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时期颁布了诸多禁令和限制，今天回首再看时，我们当然会感到无地自容，但它们的存在，也可能在于我们对任何稍微超出自以为完全理性的世界边缘的现象完全缺乏理解。因为，我们当时习惯于只尊崇西方的思想文化，而贬低一切非西方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一切非理性明确的现象归入低于欧洲和低劣一类。
甚至，如果这时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例如救世军，极不起眼地披着和平与恳求的外衣时，它就会遭到人们无尽的嘲笑。
人们想要看到的是明确和英勇，换句话说，是美感，人们相信这才是欧洲人应有的态度，人们囿于被世人误解的尼采思想，虽然大多数人从未听过尼采的名字；直到世上涌现出如此多的英雄事迹，让世界再也看不到纯粹的英雄主义时，这场闹剧才落幕收场。
如今，只要在街上遇到救世军会议，我都会加入进去，很高兴地在募捐盘上放一些零钱，而且还经常和军兵们聊天。这并不是说，那些有些原始的救世教义改变了我的看法，而是我觉得，曾经囿于成见的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尽量弥补我们的过错，尽管这些过错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审美堕落，尽管我们此外还可以为我们当时的大龄青年辩解。当然，我也是逐渐才有了这种认识，尤其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我很少见到救世军军兵。
我虽然听到他们正在推广一项广为传播的慈善工作，但在舍内贝格区内的一条偏僻马路上遇到那位救世军女孩时，我还是感到相当惊讶。
我肯定是一副衣着不整，需要帮助的模样，不过我那惊喜的神情和灿烂的微笑给了她莫大的勇气，她找了个顾及我面子的借口，跟我攀谈起来，并从夹在腋下的一包传单里拿出一份给我。
要是我只买了一份的话，也许她会很失望的，所以我说：“很抱歉，我没有钱。”
“没关系，”她回答道，“您来我们那儿吧。”
我们穿过几条有着城郊特色的马路，路过一片闲置的地块。
我边走边聊起了战争。
我觉得，她把我当成了一个不想工作的懒汉，甚至是个像在被逼坦白招供的逃兵。
她明显不想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而我却继续聊着战争，继续怨天怨地地骂着，至于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再说了。
突然，我们发现自己迷路了。
我们走在一条绕着一大片厂房的狭路上。走到路口时，我们发现，眼前仍是一片厂房，一眼望去，没有尽头，于是我们向左拐进一条小路，小路的入口处用一道耷拉在地，几乎没什么作用的铁丝网拦着，——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拦着，因为铁丝网后面只是堆着垃圾和废料，堆着瓦盆、或瘪或凸的喷壶，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坛坛罐罐，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们送到这个交通不便的偏僻之地来。
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开阔的田地，虽然不是真正的田地，因为现在里面光秃秃的，寸草不生，但至少也是耕种过的田地，也许在战争之前，也许就在去年。看起来像冻住的泥浪的，是那变硬的犁沟——这就是证据。可在此之后，显然再也没有播种过。
远处，一列火车从田野间缓缓驶过。身后，是厂房，是大都市柏林。
因此，我们的处境并不绝望，尽管午后的阳光如此无情地炙烤着我们。
我们商量着该怎么办。
继续徒步走到下一个村庄？
“就我们这副样子可不好见人。”我说道。
她很顺从地想要拍掉黑色制服裙上的灰尘。
这种裙子的料子跟女售票员制服的料子一样，都很粗糙，是用纸搓的细绳子编织的替代料子。
然后我发现那里夯了一根桩子，就像界标一样。
我们向那里走去。
我们轮流坐在那根桩子的细影下。
我们聊得很少，只是因为我太口渴了。
当天凉如水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城里。
* * *
[1] 原为“柏林救世军女孩的故事”，为了减少字数而改成“救世军女孩”。——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