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姆斯代尔几英里外，树林里有一个小湖（沙漏湖——这个词不是我先前以为的那种拼法[189]。七月底有一个星期，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天天开车到湖滨去。现在，我不得不冗长乏味地详细叙述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二上午我们一起在那儿的最后一次游泳。
我们把汽车停在离大道不远的停车场上，沿着穿过松树林通到湖边的一条小路走去。这时夏洛特说起琼·法洛为了寻求罕见的光的效果（琼属于老派的画画的人），在上个星期天清晨五点看见莱斯利“在乌木色的光线里”（像约翰嘲讽地说的那样）游水。
“湖水当时一定很冷，”我说。
“问题并不在这儿，”注重逻辑性的爱人说，“你知道，他不大正常。而且，”她接着说（用的是她那种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健康的字斟句酌的方式），“我相当肯定地感觉到我们的路易丝爱上那个低能儿啦。”
感觉。“我们觉得多莉表现得不是很好”等等（一份旧的学生成绩报告单上说）。
亨伯特夫妇穿着晨衣和凉鞋朝前走去。
“你知道吗，亨，我有一个充满奢望的梦想，”亨夫人开口说道，把头低了下来——为那个梦想感到害羞——像是在与黄褐色的地面交流，“我倒乐意找个真正受过训练的女仆，就像塔尔博特夫妇提到的那个德国姑娘，让她住在家里。”
“我们没有房间，”我说。
“得了，”她带着嘲讽的微笑说，“cMri，你一定低估了亨伯特家究竟可以住多少人。我们可以把她安顿在洛的房间里。反正我打算把那间小房改成一间客房。那是整幢房子里最冷、最简陋的房间。”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颧骨上的皮肤绷紧了（我费心记下这一点，只是因为我的女儿要是有下面这样的感觉——怀疑、厌恶、恼怒—她的皮肤也会如此）。
“是一些浪漫的联想叫你心里烦恼吗？”我妻子问道——暗指她头一次对我的依顺[190]。
“根本不是，”我说，“我只是不知道有了客人或女佣后，你把你的女儿安顿在哪儿。”
“噢，”亨伯特太太一边幻想一边微笑着说，在拖腔迈气地说出“噢”的时候还扬起一边眉毛，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我看压根儿不用把小洛考虑在里面，压根儿不用。小洛从营地就直接进入一所纪律严格的良好的寄宿学校，学生在那儿可以受到正规的宗教教育。随后——就进比尔兹利学院。我把这一切安排好了，你用不着发愁。”
她接着说她，亨伯特太太，只好克服自己积习已深的懒散，给费伦小姐在圣阿尔杰布拉教书的妹妹写信。眼前出现了那个水光耀眼的小湖。我说我把太阳眼镜忘在汽车里了，回去拿了再赶上来。
我过去一向以为绞扭双手是小说里的一种手势——也许是来自某种中世纪仪式的含义朦胧的产物；可是等我走进树林，经过一阵绝望、拼命的思索，认识到最接近于无声表达出我此刻心情的，就是这种手势（“主啊，瞧瞧这些锁链吧！”）。
如果夏洛特是瓦莱丽亚，我就知道该怎样来应付这个局面。“应付”就是我需要的那个词。在从前美好的时光，我只要扭一下肥胖的瓦莱丽亚脆弱的手腕（就是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压到的那只），就可以叫她立刻改变主意，但是那一套对夏洛特来说，是难以想像的。温柔和蔼的美国人夏洛特把我吓倒了。我企图利用她对我的强烈的爱控制她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美梦竟然完全错了。我不敢轻举妄动去破坏她树立起来加以崇拜的我的形象。在她是我的宝贝儿的令人生畏的“女傅[191]”时，我奉承讨好过她，如今我对她的态度里仍然有一种恭顺的意味。我手里唯一的王牌就是她还不知道我对她的洛所怀有的那种荒诞的爱。她看到洛喜欢我心里很不痛快，可是我的感情，她却无从察觉。对瓦莱丽亚，我可能会说：“嗨，你这胖傻瓜，cestmoi quid ide[192]什么对多洛蕾丝·亨伯特有好处。”对夏洛特，我甚至不能（用迎合讨好的镇静的口气）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不同意。让我们再给那个孩子一次机会。让我做个一年左右她的家庭教师。你有一次亲自对我说起——”实际上，要想不暴露我的用心，我压根儿不能对夏洛特说什么关于那孩子的事。噢，你简直无法想象（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些正派女人是什么样子！夏洛特对所有日常行为举止的习俗和规矩、食物、书籍以及她过分喜爱的人的虚妄不实都并不留意，但却能立刻辨别出我为了想把洛留在身边而说的随便什么话里的虚假声调。她就像一个音乐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个十分讨厌的粗俗的人，既不机敏又无品位，但是她却会异常准确地判断出音乐中一个走调的音。要摧毁夏洛特的意志，我就得叫她的心破碎。我把她的心弄破碎了，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就也破碎了。如果我说：“要么你让我对洛丽塔随心所欲，你帮我保守秘密，要么我们马上分手，”她就会变得像一个毛玻璃制的女人那样脸色苍白，同时缓缓地说道：“好吧，不管你要再补充或收回什么话，这就是结局。”于是就成了结局。
这就是当时狼狈的处境。我记得跑到停车场，用泵抽出一捧含有铁锈味的水，贪婪地喝了下去，好像它可以给我神奇的智慧、青春、自由和一个小情妇。我穿着紫色晨衣，甩动着凉鞋后跟，在飒飒作响的松树下的一张粗糙的桌子边坐了一会儿。在正面稍远的地方，两个穿着短裤和三角背心的小姑娘从一个标明“女盥洗室”的阳光斑驳的厕所里走出来。嘴里嚼着口香糖的梅布尔（或者梅布尔的替身）吃力地、心不在焉地跨上一辆自行车。马里恩甩了甩头发把苍蝇赶走，随后叉开双腿在车后坐好。她们摇摇晃晃，慢悠悠地、恍恍惚惚地跟光线的明暗融合在一起。洛丽塔！父女俩逐渐隐没在这片树林之中！正常的解决办法是除掉亨伯特太太。可是怎么除掉她呢？
谁也不能造成一场天衣无缝的谋杀，然而机缘却能做到。上个世纪末，在法国南部的阿尔[193]，发生过谋杀一位拉古尔太太的著名案件。在那个女人嫁给拉古尔上校后不久，有个身份不明、留着胡须、身高六英尺的大汉在一条拥挤的街上朝她走去，从背后致命地一连戳了她三刀。据人们后来猜测，这个大汉过去曾经是那位太太的秘密的情人。上校是一个矮小的斗牛狗似的汉子，当时紧紧揪住凶手的胳膊。由于一个神奇、美妙的巧合，就在那个狡猾的凶手预备松开那个愤怒、矮小的丈夫的下巴的当儿（好几个旁观的人这时正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团团围住），靠出事地点最近的那幢房子里有个脾气暴躁的意大利人完全出于偶然地引爆了他正在瞎摆弄的一个爆炸物。街上顿时烟雾弥漫，一片混乱，砖块纷纷飞落，人们四散奔跑。这场爆炸并没有伤到任何人（只把勇敢的拉古尔上校炸昏了）；而那个对拉古尔太太进行报复的情人在别的人逃跑的时候也跟着逃跑了——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现在来看看在一个狡猾的家伙亲自策划一场无懈可击的谋杀时，结果会怎么样。
我向前走到沙漏湖边。我们和其他几对“体面的”夫妇（法洛夫妇、查特菲尔德夫妇）下湖游泳的地点是一个小湖湾。我的夏洛特喜欢这个湖湾，因为它几乎成了“一片私人的湖滩”。主要的沐浴设备（或者，像拉姆斯代尔《日报》上有一回所说的，“浸泡设备”）位于沙漏的左（东）边，从我们的小湖湾那儿根本无法看见。在我们的右边，松树林不久就让位给一弯沼泽地，到了对面则又变成了树林。
我在我妻子的身旁坐下，那么悄无声息，她吓了一跳。
“咱们这就下去吗？”她问道。
“一会儿就下去。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我思索着。一分多钟过去了。
“好吧。下水。”
“你的思路中有我吗？”
“当然有你。”
“希望如此，”夏洛特一边下水一边说道。湖水不久就到了她粗壮的大腿上皮肤起鸡皮疙瘩的地方，接着她把伸出去的两只手合到一块儿，紧抿着嘴，黑色橡皮软帽下面的容貌显得十分平常，扑通一声朝前跃去。
我们缓缓地游到了波光粼粼的湖心。
对岸，至少一千步以外（如果你可以从水上走过去的话），我可以隐约看见两个男人的小小身形，他们像海狸似的在那片湖滩上干活儿。我完全清楚他们是谁：一个是祖籍波兰的退休警察，一个是退休的管子工，湖那边的大部分林木都是他的。我还知道他们光为了无聊的乐趣，正忙着修建一座码头。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敲打声，似乎比我们从那两个矮子的胳膊和工具上可以辨别出的声音响上不知多少倍。真的，我们猜想这些最高音速效果的操纵人跟那个木偶操纵人彼此并不一致，特别因为每一下小小的敲击发出的有力的噼啪声总落后于视力所见到的情景。
“我们的”那片短短的白沙湖滩——这时，我们已经从那儿往前游了一小段路，快要游到深水区——在不是周末休息日的早晨总是空空荡荡。四周一个人也没有，除了对岸那两个忙忙碌碌的小人儿，还有一架深红色的私人飞机在头顶上嗡嗡飞过，接着消失在蓝天之中。这种环境对一场轻快的、兴奋激动的谋杀真是万分理想。微妙之处在于执法人员和给水人员[194]既近得可以亲眼目睹一场意外事故，同时又正好远得无法看到一场犯罪活动。他们既近得可以听见一个急得发狂的游泳的人拍打着水游来游去，大声叫人去帮他抢救他快要淹死的妻子，同时又远得无法看清（要是他们恰巧抬眼一看的话）那个根本没有发狂的游泳的人正干完了把他妻子踩在脚下的勾当。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只是想说要这么干多么容易，当时的环境多么美妙！夏洛特就这样恪尽职守地笨拙地往前游去（她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女人鱼），倒也不是没有某种庄严的乐趣（因为她的男人鱼不是就在她的身旁吗？）。当我带着在未来回顾现在所会具有的那种绝对的清晰（你知道——努力想把事物看清，正如你往后记得它们在你眼里的那种情形）瞅着她那光滑、白晳、被水浸湿了的脸庞（尽管她作了种种努力，但她的脸仍然没怎么晒黑），她的苍白的嘴唇，她那裸露出的凸起的额头，束紧头发的黑软帽和浑圆的、湿漉漉的颈项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的只是落后一点儿，深深吸一口气，随后一把抓住她的脚踝，迅速带着我俘虏的尸体潜下水去。我说尸体是因为惊讶、恐慌和缺乏经验会使她立刻吸进一加仑致命的湖水，而我在水下却能睁着眼睛至少坚持整整一分钟。这个致命的动作犹如一颗流星的尾迹掠过筹划犯罪活动的黑沉沉的水面。那种情景就像一出可怕的无声的芭蕾舞，男舞蹈演员握着女舞蹈演员的一只脚，猛地往下穿过蒙蒙的湖水。我一边仍在把她往下拽，一边却可以钻出水来吸上一口气，接着再潜下水去，需要潜多少次就潜多少次，直到她完蛋之后才放开喉咙喊叫救命。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等那两个越来越大的木偶驾着一条重新油漆了一半的小划艇赶到时，可怜的亨伯特·亨伯特太太，这个痉挛或冠状动脉闭塞或是两病齐发的牺牲者，就会在沙漏湖明媚的湖面下三十多英尺的墨黑的淤泥里头朝下竖立在那儿。
怪简单的，不是吗？可是你们看怪不怪，各位——我就是不能下手这么做！
她在我身旁游着，一头深信不疑、笨手笨脚的海豹；激情的全部逻辑在我耳旁尖叫：现在是时候了！可是各位，我就是不能这么做！我默默地回过身子朝岸边游去；她也沉着地、尽力地转过身子，恶魔仍在尖声喊着它的意见，而我仍然不能下手把那个滑溜溜的、肩宽体大的可怜的人儿淹死。在我认识到不管明天，还是星期五，还是任何其他日子的白天或夜晚，我都无法下手处死她这个可悲的事实以后，那个尖叫声才变得越来越远。噢，我可以想象自己拍打瓦莱丽亚的不对称的乳房，或是以别种方式弄痛她——我还可以同样清楚地看见自己开枪射中她的情人的下腹部，让他“哎唷”一声坐下去。可是我不能杀死夏洛特——特别因为情况总的看来也许并不像那个令人难受的早晨乍看上去显得那么毫无希望。假如我一把抓住她的强健有力、乱踢乱蹬的脚，假如我看到她惊奇的神色，听到她骇人的声音，假如我仍然要把这场严峻的考验进行到底，那她的鬼魂就会在我的一生中始终缠住我不放。如果这是一四四七年，而不是一九四七年，也许我会不顾自己温和的天性，从一块中空的玛瑙中取出一种传统的毒药，一种平和的死亡的麻药来给她吃。可是在我们这个中产阶级的好管闲事的时代，它不会像过去在锦缎装饰的王宫中惯常奏效的那样奏效。现今，如果你想要当个杀人犯，你就得是一个科学家。不，不，我两者都不是。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大多数渴望跟女孩子保持一种刺激的、发出美妙的呻吟的身体（而不一定是两性）关系的性罪犯，都是一些消极、无害、胆怯和机能不全的陌生人，他们只要求社会允许他们从事他们那种实际上无害的、所谓反常的行为，从事他们私下干的一些炽热、愚蠢、无聊的性变态行为，而不受到警察和社会的严厉的制裁。我们不是性的恶魔！我们并不像大兵那样强奸妇女。我们是一些不快乐的、性情温和、目光哀怨的上流人士，智力非常平衡，可以在成年人面前控制自己的冲动，但只要有机会去抚摸一个性感少女，就准备少活上不少年去达到目的。我们断断不是杀人凶手。诗人从来就不杀人。哦，我的可怜的夏洛特，你待在永恒的天堂里，在沥青和橡皮、金属和石头的永恒的炼金术中可千万不要恨我——而要感谢上帝，不用水，不用水！
然而，客观地说，这次没有出事真是万分侥幸。现在来说说我的理想的犯罪寓言的高潮。
我们在令人口干舌燥的阳光下在毛巾上坐下。她向四周看了看，解开了胸罩，翻过身俯卧着让脊背有机会晒晒太阳，她说她爱我，说完深深叹了一口气。她把一只胳膊伸到晨衣口袋里去掏她的香烟，接着坐起身子抽烟。她仔细看了看自己右面的肩膀，张开有烟味的嘴使劲儿亲了我一下。忽然，在我们后面沙岸的矮树丛和松林底下，有块石子滚了下去，接着又是一块。
“这些讨厌的、爱偷看的孩子，”夏洛特说，一边把她的大胸罩拿起来遮着乳房，随后又伏下身子。“我得把这件事跟彼得·克雷斯托夫斯基说说。”
从那条小路的路口传来一片沙沙声，一阵脚步声，琼·法洛拿着她的画架和其他东西从那儿走了过来。
“你把我们吓了一跳，”夏洛特说。
琼说她一直在上边那儿，在一个绿荫遮蔽着的地方暗自察看大自然（暗探间谍一般是要枪毙的[195]），极力想完成一幅湖景，但是她画得不好，因为她一点儿也没有才气（这倒是真的）——“你尝试过画画吗，亨伯特？”夏洛特对琼有点儿嫉妒；她想知道约翰是否也要来。
他也要来。今儿他回家来吃午饭。他是在到帕金顿去的路上把她放下车的，这会儿随时都可能来接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总觉得在这种美好的日子让卡瓦尔和梅兰普斯[196]给皮带拴着对它们不够爱护。她夹在夏洛特和我之间在白色的沙滩上坐了下来，她穿着短裤，她那褐色的长腿几乎像一匹栗色母马的腿一样叫我着迷。她笑的时候就露出她的牙龈。
“我差点儿把你们俩也放到我画的湖景中去了，”她说，“我甚至注意到有件事你们忽略了。你（对亨伯特说）戴着手表就下水啦，是的，先生，你戴的。”
“防水的，”夏洛特轻声说，一面嘟起嘴来。
琼把我的手腕拉过去放到她的膝头，仔细察看夏洛特送给我的礼物，随后把亨伯特的手放回到沙滩上，掌心朝上。
“那样你什么都可以看见，”夏洛特卖弄风情地说。
琼叹了一口气。“有一次我看见，”她说，“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在这儿野合。他们的影子简直像巨人似的。我也告诉过你汤姆森先生在天刚亮时干的事儿。下一次，我指望看见肥胖的老艾弗光着象牙色的身子。他真是个怪人，这个家伙。上次他给我讲了他侄儿的一桩完全猥亵的事情。看来——”
“喂，”约翰的嗓音这么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