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证人、证人、还是证人……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位之多。他们的证词，尤其是那些医生、三个向导，还有听到罗伯塔最后呼叫声的那个女人的证词，全都一再遭到杰甫逊和贝尔纳普的反驳。因为，克莱德这个大胆的辩护，要能言之成理，就全得看他们能指出人家有些什么弱点，能证明人家有些什么错误。这么一来，这案子就一直拖到了十一月，也就是在梅森以压倒的票数当选他梦寐以求的法官以后。由于本案进行得轰轰烈烈，争论又这么激烈，两洋之间各地的公众兴趣愈来愈浓烈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据列席的记者们看起来，克莱德是清清楚楚犯了杀人罪的。可是，由于杰甫逊的一再嘱咐，他还是以镇静，甚至大胆的态度面对每个对他进攻的证人。
“您叫什么名字？”
“泰特斯·奥尔登。”
“您是罗伯塔·奥尔登的父亲？”
“是的，先生。”
“现在，奥尔登先生，就请您告诉陪审团，您的女儿罗伯塔是怎样，并且在什么情况下到莱科格斯去的？”
“我不同意。这不相干，不必要，不合适。”贝尔纳普加以阻止。
“我会联系起来的。”梅森插嘴说，一面望着法官。法官裁定泰特斯不妨继续回答，只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联系不起来，被告方面可以提请把这段话从他的证词中撤销。
“她到那里去找工作。”泰特斯回答说。
“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找工作？”
再次提出异议，再次经过法律程序，这个老人又获准继续说下去。
“嗯，我们在卑尔兹附近的田地，出息从来就不怎么大，孩子们非得贴补贴补，宝蓓是最大的一个……”
“提请撤销！”“把这一段撤销！”
“‘宝蓓’是您给您女儿罗伯塔取的小名，是吧？”
“我不同意。”等等，等等。“反对。”
“是的，先生。‘宝蓓’是我们那边常常叫她这个名字——就叫宝蓓。”
克莱德正仔细听着；这个农庄里忧郁的普里阿摩斯42严厉而怨愤的眼色，他也毫不畏缩地忍受住了。听别人提到他过去情人的这个小名，他觉得有点怪。他给她取了一个小名，叫作伯特；她可从没有告诉过他，她在家里叫“宝蓓”啊。
就在一阵阵排枪似的异议、辩论、裁定声中，奥尔登在梅森引导之下继续谈到她如何在接到格蕾斯·玛尔的信以后决意到莱科格斯去，并住在牛顿夫妇家里。在格里菲思公司找到了工作以后，家里如何很少见到她。一直到六月五日，她回到田庄来稍事休息，并做几件衣服。
“没有说过什么结婚的计划吗？”
“什么都没有说过。”
不过她写过一些长信，写给什么人，他当时并不知道。还有，她一直神情很沮丧，身体也有病。有两次，他看见她在哭——虽然深知道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并没有说什么。从莱科格斯来过几次电话，最后一次是七月四日或五日，总之是她动身的前一天。这是他可以确定的。
“她动身的时候带了些什么东西？”
“她的手提箱和她的小箱子。”
“要是您现在看见她带的那只提箱，您认得出吗？”
“认得出，先生。”
“是不是这只手提箱？”（一个助理副检察官提出一只提箱来，放在一张小方桌上。）
奥尔登看了一下，用手背抹了抹眼睛郑重地说：“是的，先生。”
接着，由于梅森对这次审理的每一步都有意做了安排，一个助理就非常戏剧性地提进来一只小箱子。泰特斯·奥尔登和他的妻子、儿女们一看见这只小箱子，全都哭起来。认出是罗伯塔的东西以后，那只提箱和那只小箱子就先后被打开来。罗伯塔做的衣服，一些衬衣衬裤，鞋帽，克莱德送给她的那套梳妆用品，她父母、妹妹、兄弟们的照片，一本旧的家庭烹饪指南，还有一些调羹、刀、叉、盐瓶、胡椒粉瓶，等等，全都是她祖母给她的，她一直宝贝似的保存着，准备婚后用，一件件都被高高举起，先后被认清楚了。
这些都是在贝尔纳普提出异议，梅森保证能“联系起来”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是他没有能联系上，因此，这些证据就奉命“撤销”了。可是，这么一来，这件事所激发的凄怆的效果已经深印在陪审员的心里了。而且，贝尔纳普对梅森这些战术的批评，结果只是引起这位绅士盛怒之下咆哮起来：“到底是谁在负责公诉？”贝尔纳普回答说：“据我看，是本郡法官的共和党候选人吧！”这样就引起哄堂大笑。梅森简直就大声吼叫起来：“法官阁下，我抗议！这是一种违反道德，并且违法的企图，想把与本案毫不相干的政治问题牵到本案里。这意图非常狡猾、恶毒，它企图使陪审团认为，因为我是本郡法官的共和党提名人，我就不可能正当地、公正地负起本案检察的责任。我现在要求道歉，而且要求在本案继续进行前就道歉。”
奥勃华兹法官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破坏法庭礼仪的问题，就把贝尔纳普和梅森都召集到他面前，听他冷静而有礼貌地解释了这句话指什么和没有指什么，最后裁定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再提到政治情况，否则以蔑视法庭论。
虽然如此，贝尔纳普和杰甫逊可还是彼此庆贺了一番，认为这么一来，在陪审团面前，在法庭面前，他们对梅森竞选以及利用这个案件进行竞选这一点的批评，已经收到了效果。
可是，接着还是源源不断的见证人！
现在，格蕾斯·玛尔走上了证人席，而且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明她怎样以及在哪里第一次遇见罗伯塔，她是个多么纯洁、清白、虔诚的姑娘。不过，在克伦湖上遇见克莱德以后，如何大大变了样。她变得诡秘、躲躲闪闪，为新的、奇怪的冒险提出各式各样不真实的托词，譬如举例来说，晚上还出去，很晚才回；推说星期六、星期日到什么地方去，实际上却并没有去，到后来，由于她格蕾斯·玛尔提出批评，她突然搬走了，连地址也没有留下。不过，其中涉及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就是克莱德·格里菲思。因为，在去年九十月里，有一天傍晚，她尾随罗伯塔来到她的住处附近，就在吉尔平家附近，远远望见她跟克莱德。他们站在树下，他的胳膊搂住她的腰。
之后，在杰甫逊提示下，贝尔纳普开始讯问她，并且用一种很狡猾的方式讯问她，想弄清罗伯塔到莱科格斯以前是否也像格蕾斯·玛尔说的那样虔诚，保守。可是玛尔小姐脸色苍白，非常反感地坚持说，直到那天在克伦湖上遇见克莱德为止，据她知道，罗伯塔一直是个绝对诚实而纯洁的人。
接着，是牛顿夫妇对类似的事宣誓做证。
接着，是吉尔平家里的人。妻子、丈夫、女儿们，一个个对她或是他看到或是听到过的事宣誓做证。吉尔平太太讲到罗伯塔搬进她家的大概日期，说她带着一只小箱子，一只提箱，跟泰特斯认出的箱子、提箱一模一样。搬进来以后，好像生活过得非常孤单。她很为她难过，后来就向她提过各种方式的社交活动，可是都被罗伯塔一一谢绝了。不过，后来，在十一月下旬，在十一点过后，罗伯塔似乎偶尔在她房间里招待什么人，至于到底是什么人，她们也无从得知。不过，因为她这么可爱，这么庄重，她从来没有想到要提这件事，只有她和她的两个女儿知道。说到这里，贝尔纳普在讯问时，又想引出一些话或是一些印象来，使罗伯塔与所有这些见证人所说的那种谨饬、清教徒式的情况有出入，可是他的企图没有成功。吉尔平太太和她的丈夫显然很喜欢她，只是在梅森和贝尔纳普先后的压力之下，这才在做证时提出克莱德深夜来访她的事。
接着，大女儿斯特拉做证说，去年十月下旬或是十一月上旬，罗伯塔搬来不久，她曾从她和一个男人的身边走过。现在她认出那个男人就是克莱德。她看见他们站在离住房一百来英尺的地方，还发现他们在吵架，就停下来听了一下。她并不是句句话都能听清，不过由于梅森一边讯问，一边引导，她说，她记得是罗伯塔在坚决反对，说她不能允许他进她的房间，“这样让人看起来不正派”。他最后撇下罗伯塔走了。她站在那里，伸出双臂，像是恳求他回来。
在这一切进行中间，克莱德非常诧异地瞪眼望着。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事实上是在他和罗伯塔交往的全部过程中，他一直以为自己并没有被人看见。而这一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梅森在开头所说的罪状，就是他蓄意，并且在充分了解罪行性质的情况下，引诱罗伯塔去做她明明不愿意做的事，这类证词很容易使法官、陪审团，以及以农民为主的这个郡所有保守的人对他抱成见。贝尔纳普也了解到这一层，就想从斯特拉认出那人就是克莱德这一点上引起一些混乱。可是，结果却反倒引出另外一个情况。十一月或十二月初，在上面所说那件事情以后不久，她看见克莱德夹着一只放着什么东西的盒子来了，他敲了敲罗伯塔的房门就进去了。她当时就断定那次在月夜跟罗伯塔吵架的年轻人就是他。
接着是惠根，之后是里琪，先后对克莱德和罗伯塔到厂的日期做证，并且对各部门负责人和女工之间的厂规做证。据他们看，克莱德和罗伯塔表面上的行为举止都是无可非议的，好像谁也不看谁一眼，或是看别的什么人。（这是里琪做证时说的。）
继他们之后，又有别的一些人。佩顿太太就她所知道的他住的那间房的情形，以及他的社交活动的情形做了证。奥尔登太太做证说，去年圣诞节罗伯塔曾对她说起她厂里的上司——克莱德·格里菲思，厂主的侄子，正对她献殷勤，不过，要她暂时保守秘密。弗兰克·哈里特、哈利·巴谷特、特雷西·杜布尔和埃迪·塞尔斯做证说，去年十二月克莱德曾几次应邀参加莱科格斯的一些社交活动。约翰·伦勃特，施纳克达特的一个杂货店老板做证说，一月里，有个年轻人来打听过堕胎的药品，他现在认出那个年轻人就是被告。奥林·肖特做证说，一月底克莱德问过他是否知道什么医生可以帮一个少妇的忙，克莱德说那是格里菲思公司一名职工的妻子，家太穷，生不起小孩，据克莱德说，她丈夫向他打听这样的医生。接着是格伦医生做证，说罗伯塔来找过他，他在报上看到照片，想起就是她，不过他接着说，他从职业的观点出发，始终不愿意给她出什么主意。
接着是威尔科克斯，奥尔登家的一个邻居，也是一个农民。他做证说，六月二十九或三十，他正在厨房后面的洗衣间里，罗伯塔刚好过来接长途电话，是莱科格斯一个自称贝克的男人打来的。他听见她对他说：“可是，克莱德，我等不了这么久。你知道我等不了。我也不愿意等。”她的语气听起来很激动，很痛苦。威尔科克斯先生肯定说他听到的是克莱德这个名字。
接着是埃塞尔·威尔科克斯，就是这个人的女儿，长得又矮又胖，说话大舌头，她做证说，有三次她接到找罗伯塔的长途电话，她就去找罗伯塔。每次都是莱科格斯一个叫作贝克的男人打来的。有一回，她听见她提到打电话来的人叫克莱德。另一次，她听见她说，“在任何情况下，她也不能等这么久”。不过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她并不了解。
接着是乡邮员罗杰·比纳。他做证说，从六月七八日至七月四五日，罗伯塔亲自给他的信和投在奥尔登农庄岔路口那只邮筒里的信不下十五封。他肯定说其中大多是写给莱科格斯邮局留交克莱德·格里菲思的。
接着是莱科格斯邮局负责留交信件的职员阿穆斯·肖华特。他做证说，凭他的记忆，从六月七八日至七月四五日为止，克莱德曾来问过信件，并且收到了不下十五六封信，克莱德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
在他以后是莱科格斯一个加油站——那是在该市的最西头，最北边靠近莱科格斯、芳达电车路上一个加油站——的经理培根。他做证说，七月六日早上，大约八点钟光景，他到菲尔丁大街去，当时看见克莱德穿一套灰衣服，戴一顶草帽，手提一只棕色提箱，一边缚着一只黄色的照相机三脚架，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柄伞。克莱德住的地段他是知道的，因此对他这么走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中央路上，离他家不远，他就可以搭芳达和莱科格斯之间的车。贝尔纳普在讯问这个见证人时，问他既然相距有一百七十五英尺之远，怎么能宣誓做证说他看见的是三脚架。培根就坚持说是的，并说是亮闪闪的黄颜色木料做的，带铜头，还有三只脚。
在他以后，是芳达火车站站长约翰·特罗区。他做证说，七月六日早上（他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还有一些别的事），他卖给罗伯塔一张到乌的加的车票。他记得是奥尔登小姐，因为，去年冬天他就注意到她好几次了。她显得很累，像是生病的样子，提着一只棕色的提箱，跟现在给他看的那只棕色提箱差不多。他也记起了被告，说他手里也提着一只提箱。他并没有看见他注意到这个姑娘或是跟她讲过什么话。
接着是芳达和乌的加之间那列火车上的乘务员昆西·代尔。他注意到克莱德坐在后一节车厢里。这件事他现在记起来了。他也注意到罗伯塔。看了后来报上刊登的照片，他记起来了。她对他很客气地一笑。他还说过，她带的这只提箱，对她来说似乎太重，他可以招呼一个管制动器的人，到乌的加的时候帮她提下去。她还谢了他。他看见她在乌的加下车，进了车站就不见了。他没有注意到克莱德。
接着，留在乌的加车站行李间已经好多天的罗伯塔那只箱子也验明了。在这以后，乌的加的伦佛罗旅馆经理杰里·克诺兴验明了七月六日这家旅馆的旅客簿，上面写着“克里福德·戈尔登夫妇”。这本簿子上的签名，就在此时此地由笔迹专家拿来与草湖和大卑顿两处登记簿做了比较，专家们证实这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这一些笔迹又与罗伯塔提箱里那张卡片上的笔迹对了一下，全都分别交给每位陪审员仔细过目，还交给贝尔纳普和杰甫逊过目。这些东西，这两个人都见过，只是没有见过那张卡片。因此，贝尔纳普就再一次提出抗议，认为区检察官不适当地、非法地、无耻地扣留了物证。接着是一场又长又激烈的争辩。事实上，第十天的庭讯就这样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