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爱格妮斯离开伦敦那天，我才再次见到乌利亚·希普。当时，我去公共马车站跟爱格妮斯道别，为她送行，看到他也在那儿，预备搭同一辆车回坎特伯雷。我看到他身穿紧身、束腰、高肩、深紫色的外套，拿了一把像小帐篷似的大伞，高坐在车顶后部的一个边座上；而爱格妮斯，当然坐在车厢里面，这使我多少觉得有点快意。不过，为了当着爱格妮斯的面，我要勉强跟乌利亚表示友好，我得受多大的罪啊！不过这点小小的补偿，也许是应该的。上车前，在马车的窗口那儿，他也像在那次宴会席上一样，一刻不停地一直在我们跟前打转，像只大兀鹫似的，把我对爱格妮斯说的话，以及爱格妮斯对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全都吞了下去。
打从他在火炉旁对我透露了他的心事后，一直使我忐忑不安，因而我经常想起爱格妮斯对我说的有关合伙的那番话：“我做了我希望是对的事，既然认定，为了爸爸的平安，就得作出这样的牺牲，我就只好劝爸爸这样做了。”为了她的父亲，她愿意作出任何牺牲。她受着这一想法的支配，靠同一想法忍受着痛苦。这种使我痛苦的预感，打那以后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知道她多么爱她父亲，知道她本性多么孝顺。我从她嘴里知道，她认为自己是无意地使她父亲走上歧途的原因，所以她欠他的太多，她热切地想要报答他。看到她跟那个穿深紫色大衣的赤发鬼[1]那么不同，我感到极度的不安。爱格妮斯灵魂纯洁，会自我牺牲，而乌利亚为人卑鄙，下流无耻，因而我觉得，正是这不同之处，有着最大的危险。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乌利亚心里一清二楚，而且他狡诈成性，一切全都深思熟虑过了。
可是，我确切地相信，虽然爱格妮斯的这种牺牲还是一种前景，但结果一定会把她的幸福完全毁灭。从她的态度看来，我敢断定，当时她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心头还没有蒙上这一阴影；因而要是我把这将要到来的灾难告诉她，向她提出警告，那马上就会伤害到她。因此和她分手的时候，我并没有对她作什么解释——她在车窗口微笑着对我挥手告别，她的那个恶魔则坐在车顶，扭动着身子，好像她已经落入他的魔掌，他正凯旋而归。
很久以来，我都无法忘怀跟他们告别的这番情景。当爱格妮斯来信说，她已经平安到达时，我仍像跟她告别时一样伤心。不论什么时候，我只要一陷入沉思，这件事就会涌上心头，我的不安就会成倍增长。我几乎没有一夜不梦见这件事。它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变得像我的脑袋一样，跟我的生命再也分不开了。
我有充分的闲暇来琢磨我的不安，因为斯蒂福思给我来信说，他回牛津去了，因此我不去博士公堂时，通常都一人独处，非常寂寞。我相信，在这段时间，我对斯蒂福思隐隐约约有了一些不信任的想法。虽然我给他写回信时，仍表现得非常热情，但是我想，他当时正好不能来伦敦，总的说来，我是高兴的。我猜想，真正的原因是，爱格妮斯的那番话对我的影响，见不到他，就不会受到干扰。这种影响对我的力量就更大，因为她在我所用心和关心的方面，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当儿，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就这样悄悄地溜过去了。我正式成了斯潘洛－乔金斯事务所的学徒。姨婆每年给我九十镑（不包括房租和有关开支）。我的寓所订了十二个月的租约。虽然我仍觉得这儿的晚上寂寞得可怕，而且又特别长，不过我却能在千篇一律的怏怏不乐中，保持心情的平静，靠一味喝咖啡消遣。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的这段时间里，我喝的咖啡恐怕得以加仑计算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三个发现：第一是，克拉普太太患有一种叫“抽筋”的怪病，病一发，鼻子就跟着发炎，要不断地用薄荷治疗；第二是，我的食具室里的温度有点特别，老是使白兰地酒瓶炸裂；第三是，我在这世界上孤单一人，我非常喜欢用英文韵文，零零星星地把这种情况记录下来。
在正式签约开始习业那天，我除了带去三明治和雪利酒，款待那些文书们，以及晚上独自一人去看了一场戏之外，没有别的庆祝活动。我看的戏叫《生人》[2]，跟博士公堂的情况颇为相似，我看了大为伤感，回家后站在镜子前面一照，自己几乎都不认得自己了。签约那天，我们办完一切手续后，斯潘洛先生说，他本想请我到在他诺伍德的家里去，庆祝我跟他确立的师徒关系；可是由于他女儿刚在巴黎完成学业，就要回来，家里的事还没有安排就绪，所以暂时不能请我。不过他说，待他的女儿回来，他希望有幸招待我。我知道他一直鳏居，只有一个女儿，我当即对他表示感谢。
斯潘洛先生没有食言，一两个星期之后，他又提起了这件事，说如果我肯赏光的话，下星期请我去他家，待到星期一，那他就太高兴了。我当然说我一定会去拜访，于是说定他用他的四轮敞篷马车把我载去，然后再把我带回来。
当那天到来时，连我的毡绒提包也成了拿周薪的小雇员们崇敬的对象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诺伍德的那座宅子是个神秘的圣地。他们中有一个告诉我说，他听人说，斯潘洛先生的餐具，全是金盘银碟，名窑细瓷；另一个则暗示说，他家的香槟酒，也像平常喝啤酒一样，是不断地从桶里放出来的。那位戴假发的叫提费先生的老文书说，他曾因公去那儿几次，每次都进到早餐厅。他把那餐厅形容得豪华无比，还说他曾在那儿喝过东印度的褐色雪利酒，那酒十分名贵，喝着都让人直眨眼。
那天，在主教法庭里，有一宗延期续审案件——关于把一个面包师逐出教会的事。因为他在教区会议上反对交纳铺路捐——照我估计，这个案件的证词口供，比《鲁滨孙漂流记》还要长一倍，因此到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最后，我们判他逐出教会六个星期，还罚了他一大笔罚金。然后那个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以及原、被告两边的辩护士（他们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都一同出了城；斯潘洛先生和我，也一起坐着他的四轮敞篷马车，驾车而去。
这辆四轮敞篷马车非常漂亮，两匹马都把长颈高拱，四蹄高举，仿佛它们都知道自己是属于博士公堂似的。在博士公堂里，在各种派头排场方面，存在着很多竞争，因而出了些非常讲究的马车和精选的仆从。不过我自己却一向认为，而且将来也要一直认为，我那个时候，竞争最烈的是衣服浆的硬度，我相信，博士公堂里公诉人的衣服，已硬到人类的天性难以忍受的程度。
我们一路前行，非常愉快。斯潘洛先生就我的职业对我作了一些教诲。他说这是世界上最高雅的职业，断断不可以跟一个诉状律师混为一谈，因为这个职业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比起别的来，非常独特专业，较少机械刻板，而且更加有利可图。我们在博士公堂里办起案子来，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自由随便，因此我们就成了特权阶层，高高在上，与众不同。他说，我们主要受雇于诉状律师，这一让人不快的事实，是无法隐瞒的。但是他又告诉我，说诉状律师全是低能儿，所有代诉人，不管有什么抱负的，一律都瞧不起他们。
我问斯潘洛先生，在我们这行里，他认为最好的业务是什么？他回答说，一宗案值为三四万镑的遗嘱争议案，也许是最好的了。他说，在这种案子里，不仅在审理过程每一程序的辩论中，而且在质询和反质询中，有着堆积如山的证据（更不用提先后上诉于代表法庭和贵族院了），在这当中是可以有不少额外收入的。而且，最后诉讼费保证可以从遗产中扣除，所以原、被告两边打起官司来，都是精神抖擞，花费是在所不计的。接着，他又把博士公堂全面地赞扬了一通。他说，博士公堂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它的紧凑周密，这是世界上组织得最妥帖的地方了，有着完美的周密的考虑。一句话可以说尽，例如，要是你把一宗离婚案或赔偿案，在主教法庭里提起诉讼，很好，那你就在主教法庭里审理这个案子。你把这个案子，在你们亲如一家的自己人中间，不动声色地玩了一套小小的把戏，不慌不忙地把它玩完。要是你对主教法庭不满意，那怎么办？好吧，那你就把案子送到拱门法庭。拱门法庭是什么呢？它跟主教法庭是同一个法庭，同一个房间，同一个被告席，还是原来的律师，只是换了个法官，因为在那儿，主教法庭的法官，可以在任何开庭的日子，以律师的身份出庭作辩护。好啦，你又把那一整套把戏玩了一通。你还是不满意，很好。怎么办呢？啊，你可以把案子提到代表法庭。代表是些什么人呢？嗯，教会代表是些无所事事的辩护士。当前两个法庭在玩那套把戏的时候，他们都在一旁看着。看着别人洗牌，现在则以法官的身份，重新出现，要把这个案子解决得使每个人都满意！心怀不满的人，尽管可以说博士公堂如何如何腐败，博士公堂如何如何闭塞，博士公堂必须进行改革，斯潘洛先生郑重地做结论说，可是在每斛麦子价格最高的时候[3]，也就是博士公堂最忙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把手按在自己的心口，向全世界的人说：“你要是碰一碰博士公堂，国家就会垮台！”
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这番高论。虽然我得说，这个国家是否真像斯潘洛先生说的那样，全靠博士公堂支撑着，我表示怀疑，但我还是恭敬地尊重他的意见。至于每斛小麦的价格问题，我谦卑地觉得自己力不能及，不够资格谈论，因而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在我的一生中，直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战胜过这斛小麦。这一斛小麦，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总跟着各种问题一再出现，把我打得一败涂地。确切地说，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一斛小麦，在说不尽的各式各样场合里，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有什么权利来打垮我。可是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一见到我这位老朋友——这一斛小麦——让人毫不相干地扯在一起（我发现总是这样），我就只好认输了。
这是一段离题的话。我可不是那种要去碰博士公堂，使国家垮台的人。我用缄默来谦卑地表示，完全同意这位年龄、学识都是我的长辈的人的话。我们还谈到《生人》和戏剧，谈到那两匹马，一直谈到来到斯潘洛先生的家门口。
斯潘洛先生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这时虽然不是一年中观赏花园最好的季节，但那个花园收拾得仍很美丽，使我十分着迷。那儿有一片漂亮的草坪，有一丛丛的树木，还有在暮色中隐约能分辨出的小径，上面搭着棚架，架子上爬着生长季节长的灌木和花卉。“啊！”我心里想，“这就是斯潘洛小姐独自散步的地方了！”
我们走进灯烛辉煌的住宅，先来到门厅，那儿有着各色各样的礼帽、便帽、大衣、花格呢衣、手套、马鞭和手杖。“朵拉小姐在哪儿？”斯潘洛先生问仆人。“朵拉！”我心里想，“多美丽的名字啊！”
我们走进了靠门口的一间屋（我想，这一定是以东印度褐色雪利酒闻名的早餐室了），这时我听到有个声音说道：“科波菲尔先生，这是我女儿朵拉，这是我女儿朵拉的贴心密友！”这声音毫无疑问是斯潘洛先生的，可是我没听出来，我也顾不上是谁的声音了。刹那之间，一切都化为乌有。我命里注定的事一下子到来了。我成了一个俘虏，一个奴隶。我爱朵拉·斯潘洛爱得发疯了。
在我的眼里，她远远不是一个凡间女子。她是一位仙女，一个气精[4]；她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她是一个从来没有人见过，却又是人人想得到的什么。我一下子就坠入了爱情的深渊。在这深渊的边上，我没有停留，没有往下看，也没有往后望，我还没来得及对她说一句话，就一头栽下去了。
“我，”我刚鞠了一个躬，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说，“以前见过科波菲尔先生。”
说话的不是朵拉。不是。是她的女伴谋得斯通小姐！
我认为，当时我并没有大吃一惊。对我的判断力来说，我已经全部使尽，没有余力来吃惊了。人间尘世，除了朵拉·斯潘洛，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吃惊了。我只是说：“你好吗，谋得斯通小姐？愿你一切都好。”她回答我说：“很好。”我又问：“谋得斯通先生好吗？”她回答说：“我弟弟很健壮，谢谢你。”
我想，斯潘洛先生看见我们互相认识，开始一定很诧异，后来他插嘴了。
“科波菲尔，”他说，“原来你跟谋得斯通小姐早已认识，我很高兴。”
“科波菲尔先生和我是亲戚，”谋得斯通小姐带着严肃镇定的态度说，“我们从前有点认识。那还是在他小的时候。后来情况变化，我们分开了。现在我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我回答说，我可无论在哪儿都认得她。这完全是实话。
“承谋得斯通小姐的好意，”斯潘洛先生对我说，“接受做我女儿朵拉贴身女伴的职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女儿朵拉不幸没了母亲，多亏有谋得斯通小姐来做了她的女伴和保护人。”
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我觉得谋得斯通小姐像藏在口袋里叫作护身棒的暗器，主要不是用来自卫，而是用来攻击的。但是当时除了朵拉，不管什么都只在脑子里一闪即逝，接着我便急忙朝她看去，我觉得，从她那颇为不快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对她这位贴身女伴和保护人，并没有特别亲密的样子。正在这时候，响起了铃声。斯潘洛先生说，这是晚餐的预备铃。于是我就去更衣了。
在这种坠入情网的状态下，还顾得上去考虑该换上什么衣服，或者是想想该做点什么，都未免有点太可笑了。我只能坐在炉子跟前，嘴里咬着毡绒提包的钥匙，一心思念着那位明眸丽眼、可爱迷人的少女朵拉。她有着多么优美的身姿，多么漂亮的面庞，多么文雅的举止，多么仪态万方，多么迷人的一切啊！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本应该细心梳洗打扮一番，可是铃声很快又响了起来，我只好匆匆地换上衣服，来到楼下。那儿已经有了一些客人。朵拉正在跟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谈话。尽管他已白发苍苍——据他自己说，他已做了曾祖父——我还是疯了似的对他吃起醋来。
我有的是怎样一种心情啊！什么人我都嫉妒。不管是谁，要是比我跟斯潘洛先生更熟，我就不能忍受。听他们谈起没有我的份的事，我就如受酷刑。有一位极其和蔼、头秃得发亮的老人，隔着餐桌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这儿，我气得真想使出一切野蛮手段，来对他进行报复。
除了朵拉，我已记不起还有谁在座。除了朵拉，我一点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我的印象是，我吃的全是朵拉，把半打没沾过唇的盘子，全叫仆人撤去了。我挨她坐着，我跟她谈话。她那轻柔细小的声音，听了让人高兴，她那活泼快乐的微笑，是那么动人，她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可爱，那么迷人，把一个神魂颠倒的青年变成了永难赎身的奴隶。总的说来，她显得相当娇小，我想，正因为如此，使得她更加可珍可贵。
当她跟谋得斯通小姐（宴会上没有别的女客）一同走出餐厅后，我陷入了沉思之中，只有一件事打扰着我，就是怕谋得斯通小姐在朵拉面前说我的坏话。那位脑袋秃得发亮的和蔼老人，对我说了一大堆话。我想，他说的都是有关园艺的事。我听到他好几次讲到“我的花匠”。我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我正跟朵拉一起，在伊甸园中漫游呢。
当我们走进客厅时，看到谋得斯通小姐那阴沉、冷淡的脸色，又引起了我的忧虑，唯恐她在我钟爱的对象面前说我的坏话，不过没有想到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大卫·科波菲尔，”谋得斯通小姐把我招呼到一个窗口说，“跟你说句话。”
我跟谋得斯通小姐单独面面相对。
“大卫·科波菲尔，”谋得斯通小姐说，“有关过去的家务事，我不必多说。那并不是什么引人入胜的话题。”
“绝对不是，小姐。”我回答说。
“绝对不是，”谋得斯通小姐表示同意，“我不想重提过去的不和，还有过去所受的侮辱。我曾受过一个人的侮辱——一个女人的侮辱，说起来叫人难过，她丢尽了我们女人的脸——提起这女人，就不能不让人鄙视和恶心，因此我还是不提她的姓名为好。”
一听她数落我姨婆，我心里大为恼火；但是我却只是说，要是谋得斯通小姐愿意，确实还是不要提她的姓名为好。我又补充说，要是有人不客气地提到她，我是不会不断然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的。
谋得斯通小姐闭起眼睛，轻蔑地把脑袋一歪；慢慢地睁开眼睛，接着说：
“大卫·科波菲尔，我用不着掩饰，你小时候，我对你有看法，不喜欢你。也许我的看法不对，或者是你长大后学好了。现在，这一点在我们之间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相信，我出生在一个以坚定著称的家庭，我不是那种随机应变的人。我对你可以有我的看法，你对我也可以有你的看法。”
这回轮到我把脑袋一歪了。
“不过，这两种看法，”谋得斯通小姐说，“没有必要在这儿发生冲突。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以不发生冲突为好。既然机缘凑巧，让我们又碰到了一起，而且以后在别的地方，也许还会有碰到的时候，我主张，我们在这儿还是以远亲相待吧。家庭的情况使我们只好这样相处，我们双方都没有必要把对方作为话柄。你赞同我的主张吗？”
“谋得斯通小姐，”我回答说，“我觉得，你跟谋得斯通先生对我都太残忍了，待我母亲也极不厚道。只要我活着，我会永远这样看。不过对你的主张，我完全同意。”
谋得斯通小姐又把眼睛一闭，把脑袋一歪。随后用她那冰冷、僵硬的手指指尖，在我的手背上碰了一下，理了理手腕上和脖子上的小镣铐，便走开了。这些小镣铐好像就是我上次见到的那些，样子完全一样。这些镣铐，就着谋得斯通小姐的性格来看，使我想到监狱门上画的镣铐，让所有看到的人，从门外就可以料到门里的情况。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我只知道，我听到我心上的皇后用法文唱了迷人的民歌，歌词大意是，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都该不断跳舞，嗒啦啦！嗒啦啦！她用来伴奏的是一件因人而增辉的很像吉他的乐器。我只知道，我听得如醉如痴，什么点心都不想吃，特别不想喝潘趣酒。我只知道，当谋得斯通小姐监护着她，把她带走时，她含笑把她的纤手伸给了我。我只知道，在镜子里看到了我自己，完全是个低能儿，像个白痴。我无限凄凉地上床睡觉，早晨起来时，我浑身无力，陷入了一种痴迷状态。
那是个晴朗的早晨，曙色初呈，我想我得到那些架有拱形棚架的小径上去散散步，把她的倩影好好玩味一番。走过门厅时，碰到她的小狗吉卜——吉卜赛的简称。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它，因为我连它也爱上了。可是它露出全副牙齿，钻到一把椅子底下，朝我狂吠不休，一点也不容我跟它亲近。
花园里清凉、寂静。我一边走，一边想，要是我一旦能跟这位美女订了婚，不知道会有多么幸福。至于说结婚、财产，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相信，当时我像爱小艾米莉时一样，一片天真，什么也没有想到。只要能让我叫她“朵拉”，写信给她，爱慕她，崇拜她，确信当她跟别人在一起时，心里依然想念着我，我觉得那就是人类雄心的顶点——我相信，那也是我的雄心的顶点了。现在看来，不管怎么说，我无疑是个多愁善感的小情痴，不过，对待这一切，我始终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因而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有点可笑，但并没有什么可耻之处。
我走了没有多久，就在一个拐角处碰见了她。现在，当我想起那个拐角时，我全身从头到脚，仍感到一阵酥麻，笔在手上打颤。
“你——出来得——早啊，斯潘洛小姐！”我说。
“待在屋子里太闷气了，”她回答说，“谋得斯通小姐真是荒唐！她胡说什么得等空气变暖了，才能出来。空气变暖！”（说到这儿，她笑了，声音动听极了）“星期天早上，我不练琴，总得做点什么。所以昨天晚上我对爸爸说，我一定要出来。而且，这是一天当中最最清朗的时刻。你说是不是？”
我大着胆子冒昧地说（免不了结结巴巴），对我说来，这会儿是非常清朗了，可是一分钟之前还是黑暗一片呢。
“你这是句恭维话吧？”朵拉说，“还是天气真的变了？”
我结巴得更厉害了，回答说，我这不是恭维，我是说的真情；虽然我未觉出天气有什么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我自己的心情，我不好意思地补充了这么一句，以此来解释得更明白一点。
她摇了摇头，使鬈发披散下来，遮掩住脸上的红晕。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鬈发——怎么能见到呢？从来没有人有过这般的鬈发呀！——至于鬈发上的草帽和蓝丝带，要是能挂在我白金汉街的房间里，那该是怎样的一件无价之宝啊！
“你刚从巴黎回来，是吧？”我问道。
“是的，”她说，“你去过巴黎吗？”
“没有。”
“哦，我希望你也能去一趟！你一定会很喜欢它的！”
我的脸上露出了深藏内心隐痛的痕迹。她居然希望我走，她竟以为我肯走，我感到无法忍受。我看不起巴黎，我看不起法国。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出于人世间的什么原因，我都决不会离开英国，无论什么都引诱不了我，也打动不了我的心。简单说一句，她又摇动起她的鬈发来了，这时小狗沿小径跑了过来，给我们解了围。
小狗一个劲地对我充满醋意，老是对我吠个不停。她把它抱在怀中——哦，我的天！——爱抚着它，可是它仍不断地吠着。我想去摸一摸它，它怎么也不肯让我摸。于是朵拉就打了它。看到她拍打它那扁瘪的鼻梁，作为惩罚，它则眨巴着眼睛，舔着她的手，像一把低音提琴似的，仍在喉咙里狺狺地吠着，使我的心里更加难受。后来，它终于安静下来了——她那有着两个小酒窝的下颏，正贴在它的脑袋上，它还能不安静下来吗！——于是我们一起去看养花暖房。
“你跟谋得斯通小姐不很熟吧，是不是？”朵拉说道，“我的宝贝！”
（末了一句是对狗说的。哦！要是对我说就好了啊！）
“是的，”我回答说，“一点也不熟。”
“她真是让人讨厌透了！”朵拉噘起小嘴说，“我真不知爸爸是怎么想的，找了这么个讨厌的老东西来跟我做伴。谁要人来保护？我根本不需要人来保护。吉卜会保护我的，它要比谋得斯通好多了——你会保护我吗，吉卜，亲爱的？”
她吻了吻它那圆球似的脑袋，可是它只是懒洋洋地眨巴着眼睛。
“爸爸说她是我的贴心密友，可是我敢说，她根本不是这种人——她是吗，吉卜？吉卜跟我，我们才不跟这样一个脾气乖戾的人说贴心话呢。我们只能对我们喜欢的人说贴心话，而且我们要自己找朋友，我们才不要别人给我们找朋友呢！——是不是，吉卜？”
吉卜发出了一种很惬意的声音，作为回答，有点像水壶里水沸的声音。至于对我来说，每一句话都是加在旧枷锁上的一串新枷锁。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慈爱的妈妈，结果就弄了谋得斯通小姐这样一个紧绷着脸、死气沉沉的老东西来，成天跟在我们身边，真是太倒霉了——是不是，吉卜？不过，不要紧，吉卜。我们不跟她好，不理她就是了，我们自己爱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我要捉弄她，决不讨她的好——是不是，吉卜？”
要是这种情况持续得再长久一点，我想我一定会在石子路上跪下，而且十有八九会擦破膝盖，跟着还会马上让人给赶出这家人家。不过幸好暖房离开不远，说着这话，我们就到了。
暖房里一溜溜摆着很多美丽的天竺葵。我们在花前徘徊，朵拉不时停下来，称赞这一盆好，那一盆好。我也停下来对同一盆花称赞一番。朵拉一面笑着，一面孩子气地把小狗抱起来，要它闻花香。要是说我们三个并非全在仙境的话，我个人却是千真万确地身在仙境了。直到今天，一闻到天竺葵叶子的清香，就会使我产生一种亦庄亦谐的惊异之感，因为顷刻之间我就变了，这时我看到的是一顶草帽，蓝色丝带，一头鬈发，还有一只小小的黑狗，由两只纤臂搂着，背景是盛开的鲜花和光亮的叶子。
谋得斯通小姐一直在找我们俩，她在这儿找到了我们。她伸过她那令人作呕、皱纹里填满发粉的腮帮，让朵拉吻了吻，然后把朵拉的胳臂一挽，领我们去吃早餐，那样子，宛如军人出殡的行列。
因为茶是朵拉冲泡的，因此我到底喝了多少杯，已记不清。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那儿拼命地喝茶，喝得我的全部神经系统（要是说在那两天里我还有什么神经系统的话）都僵化了。过不多久，我们就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坐在一张长椅子上，谋得斯通小姐坐在我和朵拉之间。但是我只听见朵拉一个人在唱，其他会众全都销声匿迹，无影无踪。牧师发表了一篇讲道词——当然说的全是朵拉——有关那次礼拜，恐怕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了。
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天。没有客人，只是散了一次步，四个人一起在家里吃了一顿晚饭，晚上就看看书看看画。谋得斯通小姐面前摆着一本讲道书，两只眼睛却死死盯着我们，一直严密地监视着。啊！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斯潘洛先生头上盖着一块小手帕，坐在我的对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已把自己想象成他的女婿，正在热烈地拥抱他呢！夜里就寝前，我向他道晚安时，他也决不会想到，在我的想象中，他已完全同意让朵拉跟我订婚，我正祈求上天赐福给他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动身离开了，因为我们的海事法庭接手了一件失事船舶救助案。在审查这个案子的过程中，需要对整个航海学有相当精确的知识，为此法官专门请了两位领港协会[5]的老专家，本着仁爱精神前来相助（我们博士公堂里的这些人，不可能懂得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不过早餐的时候，还是朵拉泡的茶。分别时，她抱着吉卜站在台阶上，我在马车里对她脱帽告别，心中悲喜交集。
那一天，海事法庭对我来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听审的时候，我脑子里把这个案子弄得一团糟，我只在他们摆在桌子上作为高级司法权象征的银桨上，看出刻有“朵拉”两个字。斯潘洛先生回家时，并没有带我同去（我本来妄想他也许还会把我带回去的），我觉得我好像是个水手，我的船开走了，把我丢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这种种心情，我也就不必费力作无谓的描写了。要是那个睡眼矇眬的老法庭，能够醒来，把我在那儿做的有关朵拉的白日梦，用任何一种可见的形式显现出来，那我的真情也就和盘托出了。
我并不是说，我只在那一天做这种白日梦，而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季又一季地、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这种梦。我去了法庭，但并没有细听审理案件的情况，而是一心想着朵拉。要是案件在我眼前慢吞吞地拖得很久，有时我偶尔会想到案件的事，不过那也只有在审理婚姻案件时，一面想着朵拉，一面感到纳闷，结了婚的人，除了幸福快乐外，怎么还会有别的情况出现呢。再不就是在审理遗产案件时，我则尽想着，要是案件中的财产是遗给我的，为了朵拉我首先会立即做些什么呢。在我陷入热恋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买了四件华贵的背心——不是为我自己买的，我并不因此感到得意，这是为了朵拉——上街时，我戴着淡黄色的羔皮手套；脚上的所有鸡眼，也全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要是我把那段时间穿的靴子拿出来，跟我的脚天生的大小作一比较，就可以表明我当时的心情，一定会令人大为感动。
虽然，由于我这般拜倒在朵拉的脚下，把自己弄成一个可怜的瘸子，可我每天还是走上好多英里，盼望能碰到她。不久，我不但在去诺伍德的那条路上，变得像那地区的邮差一样，人人都认识我，就连整个伦敦城的街道，我也走遍了。我在那几条有最大的妇女用品商店的街道上徘徊；还像个不安静的冤魂似的，在高档商品市场出没；虽然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但我还是在公园里来回游荡。像这样经过很长时间，偶尔我也曾见过她一面。也许能看到她的手套在马车的窗口挥动，或者遇上她，有幸跟她，还有谋得斯通小姐，一起走上一段路，跟她说几句话。可每次过后，我心里都要难过一通，因为总觉得，我没有跟她说上一句要紧的话，或者发现她完全不知道我对她的热恋，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不用说，我一直巴望斯潘洛先生能再次请我去他家，可总是失望，因为他始终没有再请我。
克拉普太太一定是个眼睛很尖的女人。因为我犯单相思才几个星期，连写信给爱格妮斯时，我也只说到过斯潘洛先生家，外加一句“他家里只有一个女人”，没有勇气写得更清楚点。——我说克拉普太太一定是个眼睛很尖的人，因为，哪怕我的单相思才是初期，她就看出来了。一天晚上，我正心情低沉，她上楼来到我的房间，问我肯不肯给她一点豆蔻酊、大黄精，外加七滴丁香精合成的药水（当时我前面说过的她那种病又犯了），因为这是治她那种病的最好药物——要是我这儿没有这种东西，那给她一点白兰地也行，这是次一等的药。她还说，并不是她爱喝白兰地，而是因为这是治她那种病的次等好的药。对于第一种药，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第二种，我柜子里倒是一直都有。于是我就给了她一杯。她当着我的面，马上就喝了起来（我想，她这是免得我疑心她拿去派别的不正当用途）。
“打起精神来吧，”克拉普太太说，“看到你这副样子，我心里可不好受呢，先生。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
我不太明白，她说的这件事怎么能扯到我身上，不过我还是尽量亲切地对她微笑着。
“哦，先生，”克拉普太太说，“别嫌我多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这事儿，一定跟一位小姐有关。”
“什么，克拉普太太？”我红着脸说。
“啊，哎呀呀！打起精神来，先生！”克拉普太太点着头鼓励我说，“别泄气，先生！要是她不愿对你笑，愿意对你笑的人有的是。你是一位能讨人喜欢的年轻绅士，科波福尔[6]先生，你得知道自己的价值，先生。”
克拉普太太老把我叫作科波福尔先生，第一，这无疑并不是我的姓；第二，我不由得认为，她这是把我的姓跟洗衣服的日子，胡乱地扯在一起了。
“你怎么知道这跟什么年轻小姐有关，克拉普太太？”我问道。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充满感情地说，“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啊！”
有一会儿，克拉普太太只好用手捂住自己紫花布衣服的胸襟，一小口、一小口喝着当药的酒，来抵挡她那复发的病痛。过后，她终于又开口了。
“当初，你的好姨婆为你租下这套房子时，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说，“我就说过，这回我可有了个我能照顾的人啦。当时我说的是，‘谢天谢地！这回我可有了个我能照顾的人啦！’——你吃得太少，先生，喝得也太少了。”
“你就是根据这一点猜测的吗，克拉普太太？”我说。
“先生，”克拉普太太用一种近乎严厉的口气说，“除了你，我还给别的一些年轻绅士们浆洗衣服。一位年轻绅士也许会对自己的打扮过分关心，也许太不关心。他的头发也许梳得太勤，也许很少梳理。他穿的靴子也许太大，也许太小。这全都由这位年轻绅士的原有性格而定。不过，不管他走哪个极端，先生，总少不了有一个年轻小姐在里面作怪。”
克拉普太太那么斩钉截铁地摇着头，没有给我留下一寸阵地。
“在你之前死在这里的那个房客，”克拉普太太说，“谈起了恋爱——跟一个酒吧女招待——虽然因为喝酒，肚子大了，可他还是立刻把背心改小了。”
“克拉普太太，”我说，“求你了，千万别把和我有关的这位年轻小姐，跟酒吧女招待什么的混在一起了。”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回答说，“我决不会的，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要是我打扰了你，先生，我得请你原谅。不管在哪儿，要是不欢迎我，我是决不会去打扰的。不过你是一位年轻的绅士，科波福尔先生，我对你的劝告是，提起精神来，千万别泄气，要知道自己的价值。要是你喜欢玩点什么，先生，”克拉普太太说，“要是你能玩玩九柱戏什么的，那对你的身体一定有好处。你会发现，那可以让你换一换脑子，对你有好处。”
克拉普太太说完这番话，假装着很看重那杯白兰地似的——其实她早就喝光了——郑重其事地对我行了一个礼，便退下了。当她的身影消失在房门口的黑暗中时，我总觉得克拉普太太的忠告有点冒失。不过，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当它是对聪明人说的一句话，是一种警告，以后要好好保守自己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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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威廉二世（1056—1100）的绰号，其人红发红脸，相貌奇丑，性情残酷，外出打猎时被暗杀身亡。
[2].德国戏剧家科策布（1761—1819）所作悲剧，原名《愤世与忏悔》，译成英文后改名《生人》。
[3].十九世纪初，英国的政权仍掌握在大地主手中，1815年国会通过“谷物法案”，不许粮食进口，造成粮价飞涨，地主受益。此法案直到1846年才得以废除。此法案当年争论极为剧烈。此外，也有人遇到不近情理的事，常以小麦价格高来辩解或解嘲。如说，“既然一斛小麦都这么贵，这事也就只好这样了”。
[4].瑞士医生、炼金家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假想中体态苗条轻盈、生活在空气中的精灵，后常用来比喻美丽的少女。
[5].主管英国沿海浮标、灯塔及领航工作的半官方机构。
[6].此处把科波菲尔（Copperfield）误称为科波福尔（Copperful），后者可作“满满一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