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妮亚搬到卡特家去住以后，似乎除了郊游、宴会和寻欢作乐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了。她要是不去参加舞会，就缝衣服一直缝到深更半夜。她的新衣服成了刻薄评论的话题。在莉娜的指点下，她用便宜的料子照着加德纳太太的宴会服和史密斯太太上街穿的服装式样剪裁，做得那么精致，使得这些高贵的太太们感到非常恼火，而对她们怀着妒嫉心理的卡特太太却暗暗地高兴。
东妮现在戴上了手套，穿上了高跟鞋，头上戴着有羽饰的帽子，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同着蒂妮、莉娜和马歇尔家的挪威人安娜一起到热闹街上去。我们这些中学里的男孩子经常在下午休息的时候，逗留在操场上，注视着她们沿着木板人行道，两个两个，轻快地走下坡来。她们一天比一天漂亮，可是当她们走过我们身边时，我总是非常得意地认为，安东妮亚，像童话故事里的白雪公主，依然是“她们当中最出色的”。
因为我现在是中学里最高年级的学生，我总是很早就离开学校。有时候我在热闹街上赶上姑娘们，说好话央求她们进冷饮室去吃东西，她们就坐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大声笑着，告诉我乡里传来的一切消息。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蒂妮·索特鲍尔使我非常恼火。她宣称她曾听说祖母要让我成为一个浸礼教会的传教士。“我料想你会停止跳舞，戴上一根白领带。姑娘们，他看起来可不是一副滑稽相吗？”
莉娜哈哈大笑。“你得快点儿，吉姆。假如你要去当传教士的话，我要你娶我。你得答应同我们所有的人结婚，然后给生下的小宝宝施洗礼。”
一向态度威严的挪威人安娜用责备的眼光望望她。“浸礼会教徒不相信给婴儿施洗礼，是吗，吉姆？”我告诉她我不晓得他们信仰什么，我也没注意，我根本就不会去当传教士。
“那真太可惜了，”蒂妮假笑着说。她是怀着一种戏弄人的心情。“你会成为一个多好的传教士。你是那么用功。也许你喜欢当个大教授。你过去常常教东妮，不是吗？”
安东妮亚插进来了。“我一心想要吉姆当个医生。你会对你的病人很好的，吉姆。你奶奶把你训练得那么好。我阿爸总说你是个伶俐透顶的孩子。”
我说，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你会感到惊讶吗，蒂妮小姐，假如我竟然成了一个十足的混世魔王？”
她们大笑起来，直到挪威人安娜瞪了她们一眼才把她们止住；中学校长正好走进店铺前面来买晚饭吃的面包。安娜知道人们在悄悄地议论说我是个狡猾的人。他们说，一个男孩子对同年龄的女孩子不感兴趣，但同东妮、莉娜和三位玛丽在一起却能那么活跃，实在有点古怪。
范尼家点燃的跳舞热并没有一下子冷却下来。帐篷离开镇上以后，纸牌俱乐部改成了猫头鹰俱乐部，每个礼拜在共济会大礼堂举行一次舞会。他们邀请我参加，我谢绝了。那年冬天我心情忧郁不安，对我每天看到的人们感到厌烦。查利·哈林已经到了安纳波利斯，而我却依然坐在黑鹰镇，每天早上点名时应到，听到铃声便从课桌前站起来，像小学生似的列队走出去。哈林太太对我有些冷淡，因为我继续在支持安东妮亚。晚饭以后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平时我总是在离开学校时就把第二天的功课准备好了，我不能永远安安静静坐着读书呀。
晚上我总是偷偷地溜出去，想寻找一点消遣。那熟悉的街道躺在那里，冰雪封冻或满是泥泞。这些街道通向善良的人们的住宅，他们正在把婴儿放到床上去睡觉，或只是静静地坐在火炉前面，让吃下的晚餐消化。黑鹰镇有两家酒吧间，其中有一家是连教会里的人也承认是规规矩矩的。这家酒吧属于英俊的安东·杰林纳克，他把作为移民分给他的土地租出去，跑进城来。他的酒吧间里有长桌子，波希米亚和德国庄稼人在这儿喝啤酒的时候，可以吃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午餐。杰林纳克店里随时都备有黑面包，还有熏鱼和味道很浓的进口奶酪，以适应外国人的口味。路过他的酒吧间时我喜欢进去坐坐，听他们聊天。可是有一天杰林纳克在街上追上了我，拍拍我的肩膀。
“吉姆，”他说，“我同你是好朋友，我一向很喜欢看到你。可是你知道教会里的人对酒吧间是什么看法。你爷爷一向对我很好，我不愿意你到我那地方去，因为我晓得他不喜欢这样，这会使他不再喜欢我的。”
我就这样被关在那家酒吧间的门外了。
你可以在杂货店附近溜达，听每天晚上坐在那里的老头儿们谈政治，讲下流粗俗的奇闻轶事。你可以到雪茄烟厂去同那个养金丝雀出卖的德国老头儿聊天，去看他剥制的鸟雀标本。可是不管你开始同他谈什么话题，谈来谈去最后总是谈到动物标本的剥制术上去。当然，还有火车站，我时常到那里去看夜班火车进站，随后同那个闷闷不乐的报务员在一起坐一会儿，这个报务员老是希望调到奧马哈或丹佛，那里“生活还像个样子”，每次去，他准会拿出那些女戏子和舞蹈演员的照片来。这些照片他是用香烟里的赠卷换来的，所以拼命抽烟，以便能得到这些梦寐以求的身形和面孔。要是想调换一下口味，你可以去找火车站站长谈谈天，可是他是另一个不满现状的人，他把业余时间全花在写信给上司要求调动工作上。他想回到怀俄明州去，那里他礼拜天可以出去钓鲑鱼。他常说，“自从失掉了双胞胎，在生活中除了有鲑鱼的溪流外，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这些就是我可以选择的消遣。九点钟以后，热闹街上再没有其他的地方有灯火了。在星光灿烂的夜晚，我总是在这几条冷冰冰的长街上徘徊，皱着眉头看两旁沉睡的小小的住宅，这些住宅有御寒的挡风板窗和有遮檐的后廊。那都是一些弱不禁风的栖身之所，大多是用不坚实的木料马马虎虎建成的，有着给车床车坏了的细长的廊柱。尽管这些住房是那么弱不禁风，可是其中有一些却包含着多少戒备，多少妒忌和不幸呵！在我看来，这些住房里面进行的生活似乎只是一连串的逃避和推诿，尽量想法逃避煮饭、洗衣和打扫卫生，千方百计防止别人说长道短。这种戒备的生存方式就好像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人们的言谈，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的眼光，变得那么提心吊胆、拘拘束束的。一切个人的兴趣，一切天生的爱好都要受谨慎的约束。我想，沉睡在这些住房里的人们，是想生活得像他们自己厨房里的耗子一样，在黑暗中，不声不响，不留一点痕迹，在各种事物的表面上溜过去。后院里越堆越高的柴灰和炉渣，是那浪费和消耗物质的生命的进程还在继续下去的唯一的证明。每到礼拜二的晚上，猫头鹰俱乐部举行舞会，那时街上才有一点骚动，这里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一扇窗户里亮着灯直到深夜。可是第二天夜晚一切又重归于黑暗。
拒绝加入到那班“猫头鹰”一伙中去以后，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礼拜六晚上到消防队员大会堂去跳舞。我知道把这一类的计划告知我的长辈们是无用的。不管怎么样，祖父不赞成跳舞，他仅仅会说，如果我想跳舞，我可以到共济会大礼堂去，“到我们熟悉的人”中去。我恰好就是对于我们熟悉的人看得厌烦了。
我的寝室是在楼下，我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房里生个炉子。礼拜六夜晚我总是很早就回到我的寝室里去，换了衬衣和硬领，穿上礼拜天穿的上装。我等待着一切都安静下来，老年人都睡着了，然后推开窗爬了出去，轻轻地走过院子。第一次欺瞒我的祖父祖母时，我感到自己有点卑鄙，也许第二次也是这样，可是很快我就不去想它了。
消防队员大会堂的舞会成了我整个礼拜都在盼望着的事情，那里我遇到过去我在范尼家的舞篷里经常看见的人们。有时候，那里有从卫伯尔来的波希米亚人，或乘午后的货运列车从俾斯麦克来的德国小伙子。东妮、莉娜和蒂妮总是到场的，还有波希米亚的三位玛丽和洗衣店的丹麦姑娘们。
这四位丹麦姑娘同洗衣店老板和老板娘一起住在洗衣店后面他们的住宅里，那里有一个大花园，洗了的衣服就晾在那里。洗衣店老板是个考虑周到的和气的老头儿，他给姑娘们较高的工钱，照顾她们，让她们有个很好的家。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到刚好可以做她妈妈帮手的时候就死了，他“从那时起就想方设法来弥补这个缺陷。”夏天的午后，他总是在他的洗衣店前面的人行道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报纸放在膝头上，从敞开的大窗子里看着姑娘们一边熨衣服，一边用丹麦话谈天说地。街上刮起的一阵阵灰白色尘雾、那一股股吹得他的菜园枯萎的热风都不会破坏他的宁静。他那种滑稽可笑的表情似乎在说明他已经发现了知足常乐的秘诀。早晨和夜晚，他驾着他那弹簧货车，把刚熨好的衣服分送到各家，收集需要他浆洗和晾晒的一袋袋换下来的衣服、床单等。他店里的女孩儿们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像站在熨衣板旁边或弯腰在洗衣盆里洗那些精致的衣物时那么漂亮，她们雪白的手臂和颈子裸露在外面，两颊鲜艳得像最鲜艳的野玫瑰，她们金色的头发因水气或炎热而湿润，在她们耳边卷成一小绺一小绺湿漉漉的螺丝卷儿。她们不大会说英语，不像东妮或莉娜那样野心勃勃；但她们是和蔼、单纯的姑娘，她们总是快快活活的。谁要是同她们跳舞，就会闻到她们洗得干干净净、熨得笔挺的衣服的香味，那些衣服曾经和从詹森花园里摘来的迷迭香叶子收藏在一起。
在那些舞会中，女孩儿总是不够数的，可是人人都想轮到同东妮和莉娜跳一轮。
莉娜一点不费劲地移动舞步，简直有点懒懒散散，她的一只手时常在舞伴肩头合着音乐打拍子。假如有人同她说话，她笑笑，但很少回答。音乐似乎已经把她带进一个温柔的、醒着的梦境，她那双紫罗兰色的眸子在长长的眼睫毛下面睡眼朦胧地、信任地望着别人。她叹息的时候，呼出浓重的香粉的香气。同莉娜跳《家，甜蜜的家》就像随着潮水起伏。她跳每一种舞都像跳华尔兹舞，而且总是同一种华尔兹舞——就是那种仿佛在无法避免的命定的轮回中又回到某一点来的华尔兹。跳着跳着，你就会感到焦躁不安，就像你在潮湿闷热的夏天的炎热中所感到的那样。
当你同东妮一同旋转着跳舞跳到舞池里去的时候，你不会重复什么。每一次你都在开始一个新的探险。我喜欢同她跳逍蒂絮舞，她是那么有弹性和变化多端，总是插进新的步法和滑动。她教我违背和绕过严格的音乐拍子跳舞。假如雪默尔达老先生不是来到铁路尽头的边远小镇，而是留在纽约，用他的小提琴来谋生的话，安东妮亚的生活会多么不同呵！
安东观亚常常同拉里·多诺万一起去舞会，拉里是客车上的一位列车员，是我们所说的一种职业性的喜欢在妇女中间厮混的人。我还记得她第一次穿上那身做得像加德纳太太的黑天鹅绒衣服一模一样的平绒服装时，小伙子们全都那么艳羡地望着她。她跳舞时眼睛亮闪闪的，嘴唇总是微微地张开着，看上去真可爱。她面颊上那种常驻的暗红的颜色一直没有改变。
有一天晚上，多诺万当班外出，安东妮亚同挪威姑娘安娜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到舞厅来，那天夜里我送她回家。我们进了卡特家常绿树遮掩着的院子，我要求她一定要同我吻别。
“啊，行呀，吉姆。”过了一会儿，她把脸别开去，气愤地悄声说，“唉，吉姆！你知道你不该像那样吻我。我要到你奶奶那里去告你！”
“莉娜·林加德肯让我吻她，”我反驳说，“而我对她远没有像对你那样喜欢。”
“莉娜这样吗？”东妮气喘吁吁地说。“要是她再这样同你胡闹，我要把她的眼珠子抠出来！”她重新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出大门，在人行道上来回走着。“哼，你莫去像这些城里小伙子那样当傻瓜。你不会坐在这里削木头箱子，讲讲故事过一辈子的。你要到外边去上学，使自己成为有作为的人。我正为你感到骄傲死了呢。你不会去同那些瑞典姑娘们鬼混吧，是不是？”
“除了你，我对她们谁也不放在心上，”我说。“而你呢，我想，总是像对小娃娃一样地对待我。”
她哈哈大笑，两只臂膀一把搂住我。“我想我会是这样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我喜欢得要命的小娃娃！你喜欢要我怎么样我都依，可就是，假如我看见你老是同莉娜纠缠，我就去告诉你奶奶，就像你的名字叫吉姆·伯丹一样，一点不含糊！莉娜人倒还不错，只是——嗨，你自己也知道，她在这方面很软弱。她自己也没有办法。这是天生的。”
如果说她为我感到骄傲，那么，我也为她感到非常得意，以致当我走出漆黑的松柏树丛，轻轻地随手把卡特家的大门关上时，把头昂得高高的。她那热情的甜甜的脸儿，她那亲切的臂膀，还有她那颗忠实的心；她，呵，她依然是我的安东妮亚！我走回家去时，用轻蔑的眼光望着那些阴暗、沉寂、矮小的房舍，想着住在其中的一些愚蠢的年轻人。虽然我还是个男孩儿，可我知道真正的女人在哪里；而且我也不会再害怕她们了！
每当我从舞会回家，我真讨厌走进那沉寂的住宅，而且要很久才能睡着。快到早晨的时候我总是做了愉快的梦；有时候是东妮和我在乡下，像我们过去常做的那样，从麦秆垛上滑下来，一次又一次爬上黄灿灿的大山，然后从光滑的一边滚下来，跌进柔软的麦屑堆里。
有一个梦我做了很多次，而且总是一模一样的。我在一片正在收割的、竖满麦把子的田里，靠着一个麦把子躺在那里。莉娜·林加德赤着双脚穿过割了麦子的田走过来，穿条短裙，手里拿一把弯弯的镰刀，她满脸像朝霞一样的通红，浑身上下有一种玫瑰色的光彩。她在我身边坐下来，对着我轻轻地叹口气，说：“现在她们都走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吻你了。”
我老是盼望这样的美梦中出现的是安东妮亚，可是从来不曾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