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时代风格不仅会影响当时的艺术家；毫无疑问，风格也会渗透到同时代人的所有行为之中；毫无疑问，风格不仅体现在艺术作品中，而且也体现在构成时代文化且艺术作品仅占极小部分的所有价值中。
只不过，在面对“这种风格在普通人身上，例如在威廉·胡桂瑙这种经纪人身上，能体现出多少”这种具体问题时，人们还是束手无策。
这个做酒囊或纺织品生意的男人，与至少出现在梅塞尔百货商店大楼或彼得·贝伦斯汽机房中的风格意志有无共同之处？他本人肯定更喜欢上有城垛冠顶，内有许多小摆设的别墅，而就算没有这种喜好，他仍然是公众的一员，尽管公众与艺术家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然而，进一步仔细观察像胡桂瑙这样的人时，就会发现，这跟他和艺术家之间的鸿沟完全没有关系。
也许可以认为，在有特殊风格意志的时代中，艺术家和同时代人之间相互缺乏理解的现象并不像今天这么明显，所以即使是那个时代的胡桂瑙们，在看到塞巴尔德教堂中的一幅丢勒新画作时，也都会涌起喜悦和钦佩之心。
因为有许多证据表明，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和同时代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画家对剪布匠 [1] 和马刺匠的理解，至少和后两者欣赏画家画作时感受到的喜悦一样深刻。
当然，这是无法证实的。
也许有些变革性的东西并不怎么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也许格吕内瓦尔德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这种变化并不特别明显。
中世纪艺术家和同时代人之间是否相互理解，其实也无关紧要，因为无论是理解还是缺乏理解，一样表达了传说中的“时代精神”，就像艺术作品本身或同时代人的其他行为一样。
但这样的话，那么胡桂瑙这类经纪人的建筑艺术审美观和其他审美观的取向也就无所谓了，胡桂瑙是否从机器中获得了某种审美享受，也同样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他的其他行为、他的其他思想，是否受到那些能在生活的另一个地方催生出一种无装饰式风格，产生相对论或新康德主义思想的相同规律的影响，——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思想是否也承载着这种风格，也受到那种以可理解的形式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风格的影响；也就是说，作为思想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时代发现且在这个时代有效的真理，是否完全一样承载着这个时代的风格，是否等同于这个时代的一切其他价值。
只能如此！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真理不仅是一切其他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且人的行为也在真理的指导之下，可说是事事处处彰显真理：无论做什么，他在任何时候都觉得是合理的，他用自认为是真理的原因解释自己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系列的逻辑证明，他的行为总是正确的——至少在行为发生的那一刻。
如果他的行为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那么他的思维也不例外：从实践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决定是行为先于思维，还是思维先于行为，是生命至上先于理性 [2] 至上，还是理性至上先于生命至上，是我在 [3] 先于我思 [4] ，还是我思先于我在，——只有理性的思维逻辑仍然可以理解，而构成任何风格的非理性的行为逻辑，只能体现在创作完毕的作品中，只能体现体现在成果中。
但与此同时，在逻辑思维的本质，与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和无价值之间，这种极其密切的联系也同样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即这种思维模式支配着胡桂瑙这种人，并迫使他这样而不是那样行事，给他规定了做生意时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让他这样而不是那样拟定合同，——胡桂瑙这种人的所有内在逻辑都被归入时代的整体逻辑之中，并与渗透到时代创造精神及时代可见风格中的逻辑产生本质联系。
即使这种理性思维，即使这种理性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只是一条绕在多维生活上的一维细线，但这就是飘荡在逻辑空间抽象中的思维，也是多维事件及其整体风格的缩写，差不多等同于立体空间中的装饰是可见风格效果的缩写，是所有这种风格的作品的缩写。
胡桂瑙是一个务实的人。
他务实地分配自己一天的时间，务实地做着自己的生意，务实地拟定和签订合同。
一切都以一种完全没有任何装饰的逻辑为行为依据；这种逻辑要求处处无装饰这一结论，看起来不太大胆，甚至看起来又好又正确，就像一切必需之物都又好又正确一样。
然而，这种无装饰与虚无相关，与死亡相关，背后隐藏着吞噬时代的死亡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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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羊毛织物起绒后长度不等的羊毛纤维修剪下来的手艺人。——译注
[2] Ratio。本文中的名词“理性”一词翻译自“die Rationalitt”、“die Vernunft”、“das Vernünftige”、“die Ratio”、“das Rationale”，除了“die Rationalitt”之外，分别用上标“*”、“**”、“#”、粗体表示，以示区别。——译注
[3] das Sum。
[4] das Cogito。
