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不让我要去记录议会辩论的决心冷却下去。这是我马上要动手加热的一块铁块，也是我要趁热打铁的铁块之一。我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就连我自己也可以问心无愧地加以赞许。我买了一本讲述速记这门高尚技术和秘诀的书（花了我十先令六便士），接着便投入了令人迷茫的大海，只过了几个星期，便把我弄得像要发疯一般。仅仅一个小点，就有千变万化，它在这个位子上是一个意思，在另一个位子上又是另一个意思，两者完全不同。圆圈可以惊人的变化莫测，苍蝇腿似的符号产生莫名其妙的结果，一条放错了地方的曲线，能造成不可思议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不仅在我醒着时，使我大伤脑筋，就连我睡着时，也在我头脑中不断出现。我像个瞎子似的，好不容易才从这些困难中摸索着走出来，掌握了本身就像埃及神庙似的字母，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连串叫作随意符号的新恐怖。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不讲理的家伙。举例来说，它坚持要让一个像蜘蛛网开端的东西，作“期望”解释，把笔画的烟火代表“不利”的意思。当我把这些玩意儿牢牢记在脑子里的时候，我发现，它们把别的一切东西，全从我脑子里赶出去了。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可是这一来，又把那些符号忘得一干二净了。等我再记起这些符号时，这套速记法里的部分内容又丢失了。简而言之，学这个玩意儿，简直是累得让人心碎。
要是没有朵拉，我可真的要心碎了。她是我这条在暴风雨中颠簸的小船的支索和铁锚。速记中的每一笔，都是困难之林中一棵盘根错节的橡树，我要不断地把它们一棵棵都砍倒。我这样奋力学习了三四个月后，便想在博士公堂里口才最出色的演说家身上，一试身手了。可是还没等我记下一个字，那位出色的演说家已经在说别的了，可怜我那支无用的铅笔，还在纸上乱画，好像发了羊角风一样；那种种情景，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很明显，这样当然不行。我飞得太高了，决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于是我便到特雷德尔那儿求教。他主张由他念演讲词给我记，快慢根据我的速记能力来决定，有时还得停顿一下。对他的这种友好帮助，我非常感激，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几乎是每天晚上，我从博士公堂回家后，我们便在白金汉街的寓所里，召开某种私人的国会。
我倒是愿意在别的地方，也能见到这样的国会！我姨婆和狄克先生代表执政党或反对党（视情况而定），特雷德尔则借助一本恩菲尔德的《演说家》[1]，或者是一册议会演讲录，声若洪钟地对他们大加痛斥。他站在桌子旁边，左手手指按着书页，右手在头上挥动着，就像皮特先生、福克斯先生、谢里丹先生、伯克先生、卡斯尔雷勋爵、西德默斯子爵，或者是坎宁先生[2]那样，慷慨激昂地对姨婆和狄克先生的浪费和腐败，指责得体无完肤。我就坐在不远的地方，膝上放着笔记簿，竭尽全力、不辞辛苦地赶记下他的演说。特雷德尔那么前后矛盾，那么鲁莽轻率，即使真正的政治家也不见得能胜过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他主张过各种不同的政策，他把各种各样的旗帜，钉在每一根桅杆上。我姨婆看上去就像一位不动声色的财政大臣，遇到演说中有这种必要时，有时就插上一两句像“好啊！”、“不对！”、“哦！”这样的话。她要是那么一说，也就是给狄克先生（他完全像一位乡绅）发了信号，他立刻就会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喊。不过狄克先生在这种议会生涯中，受到了那么多责难，要他对那么些严重的后果负责，有时心里感到很不安。我相信，他真的渐渐害怕起来，认为自己真的做了错事，破坏了英国宪法，危害到整个国家。
我们进行这种辩论，常常要继续到钟指半夜、蜡烛点尽的时候。做了这么多很好的实习之后，结果我终于渐渐地开始能跟上特雷德尔了。不过要是我能看懂一点我自己记的东西，我就该十分得意了。可是当我来阅读自己所记的东西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抄了许多中国茶叶箱上的字，或者是药房里那些红红绿绿的大瓶子上的金字！
除了从头再练，没有别的办法。这当然让人很难过，不过，虽然心情很沉重，我还是从头开始，以蜗牛的步子，不怕艰辛地按部就班把这段让人厌烦的路走完；停下来细细探究路上各方面的细微斑点，尽力做到无论在哪儿一见就能认识那些难以捉摸的符号。我始终准时到事务所，也准时到博士那儿，正像俗语说的，我工作起来，就像一匹拉车的马。
有一天，我照常去博士公堂时，看见斯潘洛先生脸色严肃地站在门口，而且自言自语地在嘟囔。他一向常犯头痛病——他天生就脖子短，我始终认为，他的领子浆得太硬了——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又犯那方面的病了，吃了一惊，不过没过多久，就解除了我的不安。
我跟他道“早安”时，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和蔼地回答，而是态度冷淡地要我和他一起去一家咖啡馆。当年，这家咖啡馆有个门通博士公堂，这个门就在圣保罗教堂墓地的小拱道里。我遵命行事，心里很不自在，浑身热气四射，仿佛我的疑惧正在冒芽。遇上路很窄时，我让他稍微走在前面一点，这时，只见他高高地仰着脑袋，神情特别使我感到不妙。我心里想，他一定发现我和亲爱的朵拉的事了。
即使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没猜出这一点，到了我跟他走进咖啡馆楼上一个房间，发现谋得斯通小姐也在那儿时，我也就不难看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谋得斯通小姐的后面有一个食具架，架上倒扣着几个平底玻璃杯，杯底上放着柠檬；架子上还有两个满是棱角和凹槽的插刀叉的匣子，这东西现在已经不用了，这得说是人类之幸。
谋得斯通小姐板着脸，僵直地坐在那儿，给我伸过来冷冰冰的指甲。斯潘洛先生关上门，指着一张椅子叫我坐下，自己却站在火炉前的地毯上。
“谋得斯通小姐，”斯潘洛先生说，“劳你的驾，请你把你手提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给科波菲尔先生看看吧。”
我相信，这就是我童年时见过的那只手提包，上面有铜扣子，关上时，就像一口咬紧似的。跟手提包一致紧闭嘴唇的谋得斯通小姐，打开了手提包——同时嘴也张开了一点——拿出了我最近写给朵拉的那封满是爱情言辞的信。
“我相信，这是你写的吧，科波菲尔先生？”斯潘洛先生说。
我浑身发热。我说：“是的，先生！”听起来，这声音都不像我的了。
“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斯潘洛先生说，这时谋得斯通小姐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沓用最可爱的蓝丝带扎着的信来，“这些也是你的手笔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怀着极度沮丧的心情，从她手中接过那沓信，看到上面写的“永远是我最亲爱的、永远属于我的朵拉”，“我最心爱的天使”，“永远给我带来幸福的人”等等，我满脸通红，低下了头。
“不必了，谢谢！”当我机械地把信交回给斯潘洛先生时，他冷冷地说，“我不想夺走你这些信。谋得斯通小姐，请你说下去吧！”
那位貌似温和的人物，沉思着朝地毯上看了一会，然后说出了下面一番毫无感情可言的虚情假意的话来：
“我得承认，对于斯潘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的关系，我引起怀疑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斯潘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第一次见面，我就注意他们了，当时给我的印象就不好。人心的邪恶是那么——”
“小姐，”斯潘洛先生打断她的话，“请你只说事实吧。”
谋得斯通小姐垂下了眼睛，摇摇头，像是对打断她话头的人提出抗议，然后皱着眉头，板起脸孔，接着说：
“既然要我只说事实，那我就尽量把话说得干巴枯燥了。也许这件事就该这么说的吧。我已经说了，先生，对于斯潘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的关系，我引起怀疑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我时常想去要找到确实的证据，可是没能成功。所以我一直忍着，没有向斯潘洛小姐的父亲提这件事，”说到这儿，她狠狠地朝斯潘洛先生瞥了一眼，“因为我知道，在这种事情上尽心尽职，往往是没有多少人会领情的。”
斯潘洛先生似乎让谋得斯通小姐那严厉的丈夫气派给镇住了，像求和似的朝她摆了摆手，请她不要那么严厉。
“因为我弟弟结婚，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待我回到诺伍德时，”谋得斯通小姐接着用一种轻蔑的声调说，“正好斯潘洛小姐探望她的朋友米尔斯小姐回来了。当时我觉得，斯潘洛小姐的态度，比以前更加可疑了。因此我才更加严密地注意起斯潘洛小姐的行动来。”
天真可爱的小朵拉，竟全然不知有一条毒龙在监视着她！
“不过，”谋得斯通小姐接着说，“我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证据，一直到昨天晚上。可是我总觉得，斯潘洛小姐收到她朋友米尔斯小姐的信太多了；但因米尔斯小姐是斯潘洛小姐的父亲完全准许她交的朋友，”这又给了斯潘洛先生当头一棒，“我当然也就不便干涉。要是不让我说人心生来邪恶的话，至少可以——应该——让我说，这是信错了人。我这样说，不算过分吧。”
斯潘洛先生抱歉地低声表示同意。
“昨天晚上，吃过茶点以后，”谋得斯通小姐接着说，“我看到那只小狗在客厅里四处蹦跳，还打着滚，呜呜叫着，嘴里叼着什么东西。我对斯潘洛小姐说：‘朵拉，你瞧，小狗嘴里叼着什么？哦，是一张纸。’斯潘洛小姐马上伸手到上衣里一摸，跟着突然叫了一声，就去追狗。我拦住她说：‘朵拉，我亲爱的，让我来吧。’”
哦，吉卜，可恶的畜生，你这坏东西，这么说是你干的好事了！
“斯潘洛小姐使尽一切办法，”谋得斯通小姐说，“想要贿赂我，又要亲吻，又给我针线匣，还给我小件珠宝首饰——对这套，我当然未加理睬。小狗见我去捉它，躲到了沙发底下，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用火钳把它赶出来。可即便它被赶出来了，它嘴里还是叼着那封信不放，要把信从它嘴里夺下来，我得冒立即被它咬的危险。它用牙齿把那封信咬得那么紧，我为了夺下那封信，竟把它的整个身子都凌空提了起来。最后我终于把那封信弄到手了。我看了这封信后，就追问斯潘洛小姐，说她手里一定还有好多这样的信；最后终于从她那儿拿到了这包信，也就是这会儿大卫·科波菲尔拿在手里的这一包。”
说到这儿，她就打住了。她一面啪的一下合上了手提包，一面把嘴也闭上了，摆出她宁折不弯的神气。
“刚才谋得斯通小姐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斯潘洛先生把脸转向我这边，说，“我请问你，科波菲尔先生，你有什么话要回答我吗？”
当时，我眼前出现的景象是，我的心上人，那位美丽的小宝贝，整夜都在哭泣——她独自一人，又害怕，又可怜——苦苦哀求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原谅她——再三吻她，给她针线匣，给她小首饰，却毫无用处——她这样悲惨痛苦，完全是为了我——这一番景象，早把我能振作起来的一点尊严减少了不少。恐怕有一两分钟工夫，我全身都在颤抖，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掩饰。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先生，”我回答说，“我只能说，一切全是我的错。朵拉——”
“请你叫她斯潘洛小姐。”她的父亲威严地说。
“——是听了我的劝诱和说服，”咽下那个较为冷淡的称呼，接着说，“她才答应把这件事瞒起来的。对此我感到非常后悔。”
“这全是你的错，先生，”斯潘洛先生一面在炉前地毯上来回踱着，一面说，由于他的领饰和脊椎都太僵硬，说话时，不是单用头，而是用整个身子来加强他的语气，“你做了一件偷偷摸摸、行为不当的事，科波菲尔先生。我请了一位绅士去我家，不管他是十九岁、二十岁，还是九十岁，我是信任他才请他的。要是他辜负了我的信任，那他就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科波菲尔先生。”
“我向你保证，我也觉得是这样，先生，”我回答说，“不过，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不光彩的。说老实话，真的，斯潘洛先生，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爱斯潘洛小姐，都爱得——”
“呸！胡说！”斯潘洛先生说，脸都红了，“请你别当着我的面，说什么你爱我女儿了，科波菲尔先生！”
“我要不是那样，还能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我尽量低声下气地说。
“你要是那样，就能替自己的行为辩护了吗？”斯潘洛先生突然在炉前地毯上站住，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的年龄、我女儿的年龄，科波菲尔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破坏了我女儿和我之间应有的信赖，是怎么一种情况？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女儿的社会地位，我为她计划的前途，遗嘱里要遗给她什么？所有这一切，你都考虑了吗，科波菲尔先生？”
“我恐怕考虑得很少，先生，”我回答说，说这话时，我尽量对他表示恭敬，同时又表示歉意，“不过请你相信我，我已经考虑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我跟你解释这件事时，我们已经订了婚——”
“我请你，”斯潘洛先生说，说时用一只手使劲往另一只手上一拍，比我以前见到他时更像潘趣——即使在我失望之中，我也忍不住注意到这一点，“别跟我说什么订婚不订婚的事，科波菲尔先生！”
那位丝毫不动声色的谋得斯通小姐，轻蔑地笑了笑。
“当时我对你说明我的境况有了变化时，先生，”我又开口说，这回用的是新的方式，代替了原来他听了很不顺耳的说法，“我不幸已经连累了斯潘洛小姐，开始要她跟我一起保守这一隐秘的行为了。虽然我的境况有了变化，但我已竭尽全力来改善我的这种境况。我敢保证，到时候我的境况一定会得到改善的。你可以给我时间吗——不论多久都成？我们两个，都还很年轻——”
“你这话倒还说得没错，”斯潘洛先生插嘴说，他不住地点着头，还使劲地皱起眉头，“你们两个，都还很年轻。这全是在胡闹。别再这么胡闹下去了。把你的那些信拿回去，扔到火里烧了。把斯潘洛小姐的信交给我，让我也把它们扔进火里。你也清楚尽管我们今后的交往，只能限于在博士公堂，但我们可以一致讲定，过去的事，以后再也不要提了。行了，科波菲尔先生，你并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这是个通情达理的办法。”
不。我不能同意这个办法。我很抱歉，可还有一种比理性更为重要的东西。爱情就高于尘世的一切，而我爱朵拉，爱得五体投地，朵拉也爱我。不过我并没有这样说明，我尽量把话说得婉转些，但是把这层意思都暗示出来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决不让步。我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很可笑，不过我知道，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很好，科波菲尔先生，”斯潘洛先生说，“这么说，我得设法管教管教我的女儿了。”
谋得斯通小姐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声音，吐了长长的一口气，既不是叹息，也不是呻吟，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以这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意思是斯潘洛先生打从一开始就该这么做的。
“我一定要设法，”斯潘洛先生经她这么一支持，便说，“管教管教我的女儿了。你拒绝拿回这些信吗，科波菲尔先生？”因为我已经把那些信放在桌子上。
是的。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要见怪，我决不能从谋得斯通小姐手中拿回这些信。
“也不能从我手中拿回去？”斯潘洛先生说。
不能，我尽可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也不能从他手中拿回这些信。
“好吧！”斯潘洛先生说。
接着是一片沉默。这时，我拿不定主意，是立即离开呢，还是继续待在那儿。后来，我终于悄悄地退向门口，正打算对他说，考虑到他的心情，也许我最好还是离开这儿。可是，这时斯潘洛先生一面尽力把双手插进上衣口袋，一面怀着大体上我应该称之为十分诚恳的口气说：“科波菲尔先生，我可不是个没有一点财产的人，而我的女儿，是我最亲近、最宠爱的亲人。这你大该也知道吧？”
我连忙对此作了回答，大意是说，我因这种胆大妄为的爱情犯了错误，但我希望他不要以为我在其中还有着贪财图利的动机。
“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个意思，”斯潘洛先生说，“要是你真的贪财图利，科波菲尔先生，那对你自己，对我们所有的人，倒是好了——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考虑得更慎重周全一些，不像现在这样完全随着年轻人的性子胡闹一气，那就更好了。不，我这只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来问你的。你大概也知道，我会留点财产给我的孩子吧？”
我确实那么想的。
“博士公堂里，”斯潘洛先生说，“有关人们立遗嘱的事，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种种莫名其妙、出尔反尔的行为——在一切事物中，人们的反复无常，在这件事上也许表现得最为奇特了——有了这种经验，想必你也认为我的遗嘱已经立下了吧？”
我低下了头，表示同意。
“我已经替我的孩子安排妥当了，”斯潘洛先生以更加诚恳的态度说，一面交换着用脚尖和脚跟支着身子，一面缓缓地摇着头，“我决不会让现在这种年轻人的胡闹来影响我的安排。这完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完全是瞎胡闹。用不了多久，便会变得比一根羽毛还无足轻重。不过，如果这种胡闹的蠢念头不立即彻底打消，那我也许——我也许一着急，就不得不派人守着她，千方百计保护她，以免她在婚姻方面受到任何愚蠢行径造成的后果。好了，科波菲尔先生，我希望，你不要逼得我，非要打开生命之书那已经合上的一页不可（即使只打开一刻钟），也不要逼得我，非要打乱我早已安排好的大事不可（哪怕只打乱一刻钟）。”
这时，他的神态宁静安详，有着一种夕阳西下时的安谧静穆，使我深为感动。他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虽然，他已经把他的大事安排得非常妥帖，非常周密——他是个想起这种事来自己也会感动的人。我真觉得，由于他对整个这件事深有所感，泪水都从他眼睛中涌出来了。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要我割舍朵拉，割舍自己的心，是不可能的。他要我最好花一个星期时间考虑考虑他的话，我又怎么能回绝他说，我用不着花一个星期来考虑？然而我又怎么能不知道，不管多少星期也影响不了我的这种爱情呢？
“在这期间，你还可以跟特洛伍德小姐，或者跟任何一个稍懂世事的人谈谈，”斯潘洛先生用双手整理着自己的领巾，说道，“花上一个星期，科波菲尔先生。”
我答应了，接着尽量摆出沮丧失望但又坚定不移的神情，走出了房间。谋得斯通小姐的浓眉盯着我走到门口——我只说她的眉毛，而不说她的眼睛，是因为在她那张脸上，眉毛要重要得多——她当时的样子，跟她以前每当早上坐在布兰德斯通我家起居室里时，几乎是一模一样。因此，我觉得，我好像又做不出功课了，那本可怕的旧拼音课本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那本书上有许多椭圆形的木刻插图，在我童年的想象中，那形状就像是眼镜上取下的镜片。
我回到事务所，捂住脸没有去看老提费和别的人，在自己那张摆在角落里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想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精神痛苦万分，心里咒骂起吉卜来；想到朵拉，更是心忧如焚。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当时怎么竟没有拿起帽子，疯了似的直奔诺伍德。一想到他们怎样恐吓她，把她弄得痛哭流涕，而我却没能在那儿安慰她，我就痛不欲生。因此我立刻给斯潘洛先生写了一封荒唐的信，恳求他不要拿我厄运的后果去责罚他女儿。我恳求他，千万不要伤害她那温柔的天性——不要摧残一朵娇嫩的鲜花。回想起来，我在那封信中说话的口气，总的说来，好像并没有把他看成是朵拉的父亲，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吃人的妖怪，或者是旺特里的毒龙[3]。我把这封信写好，在他回来之前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回屋之后，我从他办公室半开着的门中看到，他拿起信来拆看了。
那天整个上午，他都没再说什么。不过到了下午，在他离开事务所之前，他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对我说，我完全用不着为他的女儿的幸福担心。他说，他已经对她说清楚，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胡闹而已。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对她说什么。他相信，他是个非常宽容慈祥的父亲（确实如此），我大可不必为她担心。
“要是你还要犯傻，固执己见，科波菲尔先生，”他说，“那我只好又把女儿送到国外，再住上一段时间了。不过我想你还不至于如此。我希望你过上几天就会变得聪明起来。至于谋得斯通小姐，”因为我在那封信里提到她，“对于她的警觉，我表示敬意，也很感激。不过，我已严令她不得再提这件事了。科波菲尔先生，我的全部要求，就是忘了这件事。你应做的一切，科波菲尔先生，也就是忘了这件事。”
应做的一切！在我给米尔斯小姐的短信中，我满腹心酸地引用了这句话。我用伤心的讥讽口气说，我应做的一切，就是把朵拉忘了。可是这应做的一切，是什么啊？我央求米尔斯小姐当晚能让我去看她。要是得不到米尔斯先生的许可，我求她在放有熨衣机的后厨房里悄悄见我一面。我对她说，我的方寸已乱，只有她，米尔斯小姐，才能使它恢复正常。署名时，我自称是她的“快要发疯的朋友”。在打发信差送出之前，我又把信看了一遍。这时，我不禁觉得，这信写得有点像米考伯先生的风格。
不过，我还是把信发出了。晚上，我来到米尔斯小姐家的那条街上，在那儿来回地走着，直到米尔斯小姐的女仆终于出来，领我穿过地下室外面的通道，进了后厨房。后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要不是米尔斯小姐喜欢离奇神秘，我是完全可以从正门进去，让我进入楼上的客厅的。
在后厨房里，我疯了似的胡言乱语了一通，这正是我当时应有的情况。我想，我去那儿，本来就是让自己去出丑的，这会儿确实也做到了。米尔斯小姐已经收到了朵拉的一封急信，告诉她事情全部都让人发现了，信上说，“哦，求你千万到我这儿来一趟，朱丽娅，千万，千万来一趟！”可是米尔斯小姐不相信，她去了会受到那家大人的欢迎，所以还没有去。于是我们两个都被困在撒哈拉沙漠中了。
米尔斯小姐滔滔不绝地说着，她也喜欢把话一吐为快。虽然她也陪着我流泪，可是我不禁觉得，我们的痛苦却给了她极大的乐趣。我可以说，她抚摸着我们的痛苦，尽情地加以玩赏。她说，现在我和朵拉之间，已经有了一条鸿沟，只有爱情才能用它的长虹在这条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来。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爱情必然会受到折磨，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一定是这样。不过这不要紧，米尔斯小姐说，被蛛网缚住的两颗心，终归会挣脱出来，到那时候，爱情就报了仇了。
米尔斯小姐的这番话，并没有给我多少安慰，不过她倒没有鼓励我拿妄想作为希望。她把我弄得比先前更苦恼了，可我觉得，她不愧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我也充满感激地对她说了这一点。我们俩商定，第二天早上，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朵拉家，想方设法用神色或者言辞，让她知道我的忠诚和痛苦。分别的时候，我们都不胜悲伤，同时我也觉得，这让米尔斯小姐感到心满意足。
回到家里，我把一切详情都告诉了姨婆，尽管她对我大加劝慰，我还是怀着绝望的心情去睡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心情依然绝望，接着又心情绝望地出了门。那天是星期六，我径直去了博士公堂。
快走到博士公堂时，我大为吃惊，看到一些带号牌的信差在门口交谈，还有六七个过往闲人，在往关着的窗子里张望。我急忙加快脚步，从人群中挤过，见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我感到纳闷，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便急忙进了屋。
只见文书们都在那儿，但是没有人在做事。老提费正坐在别人的凳子上，帽子也没挂起来，我相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出了非常不幸的事了，科波菲尔先生。”见我走进屋子，他说。
“什么？”我叫了起来，“出了什么事了？”
“你还不知道？”提费大声问道，其余的人也都围到我的身边。
“不知道！”我挨个看看他们的脸，说。
“斯潘洛先生。”提费说。
“他怎么了？”
“死了！”
我只觉得事务所在旋转，而不是我。一个文书把我给扶住了。他们把我扶到一张椅子上，解开了我的领带，又给我拿来了一杯水。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
“死了？”我说。
“昨天他在城里吃的饭，后来是自己赶车回去的，”提费说，“他打发车夫先坐公共马车回家了。他经常这样，这你知道——”
“后来呢？”
“马车回到家里，可是他没在车上。马拉着车在马厩门口停了下来。仆人提着灯出去一看，车里没人。”
“马是不是受惊了？”
“马并没有全身发热，”提费先生戴上眼镜说，“据我所知，马并没有比走常步更热。马缰绳断了，可是看样子，在这之前一直在地上拖着。全家人立刻都惊起了，他们中有三个就出门沿大路找去，找了有一英里地，才发现了他。”
“一英里多，提费先生。”一个年轻的文书插嘴说。
“是吗？我想你说得没错，”提费说——“是在距离一英里多的地方——就在教堂附近——脸朝下趴着，半个身子在大路边上，半个身子在人行道上。他是在昏厥后跌下车的呢，还是自己觉得要发病先下车的呢——甚至当时他是否就已经死去（尽管他已完全失去知觉是毫无疑问的）——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即使当时他还有口气，可也一句话都不会说了。虽然尽快得到抢救，可是已经毫无用处了。”
我听了这一消息后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这件事发展得如此突然，而且还发生在一个和我意见完全不相投的人身上，给予我的震惊，可想而知。他刚刚待过的房间，现在变得空空荡荡；他用过的椅子和桌子，像在等着他的到来；他昨天写下的笔迹，看上去就像一个鬼魂；这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看到他的办公室，想要把他和那地方分开，是不可能的；门一打开，想要不觉得他还可以进来，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感觉让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事务所里变得懒散清闲，所里的人尽谈着这件事，谈得津津有味；外人则整天进进出出，多方打听这件事，简直贪得无厌。这一切人人都能理解。我所说的无法形容，是我内心深处的感受。我的心里竟会潜伏着一种对死亡的忌妒，怎么会感到死亡的威力好像会把我从朵拉的心中排挤开。我怎么会有一肚子说不出的不高兴，忌妒起朵拉的悲哀来，怎么会一想到她对着别人痛哭，别人安慰她，我就坐立不安。我怎么会在这最不合时宜的时候，竟会有这样一种贪婪的欲望，把她身边和心头的所有人都赶走，只留下我一个人，成为她心中的一切的一切。
怀着这样痛苦不安的心情——我希望，不止我一个人如此，别人也一样——当天晚上，我来到了诺伍德。当我在斯潘洛先生家门口打听情况时，听他家一个仆人说，米尔斯小姐也在那儿。于是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姨婆写了信封。在信中，我以最真挚的感情，哀悼斯潘洛先生的不幸早逝，还为此流了泪。要是朵拉还有心情听人说话，我要求米尔斯小姐告诉她，她父亲跟我谈话时，态度十分温和、体贴；说到她时，也只有慈爱和关心，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我知道，我这样做非常自私，目的是借此在她面前提起我的名字；不过我仍尽量使自己相信，这是对斯潘洛先生的在天之灵，一种公正的评价。也许我真是这样相信的。
第二天，姨婆就收到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信封上写的是她，信是给我的。信上说，朵拉悲伤极了，当她的朋友问她，要不要在信中向我问候一声时，她一味地哭着说：“哦，亲爱的爸爸呀！哦，可怜的爸爸啊！”不过她并没有说不要对我问候，因此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自从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后，乔金斯先生一直待在诺伍德，过了几天才来事务所。他跟提费在房间里密谈了一会后，接着提费朝门外看了看，招呼我进去。
“哦！”乔金斯先生说，“科波菲尔先生，提费先生跟我要清理一下死者的办公桌、抽屉和别的放东西的地方，为的是好把他私人文件封起来，以及找到他的遗嘱。我们已在别的地方找过遗嘱了，可一点影子都没有。你要是肯的话，请你也来帮我们一下忙。”
我一直急于想知道一点情况，斯潘洛先生生前为我的朵拉作了什么安排——如谁是她的监护人，等等——现在参与寻找遗嘱，正是获知情况的途径之一。我们立即就开始搜寻。乔金斯先生打开了办公桌和抽屉的锁，我们一起取出了里面的所有文件，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在一边，把他私人的文件（为数不多）放在另一边。我们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当我们见到死者的坠饰、铅笔盒、名章戒指或者是这类他私人的小物件时，我们说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我们已经整理封存了好几包东西，可是还在飞扬的灰尘中默默地搜寻。这时，乔金斯先生对我们说道，用的正是他去世的合伙人用来说他的话：
“要让斯潘洛先生脱离常轨，是十分困难的。你们是了解他那个人的！我倾向于认为他没有立下遗嘱。”
“哦，我知道他是立下遗嘱的！”我说。
他们两人都停了下来，朝我看着。
“就在我最后一次见他的那天，”我说，“他告诉我说，他已立下遗嘱，他的大事早就安排停当了。”
乔金斯先生和老提费一致地摇着头。
“看来好像没有希望了。”提费说。
“毫无希望。”乔金斯先生说。
“你们想必不会疑心——”我刚开始说。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提费说，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一面闭目摇头，“要是你在这个博士公堂里待的年头跟我一样久的话，那你就会知道，人们再没有什么比在遗嘱问题上更加反复无常、更加不可相信了。”
“啊，我的天，斯潘洛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固执地说。
“我认为这几乎可以断定，”提费说，“我的意见是———他没有立遗嘱。”
我觉得这真是件怪事，可是结果确实没有找到遗嘱。根据他的文件来看，他好像根本就没想到要立遗嘱，因为没有任何有关立遗嘱的暗示、草稿或备忘录。还有一点使我大为诧异的是，他的事务简直弄得一团糟。我听他们说，他究竟欠了人家多少钱，他已经还了多少钱，他去世时还留有多少财产，极难查清。大家认为，就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渐渐地，人们越来越看清了，在博士公堂里，当时最讲究外表和排场，他为了争强斗胜，花钱太多，业务上的收入（本来就不很多）根本不够支出，于是就动用起自己的私产来，即使那份私产原来数量还不少的话（值得怀疑），眼下也所剩无几了。诺伍德的家具都卖掉了，房子也租出去了。提费告诉我说，把死者该还的债还清，再把人家欠事务所的倒账和难账中属他名下的那部分一扣除，那他剩下的财产，连一千镑都不到了。他说这话时，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对这件事有多关心。
他告诉我这话时，大约已经是六个星期以后的事了。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受尽了折磨。米尔斯小姐依然告诉我说，只要对我那伤心透顶的小朵拉提起我时，她就一味地哭着说：“哦，可怜的爸爸呀！哦，亲爱的爸爸啊！”我听了后难过得真想杀了我自己。米尔斯小姐还告诉我说，朵拉除了两个姑母（斯潘洛先生两位未出嫁的姐姐）外，就没有别的亲属了。她们都住在帕特尼，多年来，除了跟她们的弟弟偶通消息外，很少跟他有往来。这并不是他们之间吵过架（米尔斯小姐告诉我说），而是由于在朵拉命名的那一天，她们自以为斯潘洛先生应该请她们吃顿饭的，结果却只请她们吃茶点，因此她们就回信说，“为了使双方比较愉快起见”，她们就不来了。打那以后，他们就各走各的路，她们过着她们的日子，她们的弟弟也过着自己的日子了。
现在，这两位老小姐从她们的隐居地出现了。她们提议，把朵拉带到帕特尼去住。朵拉紧紧搂住她们两个哭叫道：“哦，好的，姑妈！不过请你们带朱丽娅·米尔斯跟我一起去，还有吉卜，也带到帕特尼去吧！”于是，在安葬了斯潘洛先生以后，她们很快就去帕特尼了。
我怎样才能腾出时间来去帕特尼呢，我可真的不知道。不过我总能千方百计地想出办法来，经常地悄悄去那儿附近徘徊。为了能更好地尽朋友的责任，米尔斯小姐专门记了日记。她有时就在郊野上跟我会面，把那些日记念给我听。要是没有时间念时，她就把日记借给我看。这些日记，我都怎样深深铭记在心啊，现在举例来说一说吧——
“星期一。我可爱的朵[4]依然很抑郁。头痛。叫她注意看看吉[5]的皮毛多么漂亮有光泽。朵抱起吉，结果引起了联想，悲伤之闸大开，尽情痛哭了一番（眼泪是心的露珠吗？朱·米[6]）。
“星期二。朵虚弱而敏感。脸色苍白，显得更美（我们不也认为月亮有同样之美吗？朱·米）。朵、朱·米和吉一起乘马车出游。吉朝窗外清扫工狂吠，引得朵脸上现出微笑。（生命的链子就是由这些小环连成的啊！朱·米）
“星期三。朵稍有喜色。为她唱曲调愉悦的《薄暮钟声》。结果未达慰藉效果，而是适得其反。朵非常伤感。后见她在房中呜咽啜泣。引有关自身和小羚羊的诗句[7]为喻，依然无效。又引墓碑上的‘忍耐’[8]相慰。（问：为什么在墓碑上？朱·米）
“星期四。朵无疑有所好转。晚上更佳。颊上稍有红晕重现。决定在散步时小心提及大·科[9]的名字。朵听后立即十分伤心，‘哦，亲爱的，亲爱的朱丽娅啊！哦，我过去一直是个多么不听话、不孝顺的孩子啊！’我给予安慰和爱抚。并将大·科已临坟墓边缘的危机，着意描述一番。朵又大为悲伤。‘哦，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哦，带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吧！’我甚为惊慌。朵昏晕过去，急忙从酒店要了一杯冷水。（富有诗意的吻合：门前黑白交错如棋盘的招牌，世上盛衰浮沉如棋局的人生。唉！朱·米）
“星期五。多事的一日。一人携蓝色提包进厨房，称‘来修女鞋后跟’。厨子回答说，‘没人叫过。’那人坚持说有人叫过。厨子就出去问，留下那人和吉在厨房。厨子回来，那人仍说有人叫过，但最后终于离去。吉亦不见。朵急得发狂。连忙报警。那人有一宽大鼻子，双腿如桥栏，据此四处搜寻。吉失踪，朵痛哭不已，慰之无效。又提小羚羊，虽适当，但无用。傍晚，一陌生小孩来访，带进客厅。鼻子亦宽大，双腿却不像桥栏。声称他知道一条狗的下落，但需付他一英镑。虽多方施压，他仍不肯多说。朵给了他一英镑，他才带厨子进一小屋，见吉被独自系在桌脚上。朵大喜，吉进食时，朵高兴得绕吉又跳又舞。受朵好心情的鼓励，在楼上提起大·科。朵又潸然泪下，哀叫道，‘哦，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会儿，不想可怜的爸爸，而去想别的，就太坏了！’搂住吉，哭着睡去。（大·科还不该把自己寄托在时光宽大的羽翼上吗？朱·米）”
在这段时间里，米尔斯小姐和她的日记，是我唯一的安慰。能够见到刚刚看到过朵拉的她，能够在她富有同情的日记中见到朵拉名字的起首字母，能够让她弄得我愈来愈苦恼——这是我仅有的慰藉了。我只觉得，我仿佛原本住在一座纸牌搭的宫殿中，现在这座宫殿倒塌了，废墟上只剩下我和米尔斯小姐。我只觉得，好像有个残忍的巫师，在我心上那天真无邪的女神周围，画了一道魔圈，除了那能把那么多人带得那么远的同样有力的羽翼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能使我进入这道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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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菲尔德（1741—1797），英国牧师，1774年发表《演说家》，为当时流行的演说手册。
[2].皮特（1759—1806），英国历史上著名首相；福克斯（1749—1806），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国务大臣；谢里丹（1751—1816），政治家及社会风俗喜剧家；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卡斯尔雷勋爵（1769—1822），曾任英国外交大臣；西德默斯子爵（1757—1844），曾任英国首相；坎宁（1770—1827），曾任英国首相。以上七人均为英国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
[3].传说中吞食少女、儿童的怪物。
[4][5][6].分别为朵拉、吉卜和朱丽娅·米尔斯的简称。
[7].引自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的叙事诗《拉拉·鲁克》中的《拜火人》。
[8].引自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的第二幕第四场。
[9].大卫·科波菲尔的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