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餐以后，我辞别他们，驱车到哈斯丁斯去搭火车上黑鹰镇。出发前安东妮亚和她的孩子们聚在我的马车四周，就连最小的几个都仰起友好的面孔，望着我。利奥和安布罗希跑在前头去开小巷的门。我到了坡底，回头一看，那一群人依然站在风车旁边。安东妮亚挥动着她的围裙。
到了门口，安布罗希在我的马车旁留连着不想走，把手肘靠在车轮边上。利奥从围栏里溜出去，跑到牧场上去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哥哥耸耸肩膀说。“他是个疯娃儿。也许是因为你要走了，他心里难过，也许他是妒忌。凡是妈妈夸奖的人他都妒忌，连对牧师也是这样。”
我发现我真不想离开这个男孩，他说话的声音非常悦耳，头型和眼睛都很优美。他没戴帽子站在那里，风吹得衬衫在他晒得黑黑的颈子和肩膀周围飘动，样子非常英武。
“不要忘记明年夏天你同鲁道夫和我一起上尼厄布雷腊河去打猎，”我说，“你阿爸同意收割以后让你们出去。”
他笑笑。“我可不会忘记。以前还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好事情呢。我不知道什么使你对我们男娃儿这么好，”他补充了一句，脸羞得通红。
“呵，不，你知道的！”我说，一面拉紧缰绳。
他没有答话，只是在我赶车离开时，怀着一种不再害羞的愉悦和温情朝我微笑。
我在黑鹰镇的那一天过得很失望。我的老朋友们多半死的死了，迁走的迁走了。在我走过哈林家的大院子时，不相识的，对我毫无意义的儿童正在里面玩耍；那棵山白蜡树已经砍去了，一直守卫着大门的那棵高大的伦巴第白杨树只剩下了一个正在抽出新枝叶来的树桩。我匆匆走了过去。这一上午剩下的时间我是同安东·杰林纳克一起在他的酒吧间后面院子里一棵树荫浓密的三角叶杨树下度过的。我在旅馆里吃午饭的时候，碰到一位依然在开业的律师，他把我带到他的事务所，同我谈起卡特的案子。这以后，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度过搭上晚班快车之前的那段时间。
我到镇的北边去作长时间的散步，出了镇，往牧场里走，那里因为土地太崎岖不平，一直没有开垦出来，早年高高的红草依然蓬蓬松松地生长在干河沟和小丘上。来到这里，我又感到仿佛回到家里一样舒适自在了。头上是秋天难以描绘的碧蓝的天空；明朗，没有一丝云影，像珐琅一样坚实。往南，我可以看见过去看起来是那么巨大的呈暗褐色的河边的峭壁悬崖，四面八方伸展着干枯了的玉米田，那种灰暗的金黄颜色，我记得非常清楚。细叶猪毛菜花正在高地上盛开着，像路障似的堆在铁丝网栅栏上。牛走的小路边，野菊花的羽状花冠已经凋零，像太阳晒褪色的丝绒一般，灰底子上面嵌着一条条金线。我逃出了笼罩在小镇上的那种古怪的压抑沉闷的气氛，脑子里尽想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准备同库扎克家的儿子们到荒原和臭水湖去旅游。库扎克家有那么多人可以陪我玩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男孩们都长大了，还有库扎克本人呢！我很想同库扎克在灯光雪亮的街上慢慢儿地走上几里路。
当我在那些崎岖的牧场上徘徊时，我碰巧发现了一小段走出黑鹰镇到北乡的旧时的道路，这条路通到祖父的农场，然后继续往前，就到了雪默尔达家和挪威人的移民区。那时候，这条路像野物似的横过自由放牧的大草原，就像一只野兔在猎狗追赶下紧绕着高地迂回曲折地奔跑的踪迹。公路测定以后，公路以外所有其他的道路都犁掉了；这牧场围栅里约半英里光景的路，便是早先那条路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段。
在平地上，道路的痕迹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仅仅在牧草中颜色有点深浅不同的区别，一个外乡人是不会注意到的。可是每当道路横过一个干河沟，道路的痕迹就容易发现了。雨水把车辙冲成一条条小沟，而且洗刷得那么深，草泥始终没有把它们填平。从前，农家的大车经常费力地从洼地上东倒西歪地爬上坡，使光滑的马屁股上鼓出一坨坨的肌肉，留下的那些车辙，看起来就像大灰熊的脚爪在斜坡上抓出来的伤口。我坐了下来，看干草堆在夕阳下慢慢地变成玫瑰红。
这就是安东妮亚和我那天夜里来的时候走过的路，那时我们在黑鹰镇下了火车，躺在大车箱里的麦秸上，两个吃惊的孩子，不知大车会把我们带到何处去。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大车在黑暗中辚辚的响声，并重新被那种湮没一切的陌生感压倒。那一夜的感觉现在离得那么近，仿佛伸手可及。我有一种回归自我的感觉，而且感到人类经验的圈子多么狭小。对于安东妮亚，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命运之路，它把我们带向早年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都预先决定了我们以后的道路。现在我懂得，这同一条路又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不管我们感到失去了多少东西，我们却共同拥有着那无法以言语表达的宝贵的往事。
[1]一种波希米亚食品。
[2]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和美孚石油公司创办人。
[3]七月四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4]飞利轮是一种上面挂着座位的垂直转动的巨轮，一种游戏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