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奇怪的小车在城里穿行：车架上有个残疾人，他的两只胳膊向前方伸起。小车的车身四周插着许多五颜六色的三角旗，它沿着勋豪瑟大街行进，它在所有的拐角里停车，人们围拢过来，他的伙计开始出售明信片，十芬尼一张：
“环球旅行家！约翰·基尔巴赫，1874年2月20日生于慕尼黑－格拉德巴赫，世界大战爆发前身体健康、乐于创造，右边中风使我勤奋工作的追求有了一个目标。不过，我恢复得很好，使我在从事我的职业时能够独自步行达数小时之久。我的家庭因此得以免受巨大的痛苦。1924年11月国家铁路脱离荷兰占领军的压制，整个莱茵兰地区的居民为之欢呼雀跃。许多德国弟兄因为高兴而喝得酩酊大醉，我的厄运由此开始。这天，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在离我的住处不到三百米的地方，碰上一伙刚从酒馆里出来的男人，其中的一个把我打倒在地。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我因此而成为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下地走路了。我没有得到退休金或其他的补助。约翰·基尔巴赫。”
这几天天气很好，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在这家酒馆里四下打探，他在寻找机会，寻找任何一个崭新的、实实在在的、能够让人有所发展的机会。这时，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发现了那辆载有那个瘸子的车子，它停在但泽大街的火车站处。酒馆里于是炸开了锅，人们议论纷纷，甚至连人家是如何对待他爸爸的都不放过，这人胸口挨了一枪，他现在并不轻松，没准哪一天就会突然冒出神经方面的毛病来，人家扣发了他的退休金，最后一点也没有了。
对于这种叨唠，另外一个年轻人一直在仔细倾听，他头戴一顶大大的职业赛马骑师帽，和他一样，坐在同一条长凳上，面前却没有啤酒。这年轻人长着一个拳击运动员似的下颏。他嚷道：“呸！这帮瘸子——对这些人，他们一分钱也不该给才对。”“你想得倒美。先弄去打仗，然后又不付钱。”“哎呀，理应如此嘛。如果你在别处干蠢事，你就甭想人家付钱给你。一个小年轻如果因为扒车摔倒了，折断了腿，他也得不到一个子儿。为什么呢：谁叫他自己这么蠢呢。”“哎呀，战争是个什么样子，你还根本没有经历过呢；你当时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呢。”“胡说，胡说，德国的愚蠢就在于他们发放津贴。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人游手好闲，啥事不干，却还可以因此得钱。”
同桌的另外几个人插嘴道：“你可真的别太激动了，维利。你又在做什么工作呢？”“没做什么，我也不会做什么。只要他们还在发给我一天的钱，我就还会歇上两天。只要他们发钱给我，这就永远是件蠢事。”别的人大笑起来：“这家伙真能叨唠。”
弗兰茨·毕勃科普夫也坐在同一张桌旁。对面那个头戴职业赛马骑师帽的小子十分狂妄地将两手插在口袋里，目不转睛地盯住这个坐在一边的独臂人。一个姑娘抱住弗兰茨：“喂，你怎么只有一只胳臂。说说看，你拿多少救济。”“是谁叫你来打听这个的？”那姑娘引诱着对面的那个年轻人：“那里的那个人。他对这个很感兴趣。”“不，这一点也不会扫我的兴。我只是说：谁那么傻，跑去打仗——算了，不说了。”那姑娘对弗兰茨说道：“他现在害怕了。”“在我面前用不着。他犯不着怕我。我也说了，我又没说别的。你知道，我这儿的这只胳臂，掉了的这只，哪儿去了吗？我把它浸到酒精里去了，它现在放在我家里的窄柜上，成天价地冲着下面的我说：你好，弗兰茨。你这个笨蛋！”
哈哈。这才叫有种，有本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打开报纸，拿出几片厚厚的夹肉面包片来，用随身带来的水果刀将它们切成小块，然后一块一块地塞进嘴里：“我没有参战，整个战争期间我都被人关在了西伯利亚。这不，我现在在家里呆着，浑身上下的关节痛得要命。要是现在有谁跑来拿走我的救济，哎呀，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那个年轻人说道：“你的关节炎是哪儿来的？是因为上街做生意，对不对？你要是身子骨有病，你就不要上街去做买卖。”“那我没准就成了个无赖。”那个年轻人一拳砸到桌上，拳头落到包夹肉面包片的报纸前方。“是的。这就对了。这一点也不好笑。你只消看看我兄弟的老婆、我那嫂子就行了，他们都是些讲究的人，敢和任何人较量，你以为呢，他们觉得不自在，领了这么点小钱，救济金？他忙着四下里找工作，她不知道拿着这几个铜板能上哪儿去，而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女人就不能去上班吗。她于是认识了一个，也许没过多久又认识了另外一个。最后被我的兄弟发现了。他于是把我找去，他和他老婆讲条件，要我在一旁听着。他这下可是找对了人了。咳，你们真该去听听这场闹剧。他像条落水狗似的败下阵来。只拿几个臭钱的他被她狠狠地剋了一顿，我的兄弟，这位可怜的丈夫，甚至连路都走不稳了。她要他别再上来找她了。”“他没再上来吧？”“反正她不要他来。不，她根本就不愿意和这种笨蛋有关系，这种人，自己跑去吃救济不说，人家挣钱，他却还要说三道四的。”
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坐在那个被人称作维利的年轻人边上，举起酒杯对他说道：“你们可知道，你们虽然只比我们年轻十到二十岁，但你们要比我们狡猾一百岁。孩子们，我真不敢说我二十岁时是个什么样子。嗬，用普鲁士人的话说就是：两手去摸裤裆。”“我们也一样。只是不摸我们自己的。”一阵哄笑。
店堂里坐满了人；服务员打开门，后厅没人。整张桌子于是移到了厅内的煤气灯下。灯光很热，厅内满是苍蝇，地上横着一只草袋，它被人提起来，倒放到窗台板上，透气。闲聊继续进行。那个维利坐在他们中间，毫不示弱。
这时，那个先前表现欠佳的毛头小子因为发现维利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表而惊奇不已：“这表你买得可真便宜。”“三个马克。”“是偷来的吧。”“这不关我的事。你也想来一只吗？”“不，谢谢。好让人逮住我，问我：您的这块表是从哪里来的？”维利当众大笑：“他害怕人家说他是小偷。”“喂，你住嘴吧。”维利把自己的一只胳膊横在桌子的上方：“他不大喜欢我的手表。对我来讲，这只是一块表，能走，而且是用金子做的。”“花三个马克买的。”“我还打算给你看点别的东西。把你的啤酒杯给我。你说说，这是什么？”“一只啤酒杯。”“正确，一只喝啤酒的杯子。”“我不会说不的。”“那么这又是什么呢？”“这是你的表。哎呀，你怕不是在装疯卖傻吧。”“这是一块表。这不是靴子，也不是金丝雀，可是，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叫它靴子，你想怎么叫都可以，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不明白。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维利似乎胸有成竹，他把胳膊拿开，抓住一个姑娘说道：“你走一下。”“什么？为什么呀？”“只是在这里沿着墙走走。”她不愿意。旁边的人冲她喊道：“哎呀，走一下嘛，又不伤你一根寒毛。”
她于是站了起来，眼睛看着维利，人走到墙边。“哼，你真是个讨厌的黑小子。”“你走走，”维利喊道。她对着他伸长舌头，开始迈步，同时摇晃着臀部。一旁的人笑了起来。“你现在再走过来。那么，你说说：她做什么了？”“她冲着你伸舌头了！”“还有什么？”“她走路了。”“很好。走路了。”那姑娘插话道：“不。刚才是在跳舞。”那个面前放着夹肉面包片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说道：“刚才那不是跳舞。从什么时候开始扭屁股叫跳舞了。”那姑娘：“要是你扭你自己的，就不叫。”有两个人喊道：“她走路了。”维利大笑着，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对他们说：“那好，让我来说吧：她刚才是在迈步前进。”那个毛头小子十分气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也没有。你这下看见了吧，走路，跳舞，迈步前进，随你说。你还是没有明白。我来给你解释吧。这个东西先前是只啤酒杯，但你也可以说它是口水，那么，没准大家全都得叫它口水，不过仍旧用它喝酒。而当她在迈步前进时，那她就是在迈步前进，或者是在走路，或者是在跳舞；但刚才到底是什么，你自己也已经看见了。用你的眼睛。你看见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如果有谁拿走别人的一块表，那还远远称不上是偷。你瞧，现在你懂我的意思了。表是，从口袋里或是从某个橱窗里、商店里拿的，怎么是偷的呢？谁会这样说呢？”维利把身子往后靠靠，双手重新插进裤兜里：“我就不会。”“那你会说什么呢？”“你听好了。我会说：是拿的。它只不过换了主人罢了。”好家伙，看哪。维利伸着他的那只拳击运动员般的下巴，不再说话。其余的人沉思起来。一桌人被阴云笼罩。
突然，维利用他那刺耳的声音向独臂人弗兰茨发起进攻。“你迫不得已跑到了普鲁士人那里，你参加了那场战争。这在我看来就是对自由的剥夺。可是人家有自己的法庭和警察，正因为他们有这些东西，你的嘴就被他们给封上了，于是，如你这个傻瓜所想的那样，这就不叫对自由的剥夺了，而是义务。你必须履行义务，就像你必须交税、却并不知道这些税钱的去处一样。”
那个姑娘嘟囔道：“别搞政治好不好。今天晚上可不是时候。”那个毛头小子咯咯地笑着使自己脱身：“胡说什么呀。我看这天气是好过头了。”维利于是唆使他出去：“那你就上街去吧。伙计，你以为，政治只是在这间屋子里，我也许在给你上政治课。我就是需要它来作示范。小子，不管你走到哪里，它都会让你从头到脚感到恶心。只要你能忍受就行。”有人喊道：“别说了，住嘴吧。”
又有两位客人进来。那个姑娘轻盈地摆动着身子，沿着墙壁迤逦而行，臀部摇晃着直奔维利而去，一副甜蜜蜜的样子。他一跃而起，和她共舞，跳的是一种放肆的一步摇摆舞，他俩抱在一起长时间地狂吻，十分钟燃烧器，用粉末烧制的模子被牢固地砌在地里。没有人朝这边望。弗兰茨这个独臂人开始喝下他的第三杯，他抚摩着自己那只断了胳膊的肩膀。那个部位在燃烧，在燃烧，在燃烧。维利这小子，该死，该死，真该死。那帮家伙把桌子拖出屋去，把那只草袋扔出窗外，来了一个拉手风琴的，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大吃起来。我的约翰内斯，啊，他能行，我的约翰内斯是男人的典范。
他们开心地逗乐，脱掉了夹克，开怀痛饮，胡说八道，大汗淋漓。要是没人能行的话，那就只有我的男人约翰能行。弗兰茨于是起身付账，并对自己说道：我已经过了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的年龄，再说我对此也没有兴趣，我得去弄钱。只要能弄到钱，我上哪儿都可以。
戴上帽子出门。
中午，有两个人坐在罗森塔尔大街喝豌豆汤，其中一个的边上放着一张《柏林日报》，这个人笑道：“发生在德国西部的可怕的家庭悲剧。”“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你继续听。一位父亲把他的三个孩子扔进水里。一下子扔了三个。真是个粗暴的家伙。”“这是在哪儿？”“哈姆，威斯特法伦。一了百了。哎呀，肯定是这样的。这种人什么事做不出来。等等，我们倒要看看，他是如何对付他老婆的。他也会把她——不，她是自己一个人干的，在此之前就干了。你说什么？这家人真会找乐子，马克斯，他们对生活看得很开嘛。他老婆的信：骗子！带感叹号的标题，他应该好好听听这个。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已令我感到厌倦，因此，我决定去投河。你找根绳子上吊吧。尤丽叶。句号。”他笑弯了腰：“这家人不和睦：她投河，他上吊。老婆说：你上吊吧，他于是就把孩子扔进水里。这男人听不得一点话。这种婚姻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这两人都上了年纪，是罗森塔尔大街的建筑工人。他俩的意见不大一致，一个不同意另一个的说法。“这是一件叫人伤心的事情，你要是在戏院里或书里看到这类事情，你就会嚎啕大哭。”“那也许是你。可是马克斯，如果真有人会为这种事情嚎啕大哭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为那女人，三个孩子，你现在别说了，好不好。”“依我看，我觉得这事很有趣，我喜欢这个男人，孩子们可能会让人难过，不过，就这么一下子，把全家人一锅端掉，我对此肃然起敬，所以——”他又一次脱口而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你把我打个粉身碎骨，我仍然觉得这件事情滑稽得很，他俩直到最后还在吵架。老婆要他拿根绳子上吊，而他却说：偏不，尤丽叶，反而把孩子们扔进河里。”
另一个戴上了他的钢眼镜，开始重读这个故事。“这个男人没死。他被抓起来了。那可不嘛。我可不想落到他那样的下场。”“天知道啊。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种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知道什么。他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得出来。他坐在牢房里，有烟就抽，而且还会说：随你们处置。”“是吗，那你可要知道。我的伙计，良心的谴责。他要么就在牢里哭喊嚎叫，要么就一言不发。他不会睡上安稳觉的。哎呀，你这么说简直是罪过。”“我一点也不同意你的说法。他可以睡得很香。如果他真是这么个粗鲁的家伙的话，我敢说，他是不会怠慢自己的吃喝拉撒睡的，没准比在外面过得还要更好些呢。”另一个严肃地看着他。“那他就是个畜生。如果砍的是这种人的头，我会举双手赞成的。”“你说得也对。要是他也这么说就好了，那你就是完全正确。”“算了，不谈这种污七八糟的事了。我给自己要份黄瓜。”“这种报纸倒是蛮有意思的。真是个粗鲁的畜生，这件事说不定会让他感到难过的，有些人干起活来太卖力气了。”“我吃黄瓜和猪头。”“我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