不是因为拜伦主义才……”
“我会把你介绍给这儿的太太小姐们，我会把你放在我的翅膀下面保护的，”玛特维·伊里奇打岔道，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你会觉得它很暖和，嗯？”
一个听差进来报告，省税务局长来了。这是一个眼光温和的老人，嘴边有一些深的皱纹，他非常爱好大自然，尤其喜欢夏天里的，照他自己说来，在那个时候“每只忙碌的小蜜蜂从每朵小花那儿接收一点儿小小的贿赂”。阿尔卡狄便告辞出来。
他回到他们住的那个旅馆里，看见巴扎罗夫，他费了许多唇舌劝这个朋友跟他一块儿去见省长。“好，只好这样了，”巴扎罗夫最后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是来参观这儿的绅士的，那么我们就去参观他们吧。”
省长很谦和地接见这两个年轻人，可是他并没有请他们坐下，他自己也不坐。他没有一刻不是慌慌忙忙的；早晨他喜欢穿一身窄小的普通制服，打一个特别紧的领结：他总是没有工夫吃饱、喝够，一直不停地发号施令。衙门里的人叫他“布尔达路”，这个绰号并不是从那个有名的法国传教士[74]来的，却是从“布尔达[75]”这个字眼来的。他邀请基尔沙诺夫和巴扎罗夫参加他的舞会，过了几分钟，他又把邀请的话说了一遍，他认为他们是两弟兄，把他们都叫做凯依沙罗夫。
他们从省长衙门里出来，路上忽然看见一个穿斯拉夫派[76]爱穿的轻骑兵的短外衣[77]的矮小男子，从一辆走过他们身边的出租的敞篷马车上跳下，口里嚷着：“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便朝巴扎罗夫奔来。
“啊，这是您，西特尼科夫先生[78]，”巴扎罗夫说，他仍然在人行道上往前走，“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真想不到，完全偶然的事，”他答道，又转身向马车挥了五六下手，大声说：“跟着，跟着我们来！”然后他对巴扎罗夫说，一面跳过了小水沟：“我父亲在这儿有事情，所以他要我来。……我今天听说您到了，我已经去看过您了。……（这两个朋友回到旅馆里，果然看见一张折了角的名片，印着西特尼科夫的姓名，一面是法文，一面是斯拉夫文字。）我希望您不是从省长那儿来的吧？”
“不必希望了，我们正是从他那儿来的。”
“啊！那么我也要到他那儿去一趟。……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把我介绍给您的……给这位……”
“西特尼科夫，基尔沙诺夫，”巴扎罗夫含含糊糊地说，并不停下来。
“荣幸极了，”西特尼科夫一面说，一面侧起身子走着，脸上带笑，而且连忙取下他那双过于漂亮的手套。“我听见讲起您好多回了……我是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的一个老朋友，还可以说是他的学生。我是靠了他才得到新生的……”
阿尔卡狄望着巴扎罗夫的学生。这张小而不讨厌的、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露出一种慌张而又愚蠢的表情；他那一对小眼睛看起来好像是给压进去了似的，它们注意地而且局促不安地望着人，他的笑声也是局促不安的——一种短短的、木头似的笑声。
“您会不会相信，”他接下去说，“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头一回在我面前讲起不应当承认任何权威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好像我的眼睛又突然睁开了似的！我想我到底找到一个真正的人了！哦，叶甫盖尼·瓦西里以奇，您一定要去见见这儿的一位女士，她完全可以了解您，要是您肯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当作一桩了不起的喜事；我想，您已经听人讲过她了？”
“这是谁？”巴扎罗夫不乐意地问了一句。
“库克希娜，艾夫多克西[79]，叶夫多克西雅·库克希娜。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真正可以说是解放的女性[79]，一个进步的女子。您知道吗？现在我们大家一块儿去看她吧。她的住处离这儿只有两步路。我们在她那儿吃早饭。我想你们两位还没有用过早饭吧？”
“还没有。”
“那么，好极了。您明白她已经跟她丈夫分居了；她不依靠任何人。”
“她漂亮吗？”巴扎罗夫插嘴问道。
“唔……不，这说不上。”
“那么您叫我们去看她干什么呢？”
“啊，您真会开玩笑……她会给我们开一瓶香槟。”
“原来是这样。可见您真是一个实际的人。啊，您父亲还在干包税的事吗？”
“在干，”西特尼科夫连忙答道，又发出一阵尖声的笑。“好吧，我们去吗？”
“我实在不知道要不要去。”
“你是来观察人的，去吧，”阿尔卡狄小声说。
“您怎样呢，基尔沙诺夫先生？”西特尼科夫插嘴说。“请您也去；没有您，我们也不成。”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三个人一块儿突然跑到她那儿去呢？”
“不要紧！库克希娜是一个妙人。”
“真是一瓶香槟吗？”巴扎罗夫问道。
“三瓶！”西特尼科夫嚷道。“我可以担保。”
“拿什么来担保？”
“我自己的脑袋。”
“还是拿你爸爸的钱袋来担保的好。那么我们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