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想找个安慰自己的人，一盆受到赞美的蔬菜牛肉浓汤，一个充满生气的人造女性阴部，可瓦莱丽亚身上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模仿小女孩的那种神态。她那么模仿倒不是因为她猜到我会动心。那只是她的作风——而我却着了迷。实际上，她至少已经二十八九岁了（我始终没有查明她的确切年龄，就连护照上也是假的），而且在那种随着她回忆往事的情怀不住改变的境况下早已失去了童贞。在我这方面呢，我天真得像个性变态的人才会有的那样。她显得轻佻、活泼，穿得à la gamine[68]，露出一大截光滑的腿，晓得怎样用一双黑色丝绒拖鞋来衬托她雪白的光脚背。她橛起嘴，露出酒窝，跳跳蹦蹦，穿着紧身连衣裙，用可以想象得出的最矫揉造作、最陈腐的方式晃动着她的拳曲的淡黄色短发。
在mairie[69]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后，我把她领到我租的那套新公寓，多少叫她感到意外的是，在我碰她以前，先让她穿上一件女孩子穿的寻常睡衣，那是我想法从一家孤儿院的内衣橱里偷出来的。结婚当夜，我得到一些乐趣，日出时那个白痴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不过现实不久就揭穿了一切。退了色的鬈发露出黑色的发根，刮过的小服上的汗毛竟然变成了皮刺，那张湿漉漉的富有表情的嘴，不管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却总很不光彩地暴露出跟她那已故的貌似蟾蜍的妈妈在一幅受到珍藏的画像上的嘴的相似之处。不久，亨伯特·亨伯特得照顾的不是一个苍白的流浪的小女孩儿，而是一个肥胖臃肿、短腿巨乳实际上毫无头脑的baba[70]。
这种情况从一九三五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的优点就是生性不好大声说话，这的确有助于在我们肮脏的小公寓里造成一种古怪的舒适感。我们有两间房，在一间房的窗外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象，在另一间房的窗外是一堵砖墙，还有一个极小的厨房和一个鞋状的浴缸。我坐在浴缸里，觉得自己就像马拉[71]只是没有一个颈项雪白的年轻女子来刺杀我，我们一块儿过好多个舒服的夜晚，她总埋头看着《巴黎晚报》[72]，我则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前工作。我们去看电影，也去看自行车比赛和拳击比赛。我难得向她不再新鲜的肉体求欢，除非在非常迫切和绝望的情况下。对面的杂货铺老板有个小女儿，她的倩影都把我快逼疯了，不过在瓦莱丽亚的帮助下，我对自己异想天开的困境倒找到了一些合法的出路。至于烹调，我们心照不宣地扔开了蔬菜牛肉浓汤，多半总到波拿巴街一个拥挤的场所去吃饭，那儿的桌布上满是酒渍，还可以听到不少外国人七嘴八舌的说话声。隔壁是一家美术铺子，凌乱的橱窗里陈列着一幅辉煌、艳丽、充满绿色、红色、金黄色和墨蓝色的古老的美国estampe[73]——一个火车头带着巨大的烟囱、几盏形状怪异的大灯和一个巨大的排障器，拖着淡紫色的车厢穿过风雨漫天的大草原之夜，把大片带着星星点点的火花的黑烟跟毛的雷雨云混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突然一下子结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mon oncle dAmé ique[74]去世了，遗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得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买卖表现出一些兴趣。这种前景十分合乎我的心意。我觉得我的生活需要有个重大的变动。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舒适安逸的婚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蛀洞。最近几个星期，我老注意到我的肥胖的瓦莱丽亚有点儿失常，总是十分古怪地坐立不安，有时甚至露出好像恼怒的样子，这跟她本应扮演的平凡的角色一点都不协调。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的时候，她显得神情烦恼，十分慌乱。她的证件出了一些很讨厌的麻烦。她拿着一本南森[75]，或者不如说是胡闹的护照；不知为了什么，那本护照跟她丈夫真实可靠的瑞士公民身份搁在一起，就无法轻易地混过去。尽管我耐心地对她描述美国，那个充满肤色红润的儿和参天大树的国家，说那儿的生活要比沉闷、阴暗的巴黎有明显的改善，但她仍然无精打采。我断定准是得到警察总局去排长队和其他一些手续才弄得她这样。
有天早上，我们从一幢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差不多都办妥了。这时候，在我身旁一摇一摆地走着的瓦莱丽亚，一句话也不说，忽然使劲地摇晃起她那卷毛狗般的脑袋。我让她摇晃了一会儿，才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她回答说（我把她讲的法语翻译出来，那句法语，我想，也是从一句斯拉夫语的陈词滥调译过来的）：“我生活中另外有一个男人。”
嗳，在一个丈夫听来，这可是一句很不入耳的话。我承认，这句话叫我两眼发黑。当时在街上就地狠狠揍她一顿，像一个老实、粗俗的人会做的那样，那是行不通的。多少年暗自忍受的煎熬教给了我超人的自我克制能力。有辆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已经沿着街边缓缓行驶了好一会儿，于是我领着她坐进那辆汽车。在车上这个不大会受人打搅的环境里，我平静地提议她把自己的胡言乱语解释一下。心头涌起的一阵怒火叫我透不过气来——倒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滑稽人物，亨伯特太太，有什么特别的喜爱，而是因为合法不合法的结合问题应当由我一个人来决定。而她，瓦莱丽亚，这个喜剧性的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照她的方式来支配我的舒适生活和命运。我要她说出她情人的姓名。我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她老像作滑稽表演似的叽哩咕噜地说着话，讲她跟我生活在一起不幸福，宣布了她想立刻离婚的种种计划。“Mais qui est-ce[76]”我终于吼起来，用拳头在她的膝盖上打了一下。而她却毫不畏缩，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好像答复实在简单得根本不用言辞说出来。接着，她迅速耸了耸肩，指了指那个出租汽车司机的粗脖子。他在一家小餐馆的门口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不记得他的滑稽可笑的名字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的样子依然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一个身材矮胖的白俄前上校，留着两撇浓密的小胡子和一个平头。在巴黎，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从事这种愚蠢的职业。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那个俄国保皇党人要了酒；瓦莱丽亚把一条潮湿的餐巾搭在膝盖上以后，又接着往下说——是在对我灌输，而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滔滔不绝地把话注入这个尊贵的容器，我从来没想到她有这样流利的口才。而且，她还不时对她那个呆头呆脑的情人吐出一大串斯拉夫语。这种局面真是荒谬可笑；等到那个上校司机带着占有瓦莱丽亚的微笑，打断了她的话，开始说出他的看法和计划时，这种局面就变得越发荒谬可笑。他小心翼翼地讲的法语带着一种十分难听的口音。就用这种口音，他描述了他打算跟他的年轻妻子瓦莱丽亚手拉着手共同进入的那个爱情和工作的世界。这当儿，瓦莱丽亚却在他和我之间修饰打扮起来，先在她橛起的嘴唇上涂些口红，接着把下巴额儿叠成三重地去拉扯衬衫的胸部等等。他谈论着她，好像她并不在场，又好像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小孩，为了她本身的利益，正从一个明智的监护人手里转给另一个更明智的监护人。尽管我抑制不住的愤怒可能夸大并毁坏了某些印象，但我可以发誓他确实向我请教了瓦莱丽亚的一些情况，诸如她的日常饮食、她的经期、她的衣服以及她读过的书或该读的书。“我想，”他说，“她大概会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77]的吧。”哦，他简直是个学者，塔克索维奇先生。
我结束了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提议瓦莱丽亚立刻回去收拾她的那点财物。那个平凡迂腐的上校听到这话，便十分殷勤地提出可以把那些东西汽车。于是他重新干起他的本职工作，开车把亨伯特夫妇送回他们的住处。一路上，瓦莱丽亚都在说话，威严的亨伯特和渺小的亨伯特商议着亨伯特·亨伯特是不是应该把她或她的情人杀死，或是把他们俩都杀死，或者一个也不杀。我记得从前摆弄过一个同学的自动手枪。那时候饿大概没有提过那个时期，不过没有关系，我胡乱想过要得到他的小妹妹，随后再开枪打死自己。他的小妹妹是一个轻盈美妙的性感少女，头发上扎了个黑蝴蝶结。现在我暗自纳闷，不知瓦莱契卡上校就这么叫姆是否真的值得给开枪打死，用手勒死，或者给水淹死。她生着两条十分脆弱的腿，因此我决定，一等到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就要狠狠地给她一下，仅限于此。
可是我们始终没能单独待在一块儿。瓦莱契卡这时泪如泉涌，把脸上彩虹般的化妆搅得一塌糊涂，她随随便便地信手把东西装满一个大衣箱、两个小提箱和一个塞得满满的纸板箱。那个该死的上校一直在四周踱来踱去，因而穿上我的登山皮靴、连续猛踢她的屁股的种种幻想当然不可能付诸实行。我不能说上校的举止傲慢无礼，或者表现得那样。相反，作为把我骗进去的这场戏剧表演的一段小插曲，他表现出一种周到、老派的礼貌，他的动作不时给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打断（j’ai demanndepardonne——请原谅——est-cequej’aipuis[78]——我可不可以——等等）。当瓦莱契卡一挥手把她粉红色的短裤从浴缸上面的晾衣绳上取下来的时候，他十分得体地背过脸去，但他立刻似乎在房里变得无所不在，le gredin[79]，使自己的身体和公寓的结构完全协调起来，他坐在我的椅子上看我的报纸，解开一根打结的绳子，卷了一支烟，点了点茶匙的数目，走进浴室瞧瞧，帮助他的婊子女人包起她父亲给她的那台电风扇，随后把她的行李抬到街上。我抱着两只胳膊坐在那儿，半边身子靠着窗台，心里痛恨和厌恶得要命。最后两个人总算走出了这套颤动的房间——我在他们身后砰的把门关上，那声震动仍在我的全部神经里轰鸣。这真是一个窝囊的代替办法，我原该按照电影里的通例，用手背猛打一下她的颧骨。我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糟，接着笨重地走进浴室去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把我的英国香水拿走。他们倒没有；不过我非常厌恶地发现那个沙皇的前顾问在彻底解除了他膀胱的负担后，竟然没有抽水冲洗马桶。这汪阴沉的外国的尿以及在其中分解的一个潮乎乎、黄褐色的烟头叫我感到似乎受了奇耻大辱，我狂怒地四下寻找武器。实际上，大概也只是俄国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点儿东方风味），促使那个好心的上校（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姓突然一下子回到了我的记忆中[80]），一个像他们所有那类人一样十分拘谨刻板的人，用颇有教养的静默掩盖他私下的需要，免得在他自己那阵不大张扬的淅沥声上，用一片不雅的瀑布奔腾的水声来突出主人住房的狭小。可是当时我心里并没有这种想法。我气得哼哼唧唧，在厨房里四处寻找一样比扫帚合用的工具。接着，我又放弃搜寻，冲出房子，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地去揍他。尽管我生来十分健壮，但我并不是拳击手，而那个矮墩墩的肩膀宽阔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却像铁打的一般。街上空空荡荡，一点儿也看不出我妻子离去的痕迹，只有她掉在烂泥地上的一颗莱茵石纽扣，她曾把它放在一个破盒子里，毫无必要地保留了三年。也许，街上那片空旷的景象倒免得我给揍得鼻子出血。可是没有关系。到适当的时候，我会作一点小小的报复。帕萨迪纳[81]的一个人有天告诉我，娘家姓兹鲍罗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太太一九四五年前后因为分娩去世。那对夫妻不知怎么去到加利福尼亚，被一位美国著名的人种学家用于他主持的一项长达一年之久的实验，两人从而领取优厚的薪金。这项实验研究的是人始终趴着吃香蕉和海枣食物所会有的人类及人种反应。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人是一个大夫。他发誓说他曾亲眼看见肥胖的瓦莱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头发也花白了，而且也很肥胖）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房里放着水果，另一间房里放着饮水，还有一间房里放着草垫等等），跟其他几个雇来的四足动物一起在打扫干净的地板上奋力地爬来爬去。那几个家伙都是从穷困无助的人中选出来的。我想从《人类学评论》上找到这些试验的结果，但是好像还没有发表。这些科学成果当然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我希望真要发表的时候，能附一些精彩的照片加以说明，不过一所监狱图书馆恐怕不会收藏这种学术著作。目前拘禁我的这所监狱尽管受到我的律师的赞赏，却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可以说明监狱图书馆在选择书籍方面所受到的那种愚蠢的折衷主义的支配。当然，他们有《圣经》和狄更斯全集（很古老的一套，是纽约G·W·迪林厄姆出版公司1887年出版的），还有《儿童百科全书》（里面有些穿着短裤的金黄色头发的女童子军拍得很好的照片）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桩公布的谋杀案》；可是他们也有下面这样一些才气焕发的无聊作品，诸如一八六八年波士顿出版的《重访威尼斯》的作者珀西·埃尔菲恩斯通著的《一个在意大利的流浪汉》[82]和一部比较新的《舞台名人录》（1946）——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一些静态场景的照片。昨天晚上翻阅这部《名人录》的时候，我见到了逻辑学家憎恶而诗人爱好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巧合[83]。我把那一页大部分抄录如下：
皮姆，罗兰[84]。一九二二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隆迪。在纽约州德比市埃尔西诺尔剧院接受舞台训练。在《阳光突现》中首次登台。参加演出的剧目主要有：《两个街区以外》、《绿衣少女》、《凑合在一起的丈夫》、《奇异的蘑菇》、《一触即发》！《可爱的约翰》、《我梦见你》等。
奎尔蒂，克莱尔。美国剧作家。一九一一年生于新泽西州欧欣城。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经商，后转而从事剧本创作。作品有《小仙女》、《爱好闪电的女子》（和维维安·达克布卢姆合作）、《黑暗时代》、《奇异的蘑菇》、《父爱》等！他为儿童写的许多剧作特别出名。《小仙女》（1940）在纽约终演的那个冬天，行程一万四千英里，一路演出了二百八十场。个人爱好：跑车、摄影、畜养宠物。
奎，多洛蕾丝。一八八二年生于俄亥俄州德顿。在美国艺术学会学习舞台表演。一九〇〇年首次在渥太华演出。一九〇四年以《千万不要对陌生人说话》一剧在纽约初次登台。在上演了（以下是大约三十出戏的名单）后，就不知去向。
我的恋人的醒目的名字怎么竟会加到一个老巫婆似的女演员身上[85]，这一点想起来仍然叫我痛苦无奈地十分震惊！说不定，她也可以成为一个女演员。生于一九三五年。曾在《被谋杀的剧作家》中演出（我发现我在前面一段中的笔误，不过请别改正[86]，克拉伦斯[87]）。奎因这头猪。犯了谋杀奎尔蒂的罪。哦，我的洛丽塔，我只好玩弄文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